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副总统时代(之一) 1.初戴挂冠 武昌起义点燃了全国反清革命的干柴烈火,各地纷纷响应。到11月上旬,全国 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十余个,其它未宣布独立的省区,也烽火频传。清王朝就像 一条在暴风雨中颠簸起伏的漏船,倾覆指日可待。 革命的迅猛发展,急需有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随着独立各省军政府的建立, 组建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已变得十分紧迫。被革命大潮推上了都督位置、初尝了权 力滋味的黎元洪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11月9日,黎元洪正式通电各省,要求各省 派代表来鄂商筹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然而,对中央政府这一头衔感兴趣的不止是武昌一家,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 中的也不仅是黎元洪自己。11月11日,即黎元洪通电发出的第三天,沪军都督陈其 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也联电倡议,仿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召开“十 州会议”的办法,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来磋商内政、外交。具体的方式 是各省原谘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就可以议事。 12日,又以苏、浙代表的名义,正式邀请各省代表赴沪,协商组织临时政府。于是, 组建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会议演出了一出“双包案”,出现了两个会场。江苏。浙 江、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上海等独立省区都督府或未独立省区谘议局 的代表赴沪与会,而江西、广东、广西的代表径赴武昌。而且,上海方面先下手为 强,11月15日,在只有上海、江苏、福建三省代表到会的情况下就召开了第一次会 议,打出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旗号。 “双包案”的出现,固然有偶然性的因素,因电报传递的延误,上海方面到11 月17日才知道武昌11月9日通电的内容,但根本上则是革命阵营中山头与宗派作祟的 结果。江、浙的立宪派在上海未独立时,就精心策划了一个以控制中央政权为目的 的政略。陈其美等同盟会党人担心如武昌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会不利于同盟会, 决意争个高低上下,同时又因为与光复会摩擦矛盾,需要拉住立宪派作奥援,因而 对立宪派的主张支持赞同。这样,出于不同的动机,江浙的党人、立宪派、旧官僚 组成一个暂时的利益集团——上海集团。 在接到武昌方面11月9日的电报后,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马上致电 黎元洪,要求会议在上海召开。但上海集团也明白,要把中央政权完全控制在自己 的手中并非易事。毕竟武昌是首义之区,世人瞩目,黎元洪作为民军领袖,也已被 中外所知。江、浙、沪不过是响应起义,而且光复也仅仅是十几日光景,缺少与武 昌抗衡的力量。由上海集团一手包办临时中央政府,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各 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又作出决议,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 中央政务。[注]上海集团的如意算盘是“政府设鄂,议会设沪”,先与武昌平分秋 色,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打算。 黎元洪发起倡导都督府代表会议,目的当然是以此为进阶,使自己由首义元勋 变为中央领袖,当然也就不会买上海集团的帐,更何况上海方面提出的政府与议会 分家两地的方案既乏理由,也少先例。所以,武昌方面仍坚持会议必须在武昌召开。 11月20日,黎元洪再次致电各省都督,提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设想: “大局粗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前电 请速派要员,会议组织,谅达尊鉴。惟各省全权委员,一时未能全到,拟 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来鄂,以政府成立 照会各国领事,转各公使请各本国承认,庶国基可以粗定。敝省拟中央临 时政府暂分七部:一、内务,二、外交,三、”教育,四、财政,五、交 通,六、军政,七、司法。其首长之条件,以声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 出而任务为必要。盖非此不足以昭各国之信也。现除外交首长多数省份已 举伍廷芳、温宗尧二君外,其余各首长应请协举,电知敝省,候汇齐后其 得多数当选者,一面电聘,一面通告。时事边急,希即会议举定。再,财 政首长敝省拟举张骞。[注] 这位“黎菩萨”菩萨相下的精明在电文中表现得明明白白。他也采取上海集团 的手法,先下手为强,甚至不待各省代表来到开会议决,就准备先把中央政府的架 子搭起,造成既成事实,使人不得不承认。同时他也知道对上海集团不能小视,特 别为张骞这个上海集团的核心人物安排了财政部长一职,并承认上海会议选出的伍 廷芳、温宗尧任外交首长,以取得上海集团的谅解与支持,至少是不拆台。但对政 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黎元洪的态度却十分坚决,认为“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 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 恐失机宜。”为打消上海集团的念头,黎元洪专派同盟会的居正等人赶往上海,劝 说各省代表赴鄂。有人曾说黎元洪貌似厚重而实有权术,外似浑浑而内有机心,于 此可见一斑。 