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 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 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 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 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 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 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 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 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 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 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 300 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站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 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 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 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 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 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 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 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除: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 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 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 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 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 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日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时,场面开始混乱。他 们用棍棒和汽水瓶攻击非马来人,烧毁两辆电单车,破坏了一辆史古打,掀翻了一 辆小货车。一辆警察巡逻车闻讯赶到,马来新兵向它扔出无数的玻璃瓶,巡逻车无 法越过翻覆了的小货车。一辆消防车随后来到,也同样受到攻击。 珊顿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附近工艺学院的学生离开课室,拥上阳 台和屋顶,居高临下,观看这场混战。下午2 点45分左右,镇暴队队员乘坐镇暴车 来到现场,发射催泪弹。接着,受过特别训练的镇暴警察出动,逮捕暴乱者,把他 们押上囚车,载到对面的刑事侦查局大厦。暴乱者被扣留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 里等候发落,看看是要把他们控上法庭,不准他们保释,还是准他们保外。 吴庆瑞担心让他们保释的话,他们回到芽笼士乃和其他马来人居住地区,散播 他们如何道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触发暴乱。我立即请英国最高 专员约翰。罗布到我的办公室来,把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他。由于当时新加坡警察 和军队几乎全是马来人,会同情暴乱者,我要求罗布通知英军司令待命,以防种族 暴乱失控。我告诉他,我准备到刑事侦查局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认为情势可以缓 和下来,我会让这些人回家,否则也许要在提控他们后加以拘留。这一来,当天晚 上365 个家庭将会等不到他们的儿子回家,有关马来人受到压迫的谣言将会传遍新 加坡。 罗布表示他会据实通报,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英国军队不能干预内部安全问题。 我告诉他,总司令或新加坡驻军总管应确保英军至少能防止暴乱者失控,以免他们 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兰少女的宗教暴乱中那样转而对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着,我召见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握,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 法是否行得通,并请他陪同吴庆瑞和我到刑事侦查局去会见暴乱者。在刑事侦查局 的四方院子里,我通过一个手提扬声器用马来语向新兵讲话。我告诉他们,命令规 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误会了,以为不包括新加坡籍马来人。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 装甲部队。1968年1 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 -13轻型坦 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 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 月又来了 42辆。我们也买了170 辆V22 型四轮装甲车。