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金融中心的故事 ……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至1998年两 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 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 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 管理妥善的信誉。 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 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 样发生的呢?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在口述历史档案中 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 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 融中心。”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温斯敏 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 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 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 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 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金山下午闭市,整个金融 世界就仿佛落了幕,无声无息待第二天瑞士时间九点正瑞士银行开市后,它才又活 跃起来。如果把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 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 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 范伊厄宁在温斯敏的要求下,针对上述课题做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经济 发展局主席韩瑞生。韩瑞生也是温斯敏和我之间的特别联络人。韩瑞生来见我,向 我建议解除新加坡同非英镑区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切外汇限制的措施。 当时,新加坡依然属于对资金流动必须实行外汇管制的英镑区。韩瑞生向英格兰银 行一名职员打探消息。以了解在新加坡建立像香港那样的外汇市场,以便为新加坡 开拓“亚元”市场铺路的可能性。对方告诉他,香港之所以能够有此系统,同它特 殊的历史因素有关。对方也提醒韩瑞生,新加坡可能得脱离英镑区后才能落实这个 计划。我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地去进行。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追究, 新加坡也就无须脱离英镑区。无论如何,英国四年后取消了这个制度。新加坡不像 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 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 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必须向国外银行家保证,能够为他们提供稳 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 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另外还得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货币局和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有能力监管银行业。早在1965年独立后不久,我和吴庆瑞就认定,新 加坡不应该设立兼具印制和发行货币权的中央银行。我们决意不让新加坡货币在强 国货币的挑战下贬值,对美元尤其如此。因此货币局保留下来,只在拥有等额外汇 储备做后盾的情况下,才发行新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拥有中央银行的一切权力, 但没有货币发行权。 金融管理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保持专业水准,完全依据法律和条规运作。这 些法律条规定期进行检讨和修订,以便跟得上金融服务的发展新趋势。我们必须竭 尽所能,使外界对我们的刚直不阿、办事能力和判断能力有信心。我们的金融中心 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 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 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一开始,新加坡小规模地发展岸外亚元市场,相当于欧元市场;我们称之为 “亚元市场”。当初它是银行之间在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市场,向海外银行筹集外币 基金,以供本区域银行借贷,反之亦然。后来进一步进行外汇和外币标价证券的金 融衍生产品交易,也从事财团贷款、债券发行和基金管理等活动。1997年,亚元市 场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规模几乎等于新加坡国内银行市场的三倍。取得那么惊人 的增长,是因为它满足了市场的需求。随着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向全球,涵盖亚洲, 新加坡作为主要枢纽之一,它在国际间的金融交易量正节节上升。 早期,在1968到1985年间,本区域整个赛场完全属于我们。我们取消了非居民 存款人在利息收人上的预扣税,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来投资。所有亚元存款也无 须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的规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金 融中心之一,外汇市场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稍微落后于东京。新加 坡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的成果,促使本区域其他国家,竞相朝向发展国际金融中 心的目标努力,有些甚至实施比新加坡还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新加坡金融中心的 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我们执行稳 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年年都有预算结余。正因为如此,新元坚挺而稳定,汇率 保持在足以舒缓输人性通货膨胀的水平。 70年代,我们跟伦敦的国际知名人物交锋。1972年3 月,英国一名专门倒卖资 产的投资家占美。史拉达到新加坡来见我。据报章报道,希思出任首相期间,把自 己名下的资产和股票,交史拉达全权管理,因此他享有卓越的信誉。在这之前一年, 我曾经在唐宁街10号希思做东的晚宴上见过他。我对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进军新加 坡股票市场,表示欢迎。 