由于有“首义之区”这张王牌,再加上此时黄兴等人又在武汉督战,中外注目, 上海集团不得不作让步,同意各省代表赴鄂会议,每省留一人在沪,负责联络工作。 11月底至12月初,各省代表先后抵达武汉。这时正值汉阳失守,武昌也发发可危, 代表会议不得不在汉口英租界内举行。会议重新确认了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 的议案,并且议决由黎元洪以大都督的名义执行中央政务。会议还通过了《临时政 府组织大纲》和“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正当汉口会议按武昌集团的意愿进展时,战局却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汉 阳失守,武昌已处于清军炮火之下,成为危城,人心惶惶,黎元洪本人在12月1日一 度逃匿;另一方面,江、浙民军于12月2日攻占了南京。这变化显然有利于上海集团, 不利于武昌集团。汉口代表会议马上又决定,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代表会议也 移至南京召开。于是,在武昌设立中央政权的计划便被搁置,武昌集团的欲望受挫。 打击接踵而来,民军攻占南京使上海集团的腰杆再度挺起,12月4日,江、浙、沪三 都督以急需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为由,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在未与汉口会 议知会沟通的情况下就迭忙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组织临 时政府。 汉口各省代表会议和上海留沪代表会议议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的时候, 正是武昌吃紧之时。黎元洪以为武昌不保,自顾不暇,也就无法坚持以武昌为临时 政府所在地的原议。但让黄兴任大元帅,他任副元帅,却使黎元洪无法忍受。因为 从黄兴到武汉的那天起,他所忌讳的就是黄兴的声望,惟恐党人就势以黄兴取代他 的职位。因此,他才在一批亲信谋士的策划下搞了一场登坛拜将的仪式,目的就是 要表明他是刘邦,黄兴是韩信,是他的下属。现在要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他如何 忍得?于是,黎元洪一面鼓动尚未离鄂的代表会议以上海选举不合法定人数为由提 出反对,一面径行通电表明态度:“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 定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各省谅已达览。现 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 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注] 黎元洪发难于上,黎的心腹亲信及一批拥黎自重的党人呼应于下,掀起了一阵 反对“黄正黎副”方案的鼓噪,一时舆论沸沸扬扬。或说黄兴是汉阳败将,无资格 任大元帅之职,或称黎元洪为首义元勋,不能屈居黄兴之下。风潮所及,苏浙部分 民军的骄兵悍将也以汉阳败绩为口实反对黄兴任大元帅。如此情形,黄兴无法也不 愿出任大元帅之职。所以在12月12日各省代表会议移至南京召开后,黄兴坚辞大元 帅一职,并推荐黎元洪出任。代表会议又改弦更张,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 副元帅,并决议在临时大总统没有举定之前,由大元帅暂行临时总统的职务,如大 元帅不在临时政府,则以副元帅代行职务。各省代表会议除了电告黎元洪外,还特 意派湖北代表时象晋、陶凤集等4人返回武昌向黎元洪说明。 在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正、副元帅的位置就颠来倒去了一回。当时就有人讥 之为儿戏一般。儿戏的导演就是黎元洪。虽然如愿以偿,但黎还是要故作姿态一番。 12月20日,他致电南京各省代表会议:“元洪才识平庸,平时办事,已形竭蹶,此 次起义,皆赖鄂中诸君子忠勇之力,元洪何功可言。但愿国事早定,民生又安,元 洪乞骸骨归田里,作一公民,此心已非常满足。大元帅之职,恳公等另选贤能,元 洪决不敢受。”[注]这时,时象晋。陶风集等4人也来到武昌向黎元洪说明:“大元 帅已经改选了,公为正,黄为副,湖北的面子总算挽回来了。不过武昌军事重要, 都督势难远离,因此于组织临时政府大纲内,增加一条云: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 以大元帅代行其职务;若大元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这是名 实兼顾的办法。”[注]黎元洪所关心的是名义,即一定要在黄兴之上,以显示他的 元勋地位,并不真想去南京主持一切。他知道南京是上海集团的范围,对他来说是 个是非之地,因此不妨将这个乱摊子以“代行职务”的名义交给黄兴去处理。所以, 以这番劝说为台阶,黎元洪又于21日致电南京代表会议,表示自己“顺代表诸公之 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元帅执行大元帅一切任务。” 取得大元帅的头衔是为了在临时政府的权力分配中占有更大的发言权。以当时 的形势而论,有可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人选只有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四 人。孙中山与黄兴是同盟会领袖,因其多年从事民主革命的组织与发动工作而声望 卓著。袁世凯则因其施展和谈阴谋而为立宪派、旧势力所拥戴,并迷惑了相当一部 分革命党人。黎元洪靠的是首义元勋的光环。在南京代表会议讨论临时总统人选时, 曾经有过“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的情况,[注]孙中 山也曾在11月中旬致电上海《民立报》:“今闻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 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注]革命不仅在一夜间把黎元洪造 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也造成了黎元洪强烈的政治野心。在上述几位人选中, 他只有压住黄兴,才可能较有把握地取得副总统的职位。当然,黎元洪并非不觊觎 临时大总统这个更诱人的宝座,但他深知自己缺少与孙中山或袁世凯竞争的资本。 