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 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西亚 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 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西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 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 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 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当时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 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我叫 他着手进行。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 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8 月9 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 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1962到1963 年间,基德伦曾经几次见过我,要求我允许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他向 我保证东姑已经同意了,我们不必等到马来西亚成立后才做决定。我告诉他,既然 东姑同意了,领事馆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设立不会有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 前设立,肯定会使基层马来穆斯林情绪激动,以致发生争端,打乱我的合并计划。 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没允许以色列开设领事馆,事实上 也无法允许。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 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 塞尔,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 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 他只字不提。纳塞尔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 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 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对马来西亚。不管 怎么说,印度是比较靠近我们的亚洲邻国。但是纳塞尔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选 择不理会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许他要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领袖保持伊斯兰教的 团结。 印度和埃及不肯给予协助,我于是叫吴庆瑞继续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 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马两地基层马来穆斯林的反感。1965年11月,亚克。 埃拉扎里上校率领了一小队以色列人前来。12月又来了六个人。他们肤色够黝黑, 我们管他们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 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巴等其他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 巴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 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 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 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独立了的新 加坡不能延续英国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个有四分之三人口是华人的城市的治安, 交由马来族警察和军人去负责。英国人招募的主要是马来人,他们多数在马来亚出 生,传统上到新加坡来人伍。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 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 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 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 际的人口比例。 分家后不久,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我们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 行“对抗”任务。尽管当时两国还未缔结正式的防务协定,我们要表示对马来西亚 有善意,要跟它团结一致。这一来,整个淡马锡军营便成了空营。马来西亚建议派 一团马来西亚步兵到淡马锡军营,我们同意了。我们的第二步兵营定在1966年2 月 完成在婆罗洲的任务,双方参谋部谈妥,到时马来西亚军队会撤走。但是马来西亚 国防部长却要求别让新加坡的步兵营重返淡马锡军营,而应把新加坡一营步兵调到 马来亚本土,以便让马来西亚步兵团继续留在淡马锡军营。作为国防部长的吴庆瑞 不同意。我们要两个新加坡营都留在新加坡。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之所以改变初衷, 是因为他们想在新加坡驻留一营军队,以便控制我们。马来西亚人拒绝离开。于是 回国的新加坡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必须搭起营帐,暂时驻扎在花拉公园。吴庆瑞急忙 来找我,提醒我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在营帐里呆太久,食堂和厕所设备太差,很容易 引发暴乱或哗变。他说,他的处境就像一位英国将领统率一支以意大利兵占多数的 军队。马来西亚有可能利用这个局面,临过阿尔萨戈夫准将发动政变。他劝我从欧 思礼路的住家搬进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并安排辜加警卫在四周站岗,以防万一。 