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3)
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的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哈耶克回忆说,
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还有点不够成熟”,没有资格参加研讨会。
这个私人研讨会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讨论组。自1924年从美国回国后,哈耶
克就一直坚持参加研讨会,直到1931年他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
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
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
“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1920年,从当年1
0月到次年6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
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7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
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
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
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
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
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
的问题,这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10点,
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
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加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11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
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
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
家,这总得到了凌晨1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9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
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
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
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
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1点,
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
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
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
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
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
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
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
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
主持的讨论会,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
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
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
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
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
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以及他自己在芝
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他尽管“声望很
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
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
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
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
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
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
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
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
论,建立一家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的研究所,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
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
于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
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
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
过他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
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
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
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
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供职于内政部任秘书。哈耶克觉
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1929年
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和生于1934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
里希。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
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
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
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
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
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37} 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
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
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
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
那儿’。”{38}
哈耶克于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
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
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
这些东西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
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
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
的教科书,如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来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
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
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
从17世纪到18世纪”{40}。
哈耶克的父亲于1928年因肾病去世,年仅57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
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
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
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其献身科学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
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
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
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1929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成为维也纳大
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要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
才可能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他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
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
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
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
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
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
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
(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
埃尔(Hans Mayer)“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
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将是他永远的耻辱”
{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
一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在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
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
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1927年,
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
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
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
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
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
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
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
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
笑起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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