在他的心目中,临时大总统应是袁世凯,而副总统则非己莫属。因此,在武汉和议 初始阶段,黎元洪就积极支持举袁世凯为总统、换取袁赞同共和的方案。代表会议 移到南京后,曾在12月14日决定于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这时黎元洪已风闻孙中山 马上回国,并且上海会议又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因此16日选举对黎来说决非福音。 于是黎元洪马上致电南京会议中的湖北代表,称“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 不宜选举总统,致后日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 綦重,兹事体大,亟直注意。”[注]与此同时,又有代表告称袁内阁也主张共和, 但要由国民会议议决,再由袁内阁据以告知清廷,清廷即可退位。代表会中部分代 表趁机附和。于是,黎倡议于会外,立宪派和投机政客呼应于会内,代表会议又决 定缓举大总统,实际上还是“虚位待袁”。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到达上海。孙中山的回国,使局势又有了新的 变化,由于孙中山具有压倒性的巨大威望,再加之孙中山回国后整顿同盟会,力排 妥协逆流,拥袁的倾向得到了暂时的抑制。12月26日,代表会议决定于29日选举临 时大总统,并致电黎元洪:“代表团决议于10日上午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 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尊意如何,乞示。”黎元洪在得到“和 议成立,即当避席”即临时总统之职最终仍为袁世凯保留的保证时,也就回电赞同 举行选举,但仍然强调“必须出以敏活手段方可望其和平了局。此举似宜与伍公 (伍廷芳)妥为磋商,但能合我共和宗旨,无论何人为大总统,愚皆欢迎。诸公热 心国事,必能委曲求全,以顾惜同胞生命,保全公私财产为惟一之目的也。”[注] 显然,黎元洪所倾心的仍是袁世凯。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 黎元洪对此虽有不悦,但大势所趋,也只好致电孙中山表示祝贺。电文中他称孙中 山“识高千古,虑周全球,挽末世之颓风,复唐虞之盛治,使海内重睹汉官威仪, 不独四万万同胞之福,即东西各国莫不景仰高风。”[注]孙中山接电后,出于对首 义之区的尊崇和对首义元勋的敬重,也回电表示对黎元洪的钦佩,黎又以受宠若惊 的口吻回电孙中山: 忽奉先生由沪真电,奖借逾垣,莫名惭悚。伏思元洪才思凡庸,素无 表见。此次发难,皆赖群策群力,共赴事机,元洪何人,敢叨天下之功以 己有。先生首倡大义,奔走呼号二十年如一日,薄海内莫不钦仰高风,濡 沫仁化。西哲云:言论者事实之母,此次实行,岂惟元洪身受其赐,我黄 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乃至德冲虚,益曰谦抑,捧读之下,感愧交集。 武汉独当敌冲,任大责重,深惧弗胜,惟有夙夜孳孽,万不敢稍恃和议致 懈忱戈。[注] 如果把黎元洪的上述电文都视作由衷之言,就大错特错了。就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 宣誓就职之日,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各省都督,称探得确报,北军“谓民军 既举有总统,同人生计将绝,并谓此后之战,皆为项城,非为满洲”,并暗示此为 北军不遵停战协定的主要原因,然后称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未能当选,识 者惜之。“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与选?”这 封电文表面上是要求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与北军代表唐绍仪交涉,要求北军遵约休 战,实际却是暗示袁世凯只要赞同共和,大总统职位仍是非其莫属,同时也向南京 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施加压力,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在南北议和中的承诺。可谓用心良 苦。 无论如何,黎元洪的副总统地位是保证了。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 为副总统。这次黎元洪非但没有忸怩推辞,而且借复电以元勋的口气教训了人们一 通: 连接各省代表会及本省代表来电,知中央政府举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闻命之余,渐悚交并。元洪才识平庸,素无表见,自起义以来,全赖群策 群力,互相维持。以武汉一隅而收十七省益地之图,以前后两月而雪三百 年敷天之情。诸君子创其苦因,而元洪收其乐果。纵诸君子谬蒙推奖,能 如恧然。现在和议未定,战事方棘,尚望诸君子坚矢初心,共襄盛业。勿 争权利而越范围,勿怀意见而分门户,勿轻敌而有骄心,勿畏难而萌退志。 岂惟我中国父兄子弟群相托命,环球万国将于是观听随之,元洪有厚望焉。 [注] 戴上了副总统桂冠的黎元洪教训别人匆争权利,勿怀意见,但他自己却加快了 “山头”的建设,开始大立门户,结党营私,日益与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分道 扬镳。 2.同床异梦 黎元洪要自立山头,显然只靠孙发绪、饶汉祥几个谋士型的人物是难成气候的。 还必须招致有光荣出身的革命党人集之麾下,才能显出声势。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后党人中出现的“宁汉龈龋”,正好给黎元洪造成了机会。 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除了黎元洪出任了并无实权的副总统外,首义诸人无人出 居要职。从人选上看,上海集团占有优势。所以如此,是因为孙中山刚从海外归来, 还难以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主要由黄兴负责。黄兴由于汉口、 汉阳之战时形成的对武昌首义请人的成见,思想感情上倾向上海集团,厌恶武昌集 团,这样在人事上不勉失衡。结果,不仅临时政府的总长无一为首义之人,就是各 部次长,也多起用未经首义之战的留学生。参与首义者仅有汤化龙被黄兴委为陆军 部秘书长,后又被宋教仁任命为法制局副局长。但汤化龙自阳夏之战后即离鄂赴沪, 被武昌集团视为“逃官”,与武昌集团已有嫌隙,因而这种安排必然引起武昌集团 的不满。