第五章 送别 1971 年新年并无不好的兆头。 当然,父亲已十分衰老了,而且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对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起了 相当重要的作用。问题甚至并不在于整个没收过程中那种赤裸裸的放肆态度。在最 后一次同佩尔谢的谈话中父亲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已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这也是实情。而今天他根本就不存在。仿佛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人。甚至在正 式出版的国家之间的通信集中,致我国政府的信件都署有对方姓名,而我国的信件 则含含胡胡地署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报刊上偶尔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也必定要加上千篇一律关于唯意志论的提法。 即便在这种场合也往往宁可不提名,只留下“唯意志论”的字眼。 父亲的心中,因原先朋友的叛卖而引起的委屈与痛苦同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状况 不妙的消息夹杂在一起。父亲在位时的革新措施悉被取消,又恢复旧的一套,情况 却愈来愈糟,商店的货架眼看着愈来愈空。过去的一切努力均已付诸东流,并未达 到目的。 “主要的是让人们吃饱穿暖。”父亲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对于内战时期的饥荒 和经济崩溃、乌克兰战后的饥荒、弃置路旁的冻死骨、人吃人现象,他始终记忆犹 新。为了使这一切不再重演,为了使我国有资格在世界上那些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 中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他曾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全部旺盛的精力。 过去他在位时,也有不如人意之处,许多想法遭到挫折、失败;而现在呢,父 亲看到,在当局的纵容甚至协助下,残存的不多一点东西也给搞掉了。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似乎整整一生全部虚度了,曾花费多年顽强劳动搞起来的 一切都在污水中腐烂了。从风起云涌的60 年代至70 年代的停滞时期之间的过渡 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的体力也已是灯尽油干,离80 岁不远了。 1971 年初的冬天父亲已大不如前。可以明显看出,机体衰弱了。显然,已经 到了那个所有器官一下子全都开始出毛病的生理时刻。他愈来愈多地被忧郁的念头 所支配,他伤心地抱怨说: “已经到了我对谁都毫无用处的时候。我只是白白地活在世上,不如一死了之。” 我们当然尽量精神振作地反驳他,对这种情绪表示反对,但我们的坚决反对并没有 收到预期的效果——父亲眼看着愈来愈忧郁。显然,这并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他 心中某种深刻过程的表现。 尽管如此,表面上生活并无变化。作息时间仍然照旧。我上面已经提到,父亲 又悄悄地开始口授回忆录了。 春天到了。如往常一样,4 月17 日,那些敢于来波得罗沃达利涅耶的人又聚 在一起给父亲祝寿。他仍然不鼓励亲友们这种通常的聚会,嘴里嘟嘟囔囔,但大家 的厚意当然使他感到高兴。按照惯例大家都来到草地上,在“游蛇出没的小山丘” 上站了一会儿。土壤开始变暖,出现了第一批花朵。大家在菜地里走了一圈。父亲 生病期间,田园荒芜——缺少主人关心备至的照料。 父亲在菜畦之间走了走,用拐杖戳戳地面,叹了口气向我们宣布说: “医生不准干活,所以今年菜地就不种了。”他说这番话心里是很难过的。大 家异口同声地一齐表示反对,连最懒惰的人也不例外。 我们还是齐心协力把菜园搞起来了,诚然,比往常小一些。土壤融化后,来了 一些朋友,大家一起翻地,整地,播种。父亲十分满意,他在一旁看着,务使一切 都干得合乎科学的要求,还责骂我们“笨手笨脚”,他给大家示范应当怎样平整土 地和怎样给菜畦选择好土。 春日里暖融融的阳光、万物复苏的景色使他的忧郁情绪一扫而光。父亲仿佛又 恢复了常态:精力充沛,老是笑容可掬,干劲十足。只是已经不能自己拿起锄头或 铁锹干了。挥舞那么两三下后,他就脸色发灰,呼吸也困难起来,他回去坐在那把 形影不离的小折叠椅上。喘过气来后,忧伤地开玩笑说: “如今我成懒汉了。只能发号施令。”他自己一直不能干活,便满怀希望地盼 着周末。“人手”未到之前在脑子里盘算好行动计划。活儿很多。得在两天之内干 完过去他自己一周的活。 子女们总算盼来了。通常除我以外,有列娜的丈夫——维佳,孙辈尤莉娅和尤 拉来得较少。拉达和阿朱别伊更多地是在自己的别墅度周末。 父亲把我们这个他所谓的“生产队”带到地里,分配工作,自己则监督工作完 成情况。工作渐渐使他入迷,他开始发布指示,为我们的差错发火。 他终于按捺不住,跑过来开始示范:怎样握锄头或者怎样拔除蒲公英。我们千 方百计地把菜园维持下来,执行他在农艺方面的指示。菜畦看来还不错。 夏天来到,7 月临近了。我决定在别墅庆贺自己的生日。一帮吵吵闹闹的人在 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相聚。人人都认识并尊敬父亲,他既高兴看到熟悉的面孔,也高 兴同“新人”打交道。我们这些亲人很有点让他觉得厌烦了。 父亲照例把大家带到菜园里。在听到当之无愧的夸奖后,他必定要对助手们的 低劣技能抱怨一通。然后大家一起进屋,他邀请我们接受音乐“款待”。 客人们挤满了父亲的卧室,他的电唱机放在这里。 父亲预感到听音乐的愉悦,他开始摆弄象小山一样堆放在安乐椅旁小桌上和窗 台上的唱片。我们都知道有哪些节目,但谁也没有去破坏这个程序。 父亲在唱片中翻寻了一阵,笑着说: “先听乌克兰歌曲吧,我最喜爱的歌。”大家一致赞成。 于是响起了《我弹起了班杜拉》……最后是科兹洛夫斯基演唱的最令人喜爱的 几首歌曲。 父亲坐在安乐椅上,眼睛半睁半闭,嘴唇在翕动,他在轻声地跟着唱。 接下来是俄罗斯民歌、歌剧的咏叹调,最后以鲁斯拉诺娃的歌声作结束。 充满激情的歌声使父亲想起了他的青春岁月。 音乐会终于结束,大家在林中徘徊。主要的款待——烤羊肉串需点起篝火。客 人们纷纷拾柴禾去了。 父亲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上了他的哈谢尔勃拉特相机,轮到了摄影仪式。 起先是大家在篝火周围合影留念。然后客人们要求与父亲合影。 这是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最后一次聚会…… 7 月底我打算去休假,想同往常一样开车带帐篷去旅行。后来我犹豫了。 我征求父亲的意见。 “你在这儿无事可干。只会碍我的事儿。走吧。”他撵我走。 父亲最受不了的是他身不由己地需要特别照料,因而使亲人不得不放弃自己计 划的念头。他最怕成为我们的累赘。 没有特别值得担心的理由,我就出发了。我一路上经常打电话回来,一切正常。 一个月后我回来了,打算余下的假期在家里过。父亲看上去同原来一样。 妈妈对我说,我不在时他又谈起自己活着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几次提到自杀。 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祖比克认为这类谈话不可等闲视之,他同父亲谈 了许久,并建议妈妈不要让他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阵发性忧郁症过去,父亲又有 说有笑,继续散步了。 8 月底,孙女尤莉娅把早就要求见见父亲的叶夫恨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 图申科带来作客。父亲见客人来了十分高兴。他们一起呆了几个小时,父亲讲述了 斯大林去世、逮捕贝利亚的经过。 父亲退休后,我经常给他拍照、拍电影。过去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干,记录他的 每一句话、照下他的每个动作的人实在太多了。家里积攒了成堆成堆的相册。现在 没有人来同我竞争了。其实也没有人订购我的作品。但我坚信,早晚有一天我的材 料也是历史所需要的。 当时我坚信这必将在我有生之年得以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信心不足了。 我愈来愈多地考虑这个问题:这些材料交给谁?看来,赫鲁晓夫的名字完全被遗忘 了,有的好心人则卓有成效地用笑料塑造出一个斯大林的侍从丑角、没念过多少书 的专门鼓吹种玉米的怪人形象。 那年我搞到一部与录音机同步的电影摄影机。最近几周我起劲地拿父亲同疗养 院休养者的会见作试验。 如今该拍叶夫图申科了。我只听到谈话的片言只语,全神贯注地进行拍摄。我 记得他们谈起了双方都难以忘怀的60 年代,当时父亲曾讲过许多措词尖锐、并不 公正的话,使得他同真诚支持他的事业并产生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家、画家、电影 艺术家分离开来。 父亲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些会见。