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生活 到广州湾后,才发现地方小,集聚的难民多,生活消费高。最初几天,我住在 一家小客栈,后来经友人介绍搬到片商朱少梅的发行所寄宿,用不着付房费,这对 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那里房间不大,除两张木板床(住着我和冯文伟)外,还堆满了片盒子。每天, 我还卖力为他们搬进搬出。冯文伟原是在学青年,香港沦陷后流亡到广州湾学影片 发行混饭吃。他的父亲原是香港精益眼镜公司老板。富家少爷能在国难当头自食其 力,难能可贵。我和他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在广州湾进退维谷,我们决定赴桂林。除我和冯文伟外,还有朱少梅离开广州 湾时委托的代理人老陈。几部老片子雇三个人挑着,最初150公里全是坑坑四四,迈 脚困难。可能是防止日军进入,政府采取焦土抗战策略,自己炸毁了公路。停停走 走,耗时4天。还算幸运,没有碰到敌机。麻烦是过当地机构设的关卡,要排长队。 老陈为争取片子通行,还要察颜观色,但即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被敲竹杠。 沿途,扶老携幼逃难的人太多,吃住难解决,我们只好在小客栈门口坐靠过夜。 肚子饿不说,蚊子大得让人吃惊,被叮上一口,就是一个大红包。经过苦熬跋涉, 才在玉林朱少梅发行处小屋内的木板上躺了一夜,算是舒舒服服睡了个党。 从玉林到桂林,还要乘联票长途车。车内人挤人,车顶堆满乱七八糟的行李包, 车子严重超载。开车后才发现全是又窄又曲的土公路。来往车辆多,经常堵上一两 个钟头。我就闭着眼睛。不见不急。 所谓联票车,是指途中还要换车。到柳州,换的是火车。大家站着,脚碰脚。 7月的太阳,烤得车厢滚烫,每个人都汗流泱背。 与猪为邻 桂林的房荒更严重。逃难的,转道的,做生意的,支前的,撤退的,……反正 到处是人。朱少梅夫妇是最早到桂林的,也只住一间小屋,还兼营发行业务。我当 然只好另寻栖身所。不过第一天晚上还是挤在他们的小屋里。 桂林马路上有许多字迹歪斜的招租条子。我找到一家最便宜的房子。那是用木 板搭的腾空吊脚小木屋,隔成四小间。每间小屋里面放一张单人竹床、一张竹小桌。 门很小,侧身才能进出。四户都是独门进出。我很满意,当场预付他们规定的三月 房租。过了个把星期,四户都住了人家,才发现上当。 原来房东在建屋时就异想天开,上面住人,下面养小猪。人猪同宿仅一板之隔。 臭气熏得人头晕不说,小猪日夜咕噜不停,更让人心烦。四个逃难青年,原想省钱, 结果得不偿失。向房东抗议,他应之以嘻皮笑脸,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归侨补助 离开广州湾的时候,我还领到一张归侨证明。因为我在香港住了9年,属合法的 香港居民。①拿着那张归侨证明到桂林找欧阳予倩签字可以领10元补助。这对逃难 者属雪中送炭。那时,欧阳予倩是广西艺术馆馆长,兼职多,社会活动更多,找他 不容易。我跑了好几趟,才见到他。 ①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同胞,而不 是侨胞。 当我把申请补助的证明送上时,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热情与我握手。他关心 我在桂林的食宿,还叮嘱我有事可随时找他。他是艺术界的前辈,比我长二十来岁。 尽管初相识,但他的平易近人。热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不放,告诉我夏衍、田汉都在桂林,希望 我与他们多来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田汉的赞扬 田汉家离欧阳予倩办公处不远。我去他家时,屋里有许多客人。奇怪的是,我 们在上海匆匆相聚已过去十几年了,但他却记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说: “感谢你把自己的写字台让我用。” 他很关心香港同人的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拒绝与日寇合作拍片才逃离的时,大 声赞扬: “有骨气,有中国人的骨气。” 他有事要外出,但不让我走。大声对着楼下喊: “孟超,快上来帮我接待客人。” 孟超像待老朋友一样,请我到他家吃中饭。孟夫人很贤惠,教我如何躲警报。 告辞时,他说要给我戏票。我一时高兴,忘了自己与猪为邻,不让友人进屋的 打算,把地址给了他。 孟超的关照 孟超捂着鼻子走进我的小屋后连说: “这个地方太差了,太差了……我帮你换个地方。” 我赶忙婉言谢绝,因为我已预付了房租。不住到期,我是不会搬的。 桂林住了不少艺术团体,不断有剧目上演。不过戏票很紧张。孟超也在艺术馆 工作,兼管剧团,所以经常有票子。我有的是时间,这正是熟悉各种艺术的好机会。 孟超给我票子,我从不放弃,也从不迟到早退。 司徒慧敏的友情 因为住的条件太差,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摊、书店度过的。没有钱买书, 站着翻翻,也是一大乐趣。有天傍晚,我刚从书店出来,迎面碰上司徒慧敏。 “正在找你。”他边说边拉我去他家。 他的妻子邓雪琼很能干,先他到桂林,在热闹的中山北路开了家儿童服装店, 靠它维持全家生活,接济过往难友。司徒慧敏要给我钱,我没有收。我告诉他: “我替新华电影院绘幻灯广告,微薄收入够糊口。需要时再来向你要。” 司徒慧敏很了解我,器重我。他安慰我说:“打倒日本鬼子后,我们会好起来。” 在他家吃过晚饭,我们又去了蔡楚生家。他住的是土瓦房。见了我,仔细问香 港沦陷后的情况。原来他正在编话剧《香港的早晨》。我把他走后日军到处搜寻他 的传言告诉他时,他仰头大笑。这是胜利者的笑。 他把自己写作的构思讲给我听,希望我能帮助他提高。他认为我在香港的时间 长,更了解各种人物。我当然尽力向他提供参考意见。 《香港的早晨》在桂林上演时,十分轰动。购票队伍排得很长。它表现爱国侨 商在香港沦陷后十天十夜的苦难遭遇,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又歌颂了爱国者的正 气。 我在桂林一住就是一年多。这是真正的难民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