本来孙武认为以首义元勋的身份,至少也可谋得陆军部次长一职,他为此 还专门去了南京一次,结果却大失所望,恨恨连声。黎元洪的谋士孙发给趁机向孙 武等人进言:“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材多,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一时 间,诸如“败将逃官,沆瀣上气”之类的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诋骂声,沸沸扬扬。于 是,孙武又去上海,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禹一起,联络一批失意党人与投机政客, 发起组织了一个政团——民社,作为扩张势力、与南京临时政府分庭抗礼的大本营。 1912年1月16日,民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列名发起者有黎元洪、孙武、蓝天蔚、 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刘成禹、宁调元、孙发绪、汪彭年、何 雯等多人,推举吴敬恒任总干事。但主要的主事者是孙武和孙发绪。民社没有明确 的宗旨,仅在《民社缘起》和《民社规约》两份文件中表示要“爱卢梭人民社会之 旨”,“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注]并制定了提倡军国民教育、采用保 护贸易政策、扩张海陆军备三条政纲。上海湖北籍人士黄侃办的《民声日报》支持 武昌集团,也就自然地成了民社的舆论机关。 民社开张后,孙武又偕同刘成禹和鄂籍失意军人唐克明、石星川诸人回到湖北, 在武汉成立民社支部,推举黎元洪为社长,孙武为副社长,孙发绪为评议长,这样 就正式把黎元洪拥为党魁。 民社的成立,使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有了公开的政团组织形式,加大了与 南京临时政府抗衡的资本。当然,黎元洪并不事事出马,多数时候是以民社公开与 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立异,他则居于幕后操纵支持。民社成立后,黎元洪立即授 意湖北军政府理财部拨款5万元,作为民社的经费。湖北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员 是刘成昌、时功玖、张伯烈三人,其中刘、时本是同盟会员,因与黄兴有隙,便倒 向黎一边,成为民社在南京的代表,将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不遗巨细地报告 武昌。从此黎元洪“抱定主义,另立门户”,“垄断湖北一切政权,联袁拒孙。” 通过民社,黎元洪将一批失意蜕变的党人拢在一起,交相利用,对南京临时政府和 孙中山处处拆台,对袁世凯则多方逢迎。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目的之一是统一革命力量,孙中山发布的《临时大总统 宣言书》规定,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 “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但身为临时副总统的黎元洪 本人却与南京临时政府同床异梦。按着各省代表会议的规定,中央政府成立、临时 大总统产生之后,黎的“大元帅”之职即应取消。因为大元帅职务是在临时总统产 生之前的临时性职务。黄兴即在孙中山宣誓就职后,通电宣布取消副元帅名号,但 黎元洪却迟迟不肯放弃这一名份。他的心腹杜锡钧的一番话道出了黎元洪如此这般 的意图:“自古道当权者贵,权是不可放松的。袁世凯为什么抖雄?还不是仗着兵 权在握吗?现在和议未定,正可借备战的名义,把军队扩充起来。尽管当选了副总 统,大元帅的名义,千万不可取消。各省来鄂的援军、编遣和节制权,都在大元帅 手内。不过高级官吏,多物色几个亲近的人。有了兵权,谁个敢不服从呢?”[注] 黎元洪正是以大元帅的名义,藉口北伐,正式将湖北军队扩为八镇,并将自己的亲 信党羽多位置于镇、协高级军官的职务上。直到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 大总统后,他才宣布“现在政体解决,元洪副总统及大元帅之职,已向参议院电辞, 俟重新举定后,即行解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端困难。据曾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回忆, 一次安徽都督派专使见孙中山,要求马上接济部分军饷。孙中山即批给20万元,但 胡汉民持批条到财政部时,金库内仅有十元存洋。[注]显然,困难的程度已不是 “捉襟见肘”所能比喻了的。在内债不济、又几无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南京临时政 府不得不靠借外债来应付财政危机,支撑局面。而在当时,欧美等国为迫使革命党 人向袁世凯妥协,都拒绝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借款,心怀叵测的日本却大肆活动, 不断地向南京临时政府贷款。日本的目的在于利用南京政府的困境,利用党人饥不 择食之际,攫夺更多的权益,特别是将其势力打入垂涎已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仅 1912年头两个月,就有苏路借款、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后因诸种原因,未成事实)、 汉冶萍借款等数起。至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的外债已达1000余万元,占其总收 入的53.8%。这些借款都附有苛刻的条件,如汉冶萍借款即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 为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的这些借款虽情有可原,却无异于饮鸠止渴,严重地损害了革命 政权的形象,给立宪派、旧官僚和各种不满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派别提供了可乘之 机。民社与黎元洪自然不肯放过这一既可打击敌手、又能抬高自己形象、钓誉沽名 的机会。