如今他反复思考当初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发 生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价自己的讲话。他对叶夫图申科说,他为自己当初 对艺术界年轻人所说的那些尖刻话而深感内疚。 大家一起回到屋里。父亲觉得冷,吩咐上茶。这时该叶夫图申科唱主角了。他 讲起了不久前周游全国各地的情况。最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当代青年对斯大林时代的 镇压的规模全然不知。他说,不久前去了贝加尔湖,会见工人、知识分子,并谈起 了斯大林的镇压。对于当时大约有多少人遇难的问题,回答是:两千来人。有人出 来纠正说:不止这么些,是两万来人。可见,他们连当时的大致情况都不了解! 叶夫图申科不久即起身告辞。父亲到门廊上送客。叶夫图申科感谢父亲的盛情 接待,还邀请父亲到他家作客…… 秋天到了。 我的假期结束了,我只是每到周末才去彼得罗沃达利涅耶。 9 月5 日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妈妈到拉达家的别墅去作客。路程不近,约有60 公里,这样的出行简直成了旅行。这样父亲的生活更加多样化一些: 他同新人见面,获得新的印象。 遗憾的是,这次旅行并不顺利。父亲很不舒服,觉得心里发紧。妈妈让他服了 药,他勉强在那把随身携带的小椅上坐了一会儿。后来便提前回家了。 父亲又服了药,尽管并未奏效,不过似乎情况没有恶化。大家决定星期天别去 打扰医生。 入夜并未好转,黑暗压迫着胸部,呼吸困难起来。父亲唤妈妈去:为防万一, 通往她房间的门是不关的。 “陪我呆一会儿吧,我不知为什么挺难受的。看来我是活不过今年秋天了。” 父亲象孩子般惊吓地对她说。 早上别祖比克到了。他看了看,听了听,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征兆,不过他建 议住院治疗。父亲不想住院,医生也没有坚持。但白天又发作了一次,别祖比克态 度就十分坚决了。诚然,父亲也听从了劝告,只是要求让他乘“伏尔加”去。他很 不喜欢急救车,他说坐在里面觉得自己跟死人差不多。别祖比克同意了。大家开始 等车。 妈妈往我单位上打电话。她说,父亲要住院了。我丢开手头的事情,飞快赶赴 别墅。但晚到了一步。父亲已经送走。家里只有妈妈一人,她心神不安,有些叫人 觉得可怜。她仿佛试图自我安慰,对我解释说,父亲不是心肌梗塞,这就好,不过 自我感觉很糟糕。“或许会熬过去吧。”她信心不足地最后说。 我习惯性地把录有父亲最近一次口授材料的磁带取下来,装进自己的公文包。 又往录音机上安了一盘新带。我在父亲的安乐椅上坐了一会儿,心乱如麻。 别祖比克终于来电话说,他们已平安到达,父亲情况尚好。暂时不能同他讲话 :他已被送到病房,然后要照心电图。晚上可以去看他。 有一次父亲病倒了,我问过医生别祖比克这赫赫有名的“情况尚好”是什么意 思。他沉默了一会儿,看看天花板,小声对我解释说,父亲年事已高,随时可能出 事。如果很难预料,我们说“不好”。此外无论何种情况都用“尚好”…… 父亲又进了医院,又是老一套情况尚好。 晚上我去看他。他气色不错,精神满好:正坐在床上看电视。看来心脏没事儿 了。他不让我久坐,半开玩笑地撵我走: “不必在这里浪费光阴。怎么,你没有事情可干?回去,问你家里的人都好, 别影响我,瞧我工作多忙:到时服药,量体温。这儿不让我们感到寂寞。明天带几 本书来看看。”语调也好,话语也好,都已十分习惯,我不禁受了影响:一切正常, 很快一切都会过去的。 但我第二天带去的书已经用不着了——夜间突然发生最严重的心肌梗 塞。医生甚至避免让父亲去复苏病房,担心他经不起颠簸。 我悄悄走进病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床边挂着的输液瓶。父亲看上去很不好: 面色苍白,呼吸困难并时断时续。他已经离不开氧气,不过还有呼吸。 氧气靠两根透明管接到鼻孔旁。透明管用胶布贴在脸上。父亲还有精力开玩笑, 他对在床前值班的护士说: “我的胡子弄乱了,请您给整理一下吧。”他周身挂满了传感器,荧光屏上又 是那条绿线在闪现。 别祖比克没有安慰我,他说父亲的情况特别严重,随时都可能死亡。唯一的希 望是父亲的机体在他那个年龄算是相当健壮的。 我当然愿意相信任何乐观的估计了,可是……一天过去了,而情况并未好转。 这些天来我们大家——妈妈、姐妹和我在父亲床头轮流守候。星期四早上,我 打算下班后去医院,便给值班护士去了个电话: “还有呼吸。”她简短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便把电话挂了。 我奔向医院,医生解释说,昨天夜里情况极其糟糕。父亲出现了钱恩—斯托克 斯式呼吸,不过抢救过来了,病情稍稍稳定下来了。 我从1953 年3 月发布关于斯大林的病情公报那时起就记得钱恩—斯托克斯呼 吸这个赫赫有名的术语。这个词散发着坟墓的冷气,它意味着必死无疑。 我小心翼翼地把门稍稍推开,往病房里瞥了一眼。父亲躺在一张高高的床上。 他见了我想笑,却笑不出来。我坐了一会儿,试图讲点什么事情,却老讲不下去。 父亲闭眼躺着,——不知是睡着了,还是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不,他睁开 了眼睛。 “走吧,”他含糊不清地开起了习惯性的玩笑,“没见我正忙着吗。别浪费时 间……”我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妈妈、拉达和列娜来替我的班。星期五,父亲稍 有好转。举行了一次会诊,大家确认病情与病历所载的昨日病情相比,不是极其严 重,而是十分严重。不过,就连这个说法也使人产生了一线希望。 第二天,9 月11 日,父亲又略微好了一些。我去电话时妈妈正在医院里,谈 到父亲的病情她是这么回答的: “这儿人很多,我和拉达都在,所以你现在别来,要不他会发火,会撵我们走 的。我们再坐一会儿就走,你晚点来。”我下楼到院子里备车。过不一会儿我得回 屋取个东西,就上楼了。还没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声。我跑过去拿起听筒。这些天每 次来电话都让人担惊受怕。 这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父亲情况很不好。赶快来。”5 分钟后我就到了,却不让我进病房。 妈妈坐在走廊里的木制长沙发上: “我出去了一会儿,我一回来……就见医生们在给他做什么……是复苏医务人 员……他们让我出去。我只听见他们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吸气!’”我 坐在妈妈身边,护士和医生们从旁边跑来跑去。谁也没有理睬我们。 我看到最近在父亲身边值班的那位熟悉的护士。便急忙过去。 “很,很不妙。”她边走边摇头道。 “没希望了吗?”“是。看来是……”我走到妈妈身边,说情况很不妙。她表 情呆滞。 名叫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值班医生从病房里出来了。我们认识她已有 许多年,因为她很早以前就在这家医院工作。 她默默地坐到妈妈身边。 “他很疼吗?”妈妈有些慌乱地问道。 “不……现在已经不大疼了,”叶夫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压低嗓门回答说。 这样的回答看来使妈妈产生了某种希望。她又开始问起什么来。叶芙根尼娅· 米哈伊洛芙娜沉默不语,半天不回答,后来才下定决心,搂住妈妈,小声他说: “他死了。”妈妈哭了起来,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也在她身边哭。 我打电话回去,半小时后家里的其他人全都来了。人们把我们带到旁边的一间 空病房里,让我们先等一等。妈妈哭着。过了一会儿,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 叫我过去,准许我走进父亲的病房。 在病房门外的楼梯口,三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贪婪地抽烟,他们是复苏医务 人员。他们以同情的眼光目送着我。 我独自走进病房。父亲已面目全非。他完全是另外一张陌生的面孔:鼻子变尖 了,出现了鹰钩鼻。下颔部缠着绷带。床单一直盖到他的下巴。墙上溅满殷红的鲜 血,好大一片。这是复苏工作人员竭尽全力后留下的痕迹。 我的嗓子眼儿一阵抽搐,但我明白,不能让感情自由宣泄,不能失去自制,还 需要精力。我站了几分钟,手触到父亲的脸上,脸愈来愈凉。我在前额上亲吻一下 就出来了。我两腿发沉,脑子里一片混沌。 我走进我们全家人所在的那间病房。不禁想到妈妈看见父亲时会有多么难受, 于是我有口无心地问道: “要不你这会儿就别去了?”“瞧你说的!”她很吃惊。“一定得去。”大家 都来到父亲的身边。坐成一圈儿。我站在后边紧挨窗户的地方。静默不语地坐了一 段时间。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一直仔细看着妈妈,她附在我耳朵边上说: “该离开了。给尼娜·彼得罗芙娜说一声。”我们走了出来。太平间的带担架 两轮车已在门外等候。他们把父亲推走。 我们护送着到电梯口。电梯门合上了。大家往出口走去。 路上,叶芙尼娅·米哈伊洛芙娜用旁人听小见的声音问道: “尼基塔·谢尔盖维奇有金牙套吗?”“有啊,”我不解其意。 “有几个?”我耸耸肩膀。她没有向我解释,到了太平间前总理的金牙套照样 给拔掉,那里可是人人平等。而我对生活的这个侧面根本不了解。 我们来到下面。父亲的专车在门口等着妈妈。 妈妈和姐妹们上了车。 一切都结束了……? “谢尔盖·尼基季奇,稍等,一会儿,”叶芙根尼娅·米 哈伊洛芙娜犹豫了一下。“死亡证明书、葬礼的事情怎么办?”这时我终于明白过 来,往后还有一大堆麻烦事。过去我没有接触过葬礼的事情。 