在一连辜加警卫的护卫下,我和家人就在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 不久之后,英国人腾出了在新加坡北部靠近三巴旺的卡迪军营。我们把它让给 马来西亚,他们在1966年3 月中旬答应把军队从淡马锡军营转到卡迪军营。马来西 亚军队前后在卡迪军营驻留了18个月,到1967年11月才自动撤走。 马来西亚这种不讲道理的做法加强了我们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决心,只有这 样,才能制止他们类似的恐吓。他们的行径,使我们益发痛下决心,咬紧牙关站稳 脚跟,坚持到底,无畏的战士吴庆瑞在致国防理事会的文件中写道:“新加坡和邻 国的人口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让自己因此而六神无主将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 不是人口的数目,而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征兵五年之后,通过动员战备军人, 我们可以派出一支15万人的部队。利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负起非战斗任务的话, 最终我们应能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由具备战斗力的18到35岁的人组成。人数虽 然不多,他们却朝气蓬勃,受过良好的教育,准备保家卫国,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 容低估的。”参照以色列人的做法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参照了以色列人的做法的, 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最多的人。我们认为必须让新加坡国内外都知道,尽管 我们人口不多,却能在短时间内动员一支人数众多的战斗部队。 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改变人民的心态,使他们接受人民的军队,并克服 不喜欢当兵的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每个华族家长都懂。 我们决定在所有中学成立全国学生军团和全国学生警察团,使家长让子女跟军队和 警察认同。我们要他们把军警当做自己的保护者。过去军队和警察被看成英国殖民 者压制人民的工具,引起人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要把这种情形扭转过来。 军人的勇敢必须受到人民的敬重。正如吴庆瑞慨叹说:“在靠买卖为生的社会 里,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不会自然而然形成。”我必须改变人们的态度,争取年轻 人参加体育和各种体力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体魄,同时使他们培养起敢于冒险的 精神,并乐于参加各种艰苦刺激而且不无危险的活动。要达到这个旧的,光靠宣传 是不够的。在劝说和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讲之后,还需要有组织良好、人员干练以及 方向明确的机构。负起进一步的工作。主要责任落在教育部。只有改变人们的想法 和态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平民部队。我们准备以十 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在庆祝新加坡独立一周年的典礼上,我们以仅有的一点兵力激励人民的士气。 公务员、国会议员和部长参加了速成军官训练课程,他们带头组织了人民卫国军, 兵士都是通过民众联络所征召的,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平民。人民卫国军好几个排 在1966年8 月9 日首届国庆庆典上接受检阅,勇敢地列队走过检阅台,虽威武不足, 却热情有余。在认出穿着制服,给太阳晒黑了的部长和国会议员时,观礼台上的贵 宾和街道两旁的群众都热情地喝彩。 代表各族的社区领袖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行进。参加游行的还有 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英国商界领袖。在政腑大厦前,他们在总统面前正步走过, 人们向他们热烈欢呼。还有来自工会、人民行动党和法定机构的游行队伍,警察和 消防队也参加了制服队伍的行列。对新加坡的军事能力,马来西亚人也许觉得没什 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建立自卫部队来保卫新生国家的决心和精神。却使他们不得 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庆瑞的计划是在1966到1969年之间,建立一支由12个营组成的正规军。我不 同意这个计划,建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正规军,加上动员平民的能力。平民应该 接受训练,成为后备力量。吴庆瑞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在大规模训练平民之前,必 须先训练他所建议的12营军队里的好些正规军官和士官。 我不想把钱花费在规模庞大的正规军的经常开支上,认为最好把钱用来建立组 织和训练国民服役兵团所需的基础设施。实行国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社会也 有好处。吴庆瑞采取专业军人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一支正规战斗部 队,应付眼下来自马来西亚的威胁。我认为只要有英军和共和联邦军队驻扎在新加 坡,马来西亚人不大可能攻击我们。纵使没签订防卫条约,英国和共和联邦驻军也 能起威慑作用。我要我们的整个国防计划对准一个目标,尽可能动员最多的人民, 并趁人民因为最近的经历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时,激励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 吴庆瑞在1966年11月提出的修正计划,主张动员大部分的人民,正规军则保持 为12营。我有意思让新加坡的妇女也像以色列妇女那样参与国民服役,因为那将能 加强人民保卫自?国土的意识。但是吴庆瑞不希望他的新部门负起这个额外责任。 由于国防理事会中的其他部长也不热心征召妇女,我没有坚持己见。