对于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黎元洪电称:“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此区而不 之界,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满清遗孽亦当笑人矣。”对汉冶萍借款,先是 黎元洪发难于前,在给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的电文中他宣称“此间议会全体 及各部、处职员,均不敢承认此举”,要求“迅即设法取消,切勿任少数人颟顸之 为”,炫耀武汉自起义后四个多月间“大兵屯聚不下十万,军械饷糈,动辄百数十 万”,却因‘‘苦心设法、力求搏节”而未借债的“业绩”,一石二鸟,继之由民 社上海总部出面,纠集几个团体在《申报》上刊登公揭,扬言“凡助盛宣怀为虐, 经手此事之人,我等经查有姓名,如不取消此合办之举,即与盛宣怀一同宣布死刑”。 [注]进行含沙射影式的攻击。1912年2月21日,南京临时政府与华俄道盛银行签订一 项借款合同,借款150万镑,以全国税收为抵押。又引起一片反对的声浪。其中最卖 气力者仍是武昌集团。在参议院讨论此案时,湖北的三名议员刘成禹、时功玖、张 伯烈愤然退场,宣布辞职。民社发动上海多个团体,传单告示,称参议院通过此案 是“灭绝公论,违法独断,亡情覆辙,甘蹈不顾”。[注]民社的喉舌《民声日报》 更是连篇累牍,刊文痛署南京临时政府、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最后黎元洪 也赤膊上阵,致电孙中山说:“前清借债之失,我辈呼号力争,言犹在耳。遽自效 尤,何以谢我民国?”并且再次吹嘘自己“固守鄂中已历半载,戎马危急之顷,绝 不敢言借债抵税,以误国民。”[注] 对这种“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式的借款,孙中山等党人也并非心甘情愿, 因此当他们借助舆论认识到危害后,也就迅速醒悟。孙中山毅然提请参议院取消已 通过的汉冶萍借款案,废止合办草约。俄道盛银行的借款也作废。但以黎元洪为首 的湖北集团仍不肯罢休,反而继续扩大事态。由于湖北参议员的辞职和江苏参议员 效尤,加之其它一些人因故未到会,使临时参议院的出席人数一度降至法定人数以 下,无法开会。《民声日报》借机攻击临时参议院已不能代表国民,鼓动要召开国 民会议,取代参议院。鉴于刘成昌等人不肯复职,临时参议院致电黎元洪,表示同 意三人辞职,要湖北派人接充。黎元洪大为恼火,致电诘问:“该参议员等恐失国 体,抗议反对,乃是应行之职权。何议长竟在场呵斥,是否有违参议院章程而失民 国参议院性质?至该议员等辞职,敝省决不承认。” 定都之争是袁世凯实现全面窃国的阴谋之前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最后较量。在 这一问题上,黎元洪“联袁拒孙”的倾向表现得更为鲜明。 1912年2月上旬,南北议和达成最后妥协。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由袁世凯接 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则同意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2月13日,孙 中山正式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 时大总统。20日,又选举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虽然同意让出总统职务给袁世凯,以换取清王朝的早日倾覆,但他仍对 袁世凯存有戒心。在辞职咨文中,孙中山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就职、必 须遵守以责任内阁制为核心内容的《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的良苦用心是通 过这三条对袁世凯钳制,将袁世凯调离他经营多年的巢穴,而到革命势力较强、革 命气氛尚属浓烈的南京来,使其不得任意妄为,使革命不至于满盘皆输。因此,孙 中山特别强调“以袁公到南京接事之日,为文解职之期。”并派出五名专使赴北京 迎袁南下。政治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完全明了孙中山的用意,他信誓 旦旦地表示拥护《临时约法》,但决不肯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势力的大本营。在给孙 中山的回电中,袁罗列了一堆理由,声称“内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 切变端立见,素非爱国救世之初志”,甚至公然称“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 释政”,[注]隐为要挟。这样,围绕着建都于北京还是南京,南与北展开了一场尖 锐的斗争,南方各派系之间也出自各自的利益,参与其中,争相表态,一时间函电 交驰,各种名目的宣言、声明登诸报端,激烈得很。 南与北僵持不下,对黎元洪是个刺激,勾起了他对武昌起义后武昌集团设计的 建中央政府于武昌这个流产计划的新憧憬,幻想鹬蚌相持,他或可作个得利的渔人。 于是他别开生面,提出建都武昌,并且为此而调动民社、指使湖北省议会。操纵 《民声日报》,忙个不亦乐乎。 2月1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 “民国成立,万众欢呼,去帝制而进共和,化干戈而讲揖让,大功所 在,国人皆称道我公不止。……电示不能南来情形,仰见老谋硕画,无日 不为民国前途计安全,钦佩曷己。惟人心所属,众望所归,亦须别筹办法, 以顺舆情。现在组织中央政府,为刻不容缓之图,而会集之区,似以汉口 为适中之地。前电段军统祈转达此意,倘以为然,敬请速派北方各处代表, 会同推定大总统,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员,与确定政府所在地点。使得复 电后,即由敝处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派定南方各省代表,以便会商。[注] 这则电文发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前一日,显然是投石问路。而袁的复电 也含糊其词,只称“在汉口会议办法,窃虑缓不济急。”在两日后袁的又一封回电 中,有“自武汉起事,天下从风,共和之基于斯肇建”一句,黎元洪竟以为袁世凯 并不反对武昌建都,态度便明朗起来,一方面继续鼓吹各方代表汇集武汉会议组织 中央政府,一方面授意民社与湖北省临时议会以舆论和民意的面目正式提出建都武 昌。