这些年来,同父亲有关的一切问题、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都是通过卫队长进行的。 要求和希望都是向他提出。他点点头,并在几小时、几天或者几星期之后带来不具 名的答复:什么事可以,什么事不行。 我跑到医院去找最近管卫队的孔德拉绍夫或是洛德金,但他们均已不见踪影。 他们的被监护人一死,他们的职能就算完结了。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知道我指望不上,便亲自出马。我们来到医院的值 班室。 一张大桌子上放了一排电话机。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列宁图书馆的灰色大 楼。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坐到桌旁,信心十足地拿起手边的一个听筒。 然而等待着我们的是一连串的挫折。我看不见也不认识的谈话对方什么也回答 不上来:他们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应当由另一个单位的人来拍板。他们绝对无法 作出任何决定,便匆匆结束了这次他们觉得“危险”的谈话。 最后,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把电话打到她的一位上司那儿,但此人也不 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可否把死亡证明书给我? 葬礼如何举行——按国家要人规格还是按照个人规格? 一切都发生在星期六,我们当然想尽快把有些事情问清楚。她说,死亡证明书 可在尸检后给我,眼下则什么也不要干。 不难理解,同父亲的去世和葬礼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将在最高一级解决,现在谁 也不会出面张罗。 我尽管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脑子不大听使唤,却仍然很清楚往后的事情都落在 我身上,所以渴望采取行动。 叶芙根尼娅·米哈伊洛芙娜安慰说: “过一两个小时一切都定下来了自会通知您。”我终于明白了我无论怎么想干 点什么都无济于事,便驱车回家了。家里空无一人,全都去了彼得罗沃达列涅耶。 我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徘徊。想起了一些片断,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父亲的样子, 当时我觉得这很重要。喉头再次便住,我哭了。过后我好受点儿了——我再次控制 住自己。 意识到下面这点十分痛苦:就连父亲死后的命运也要由异己的、敌视他的人来 操纵,这些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使赫鲁晓夫的名字淹没在官方的报道中,甚至根本 不想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不幸。 我对此无法容忍,便决定自己采取行动。去世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一生 做了许多好事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尽管如今对他缄口不提,甚至讲他的坏话,但我 知道,也还是会有人同情我们,并同我们一起在他的灵前默哀的。 我拿起听筒,拨了我所熟悉的一名英国记者的电话。通过他全世界都可知道这 条消息。他马上拿起听筒,仿佛在等我的电话。他向我表示了哀掉,但从声音可以 听出这是发自肺腑的。他尽量安慰我,并劝我不要自己主动采取什么行动。 “别瞎忙。快去帮助母亲。你自己什么也办不成。要等待。等有关部门作出决 定,你只需服从就是。晚上再通电话吧。”他清醒地判断道。 这个主意有道理,我决定去彼得罗沃达利涅耶。 临走前给别墅去了个电话。是列娜接的电话。 “这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回来就发现房子上了锁!门口站着卫兵。 只要上司不发话,他就不想放我们进去。妈妈当时就打算往回走,我们好不容易才 把她劝住。”诚然,两名卫队长很快到了——看来,他们是在向上级报告后就回来 了。 所以把房门打开了,但父亲那间房不让进——贴上了封条,门口站着哨兵。 列娜是我们家公认为最不妥协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她更是义愤填膺:她快要气 炸了。 我家的生活总是以父亲为中心,这已成为惯例。每迈一步都不禁要拿父亲对某 种行为会怎么看来检验一番:看他是夸奖呢还是保持沉默。 因此,他的去世对我们说来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可亲可爱的人;似乎事物之间 的联系瓦解了,我们生活的进程受到破坏。这扇贴上封条的门仿佛就成了这一坍塌 的象征。 我前往别墅。 列娜所讲的事情经过,我并不感到意外。谢尔戈·米高扬已给我讲起过类似的 情形。近几年这种做法已成惯例:千万别让什么文件丢失了。我想,这类行动的依 据与其说是害怕泄露国家机密,倒不如说是担心发现有关迄今健在的领导人的评价、 笔记。专门抽调人来干这项工作。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失掉亲人的家属会是什么 心情,倒是没有人去操心。同样,诸如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这类小事,也不会 使任何人感到不安的。 半小时后我来到别墅。这段时间内尚未出现新的情况。站在父亲卧室门口的哨 兵左右脚替换站着,从他那慌乱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很不自在,为大家感到羞愧: 既为自己在这悲痛的时刻讨厌地呆在人家家里感到羞愧,也为那些派他来的人感到 羞愧。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也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我们只是尽量不去理会他罢了。 我去找孔德拉绍夫,弄清下一步的安排和我们怎么办。他说,中央要来人检查 父亲的私人物品并作出处理决定。 这样一来,我们就准备接受搜查了…… 夜幕降临。但情况并无变化——我们没有得到从外面来的任何消息。我终于忍 不住了,又来到卫队值班室。原来消息是有的,但孔德拉绍夫竟然认为关于成立了 一个以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波戈柳波夫为首的清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档案工作组 的消息不必通知我们。该工作组成员阿韦季相和库夫申诺夫已在来别墅的途中。库 夫申诺夫我认识,他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我曾为日常生活问题同他打过交道。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阿韦季相我则是头一次听说。 我打算预先通知妈妈,以免对这两位的到来太感突然,但我还未及结束同孔德 拉绍夫的谈话,汽车就开到了门前。下来两位身着深色衣服、头戴深色礼帽的人。 他们在门口踏步,没敢往里走。库夫申诺夫我倒认出来了,另外那位中等身材、戴 一副金色细镜框眼镜的人,想必就是阿韦季相了。 我同扎德拉绍夫一起出去迎接他们。库夫申诺夫表示鼓励地跟我握手。 我请他们进屋。孔德拉绍夫跟在我们后面。他们向妈妈表示慰唁,并为闯入私 宅深为抱歉,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样的程序,而且并非他们制定的。 他们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他们把哨兵支开,撕掉封条,把门打开,手 里就有门上的钥匙。又问我们要了房内保险柜的钥匙。 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文件和录音磁带。我还记得没收回忆录材料的经历,便保 持沉默,干预也无济于事。 清理完保险柜,又往下进行了。录音磁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收走。对我们的 解释不予理睬:音乐磁带,早操录音,空白磁带,见什么装什么。妈妈不知怎的很 不愿意交出早操的磁带。喊操人开始的话是: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早上好!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们软弱无力的 抗议并不奏效,客人们丝毫不为所动。诚然,答应在听完后把没有历史价值和不涉 及国家机密的所有材料如数归还。的确,早操磁带几个月之后在多次提醒下还回来 了。其余的磁带,包括原打算用于回忆录的空白磁带,都留在那里了。 清查父亲的文件并没费什么周折。他实际上没有档案。他的全部公文都放在中 央,回忆录去年收走了,而来往信件又引不起我们“客人”的兴趣。 他们有条有理地对房间进行了检查。所有的抽屉、盒子、衣柜都一一看过,又 把堆放在安乐椅旁边桌上和窗台上的书翻了个遍。凡是感兴趣的纸片他们都要仔细 察看,再给妈妈过目,阿韦季相随即装进他那个其大无比的公文包。不知为什么唱 机竟引起了特殊的注意。 