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 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 体人民。除了采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一 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新加坡武装部队永远服从政治领导层,武装部队的一切 重要职能,如人和财务,都归国防部的平民官员掌管。国防理事会赞同这些则。 1967年2 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国人于1952年通过的国民服役法令,被 征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后,成为后备军人。请求释放了两名在新加坡携带定时炸弹而 原判死刑的印尼人。不过,他们还没有机会夺走人命就被逮捕了,不像两名突击队 队员那样,杀害了三个平民。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如果就这样屈服,不单是新加 坡本国的法治,甚至是我们同邻国相处所遵守的法则,都将被丢到一旁,新加坡往 后将不断面对外来的压力,永无宁日。当时英军仍然驻守在新加坡(虽然他们宣布 将在1971年撤走),我们如果尚且害怕执法,那么,我们的邻国,不论是印尼或马 来西亚,在1971年之后,就会肆无忌惮地骑到我们头上来。于是,我们决定拒绝请 求,依法处置。两名突击队队员最终在1968年10月17日被处决。当时我在日本进行 官方访问,二三十个印尼人聚集在靠近迎宾馆的地方,当我乘坐的轿车经过时,他 们高举标语牌和横幅,向我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大批印尼群众闯人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疯狂破坏一番,还砸坏 新加坡总统的肖像,幸好没像当年对待英国人那样烧掉大使馆。我们的大使PS拉曼 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任台长,是个勇敢的人。他虽然是泰米尔婆罗门人,但是 信仰基督教。他和他的同事就如同1963年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面对印尼人硬闯英 国大使馆时一样,镇静沉着地对抗暴徒。不过,新加坡大使馆的职员可没有一位风 笛手在场,以示镇定沉着。 第二天,印尼武装部队宣布在廖内群岛附近靠近新加坡的印尼领海举行演习。 印尼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甚至表示要亲自率领特种部队攻入新加坡。约千名示威学生 向东爪哇部队司令请愿要求对付新加坡。据印尼报章报道,印尼军方相信新加坡是 受共产中国施压,才处死两人的。印尼政府在一星期后宣布减少同新加坡通商,向 出口物品施加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评断,尽管印尼未必会公开挑衅,但却可能会 进行颠覆活动。结果风平浪静。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 月13日,马来西亚降行大选数天后,吉 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 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 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有关马来人的野蛮行旧和马来西亚武 装部队处理当时情况明显偏袒的话一传开,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们感 到愤怒。 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趁机为他们在吉隆坡的华族同胞报仇。5 月19日,二 三十名华族青少年,在苏丹门靠近苏丹伊斯兰教堂的马来人活动地区,攻击几个马 来人。第二天,我从美国返回新加坡,获知在离莱佛士书院不远的地方,一名马来 人被一群暴徒枪杀。这场冲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几个星期。 6 月1 日,我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 国防部长林金山陪同我前往,我们乘坐的那辆越野军车由一名马来警员驾驶,坐在 司机身旁的是那个地区的警监。车子经过被部署在那里的新加坡陆军的马来士兵面 前时,我和金山立时觉察他们个个一脸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我认识了好 几年的马来警监,也露出愠怒的神色。我强烈地感觉不对劲。我感受到马来人的恐 慌,情况跟1964年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 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族则格外苛刻。这次 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 府的新加坡华族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我决心要向全体人民, 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 执行法纪。 随着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684 名华人和349 名马来人被逮捕,但是因为没有 足够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所有的人,结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华人和马来人各占一 半。其中最严重的是指控一名华人企图谋杀,最终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须坐牢十年。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名华人和三名马来人遇害身亡,11名华人和49名马来人受伤。 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两极化到这个程度,真叫我们吃惊。即使是在警队和军队中 服务多年的马来人,也变得对种族课题非常敏感,在马来西亚发生种族暴乱时,他 们轻易受到种族情绪的牵动。 我要确保警队和军队的实力不会被种族情绪牵引力削弱。我也要搞清楚为什么 要在芽笼士乃部署那么多马来军人,其实部署一支种族成分比较多元化的部队,会 让那一带占少数的华族更安心。为此,我决定必须重新检讨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 新兵的种族比例。 