后来在1975年,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告诉我,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涉嫌操纵 新加坡挂牌公司虎豹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他们以不法手段抽取虎豹总公司和 子公司的资产,同虎豹集团的某些董事中饱私囊,这种行为构成失信的刑事罪名。 他们是在欺诈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的股东。但是,要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么一位 名人进行调查,万一证实不了,坏的是自己的名声。该让韩瑞生对史拉达采取行动 吗?我最终决定,为了维护新办坡股票交易所以管理妥善见称的信誉,我们不得不 采取行动。 调查显示,这果然是个有计划的阴谋,目的是要一步步抽光虎豹集团的资产。 事情才刚刚露头,规模更大、涵盖面更广的诈骗活动还在后头。史拉达华克证券公 司的犯罪活动,从新加坡延伸到马来西亚、香港,直到伦敦——那是所有赃物的集 中地。他们利用虎豹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收购香港的上市股份,再把股份转售给 史拉达华克执行级人员独揽股权的史派达证券公司,大家一起瓜分这些不义之财。 几个主谋是:史拉达、虎豹集团主席理查德。塔林和虎豹集团董事经理奥格尔维。 华生。华生早在事发前返回英国,后来逃到与新加坡没有引渡条约的比利时。史拉 达和塔林还留在伦敦,我们要求把这两个人引渡回新加坡受审,但是英国当局不肯 引渡史拉达。反而是经过伦敦法院长达三年的审讯后,英国内政部长才在1979年下 令,仅以17项控状当中五项刑罚最轻的控状引渡塔林。法庭以其中三项控状,即刻 意隐瞒有关虎豹集团1972年综合损益表的重要资料而将塔林定罪,每项罪名判入狱 六个月。好几年后,已经卸任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在我的办公室里低 声地向我表示遗憾,后悔自己当初无法协助新加坡把史拉达绳之以法。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来以处事缤密坚定见称,信誉不佳的金融机构一概不受理。 该局在70和80年代受到考验,它拒绝给国际信用商业银行发出在新加坡开业的执照, 结果证明它能够站稳立场。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欺诈事件从事发到结束,几乎影响所 有大规模的金融中心。银行是由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卢森堡注册的,股东包括沙特阿 拉伯、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四国的皇亲国戚,属下约有400 家分行和办事处遍布 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73个国家。1973年,银行向新加坡申请岸外银行营业执照, 未获批准,原因是它太新(1972年才成立),资本总额也太低。1980年它重新提出 申请,结果因为国际信誉不高而再次遭金融管理局回绝。 但是它并没有就此放弃。1982年,曾经协助新加坡建立亚元市场的范伊厄宁, 问起有关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申请执照的事情。好几家中央银行的主管人员告诉当时 刚接任金融管理局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经理的高铭胜说,他们对国际信用商业银行 都抱着保留的态度。所以当范伊厄宁和我见面时,我决定还是支持高铭胜的做法为 妙。 几次碰壁,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还是不死心,这回请来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 的来信有一些让人想不通的地方。过去他总会在信末亲笔署上“哈罗德谨启”,这 一次,“谨启”二字是打上去的,署名则成了“里沃的(哈罗德)威尔逊”。我的 结论是,这是他应酬朋友而写的信。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的不诚实行为,导致其他银行蒙受巨额亏损。它在1991年7 月被迫终止一切业务时,存款人和债权人索偿110 亿美元。新加坡因为拒绝在标准 上予以妥协,免遭池鱼之殃。 另一家未获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的是文莱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新加坡颇有名 望的华族商人邱德拔管理。他收购文莱国家银行,并安排文莱苏丹的弟弟莫哈末亲 王以文莱国家银行主席的身分,在1975年写信给金融管理局,申请在新加坡设立分 行。几个月后另一封来信通知我们,他的弟弟苏菲利亲王刚刚受委出任该行的执行 副主席。邱德拔显然有文莱皇室在政治上给他撑腰,金融管理局因此向我请示。我 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决定,它在1975年回绝文莱国家银行的申请,1983年该行重新提 出申请时,再度请它吃闭门羹。 1986年,文莱苏丹发布紧急法令,关闭文莱国家银行。消息一传出,银行立刻 出现挤提。银行涉嫌在违反条例的情况下,拨出13亿新元贷款给邱氏集团公司。原 来邱德拔一直在利用银行的基金,进行私人活动,包括设法夺取伦敦渣打银行的控 制权益。身为银行总裁的邱家长子,在文莱被逮捕。新加坡的银行总共贷款4.19亿 新元给文莱国家银行,其中以外资银行为主。邱德拔花了两年,才还清这些债务。 凭着严格的条规和缜密的监管,金融管理局在高铭胜的带领下,协助把新加坡 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为了能够跟国际银行竞争,金融管理局鼓励本地规模最大 的四家银行(统称四大银行)收购本地其他小型银行,进行合并,以进一步扩大规 模和实力。四大银行都获得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推选,跻身于亚洲基础最稳固、资本 最雄厚的银行之列。 1985年,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陷入危机,金融管理局不得不介人为它解围。马来 西亚炒家,尤其是陈群川,把他们手头的新泛电和另外几家马来西亚公司的股票, 存入新加坡的股票经纪行,作为贷款抵押,而抵押价高过市场价格。他们保证在指 定期限内以更高的价格赎回股票。后来股市滑落,他们的资金周转不灵,以致无法 以原定价格赎回股票。因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属下好几家规模庞大的股票经纪行, 无法清偿债务,交易所被迫关闭三天。金融管理局人员在高铭胜的率领下,同新加 坡四大银行彻夜商讨对策,拨出一笔总额1.8 亿新元的“救生艇”紧急基金,拯救 濒临破产的股票经纪行。高铭胜这一番抢救行动,使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逃过股市全 盘崩溃的厄运,挽回了投资者的信心。整个事件可谓杂乱如麻。 为了防止这类危机再次发生,我们修订证券业法令,要求股票经纪公司行事时 须更慎重,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保障,避免因一些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员股票行 违约而影响大局。与此同时,这些成员股票行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使资本大大增加。 我们开始允许海外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公司加股,也批准能为新加坡引 进所需专才的外国独资股票行,在新加坡设立。正因为我们谨慎地修订了法令,新 加坡股票交易所在1987年10月19日才能安然渡过被形容为“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性 股灾。香港证券交易所则因此被迫暂停交易四天。 