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

                                  穆欣

                 阿英建议请周作人为《光明日报》写回忆录

　　60年代初期，周作人正在写回忆录《药堂谈往》。有一天，阿英（钱杏邨）向
《光明日报》记者黎丁谈了有关周作人的情况，并建议，可以让周作人写点启蒙时
期的情况。“五四”以前这方面的材料非常缺乏，写出来还是有用的。1961年5月1
0日，黎丁去看周作人时，知道《药堂谈往》已经写了165篇，稿子都已寄给香港的
曹聚仁。黎丁带回一份目录，单看目录很难看出哪几篇适用，因需去向曹聚仁索回，
也不宜过多，决定选用《北大感旧录》各篇。周作人同意我们挑选的几篇，答应马
上写信去香港。此后黎丁几度往返，所选文稿总无音信。7月8日，周作人寄来一篇
随笔译稿，附信说，此文是日本小说《真空地带》的作者野间宏写的：“后来听说
他因文学上的意见不同，被日共的文学会开除了，现在不写他的名字，含混的算作
我的文章，不知可以否？”我们作了研究，认为牵涉到日本作家，如此处理欠妥，
即由黎丁将稿退回，并婉言道谢。《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为自己被刺辩护的《元
旦的刺客》
　　8月23日，周作人又寄来两篇稿子，一篇题为《元旦的刺客》，记他在敌伪时期
被刺的事，说是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章，不知道适不适用？说如不用，“不必客气
为要”。另一篇，说是刚从香港寄回来的：“本来令寄北大感旧录（有十章），乃
误寄此篇。”故一并寄来或可当补白云云。
　　这篇《元旦的刺客》约近三千字，他先写了被刺的经过。文章接着以冗长的篇
幅，叙述他“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青黑色，只是皮面擦破”。到“日华同仁医
院”检查医治之后，就编造起来刺客的来源：
　　这件事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起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
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
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
几方面的证据。……
　　我们研究了这篇《元旦的刺客》，认为不能刊用。1939年的刺杀事件，原是抗
日青年的锄奸行动。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
“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
烈士”形象。他把这天发生的事情胡说是日本军警所为，还胡诌了“好几方面的证
据”，毫无道理。
　　周作人所举出的“证据”，先是说“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
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事实据说就是“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仔细
盘问了两个钟头，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因而下手也未可知”。又说“刺
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大规模的”。还说当时他在美国教会办的
燕京大学任教：“我到燕大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
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然而易见的事情。”
　　当时虽然还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就“用常识推理”，他所用来说明刺杀是
日本军警所为的“证据”，实难令人信服，而此文在为自己汉奸行径狡辩的意图，
倒真“是十分显然而易见的事情”。
　　此文不能用，另一文也一般。因此决定退稿。8月31日，黎丁到八道湾周作人处，
婉退稿件，周甚为不快。当年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真实纪实
　　笔者以后读到陈嘉祥写的当年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真实叙述，证明周作人的
这篇东西完全是意在为自己辩护的凭空臆造。现将这篇记述摘录于下：
　　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审周作人时，彼竟诡称其被刺乃日人所为，迫彼
不得不充当汉奸以保生命。谬种流传，延续至今。笔者有大学同学3人，曾亲自参与
刺周之壮举，因得悉其详。
　　1938年冬，周作人感于日寇侵略之一时得逞，竟丧志夺节，决意附逆，“抗团”
以周乃著名文人，素享盛誉，影响所及，危害极大，决定将周锄掉。并因前此时期
周作人曾在燕大任教，遂命宋显勇等识认周之面貌，侦探周之行踪，察勘周之家宅。
12月底，“抗团”派李如鹏（南开学生）与赵尔仁（新学学生）两人去平执行使命，
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从北平西城郑统万家（“抗团”成员，新
学学生）取出匿藏之手枪二支，随即由范旭带路径去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处，假称
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欲见周研商赴日留学事。李、范二人被周之佣人引入，赵尔
仁留在门外巡风。时周正在内院客厅会客，见李、范二人进入，欠身示意，范指周
对李曰：“此即周先生。”李即出枪面周而射，周应声倒地……
　　数日之后，报纸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之消息……周作人始终寻找“理由”
为自己开脱
　　本来，周作人附逆当汉奸，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面对无法抵赖的罪行，周作人始终躲躲闪闪，总要找出种种“理由”为
自己开脱。
　　1951年2月18日，周作人曾写信给周扬。随信附去致毛主席信的抄件。信中说：
“现在关于半公半私的事，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已经直接送去，抄了一份信稿，
附上请你一看。不但因为你是文化部门的主持者，实在还是因为我相信你是肯看而
且理解这信的人……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
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全是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今相信政府最
讲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有如溺水的人望见了救生船，不免又有了希望，这是
人间的弱点，尚乞鉴原是幸。”
　　1964年7月18日，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
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该职
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进一级加四百元，至二千元为止，任期无定，遇变动便下台，
有的虽短，只几个月而已。我则满二年，因政务委员会改组，总辞职，就换了人。
去职后大抵就不管了，我却有文学院长的底缺，那时因为敷衍我给我咨询委员的头
衔（略有津贴），南京也给国府委员（虽然我并不是什么国民党），此外又任华北
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当时友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
心接受。”

　　（摘自《世纪》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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