负责这项工作的林金山发现,尽管经历了1966年的珊顿道军训站事件,新加坡 武装部队招募的马来人仍然过多。当时的国防部常任秘书波卡斯是我们最信任的官 员之一,他曾经担任政治部主任,认为不能信任受华文教育者,因为几乎所有的共 产党人都接受华文教育。在招募军士和准尉加入武装部队,以训练我们的国民服役 人员时,由于坚信受华文教育者容易变成华族沙文主义分子,同时比较倾向于支持 共产主义,他宁可选用马来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偏见。这是个非常敏感的任 务,由波卡斯领导的小组负责进行。一名年轻中校杨孟荣在之后的几年里推行了一 项计划,通过招募更多非马来人,减少马来人在军队中的比例。 我邀请了五国联防的共和联邦国防部长(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出席新加坡开埠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1969年8 月9 日,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出 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 -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 阅。柔佛州的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 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刊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 坦克。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国国防部长的宴会上,敦拉扎克告诉吴庆瑞,马来 西亚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装甲部队感到担忧,他自己却不会。他说,柔佛州有人担 心新加坡准备人侵,他建议林金山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们相信新加 坡对马来西亚并无敌意。吴庆瑞在写给国防理事会的文件结尾说:“在整个可悲的 事件(吉隆坡的种族暴乱)中,惟一令人高兴的是,新加坡的装甲部队对马来人的 政治基地起了有所裨益的作用。” 幸好我们做了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决定。五一三种族暴乱使马来西亚的种族关 系向两极分化。我担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经掌权,马来过激分子势力抬头,东姑可 能不得不靠边站,过激派领袖可能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纳人联邦。 杨邦孝(他是我在剑桥认识的朋友,当时住在吉隆坡,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 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问他马来西亚的公众对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什么看法。他说, 1966年,人们把它当笑料,如今看法改变了。在吉隆坡,人们在鸡尾酒会上传说, 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培训出出色的士兵,这点获得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官 员的证实。 到了1971年,我们已经建立17个国民服役营(16000 人)和114 个后备营(1000 人),部队单位有步兵队、突击队、装备迫击炮的炮兵队、坦克营、装甲运兵车营、 野战工兵营、通信营、野战保养营、野战医院和野战供应营各一个,以及一个辎重 运输连。我们设立训练学校给新兵提供基本军训,并且培训见习军官、炮兵、工兵、 未爆炸弹处理人员和海军。空军有猎人型战斗机、打击能手型航空教练机、百灵鸟 型直升机和运输机各一个中队。 在70年代建立起可靠的防卫力量之前,新加坡的防务不得不依靠驻扎在这里的 英军。我们原本希望他们会继续驻留五到十年,在我们建军期间作为我们的后盾, 但是英国人却于1968年1 月宣布将会撤出新加坡。这个决定迫使我们必须在1971年 他们离开之前,建立一支战斗机中队和一支规模虽小,却足以抵挡渗透者的海岸卫 队。这虽然不是个庞大的计划,却已耗去了我们相当部分的资源。当时新加坡经济 尚未发展,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有限。1968年8 月,也就是英国宣布撤军的七个月后, 我们派遣首批六名机师到英国受训。到1970年9 月,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支共有16 架霍克猎人型战斗机的中队。 以色列人帮助我们策划建立海军,新西兰人训练我们的水兵操作第一艘高速巡 逻艇,两年内我们就建立了两支各有三艘船艇的中队。之后,我们进而购买导弹艇。 以色列人不但在传授军事技能方面本领到家,在灌输训练所依据的教条方面也 同样称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跟英国人完全相反。英国人早年训练新加坡第一和第 二步兵营,采用的办法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训练军官是从排长开始,然后是 连长,15到20年后才训练营长和中校。以色列人却一开始便坚持新加坡军官必须向 他们学习,并尽快取代他们担任教官。在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一口气便派出了3000 到6000名“顾问”,协助吴庭艳政权建立南越的陆军。以色列人只派18名军官到新 加坡来。他们执行每一项工作都指定新加坡人跟着学习,从排长、营长到参谋长。 我们挑选了一批有军事和准军事经验的警官、英国时期的前新加坡义勇军军官人伍, 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来自私人企业界。我们让他们成为全职军官。英国陆军高 度重视军事配备的擦洗和步操,以便培养守纪律和服从上级命令的意识,以色列人 却着重训练军事技能和激发昂扬的斗志。新加坡武装部队接受检阅和表演步操时所 表现的齐整,并非从这些“墨西哥人”那儿学来的,而是从早年主管第一和第二步 兵营的英国军官那里学来的。 由埃拉扎里领导的以色列军官开始工作,待我们上钩之后,基德伦便要求我们 付出代价:新加坡必须正式承认以色列,两国互派大使。基德伦坚持这两个要求, 使我们不胜其烦。我告诉吴庆瑞,这是行不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来穆斯林 同情他们的伊斯兰教兄弟——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我们会激怒他们。