列娜和我张皇失措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一言不发,如前如述,我知道 任何干预都毫无意义。我已经有过体验了。列娜却怒火满腔,老说些挖苦话。当阿 韦季相在窗台上的书中找到一首打印的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斯大林的诗,看完后往公 文包里塞时,列娜按捺不住了。 有一次列夫·安德列耶维奇·阿尔齐莫维奇偕妻子涅拉前来向父亲祝贺生日。 这首诗是他们送的礼物。列夫·安德列耶维奇在角上写下了致父亲的意味深长的献 词。原文我记不清了,不过其中讲到镇压,讲到二十大的清风。 总之,毫无反叛的东西。就是这篇献词引起了阿韦季相的特别注意。他问诗是 谁写的,听说作者为曼德尔施塔姆,他哼了一声,又问加写上去的话出自谁的手笔。 这时列娜控制不住,愤怒地对阿韦季相说,他没有权利没收院士给父亲的礼物, 这是我们全家的纪念物。 他们默默地听完了列娜的驳斥。等她一口气把话说完,阿韦季相以平淡而安详 的声音彬彬有礼地解释说,附有阿尔齐莫维奇致赫鲁晓夫献词的曼德尔施塔姆诗篇 是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因此应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怒气冲冲的列娜跑出去了。 还没收了什么呢?我记得有中央主席团庆贺赫鲁晓夫70 寿辰的贺信原件,信 上有全体主席团委员的亲笔签名,我已在本书第一章中引用了贺信的全文。这里提 醒一下,信中说他们全都为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和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到幸 福,祝他健康长寿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封贺信当时曾在各报上刊载。没收这封贺 信是理所当然的。今天贺信中的措词显然不符合时代精神。 可为什么要把由加里宁签署的勋章证书收走呢,我们始终弄不明白。此外再没 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阿韦季相同志要我们一旦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就向中央报告。他强调说,同赫鲁 晓夫一生有关的一切文献都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 我已经懂得这种话值几文钱,妈妈却诚心诚意地提出: “我保存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录音、录有他声音的唱片、历次代表大会的其他材料。”阿韦季相说,这些材料可 以留在家里…… 外面天色全黑了。我看看手表:8 点刚过。 但是我们的客人一直没有提到一个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报道和在 什么时候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及如何举行葬礼。 我一直等着他们提到这个问题,可奇怪的是竟然没等上。工作组大功告成,打 算离去。直到这时我才问有没有关于葬礼程序的决定。原来有这个决定。是他们自 己没有想起来,因为一直操心别的事情。 一切都安排好了:葬礼将是非官方的,家庭性质的,在新圣母公墓举行。 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在星期一公布,同日上午10 时在孔策沃医院遗体告别, 12 时举行葬礼。安葬费用由苏共中央承担。 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毫不拖延。库夫申诺夫留下了单位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要是举行葬礼方面有什么问题,请直接找我。”妈妈说,她已给基辅去电话。 明天尤莉娅·尼基季奇娜和丈夫、其他亲戚就到了。 这时我才明白,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人们最早在举行葬礼时才能听到,甚至 还要晚。当然啦,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并非偶然。我决定凡是能通知到的都打 电话通知,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葬礼的消息。我气愤到了极点,我一度强烈地 希望粉碎这一卑琐的可憎的挑衅行为。不过我很快就清醒过来,认定他们的这类行 为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我们的任务是体面地安葬父亲。 晚上我按照事先的约定给我的朋友英国记者去电话。他对我说,世界各大通讯 社都播发了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而且播发了长篇评论、分析文章,这些报道总的 调子是肯定的,没有攻击。对父亲在贯彻和平共处政策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也指出了他所做的其他好事。“打开收音机听吧,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你的父亲。” 他最后说。 心里好受点儿了。在一连好多个小时的紧张之后,十分需要听听善意的话。 我把这次谈话内容对家人讲了,又坐到电话机旁。我给朋友、熟人去电话,通 知葬礼的时间,他们免不了慰唁一番,我则让他们通知所有能通知到的人。 当然,我马上就想到米高扬。我很想邀请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参加,他是 父亲的老朋友,也是1964 年10 月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唯一支持父亲的人。 同时我也知道,米高扬处境困难,他同父亲一样,不受当权者欢迎。他若在葬 礼上露面可能被当成一种挑战。我踌躇再三,拨了谢尔戈家的电话号码。 他在家,却还一无所知。 他向我说了一些表示同情的安慰话,保证一定去告别,并说今天晚上去别墅时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父亲。 我在给朋友和熟人打电话时,突然想到既然定在10 点告别,那么大家天刚亮 就得起床:要到郊区的孔策沃医院去啊。当时这比现在要复杂得多。那可是地地道 道的郊区。 我同家人商量后,决定给库夫申诺夫去电话,要求把开始告别的时间往后推迟 一下。时间已是晚上了,我给他家里打电话。他特别客气,却寸步不让,因为他显 然接到了死命令,于是库夫申诺夫表示,决定已经作出,再找不到另外的告别室, 告别时间也不能动,还有其他死者呢。那里也排着队。那些人也很伤心。再说葬札 的时间也根本不能动。 看来,他很不乐意老讲这话,便换了个话题,说明天要在墓地上造坟。 他建议我去看看地方,如果不中意,可另选一处。他答应给公墓去电话,作一 些必在的吩咐。 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一美意特别重要:我们找到了一个显眼的、便于瞻仰的地方 来造坟。 老实说,我们都盼着政治局委员中会有人打电话来。因为父亲同勃列日涅夫以 及其他人岂止是共事了几十年: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父亲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大家 很有交情,过从甚密,他们对妈妈和我们全家都了解。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 在死神面前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政治上的冲突还有什么意义呢?诚然,为了懂得这 一点,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素质。 他们当中一直没有人来电话…… 夜深人静时我们打开收音机,我们想避开窃听,便来到门廊上。我们就在寒冷 漆黑的夜晚坐在一张长椅上,收听突破自然干扰和干扰台的噪声传来的各种各样的 “之音”。除莫斯科电台外,它们都在讲父亲去世的消息,都在宣读有关的报道、 评论、回忆。 广播中也传来了致苏联政府的第一封正式唁电。发唁电的是当时不大知名的马 达加斯加政治活动家、后来成为该国总统的拉齐拉卡。看来,马达加斯加那边的人 对我国内部相互关系的微妙之处不大了解,却挺懂国际礼节。 吊唁的函电给部长会议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造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谁也不知道 拿这些函电怎么办。然而毫无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很快就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我们从邮电局一再道歉的邮递员手里收到一封又一封肮脏的、漫不经心地撕碎的公 文,那都是政府首脑、总统、共产党领导人、社会活动家的信函,还有来自怀念和 尊敬父亲的人的最可宝贵的唁电和唁函,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新年前才 告结束。邮件数量很多…… 唁函唁电积了不少——整整一手提箱。我翻弄着一束束唁电、唁函,随便挑出 几份来。