成立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另一大进展。1984年,原本 只进行黄金期货交易的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扩大交易范围,进军金融期货交易,重新 定名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信心,我们以芝加哥商业 交易顺为模式,设立公开叫价交易制度,同时说服芝加哥商业交易晰,跟新加坡国 际金融交易所共同采纳相互抵消的制度,提供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金融交易服务。 这个革命性的概念让投资者能够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个盘口,在新加坡国际金融 交易所结算,反之亦然,无须缴付额外按金。美国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 安排。互相抵消的安排自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以来,一直顺利运行。至今不 曾有误。1995年,伦敦历史悠久的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分行,爆出新加坡 国际金融交易所一名期货交易员尼克。利森进行日经指数投机买卖事件。利森一下 子亏损了10多亿美元,使巴林惨遭横祸,但是这场灾难却不曾影响新加坡金融交易 所,也没使交易所的其他成员或它1984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进行欧洲美 元利率期货合约交易,不久后再扩大到欧洲日元合约。1998年。在该交易所上市的 区域合约已有好几种,包括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的股票指数期货。1998 年,伦敦《国际融资评论》把全年最佳国际交易所奖项颁给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 该交易所第四次获得这个荣衔,也是亚洲惟一的得奖者。随着中央公积金局的积蓄 (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和公共部们的余款增加,我们的金融储备相应提高。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没有拿这些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最高的回报。我请吴庆瑞检讨这 个问题。他在1981年5 月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由我担任主席,他本人为副主 席。韩瑞生和几位部长担任董事局成员。通过吴庆瑞同戴维。乐司财的联系。我们 委任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他们调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职员来这里几个月,协助我 们设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我们也聘请英美投资经理,协助我们开发适合不同投 资种类的系统。杨邦孝受委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 理。他邀请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公司的投资策略顾问。沃尔芬森日后当上了世界 银行行长。慢慢地,他们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 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评为首。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两人和手下职员正式出任 管理和投资要职。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金融储备。到了1987年,它已经有能 力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同时兼顾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1997年,它所管 理的资产价值逾1200亿新元,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公债和股票)、 债券(主要是发达国家派发的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解释市场运作 原则的书籍有的是,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打包票地指导读者如何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 更别说保证回报。1997至1998年间,事事瞬息万变,日元兑美元狂跌,或德国马克 对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下子亏或者赚好几十亿元。投资是高 风险的活动。我的基本目标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使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要 获取最高的回报。从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5年来的表现,一直在环球 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几次金融危机都过关不过跟香港比较,外界认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过严。 一些批评者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 准就不可以做。”他们忘记了香港过去有英国国旗和英格兰银行做后盾。新加坡没 有这样的保护网,我们不可能在跌得这么重之后,还能像他们那么样轻易地爬起来。 我们必须先靠自己树立本身的声望。来访的外国银行家以前常常告诉我,如果新加 坡肯让他们把新的金融产品引进来,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试验使用,我们的金融市 场将能增长得更快。我总是静静聆听,但是始终没有插手,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更 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深人探讨研究新加坡的银行业。我和 一些本地银行家吃午餐谈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纪。他是一个精明的外汇交易员, 事业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规模的外资银行。他说服我重新检讨我们的政策。 他认为这些政策过分谨慎,妨碍新加坡金融中心扩大发展,以致无法追上比我们发 达的中心的活动。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 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确信我们有太多国民积蓄存放在公积 金户头里,而法定机构以及同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总是把余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太保 守了。他们大可通过新加坡有经验、资深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同进行投资,取得更高 的回报。这将扩大本地的基金管理业,招揽更多基金管理公司,从而吸引更多外资 流入本区域进行投资。