哪怕以色 列人决定撤退,我们也答应不了。当他们知道这行不通时,特拉维夫来电说他们了 解新加坡的处境,还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希望我们最终会允许以色列在新加坡设 立大使馆。 1967年6 月阿以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设战败,这使我们感到宽慰,否则新加 坡武装部队会对以色列教官失去信心。联合国大会就谴责以色列的议案进行辩论期 间,吴庆瑞来见我,要求我下令身为外长的拉贾拉南,指示新加坡代表团千万别投 票赞成,否则以色列人会离开。拉贾拉南一向支持亚非国家,他全力赞成谴责以色 列。 由于未能出席内阁会议,我把自己的立场写了下来:我们非支持一切小国的生 存权利不可。所有国际航道,无论是蒂朗海峡还是马六甲海峡,都应该自由通航。 在敌对状态结束时,联合国就应该在维持和平或解决问题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即 使新加坡投票支持亚非议案,相信以色列顾问也不至于离开。我主张投票时弃权, 内阁赞同我的看法。结果我们在投票时弃权,以色列人也没离开。既然以色列人在 新加坡已家喻户晓,我们于是决定让他们在新加坡派驻外交使节团。他们要求设立 大使馆,我们决定让他们在1968年10月先设立商务处。1969年5 月,新加坡和本地 区的马来穆斯林都习惯了以色列在新加坡有官方代表之后,我们允许他们升级为大 使馆。 后备军人改名称为了强调后备军人随时可以作战,我们在1994年把名称改为战 备军人。他们每年都回营,到原来的单位受训几个星期,并建立情谊。每隔几年, 他们就奉派到台湾、泰国、文莱或澳大利亚,参加旅级的野战演习或营级的实弹演 习。 大家都认真对待回营训练,雇主也不例外。执行人员和其他雇员每年服务中断 几个星期,雇主们得蒙受损失。要真有实效,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参 与防卫活动。我们通过“全面防卫”概念,让校长、教师、家长、雇主和社区领袖 加入整个支援网络。这么做也提高了大伙儿的士气。 30年来,国民服役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已成了我们男性青年的 必经之路,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从而把人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年轻人学会了 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所有宗教,从佛教、印度教、伊 斯兰教、锡克教到基督教和袄教的习俗都受到尊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食物禁忌 也受到尊重。无论你的父亲是部长、银行家、专业人士。劳工、的士司机还是小贩, 你在军队中的地位都得看个人表现而定。 为使军队中有文武双全的人才,1971年我和吴庆瑞把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引进 新加坡武装部队。我们每年挑选几名最优秀的见习军官,颁发新加坡武装部队海外 优异奖学金,让他们到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其他大学深造,修读完整的人文 学科。理科、工科或专业课程。他们在深造期间领取中尉的薪饷,外加奖学金,能 应付在国外留学期间所有的学费、住宿费和其他开支。他们签约,毕业后必须在武 装部队服务八年,期间会被派到美国或英国再修读两个课程,往往是三个:先是接 受炮兵、装甲或信号的特别训练;其次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期到美国或英国接 受参谋和指挥的特别训练;最后是到美国哈佛或斯坦福之类的一流大学,攻读公共 行政或商业行政课程。8 年结束后,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或调到公 共服务部门担任公务员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加入法定机构或转到私人机构。他们每 年必须回营,参加两三个星期的国民服役训练。这个计划是我建议,吴庆瑞修改的。 通过这个计划,我们把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引进了新加坡武装部队。 要不是我们每年从最杰出的学生当中约吸收十人,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会缺乏精 英,有再多再好的军事硬件配备也没能充分利用。 早期几批的素质都让人放心。到1995年,四名武装部队前奖学金得主都升到高 层,之后踏入政坛,当上部长,他们是我的儿子李显龙准将,以及杨荣文准将、林 勋强中校和张志贤准将。 新加坡幅员小,大大限制了武装部队的发展。随着我们的阵容越来越大,要部 署一个旅以及后来的一个师的兵员,我们就必须有海外的训练场地。1975年,我冲 破了障碍,蒋经国允许我们的步兵、装甲人员和炮兵到台湾受训。我们也在台湾进 行联合军事演习,德国的一名退休将军西格弗里德。舒尔茨,在这些演习中陪同我 们的高级军官展开临场训练,亲自给他们战斗策略上的指导。 空军方面,在70年代末期,马科斯总统和美国国防部允准新加坡空军部队,利 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训练设施。美军在叨年代离开克拉克基地后,我们就把训 练地点改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我们要解决问题,得别出心裁,不能沿用老方法。 由于武器系统不断采用新科技,尤其是资讯科技,因此,一个国家的防卫能力 必须不断地提升。这需要稳健的经济做后盾,以便有能力购买新式武器,并聘用受 过高深教育和受过训练的人才,由他们把各种武器纳人一个系统,同时有效地进行 操控。 拥有可靠的防卫能力,可以减低他国采取养撞的政治行动的危险。每当马来西 亚领袖对我们不满时,他们总会通过报刊恫言要切断水供。 1990年,我卸下总理一职。国际防卫刊物《军事科技》写道:“1965年新加坡 独立时,根本没有任何武装部队来保卫它。到了1990年,新加坡武装部队已经发展 成为一支受尊重和专业的部队,它有现代化的防卫系统,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从那个时候起,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备战状态,不断得到《 简氏年鉴》和《亚太防务报道者》等防务期刊的高度评价。 1966年5 月,我飞往伦敦希望能争取到首相威尔逊的保证:英军会在坡多留几 年——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