这里有铁托和卡达尔、范范尼和吉科宁、杰克琳·肯尼迪和汤普森大使一 家、农场主哈斯特一家和雷里赫一家(父亲对哈斯特一家和雷里赫一家怀有特殊的 亲切的友情)……这里当然不可能一一列举。 信件有的寄到家里,有的寄往我姐姐拉达所在的《科学与生活》杂志,也有干 脆寄往莫斯科赫鲁晓夫遗孀名下的。许多唁电唁函一直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其中 包括马达加斯加的那封,这些函电我们是从报纸上了解到的。 这年年末和第二年年初,妈妈一直在写回信,感谢人们的慰唁。诚然,我想她 写的信也并非每封都送到了收信人手里。 其中的一封回信有着特殊的经历。 院士安德列·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就父亲去世写来了十分亲切的话语。 他已经很不受欢迎,而他同当局的龃龉早在父亲执政时即已开始。50年代末,在我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眼中,他——最年轻的院士、“氢弹之父”是一个传奇式人物。 我同他甚至连点头之交都谈不上,但父亲经常讲起他的经历,对他甚至可以说(我 找不到别的词儿)有点崇敬之情。 就连他俩在我国于暂停核试验之后恢复核试验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关于在新地 爆炸一枚数百吨级特大装置决定的道义方面的争论也对此并无妨碍。 他们互不理解,没有共同语言。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赫鲁晓夫胜利了,因为 他握有实力。主意由他来拿。那一系列试验以震惊世界的爆炸而告终。 这次顺利完成的工作照例又是以颁奖作结。这次颁奖面特别广。尼基塔·谢尔 盖耶维奇通常是不仔细过间这些事情的,由各主管部门拟好名单,中央主席团只需 草签嘉奖令。人们向父亲汇报说名单已经拟好,只需获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签发颁奖令即可,当时我偶然在场。事情发生在别墅。 父亲问助手,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名单上有没有萨哈罗夫院士。在此 之前萨哈罗夫已两次获得英雄称号。 结果没有萨哈罗夫的名字:据说他没有积极参加,而且反对进行试验。 父亲感到气愤。他高声说道,这太不象话!萨哈罗夫对我国国防贡献很大。即 使大家观点不同,但每个人都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我们干的是国家领导人工作,而 他干的是学者的工作。他们进行争论,发表或讨论各种观点、作法。这是好事。这 样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我们不同意萨哈罗夫的意见,没有听从他,这样对他的 嘉奖就更能说明政府对他的观点是何等地尊重。要同萨哈罗夫这样的人谈话,劝说 他们,他们许多事情都不懂,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远离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 许多波折,殊不知这方面的肮脏东西比想象中要多得多。而且萨哈罗夫的见解无论 多么天真幼稚,却很有意思。 这些见解都发自内心,出于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愿望。应当听取这些意见。 这样,安德列·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就第三次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他们各自踏上了艰难的途程。父亲退休后目睹萨哈罗夫院士与苏联领导人之间 继续彼此疏远的过程,感到痛心,他说,对这样的人应当与之交谈,而不应训斥。 要听取他的意见,同他展开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才能取得 共识。他们却把他当成自己的敌人。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们沿着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小径散步时,父亲不止一次他说到萨哈罗夫的遭 遇,说来难于置信,但他俩——赫鲁晓夫和萨哈罗夫却都同样处于持不同政见者的 地位。诚然,就不同意当时政策这点而言各人的角度不同,但主要之点没有变,即 他们关于如何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正的想法根本没有人需要,若是根本没 有赫鲁晓夫、萨哈罗夫和其他许多到头来在祖国找不到安身之处的人,那可就太平 多了。 眼下妈妈就萨哈罗夫的唁函写好了回信,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寄到萨哈罗 夫手里。尽管知道地址,但通过邮局是肯定交不到的。我决定亲自送去。不必隐瞒, 我很想认识萨哈罗夫。 需得驾车走很远到一个陌生的区去。当时又在开始对我盯梢了,因此我在驶近 索科尔的沃洛科拉姆公路岔道口时发现两辆熟悉的“伏尔加”并不感到奇怪。 我在休金的街道上转来转去,却老是找不到要去的街道。我在询问了稀稀落落 的几个行人后,才终于找到了那座楼。车开不过去,前面没有路,只好顺着楼房周 围的小道往前走了。我的“护送队”落在了后面,也许他们的同事在前面等着我呢。 我急躁不安地找到了单元门。门口空无一人。待我爬上楼梯后,才听到下面有谁的 脚步声,我按铃后很快有人应声,门开了。我报了姓名。唉,等待着我的是失望。 萨哈罗夫不在家。我们未能见面认识。 只好让人转交回信,然后离开,单元的大门口有两个身材高大、穿风雨衣的人 在交谈。我们互不“理睬”,各忙各的事情,他们同偶然过路的人有何相干呢,归 途中,我再也不想从后视镜中去细看我的陪伴者或是从其他汽车中把他们找出来了。 不用看就知道他们在尾随跟踪。我驱车回家,想着命运的奇怪之处:我穿过一个个 昏暗的小胡同,为的是向杰出的科学家转达谢意,感谢他对我国前政府首脑的吊唁! …… 往后还有一大堆忧愁的麻烦事呢。 星期天我们去新圣母公墓。原先我曾来过一两次。现在我必须把这个新地方的 许多问题搞清楚。因为我就要成为这里的常客公墓管理处主任在等着我们,他姓阿 拉克切耶夫。这个姓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那几天所有的巧合我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后来我们处得很融洽。原来这是个特别正直和坚持原则的人。可惜当公墓关闭起来 不准自由进入时,上司认为他不算特别好使的部下——他建议组织集体参观、印发 人名录。在一次争论激烈的党内会议后,新来的主任走马上任了…… 人们把我们往远处的墙边领。在快到右墙角的地方挖好了一个墓坑,由此开始 了新的一排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已经想到过墓碑了,可这里无法靠近,转不 开身。坟墓与小道之间隔着一个无法通过的浓密树丛。 我问可否把坟墓迁至那条横贯公墓的宽阔林荫道上,那里空地很多。现在那里 葬有扬格尔院士、原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勃列日涅夫助手楚卡诺夫之子和其他人。 我的随行者商量了一下便拒绝了:绝对不行。我明白,那地方太招眼,太显赫。 “那么也许可以就在同一排、只是靠小路近点儿的地方挖墓穴吧?”我央求道。 这次没有人表示反对。 挖了新的墓穴,我站在一旁,直到掘墓工人把活干完。原先挖好的墓穴并没有 空多久。12 月,我国杰出诗人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即安葬 于此…… 我们办完公墓上的事情后,回到家里,大家都在为明天作准备:收集勋章,洗 涤酬客宴所需的碗盏,摆好家具。我和维佳则寻找一张适宜这个场合的父亲相片。 选了一张十年前的相片,又用塑料布裹起来,以便防雨。 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城市的亲戚陆续到齐了。有些人在城里的那处住宅里过夜, 有些人则来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屋里坐满了人,晚上又听广播。世界各国都在就 赫鲁晓失去世发表评论。莫斯科却仍然保持沉默。 要给所有新来的人安排过夜的地方。床位不够,沙发全占了,又安上折叠床。 只有父亲的房间空着。妈妈让我在父亲的床上过夜。我有些犹豫,有点害怕——一 星期前他还在这儿睡过……不过我二话没说。躺下了。整夜都在想父亲,望着天花 板,回忆起不久以前的一些往事…… 出殡的那天是9 月13 日,星期一,大家早早地起床——要在10 点前赶到孔 策沃。我赶快去取报纸。《真理报》没有刊登通常的讣告,在第一版下方用小号字 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共中央 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 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71 年9 月11 日逝世。终年78 岁。”措词引人注目:类 似的消息中过去都说“极其沉痛”,而这里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都值不得“极其 沉痛”地哀悼。