2月24日,湖北省临时议会通过“请以武昌为国都”的决议,26日,《民声日报》 发表了民社的通电: “建都问题,京不宜南已成舆论。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 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既昧大势,复拂舆情,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 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折中定制,莫若武昌。……既涤除 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习。[注] 《民声日报》还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条“武汉军界闻参议院受政府之指 挥,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宣言将与段祺瑞联合,拟为倾倒南京政府之行动” 的消息,危言耸听。黎元洪与武昌集团的方针是:南京坚决反对,北京还可商量, 武昌最为适宜。 但是,黎元洪建都武昌的主张应者寥寥。除了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少数 几个名流外,并没有多少人应和。袁世凯对此几乎置之不问。倒是支持建都北京的 舆论日见高涨,立宪派、旧官僚、失意政客、糊涂党人,包括南方的数名都督或声 明、或通电、或宣言、或谈话,反对孙中山的主张,迎合袁世凯的打算。这时黎元 洪才感到,在南北争持中,他不过是一个配角,无法独树一帜。于是,他又改变策 略,退后一步,提出国都暂设北京,将来迁往武汉的新方案。在2月27日致孙中山和 临时参议院的电文中,他先是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称坚持定都南京是 “胶执成见”,如再不放弃就会“生变”,“诚恐以一时未审之谋,贻全国无穷之 祸。倘使后人追原罪首,海将何及”;然后再兜售一次武昌“居中驭远”、地形险 要、交通便捷、能控制全国枢纽、最宜为国都的说教,最后提出鉴于赞成北京者日 多,可暂以北京为权宜之地,先在北京组建中央政府,同时“开辟武汉,建筑新都”, 新都告成之日即是总统移驻之时。 黎元洪的新方案再次遭到冷落。袁世凯正忙于策划新的阴谋,无暇顾及黎元洪 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投机的建议。孙中山派出的迎袁专使到达北京后,袁世凯礼遇 殊隆,开正阳门迎接,并与专使细致地讨论如何先到武昌,再如何顺流至南京,摆 出了一副准备南下的姿态,但暗中却指使心腹于2月29日在北京东城。前门一带制造 兵变。乱兵抢劫店铺、焚烧街衢,甚至持械闯入专使的住所。次日,北京西城、通 州、保定、天津等地也有“兵变”发生。袁世凯导演的这场“武戏”是为了证明他 所谓的“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的预言,但却使黎元洪政治投机的热度迅速减 退。他从中窥出了袁世凯决不肯南下,而国都必然设在北京的意图后,便不得不收 敛起政治野心,由三心二意变为一心一意地支持袁世凯。 3月3日,黎元洪发出致各省各机关电。在这篇冗长的电文中,黎元洪不惟不再 提及武昌建都之事,而且摆出似乎他从未有此议的态度,大谈政府不立,会有“兵 亡”、“民亡”、“国亡”、“种亡”的大祸,而致祸之由则在争都。“论者执南 北二京,比挈利害,连篇累帙,”而他的结论是:“于此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 至乱,舍北京必致亡。金陵形势果胜燕京,尤当度势审时,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 相判天渊乎?”3月10日,湖北临时议会也收回成议,通电各省,拥护定都北京。至 此,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终于走上了前台,公开站在袁世凯一边。 在中外反动派和拥袁政治势力的进攻面前,早已涣散的革命党人无力支撑,迅 速退却。孙中山曲高和寡,无力回天,只好接受现实。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同 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12日,黎元洪向 袁世凯发去了一份充满阿谀之词的贺电: 得南中好音,知公于初十日受职。当此存亡呼吸之交,竟得统一车书, 奠安磐石,忻慰何既。今日复由参议院代布誓词,怀保惠鲜,情词创挚, 顾瞻危局,感极涕零。我公抱开济之才,丁危疑之会,恩仇不足乱其念, 祸福不足挠其志,毁誉不足动其心。错节盘根,潜旋默运,率至黄支乌弋, 胥化尊亲,残山剩水,顿归巩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属也。来日方 长,前功未艾,经邦道国,尽仗丕谟。洪敢率鄂中将士,为四海苍生贺。 [注] 至此,革命党为钳制袁世凯而设计的定都南京、南下就职两项措施均告失败, 剩下的就是组织统一政府问题。革命党人还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最后一搏,希图用 由革命党人出任阁员的方法把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袁世凯则要用亲信党羽来把持 政权。在一番斗争后,最令人瞩目的两个重要职务有了结果,被袁世凯视为亲信的 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陆军总长一席由北洋悍将段 祺瑞担任。革命党人再次失利。 在首轮失利的情况下,革命党人还在作最后的苦斗。为使其他阁员的位置能更 多地由党人出任,革命党人提出应推举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党人出任,即所谓 “首功说”;但拥袁势力也针锋相对,提出应由总理以人才为标准,自由选人组阁, 即所谓的“放任说”,实际是以人才为名,排斥革命党人。这时,黎元洪又是毫不 犹豫地站在拥袁的立场上,为袁世凯张目。他在致临时参议院的电文中,先提出既 已以唐绍仪为总理,就应“一切组织似应由唐君担负完全责任”,由唐“任选” (实际是由袁世凯任选)阁员,继而指斥“首功说”:“我同志诸公出生入死,万 难不辞,但为同胞谋幸福,非为个人谋权位,”因而他“窃以为不然”。他强调 “非富于政治思想之人不足以革故,非富于政治经验之人不足以鼎新”,实际上是 支持立宪派、旧势力的“人才主义”。