1992年之后,我对本地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起了 变化。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这一年邀请我加入他所主持的JP摩根国际咨询 委员会。JP摩根是美国一流的银行,每年总要召开两次最高层会议。在从这些会议 上听到的汇报以及同银行高层的交流中,我见识了他们的作业方式,看到他们如何 为银行服务的环球化运筹帷幄。委员会成员的素质使我惊叹,除阿JP摩根各个部门 的主管外,他们还包括成功干练的企业总裁,以及来自全球各大经济区的前政治领 袖,大家为委员会提供阿不同的见解。他们觉得我有价值,因为我了解本区域的情 况。其他成员则就各自的区域或专长领域,带来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资料。从这里 我了解到他们在比较了拉丁美洲、俄罗斯、前苏联其他成员、其他东欧国家等新兴 市场后,给东南亚怎样的定位。对于银行服务的创新和改革,他们表示非常欢迎并 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开拓资讯科技方面,这一点叫我心服口服。我断定新加坡 跟他们相比,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 作为政府投资公司的主席,我有机会跟欧美和日本大银行的总裁商讨一系列银 行课题,因此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环球银行服务的未来走向。相比之下,新加坡银行 倾向于闭关自守,董事部成员以新加坡人为主,主要执行员亦然。我向四大银行中 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的主席,表达了我的顾虑。从他们的反 应来看,我得出结论:他们尚未意识到,在环球化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 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 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我向他们发出警告,新加坡迟早因为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也有可能因为世界 贸易组织协议的规定而不得不开放银行业,停止保护本地银行。 我决定在1997年打破这个旧框框。新加坡银行需要注人外来人才,同时改变心 态。如果三大银行不肯向前,政府持有股份的新加坡发展银行只好以身作则,身体 力行。经过一番物色,发展银行在1998年聘请了当时即将离开Jp摩根的资深高级执 行人员约翰。奥尔兹担任副主席兼总裁,他把银行发展成为亚洲的主要银行之一。 不久后,华侨银行委任香港银行家欧肇基担任总裁。 30多年来,我一直支持高铭胜限制外资银行进入本地市场。我相信现在该是让 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 它们或许真有可能争不过人家,到头来我们落得失去由新加坡人持有和管理的银行 的下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将无所依靠。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慢慢地,我 得出结论,金融管理局的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副董事经理高铭胜,没有赶上全球银 行业大步跨进的发展。他过于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我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杰 拉尔德。科里根和英格兰银行前职员布赖恩。奎因请教,他们分别给予的意见是, 新加坡能够在不降低要求、不增加系统全面崩溃的风险的情况下,改换监管银行的 风格和方式。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和伦敦,它们把重点放在保护制度本身,而不是 忙着保护各自的临场业者或个别投资者。科里根和奎因说服我们应该让基础较稳、 管理较好的机构享有更大的空间,承担较多的风险。我不想亲自整顿金融管理局, 于是在1997年初得到总理的们意后,让显龙参与其事。他开始同银行家和基金管理 人员会面,熟悉新加坡金融业的运作方式。一年后,在1998年1 月1 阳,当总理委 任他为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他已经准备出击了。在几名主要官员的支持下,他对金 融管理局进行改组,调整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显龙和由他领导 的小组改变了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界的监管风格;手法比较宽松,也比较能够接纳业 者的建议和意见。在管理顾问和各个行业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修订有关政策,金 融界上上下下无不受影响。他们也采取措施推动资产管理业和修订关于新元国际化 的条例,借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管理局鼓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 际金融交易所进行合并,并停止制约佣金收费率和交易所的服务管道。金融管理局 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和自动提款机,通过这个方法开放国内银行业。 该局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同时效法许多美国银行的制度,规 定本地银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职的提 名名单,确保只有能干的人才会受委,而且受委者会顾全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单单 照顾手握控制大权的大股东的利益。 各家银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宽监管将能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 融产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推行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 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 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 渡过1997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里的银行稳步过关,没有发生放账过多的情 形,股市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泡沫现象。从o s 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 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从1997年7 月开始,金融风暴随着泰铣贬值横扫东亚,一连串灾难把这个区域 的货币、股市和经济都搞垮了,但是新加坡却没有一家银行受到动摇。投资者都急 着撤离新兴市场,新加坡市场正好属于这个类别。当基金经理都存有掉入隐匿陷阱 的顾虑时,隐瞒资料是不智的。我们决定尽量公开资料。为了方便投资者评估我们 的资产价值,我们说服新加坡银行摒弃维持秘密储备和不公开不良贷款的一贯作风。 新加坡银行披露它们向本区域提供的贷款数额,为这些区域贷款大幅度制定另外的 总体应付措施,预先处理可能出问题的账目,而不是坐待贷款变成呆账。由于金融 管理局采取了有效率的措施应付危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