后来有人对我讲,起初只想在最后一版加个黑框报道,但据说总编 辑坚决反对,以辞职相威胁——他可是要对全世界负责呀。 在此之前,无论在位或离任的国务活动家去世的消息总是配有讣告,讣告按级 别放在第二版或者末版。这一次看来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因此就决定采取最简单的 办法——沉默。 看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过后果,从此开了一个先例:如今出现了新的规矩, 退下来的原任部长都登讣告,而退下来的原任中央主席团或政治局委员则不登讣告。 这成了惯例。后来,当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在父亲之后去世时,就 受到这样的对待。如此沿袭下来。布尔加宁,基里连科、别尔乌辛和其他许多人的 丧事莫不如此办理…… 妈妈硬要大家把早饭吃了——往后是极其紧张的一天。吃饭不香,但只好服从。 终于向太平间进发了。 在去孔策沃的路上我突然想到要立墓碑。要找到一个符合父亲人格和遭遇的不 同寻常的设计方案。但怎么去做呢?从何入手?我一个雕塑家也不认识,同这个领 域相距甚远。再说还有谁肯干呢?有些人胆子小,父亲在马涅日又同有些人闹翻了。 他们未必肯干…… 我们来到医院的告别室。不大的红色砖楼,狭窄的小告别室,只供亲人告别用 的。楼前聚集了一群人——主要是外国记者。大家都很克制,也很客气。我们一到 就给闪开一条道来,什么问题也没问。朋友们的熟悉面孔也一一闪过。库夫申诺夫 和阿韦季相已事先通知我们,葬礼纯属家庭葬礼,国家不参与这项活动。 灵柩前只有我们这些亲友送的花圈,此外还有一个不大的花圈,上面写着: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千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敬献。”其实,国家毕竟 还是参加了葬礼,周围站满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院墙外的小树林里则停放着装 甲车,士兵们全副武装。指挥员来回踱步,用步话机在报告什么。总之,俨然是临 战的气氛。 人终于到齐了。我们的人不多。当天要到告别室来可不那么简单。而且,医院 远离市中心,在通往告别室的路上就开始检查证件,必须证明确系我家的人或是我 家亲友,方可继续前行。其余的人则根本不予放行。 大家都来到告别室。灵柩旁是一排为家属准备的椅子,靠墙也有椅子。 不过没有人坐。哀乐声起。亲人和一批老共产党员(其中许多人早年曾同父亲 在顿巴斯共事)在灵柩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形。我们的朋友、我单位上的同事、邻居 也来了。记者被拒之门外。 官方人士自成一体: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格·谢·帕夫洛夫,还有一位我不认 识的人,可能来自克格勃吧。 父亲躺在棺木中,表情严厉,丝毫不象本人,一副陌生的、异己的面孔。 站在灵柩前的妈妈拉我的手。我俯身过去,她悄悄问我,是否打听到了追悼会 在何处举行,都有谁发言? 我表示否定地摇摇头。 “去打听一下吧,”她央求道。 她的脸上老是十分痛苦的神情,但她没有哭。看来,追悼会的问题早就在困扰 着她。她认为一个同社会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的人的葬札没有这种场合下已成惯例的 仪式是无法想象的。 我明白,当局最不愿意看到任何演说,因此才作出了举行单纯家庭葬礼的决定。 当时我很不想同他们发生争吵,违背他们的意见,仅仅是简直没有精力来干这个, 何况我并不特别看重墓前演说。但妈妈有这个要求,当时我自然根本不能考虑拒绝 她的要求——眼下任何小事对她说来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向帕夫洛夫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因为葬礼是非官方性质,所以不拟举 行任何追悼会。他的这番回答我无法对妈妈讲。 “要是我讲上几句话,也许哪个朋友再说上两句,您不会反对吧?”可以感觉 出来,我的谈话对方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显然并不喜欢这个使命,看来他打定 主意不越雷池一步。帕夫洛夫耸耸肩膀说:“那就请便吧。”我对于自己必须讲话 这点并不怀疑。在我还不知道是否举行追悼会时,为防万一就已经考虑过讲些什么, 打过腹稿,可我总不能一个人讲吧,我走到老共产党员面前,问他们准想讲话。他 们窃窃私语一阵,一名妇女说:“加夫里沙·皮利片科能讲。你找找他。”然而皮 利片科拒绝了,他推说有心脏病。旁边站着一名个子矮小、头发花白的妇女——纳 杰日达·季曼施泰因,也是早年在乌克兰就认识父亲的,她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我想再找一位年轻点的,这样既有人代表者同志,又有人代表年轻一代。 我见特鲁宁和叶夫图申科站在一起。我想起叶夫图申科不久前来看望父亲,想 起他俩的长谈,认为他是不会被吓倒的,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我当即请叶夫图 申科讲话。 开始他有点慌神,过了一会儿他说,他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他说道,沉默倒是 更加意味深长。 我向特鲁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跟他比较好办,我们有多年的交情。他也不想 讲话。我理解他,这一切可是都要录音的,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需要我可以讲,可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拿主意吧,我听你的。” 他说。 但我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特鲁宁几乎不认识父亲,他今年在别墅是第一次也 是最后一次同父亲见面。我走开了。 瓦季姆·特鲁宁后来责备我说:他从告别室到公墓这一路上都在作准备,可我 没有叫他讲。 我遇到瓦季姆·瓦西利耶夫,他从大学起就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父亲在斯大林 的劳改营里遇难,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不会胆怯。“是,我当然要讲。”他毫 不犹豫地回答道。 就在我张罗追悼会的当儿,告别时间已经结束,该往公墓走了。我走到妈妈面 前,向她讲了追悼会的事情。自然绝口未提我跟他们交涉的过程。对她说来,中央 的态度很重要,我这番话对她也是个安慰。 告别室里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大尤莉娅和小尤莉娅号陶大哭,拉达表情呆滞, 妈妈软弱无力。 大家都已走出告别室,我同家人留了下来。这是最难受的时刻。妈妈鼓足全身 的力气,难能可贵地坚持下来。拉达一直在她身边。 我们都亲吻了父亲。太可怕了:前不久这还是个神气活现、活泼好动、快活乐 观的人,可眼下嘴唇接触到的却是某种异己的冷物…… 我保存着一张照片,它记录了出殡的情景:有安东·格里戈里耶夫——大剧院 的歌唱家,有瓦列里·萨莫伊洛夫、谢苗·阿利涅罗维奇——我在特种设计局的朋 友和同事,有米沙·茹科夫斯基——教授兼医生。 我们上了大轿车,中间是灵柩。我们出发了。警车开路。我们后面是门诊部的 汽车,车上载有护士以防万一,然后又是几辆小车。接下来是记者的车队。 我们刚刚从包围着告别室的小树林出发,士兵即蜂涌而来——他们在林子里聚 集的人数比起初看上去要多得多。 我们上了鲁布廖夫公路,现在已行驶在库图佐夫大街上。我们畅行无阻地通过 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汽车开得很快。在我看来,其速度之快与送殡的车队不大相 称。前面就是博罗金斯基大桥了。这里是不能向左拐弯的,但过桥后为此特地设立 了交通岗。明白无误地伸向左边的指挥棒挡住了车流,我们毫无阻碍并出乎我意料 地拐向滨河路。就是说,我们不走花园环行路了。 显然是不愿意让我们从行人众多的街道上通过。 我们驶近新圣母公墓了。周围是封锁线,部队,而封锁线外面是三五成群的人。 我们驶进大门。当年公墓是对外开放的。因此那张“今日公墓不开放。打扫卫生” 的非同寻常的通告就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开进去了,其余的汽车都停放在入口处。 汽车经过总是有个木制讲台和放灵柩的底座的中央广场。今天那里空无一物,东西 都撤掉了,以防万一。 据当时担任莫斯科市执委会生活服务和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主管公墓的维 塔利·彼得罗维奇·库里利奇克回忆说,上级早在前一天即星期日就开始因可能在 公墓搞追悼会而感到不安了。中央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家里找到他,目的是打听公墓 有无讲台。在得知讲台安在举行仪式的广场上时,便下令把它撤掉——防止举行自 发的追悼会。库里利奇克满有道理地反驳说,讲台有也好,没有也好,都起不了决 定作用,他建议宣布公墓当天打扫卫生。诚然,他也把讲台撤了。 库里利奇克还指出粗暴违反公认的葬礼札仪的一例:汽车不应开进公墓。 看来,当天主办者已经无暇顾及礼仪了。 