最后又以“即以首功而论,倡议与告成,实 行与暗助,南北相权孰轻孰重,此中亦骤难轩轾”,[注]一句将推翻帝制、建立共 和的功绩全揽在了他与袁世凯的身上,而将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巨大历史贡献一笔抹 杀。 此后,黎元洪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通电,貌似公允,实则为袁世凯帮腔,压革 命党人让步。在3月22日的一份长电中,黎元洪东拼西凑,罗列因阁员未定、政府不 立而造成的种种“危象”,提出“五哭”,即“于外交可为痛哭者一也”、“于军 政可为痛哭者二也”、“于财政可为痛哭者三也”、“于民政可为痛哭者四也”、 “于教育可为痛哭者五也”,耸动视听。[注]这些电文大都由黎元洪的亲信、有 “文胆”之称的秘书长饶汉祥起草。饶为清末落拓文人,为文洋洋洒洒,咬文嚼字, 雕琢修饰,有四六骈俪之风,有些名气,所撰电文也为时人所传诵,为黎元洪制造 了影响。上述电文与前文所引3月3日的长电一起,被称为“四亡五哭”之电,名噪 一时,政治作用也就特别恶劣。 围绕组阁而进行的斗争最后以袁世凯的胜利而结束,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 陆军、海军、交通等重要阁部均由袁派人马出任部长。在党人的力争之下,袁世凯 为表示“合作”与“诚意”,也作了些许的让步,将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几个 闲曹冷板凳让给了党人。3月30日,内阁正式组成。4月1日,孙中山解职,黄兴以南 京留守的名义,暂在南京主持留守府,处理善后事宜。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了袁世 凯的手中。对于黎元洪的诩赞之功,袁世凯也给以回报,4月13日,任命黎元洪兼任 参谋总长职务。这一任命用意一方面在继续拉拢黎元洪,另一方面则以此防止党人 再握军权。因为在南北因陆军总长一席争持不下时,居中调停的立宪派曾许愿以黄 兴就任参谋总长之职作为党人同意段祺瑞任陆军总长的调和办法。袁世凯将此职给 予黎元洪,可谓一石双鸟。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利用黎元洪喜好沽名钓誉的特点, 每电必回。文字一定用“执事卓识宏酞,万流镜仰,惟冀匡其所不逮,助以所弗能”、 “但耳俟教,无任依驰”、“实获我心”、“永拜嘉言”之类的奉承之词。黎元洪 也因此而飘然,于是越来越紧地被绑在了袁世凯的战车上,成为袁世凯的附庸。 3.得利渔翁 如果说党人的“宁汉龃龉”给了黎元洪自立山头、扩大武昌集团势力以可乘之 机的话,那么湖北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纷争又为黎元洪削弱湖北党人力量,全面控 制湖北军政府开了方便之门。 湖北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发动武昌起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 学社早就有门户之见。在起义前夕,由于共同对敌的需要和同盟会的工作,两个组 织实现了初步的联合,建立了联合的起义指挥机构。但这并非矛盾的泯灭,而是分 歧暂时被搁置一旁。两个团体的合作,使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正是由于 胜利,双方的矛盾又日渐显露。而且,由于武昌起义未能按原定计划进行,以至在 起义过程中挤进了黎元洪和其它旧派人物,就使得原来的矛盾更为复杂化了。 在武昌首义后建立起来的湖北军政府中,共进会占有较大的优势。最有实力的 军务部的两部长孙武和张振武都是共进会员,其它各部中也以共进会员为多。孙武 在武昌起义后,权力私欲急速膨胀,作风也日益专擅,排斥文学社成员,甚至也排 斥与他有隙的共进会成员。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孙武逐渐投靠黎元洪,借 拥护黎元洪以自重。这自然引起文学社的不满,或明或暗地对孙武及共进会进行抵 制。不过这一时期矛盾还未表面化。 阳夏之战中黄兴来到武汉,给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又增加了更大的变数。文 学社的蒋诩武等人与同盟会有较深的渊源,对黎元洪颇不信任,因而对黄兴的到来 欢欣鼓舞;他们主张推举黄兴为不受黎元洪节制的南方民军总、司令或两湖大都督, 目的在于架空黎元洪;而共进会孙武等人坚决反对,名义上是易生混乱,实际是维 护黎元洪的地位,借助黎元洪与同盟会和文学社抗衡。由于黄兴和与黄兴一同来鄂 的宋教仁及文学社的蒋诩武、杨王鹏等都是湖南人,孙武、黎元洪又都是湖北人。 阳夏之战中的客军也主要是湖南军队,并且与湖北民军在战守上多次矛盾,黄兴又 倚重湖南军队,这样使得原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又加上了地域的色彩,结果形成 了黄兴等同盟会人与蒋翊武等文学社人为一系。黎元洪等旧派人物与孙武等共进会 人为一系的派别格局。汉阳失守后,黄兴不能冷静地分析原因,过多地指责湖北民 军,错误地提出弃武昌的建议,更是火上浇油,激化了矛盾。从首义之始到阳夏之 战结束,很多事件、措施都或隐或现地与两派系矛盾交织在一起。如10月11日湖北 军政府成立,13日文学社的詹大悲等人即在汉口建立了汉口军政分府。此举固然有 应急的性质,因为黎元洪被推为都督之初是“木偶尸居,不划一策”,但也有对共 进会占优势的湖北军政府不满的动因在内,在行动上也往往自行其事。在阳夏之战 中,詹大悲以通敌该职罪将汉口前线指挥张景良处死,黎与孙武认为是詹大悲专擅, 汉口危急之时,詹大悲与何海鸣等人乘轮东下,向安徽、江西的党人求助,黎元洪 与孙武均认此举为弃职逃脱,为军法所不容。汉阳失守后,黄兴东下上海,战时总 司令一职由文学社的蒋诩武代理。孙武等人不欲蒋诩武担任此职,便怂恿黎元洪以 谭人风取而代之,改任蒋诩武为都督府顾问。蒋翊武事前毫无所闻,愤愤不平,后 经人劝解才办理移交。但谭人凤接职后,竟然提出若干损及孙武权力的措施,孙武 当然不容,又鼓动部分军官向黎元洪陈述意见,黎元洪遂改派谭人凤为议和代表。 军权又被孙武所垄断。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孙武在黎元洪的支持下赴宁活动,道 黄兴冷落,积怨益深,于是,孙武等人便由与文学社矛盾而反黄兴,由反对黄兴而 反对孙中山、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因谋权而拥戴黎元洪,进而又拥护袁世 凯,隐然与南京临时政府相颌顽。 对于党人队伍中的矛盾分裂,黎元洪当然是乐观其成,而且惟有分裂内江,他 才可能拉过部分人来为他所用。孙武的投靠,黎元洪当然欢迎,他也需要有个“党 人”身份的代理人。因而他也尽力扩大党人中的矛盾与裂痕。