我们开到尽头停了下来,再往前是一条无法行车的狭窄小道,最后几十米灵柩 是由我的朋友抬过去的,他们是尤拉·杰多夫、尤拉·加夫里洛夫、沃洛佳·莫杰 斯托夫、别佳·克里梅尔曼和其他许多人。 趁把灵柩安放在墓旁的金属支架上的当儿,我赶到大门口去,得把所有的人都 放进来。我往大门口又跑了一两次,把自己人和所有那些得以通过无数道警戒线的 人放进来。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附近的几个地铁站不往外放人,开往公墓的公共电汽车不 开车。克格勃和民警局的工作人员吹毛求疵地检查证件,必须表现出奇迹般的机敏 和聪明才能通过。一名教员率领一队打着旗的少先队员来到公墓。驱散他们吧为时 已晚,就把少先队员们塞上一辆军用大轿车。别佳·亚基尔干脆被押送到民警分局。 也有其他一些令人难过的事例,我们是许久以后才听说的。身穿便服的特工人员毫 不掩饰地把每个来到门口和进入公墓的人都拍了下来。这些特工人员为数不少。 我坐在灵柩旁一路上都在苦苦思索我该讲些什么。我当然没有任何现成的讲稿, 只有零零星星的夜间思绪。诚然,我根本不想讲父亲的具体功绩。 第一,这样的观点一直颇有争议,再说今天这听起来是一种挑战,我又不想惹 事。自然,我也不打算涉及当权者。世间的一切对父亲说来都已成为过去。 我始终没有想出什么具体的方案,不过讲话的中心思想我已经有了,到时候话 应是张口自来。 到了墓地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没有讲台谁也看不见我,听不见我说话。 墓坑旁边聚起相当大的一群人。看来,帕夫洛夫对我的要求之所以没有表示异 议,他指望的就是物质上不具备开追悼会的可能性。 我慌忙四下张望,我注意到了墓坑里挖出的一堆土,旁边支架上是父亲的灵框。 上首站着妈妈、列娜、拉达、尤莉娅、尤拉、我们的其他亲人,还有一些熟悉的和 陌生的人。我不假思索地爬上这个土堆。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人注意我, 很少有人认识我。大家都在默默地期待着下一步的行动。人群开始在周围缩成一团。 最后我下定决心,说道: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同我们的父亲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告 别……”接下来的话就自然地一句连一句了。我提到我们不是举行正式的追悼会, 没有事先安排好发言人。然而我想就我们此刻正在安葬的人说几句话。 我说,我不想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所起的作用。 我的评价——儿子和同时代人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将作出自己的判断, 它将使一切恢复本来的面目,对每个人论功作出评价。唯一不容怀疑的是,尼基塔· 谢尔盖耶维奇真诚地为建设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一个人人生活得更好的世界竭尽 了全力。当然,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错误,然而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干的人才不犯错误。 但他干了,而且干了不少。毫无疑问,赫鲁晓夫这个人物不会被忘却,他过去和现 在都不会使任何人漠然置之:他有朋友,也有仇人。关于他、关于他的业绩的争论 将会长期存在。这再次证明:他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我是把他作为父亲,作为我 的父亲、我们全家的父亲来谈论的,我们了解完全在另外一种生活中的、家里的他。 他是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 他活在我们的心中。愿他活在亲人们的心中、活在他无数朋友的心中吧。 没有言词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我还讲到我们失去的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大写 的人。可以同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太多。我以传统的告别语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安息吧!……”我在上面看见记者们朝我伸过来的一个个话筒,便尽量提高 嗓门。我想让人们记住我的话,想再次让他们想起那个为他们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 我也看到了另外的情况:每位记者旁边都站着衣服一样、面目相似的人,这些人大 声唠叨,竭力阻挠录音。 事后有人对我说,我开始讲话时,在场的那些有特殊任务的人乱作一团: 不行,不准。但谁也没有采取行动,没有下这方面的命令。 我环顷四周,请纨杰日达·季曼施泰因讲话,自己则退到一旁。她尽管年事已 高,却轻松地踏着滑溜的泥土登了上去,她居高临下,声音洪亮地讲开了。她讲到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乌克兰的工作情况,他们在那里曾并肩工作,又讲到顺利 解决出现的问题。然后她话锋一转,讲到斯大林的镇压和为无辜受害者恢复名誉以 及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她最后说: “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贯是个正直而老实的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 义者。永别了,亲爱的同志!”接下来是瓦季姆·瓦西里耶夫讲话,他讲了心中郁 积已久的话。讲到他那过早身亡的父亲,讲到恢复名誉,讲到当年的其他受害者。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向您深深地鞠躬。俄罗斯人民将永远铭记 你。”他最后说道。 讲话结束,开始了最后诀别的时刻。后排的人开始挤过来,人人都想最后道一 声“永别了”。 我把自己的朋友集合起来,戏们组成了一个通道。人们沿着这条隧道移动。他 们献上鲜花,同父亲告别。大约15 分钟后,卫队封住通道,又开始拥挤了,我只 得再次出来干预,没有人同我争吵,都能听我的。终于所有人都走过去了。最后是 外国记者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告别。没有苏联记者在场。我国的档案中这次丧事活动 未留下文献资料。 轮到我们作最后的告别了。妈妈勉强支撑着。 到此结束。灵柩放入墓坑。我们扔上一捧又一捧土。掘墓工挥舞铁锹干了起来, 新出现的小土丘为数量不多的花圈和鲜花所复盖。 妈妈挺不住了,用头巾掩住面孔。安东·格里戈里耶夫关切地扶着她。 这时我看见有人手持花圈从门口沿着小道匆匆朝坟墓走来。我不认识他。只见 他气喘吁吁地以忠实完成任务的满意心情把花圈小心地放到坟上。 我们见花圈上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千古,阿纳斯塔斯· 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敬献。”原来,谢尔戈星期六那天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父亲。 他到别墅时已相当晚,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快要喝完茶了。他看父亲似乎很累。 闲扯了一阵,拿不定主意:此刻,天色已晚;要不要报告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父 亲会十分不安,无法入睡。他决定次日早晨再告诉。因为他要回城里去,就请女秘 书代向阿纳斯培斯·伊万诺维奇报告这一噩耗。女秘书同米高扬一起住在别墅。 她对谢尔戈将说话移至次日的决定表示热烈支持,并且保证早上一定全部转告。 当然,她什么也没有对米高扬讲。指挥她行动的人根本不需要米高扬参加赫鲁晓夫 的葬礼。因此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直到星期一早上看《真理报》时才知道赫鲁 晓夫已经去世。 父亲安葬完毕。人群开始散去。我无意中发现一名记者,看样子是日本人,只 见他从脚下拾起一朵花并小心翼翼地放到坟上。 妈妈请亲友和熟人到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去参加酬谢宴。我们到达别墅时,乌云 消散,太阳露面了。 大家坐在大餐桌旁。人人都有座位,尽管显得有些拥挤。大家谈了很多。 有些人讲得好一些,有些人讲得差一些,但都很亲切。我尤其记得彼得·米哈 伊洛维奇·克里梅尔曼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茹科夫斯基两人所讲的充满 善意的话语。1964 年以前他们还不认识父亲。当老“朋友”纷纷离去时,正是他 们成了父亲的交谈者和同志。今天他们来同我们分担悲痛,他们的话听起来特别感 人肺腑。 我还想起这个不轻松的日子最后发生的几件小事。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家,他 是新闻系的学生。他无法穿越警戒线去公墓,不知怎么打听到了地址,便到别墅来 表示自己的哀悼之情。