1912年1月初,武昌扩 军,黎元洪原定以吴兆麟为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孙武欲以军务部长兼此职,黎 表示:“别人要干那是不行的,你要干就给你干。”遂改委吴兆麟为参谋部长。吴 称“朝令夕改,如同儿戏”,问黎元洪为何改委,黎元洪答称:“因为孙尧卿(孙 武字尧卿)来到这里,硬要这个总司令官的名义。”这件事引起吴兆麟的不满。[注] 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虽然也是共进会人,但与孙武矛盾很深。阳夏之战后,张振武 得黎元洪的批准,携巨款赴上海购置枪械弹药。孙武认为此举可能使张振武个人势 力膨胀,便与黎元洪一起,派员赴上海对张振武实行暗中监视,并以所购枪械多为 废枪、不能适用为由,连电催张振武返鄂。张振武返回武昌后,立即到湖北军政府 质问,黎元洪一口推得干干净净:“这不怪我,你去问孙尧卿。”造成了孙武与张 振武关系的日益恶化。表面上黎元洪几乎对孙武言听计从,但背地里却将各种劣迹 的责任或致人不满的缘由都算到孙武的头上。而孙武本人不仅不警觉,反而因以黎 为靠山,越发跋扈凌人。 孙武投靠黎元洪,结党营私、排斥和打击革命同志的行为引起了湖北党人、特 别是一些下层党人官兵的愤慨。其它一些有功未赏、有伤未恤的人,一些对上层党 人迅速蜕变为新贵不满的人,甚至一些曾对革命寄以奢望,但却未能满足的人也把 怒火和怨气发泄到了孙武的身上,孙武成了众矢之的。终于演成了一场以推倒孙武 为目标的群英会“二次革命”风潮,主要发动者是黄申萝。 群英会是武昌起义前由清新军三十二标中的革命党人向海潜创建的秘密反清小 团体。后加入共进会。在武昌起义、汉口之战时,群英会的成员出生入死,立下了 战功。黄申梦也是共进会成员,时任民军第四镇第七协第十四标标统。湖北军政府 扩军后,他被任命为近卫军协统。他早就对孙武等人与黎元洪及立宪派人士接近, 疏远旧日患难同志的行为不以为然,尤对孙武以新贵自居,趾高气扬看不惯。[注] 他被任命为协统后,由于委任之权在军务部,依例须到军务部“谢委”。黄申芗因 一些资格能力均不如他的人却得到了比他高的职务,心里本已不平,而面见孙武时, 孙武又傲气十足,情绪更是愤慨。据《鄂州血史》记载,接见时“孙武坐在靠椅上, 双足俱跌,昂然不动。向申芗问道:‘你来了,接到委礼没有?’申芗道:‘接着 了,我特来谢谢你的。’孙武说:‘标统不小呀,在满清,要戴蓝顶子。你好生的 干,听着没有?’申芗见他全无礼貌,而且语意之间,太瞧不起人,默然良久,不 辞而去。孙武也不客气的没有送他。申芗出外,到处说道:‘尧卿得意忘形,连老 朋友也不认识,我非杀他不可。’”[注]黄申芗与向海潜同籍,均为湖北大冶人, 平日往来密切,二人遂谋划倒孙活动,以“改良政治”为号召,以群英会为名义, 联络毕血团、将校团、教导团、义勇团等团体组织中对孙武不满的军人,发起了一 场暴动。 2月27日晚,以向海潜放枪为号,暴动的士兵一齐行动,冲出营房驻地,迅速向 军务部和大朝街孙武住宅冲去。暴动士兵佩带“群英会”或“毕血会”的白布徽章, 高喊“打倒孙武”等口号。持旗游行示威,旗上书有“改良政治”、“驱逐民贼” 字样,一路鸣枪示警。孙武事先有所觉察,避走汉口。暴动士兵将孙武宅围住,搜 出了堆积如山般的箱笼,孙武的家小也被暴兵扣压,后经人说情才被放出。虽然起 事前夕黄申芗等人已申明只诛孙武一人,但由于起事者动机不一,暴动发生后各行 其事,结果演成一场变乱。军务部、内务部等机关均遭冲击,乱兵趁机抢劫,第四 镇统制邓玉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等人见势不妙,纷纷逃避。第二镇统制、文学社 重要成员张廷辅企图说服乱兵,结果被射杀。 逃到汉口的孙武在事变后联络邓玉麟,准备带兵镇压,但城内军队都布于防御 区,武昌一带仅有黄申芗的第十四标驻守,孙武无法调动。后经汉口富商蔡辅卿、 李紫云调停,孙武提出拥护黎都督,不得变更,变兵各归营地,不得滋扰,商场复 市等条件,他则发表声明,表示辞职。在声明中,孙武力辩群英会对他“挟资致富”、 “任用私人”、“结党自囱”等指斥为不实之词,称他“自维运动革命。家产荡然, 残炸余生,力疾从公;起义反正,虽然无功,突遭身家之祸,心寒齿冷。今后入山, 谢绝世事。”此后,孙武又在报纸刊登了一则广告,宣布将辞职“养疴国外”。风 波干是平息。孙武辞职后寓居汉口,但决不是如他自称的那样“谢绝世事”,而是 继续进行拥黎排孙、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活动。 在这场风波中,黎元洪先是坐山观虎斗,最后出来收拾两败俱伤的残局。对于 事变,黎元洪事前已有所闻,但他并不制止。因为孙武虽然与黎勾结,挟黎自重, 但孙武权势的增大,对黎元洪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孙武行事,往往盛气凌人,常 向黎元洪强索强求,黎元洪也颇为难堪。每见孙武,不免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因此, 他也乐得借群英会之手将这个潜在的威胁清除。所以当孙武辞职时,他顺势批准, 对黄申芗也仅以申斥了事,后又以5000元资送出洋。 以群英会暴动为契机,黎元洪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弱湖北军政中党人的力量。过 去孙武以党人的资格任军务部长,虽与黎勾结,但黎元洪对孙武也不得不退让三分, 有所畏惧。这次孙武去职,军务部的副部长张振武、蒋诩武也被免职,改充有名无 实的顾问。部又改为司,旧军官曾广大被黎元洪任命为军务长。与军务部相比,军 务司的职权大为缩小。已没有军官的任免权,成了纯粹的办事机构。与孙武关系密 切的邓玉麟被免去第四镇统制,代之以阴险凶残、对黎卖身投靠的蔡汉卿。其它几 个与孙武接近的部长也被摈斥,换上了黎元洪的亲信官僚。黎元洪独揽了湖北军政 府的大权。 3月2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并各机关 “顷据军界同人呈称:军务部正长孙武不克称职,请予更换前来。查 孙武当起义以前,奔走呼号,尚著劳囗。洎囗军务,煞费经营。近以心力 交瘁、丛脞时虞,不愿以疲弊之身,久膺军寄,迭请解职养疗。虽元洪优 予慰留,未加允许,而该部长谦抑之怀,终必欲洁身引退,以避贤路。此 次金请更换,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强留。 现已遵照临时政府电谕,改部为司,委任曾广大为军务司长,……从此群 策群力,郅治或有可望。至外间传言军民暴动,孙武家属被戕,悉无其事。 [注] 一场惊心动魄的兵变、一场旨在削除党人力量的清洗。一场揽权自固的阴谋就 这样被轻轻巧巧地掩饰过去了。 坐收渔利的黎元洪巩固了他在湖北的统治,在军政府中已没有其它政治力量可 与他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