他同我通了几次电话,有时来坐坐,后来就不见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餐桌上热闹起来,有一部分客人三五成群地在花园里交谈。 这时发生了一个并不重要,却令人难忘的插曲。 我站在门口,米沙·茹科夫斯基大惊失色地跑了过来。 “你知道吗,我在这儿散步,走到拐角处,”他指指卫队值班室,“就听到谈 话的声音。我仔细一听,这是我们的声音,不知是谁在讲话。”他与其说是吓住了, 倒不如说是感到好奇。我早就不关心这类事情了,便安慰他说: “这是很平常的窃听系统。”不久,有人给我们讲了列夫·安德列耶维奇·阿 尔齐莫维奇的事情。他当时正率领一个代表团在瑞士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参加葬礼。 他在举行葬礼那天的会上请大家为赫鲁晓夫默哀。我想,要换成别人就不敢这么做 了。举行葬礼的第二天,旧金山市市长乔治·克里斯托费尔打电话来表示慰唁。原 来,他因事昨天刚到莫斯科,原指望同父亲见面,还给父亲带来了纪念品。他从报 纸上得知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的电话。我们约好了第二 天在他下榻的民族饭店见面。 父亲是1959 年访美期间与克里斯托费尔相识的。当时,苏联政府首脑兼苏联 共产党中央书记将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父亲对应邀访美颇为自豪,认为这是对我 国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的一种承认。 访问的准备工作是在皮聪达国家别墅进行的。父亲、葛罗米柯、助手们在海边 的遮阳篷下热烈地讨论行动战略,尽量设想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情形,敲定讲话的 最后文本。父亲不止一次地谈到他们关心的话题,他说,一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 家邀请共产党员去作客,这在20 年前难道可以想象吗?这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他 们就不能不重视我们。就算是勉强也罢,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实 力。难道我们过去能够想到资本家会请他这个工人去作客吗。他对自己的听众开导 说,你们看,我们这些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到美国去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但双方都在小心翼翼 地相互摸底。在对全国各地的访问中,随着往西的推移,那种不完全是表示欢迎客 人的标语牌也愈来愈多。 我记得在一个小站,有个年轻人挥舞着标语牌。一面写着“欢迎赫鲁晓夫”, 另一面写着“给哈萨克以自由”。他的脸上洋溢着友好和好奇的神情,毫无疑问, 他本人对哈萨克只有很模糊的概念。 在地方领导人的讲话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父亲看来是干涉我国内政的字句。 起初他假装不予理睬,但心里很窝火。他把每一句话都当成是不尊重我国的表现, 而这是父亲所不打算容忍的。 洛杉矶市掀起了轩然大波。市长诺顿·波尔松在欢迎我国代表团的晚宴上讲到 苏联没有充分的个人自由,还提到其他者生常谈的问题。这回的措辞比前几次都激 烈。 父亲在致答词时大发雷霆。他声明,作为一个大国的代表,他不能忍受这样的 态度,美国已习惯于对自己的附庸国这样颐指气使,但我们一定要给予反击。他讲 话时,言辞激烈,嗓门很大,时间也长。波尔松先生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手里 转动着酒杯。全场的人都好奇地默不作声,看这场戏如何收场。最后,父亲开始息 怒了。末了,他对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图波列夫说:“咱们的飞机怎么样啊? 我们可以马上从这里飞回去吗?符拉迪沃斯托克又不太远嘛。”“飞机作好了准备。 几个小时就可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图波列夫答道。 “如果老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要坐上飞机回国了。”父亲重复说, “这么多年没有你们都过来了,没有你们也照样过得下去。我们只同意平等相待。” 他结束了自己的即席讲话,向大家举杯祝酒。 举座哗然,客人们纷纷对俄国总理言辞激烈的讲话发表评论。波尔松先生如释 重负地坐了下来。 这个有趣的场面似乎是自发产生的——不过是一个不大能自持的人的感情冲动 而已。然而一切都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和沉着冷静上面的。 宴会后代表团成员、助手和陪同人员都聚集在总理客房的宽大客厅里。 大家都因发生了这起事而张皇失措,情绪低落。父亲脱下上衣,坐到垫脚板上。 我们也依次在沙发和安乐椅上落座。 父亲仔细地看着大家的面孔,他表情严厉,但在眼睛深处却似乎流露出一丝快 活的神情。他打破了沉默说,我们堂堂大国的代表决不容忍把我们当成殖民地对待。 后来他用了半个小时,措词很不客气地发表了他对于我们所受到的接待的看法。他 几乎是在大声嚷嚷。似乎他已极端愤怒。但目光不知为什么有点调皮。父亲不时抬 起手,用手指指天花板,意思是说,我这番话不是冲着大家说的,而是说给窃听者 听的。 独白终于结束了。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大家都张皇失措地沉默不语。父亲擦掉秃顶上的汗珠 ——扮演角色相当费劲,他转身对葛罗米柯说: “葛罗米柯同志,你去,马上把我讲的话转告洛吉。”(亨利·卡伯特·洛吉 系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代表总统陪赫鲁晓夫在国内各地访问。)葛罗米柯站 起身来,咳嗽了一声。便朝门口走去。他那张本来就不苟言笑的检上现出阴沉而坚 决的神情。他已经抓住了门把手,他的妻子莉季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却憋不住了: “安德留沙,你对他可要客气点儿!……”她央求道。 葛罗米柯对这个悲观的插话毫无反应,他出去后房门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我瞥了父亲一眼。 他简直高兴得很,莉季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反应说明,他的话讲对了。 第二天我们来到旧金山。我们的东道主好象换了一批人:一张张友好的面孔, 我们没有听到一句侮辱人的话。 旧金山市市长乔治·克里斯托费尔的想法是同国务院的意见相吻合的: 对客人要亲切接待。总之,后来直到访问结束,对贵宾都采取了最尊敬的态度。 从那次令人难忘的冲突开始,赫鲁晓夫与克里斯托费尔之间就彼此产生了好感。 他们每逢节日都互致问候,并交换纪念品。父亲退休后他对父亲的态度一如既往, 并未改变。 我们在民族饭店见面时,克里斯托费尔对未能参加葬礼甚表遗憾,他亲切地回 忆起父亲,并向我们全家表示慰唁。关于旧金山市市长一片热忱的亲切回忆使我终 生难忘。他终于未能送给父亲的那支金笔,我把它作为这两人之间、我们两国之间 友好的标志珍藏着…… 父亲去世后不久,妈妈被迁到茹科夫卡——离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不远的部长会 议别墅区。她在那里同其他退休者一起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70 年代后半期我开始劝她写自己的回忆录。她一直不肯写,后来开始写了, 写写搁下了,又开始写。她的记忆力已经衰退,许多事情搅到了一起。 她把一部分札记交给了我,有一部分在她去世后到了我姐姐拉达手里,从她那 儿又到了阿朱别伊的回忆录里。我认为妈妈札记中的事实是准确的,但时间界限模 糊了。因此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例如她说父亲的心肌梗塞始于他同基里连科谈话 之后,尽管谈话是1968 年4 月的事情,而心肌梗塞发生在1970 年5 月29 日。 还有其他不确切之处。 妈妈葬在新圣母公墓父亲的旁边。到了晚年两腿完全不听使唤时,她很少去给 父亲扫墓了,一年里去两三次。“就把我葬在这儿吧。”她指指我手植的白摊树下 那块地方央求道。 老实说当时我对此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当时在新圣母公墓安葬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必须有专门的批示。我的最大奢 望就是把骨灰葬入父亲的坟内。 天赐良机。她1984 年8 月去世的当儿,契尔年科正在休假,在莫斯科“看家” 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H.E.克鲁奇纳提 出的将妈妈葬在父亲旁边的请求,一个半小时后就得到了肯定答复。 我妹妹列娜死于1972 年。哈维教授关于她可以活到七老八十的预言没有兑现。 赫鲁晓失的生与死同我国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似乎已完全被遗忘的、下 台的他由于许久以前和前不久的事件又突然从虚无中出现了。至今人们还在经常谈 论他。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