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 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 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 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 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 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 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 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 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 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 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 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 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 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 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 月 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 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 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 %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 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 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 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 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 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 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 员缴交5 %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 %,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 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 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 %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 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我跟职总领袖讨论过这个计划,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必须克服落实计划所遇到 的一切困难,以兑现让每个工人都有机会拥有住房的诺言。因此,我一直都很关注 这个计划实施的情况,不时根据工资、建筑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变化进行调整。 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都根据上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建议加薪。我知道工人一旦 习惯了有较多的工资到手,他们就会反对提高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因为公积金缴 交率提高了,他们到手的工资就会减少。于是几乎每年我都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却 使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样做,工人并不觉得痛苦,这也 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这条道路之所以走得如此顺利,是因为经济年复 一年地高增长。由于政府兑现了诺言,通过让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公平分享成果, 因此劳资关系继续保持和谐。 从1955到1968年,公积金缴交率都保持不变。我逐步提高缴交率,从最初的5 %直到1984年高达25%,这意味着总储蓄率相当于工资的5 %,后来减到4 %。对 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劳工部长通常最为热心,他因而促请我别把那么多钱归人 公积金,我总是否决他的建议。我决心不让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福利开支。 1961年,河水山一场大火,使占地47英亩的非法木屋区化为废墟,大约16 户人家顿时无家可归。过后我立即提出土地征用修正法案,规定任何非法木屋区发 生火患后,即使木屋还在,政府也有权以无须包空的价格征购有关土地。在当时, 这意味着政府所须付的仅相当于包空价格的三分之一。法案提出的时候,我说: “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 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过后,我进一步修订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I 征用土地的赔偿 标准以1973年11月3 日的地价为依据。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 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的增值中获益。 随着新加坡发展得更加繁荣,我们不断更改赔偿标准根据的年份,从1986年1 月、1992年1 月到1995年1 月,使它更接近市价。 购买新组屋的人数迅速增加,从1967年的大约3 人增加到1996年的7 万人。 在90年代,等待购屋的人当中超过半数已经拥有建屋局组屋,他们想换更大的 组屋。 到IWe0年,在总共72.5万间组屋当中,只有9 %是租赁单位,其余的都卖出去 了,市价从最小三房式的15万元到公寓式的45万元不等。 我不时为改变建屋局政策的方向而直接进行干预。比如在1974年5 月,我要求 局长改善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使新的组屋区不至于千篇一律。不久,建屋局推介了 建筑上的变化,并充分利用地势、池塘等等与众不同的地形特点,以增加特色来加 强新镇的独特性。 从1969年开始的头十年,新的组屋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包括中巴鲁、 女皇镇、大巴窑和麦波申。1975年以后,我们开始在远离市区的乡村或农业地区建 造新组屋。同经济发展局官员讨论后,我指示建屋局在这些组屋区内保留士地兴建 工厂,以发展无污染的工业,这样一来,这些工厂便可以雇用大批住在附近的年轻 妇女或孩子已经上学的家庭主妇。1971年,飞利浦在大巴窑开设第一家工厂,证明 了这个概念是行得通的。现在大多数新镇都有工作环境清洁并装上冷气机的跨国公 司工厂,像惠普、康柏、德州仪器、苹果电脑、摩托罗拉、希捷、日立、三菱、爱 华和西门子,制造电脑外围产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工厂提供了15万多个职位,女雇 员比男雇员多,她们多数住在组屋区,家庭收人因而增加一两倍。 把30年的演变压缩成几页的叙述,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碰到 的困难无数,特别是早期要把农民和其他人从无需租金,没有水电供应或现代卫生 设施的木屋区,迁徙到设备齐全却需要每月付费的高楼单位。对这些人来说,不论 是在个人、社交或经济方面都是痛苦的。 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产生的结果不但滑稽甚至很荒谬。一些猪农 因难以舍弃他们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 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 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12个小孩会在傍 晚时分到组屋楼下的青草地寻找蚯蚓和昆虫I 来喂鸡鸭。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直 到再次搬家才不再这么做。 马来人喜欢住得越靠近地面越好。他们在高楼周围种 满蔬I 菜,如同从前在甘榜那样。有好长一段时间,许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情 愿爬楼梯也不搭电梯,他们并非为了做运动,而是对电梯怀有恐惧感。不用电灯而 继续点煤油灯的大有人在。另一些则继续在他们地面单位的前房经营过去的生意, 例如售卖香烟、糖果和日用品。大家都受到文化上的震荡。 成功也带来新的问题。眼看随着劳工成本、人口材料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组屋 价格也逐年提高,等候新组屋的人开始焦急起来,希望能尽早拿到房子的钥匙。但 是,再好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在1982年到1984年间犯了一个较严重的错误,那就是 把兴建的组屋增加一倍。我刚在1979年委任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为国家发展部长。 他向我保证可以满足更多住房的需求。结果他办到了,但是承包商对增加的工 作量却穷于应付。由于施工质量较差,几年后组屋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导致居民极 度不满。结果建屋局必须付出相当一笔钱来弥补,这也给住户造成不便。 我早该知道,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却仍一味迎合群众的要求,终究要付出代价。 可是在叨年代初期,我和同僚们却又犯下类似的错误。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 人人都想卖掉旧组屋从中套利,然后换一间买得起的、更大的新组屋。我没有通过 利用抽税减少他们的盈利来抑制需求,反而同意迎合选民增加建屋量。房地产市场 的泡沫因此越来越大,使得货币危机在1997年来袭时带来更大的痛苦。要是我们早 些时候比如在1995年就抑制需求,情况会好得多。 为了避免在跟新镇比较之下,老旧组屋区看起来像个贫民区,1989年我向国家 发展部长建议,是动用公款翻新旧组屋,使它们更接近新组屋的时候了。他同意并 派遣代表团出国,考察如何在住户无须搬迁的情况下改善住房的质量。代表团在德 国、法国和日本找到了可以借鉴的例子。建屋局于是推行了一个为旧组屋进行翻新 的计划。在示范阶段,政府为每个单位付出5.8 万元,屋主只付45 元。组屋面积 扩大了,例如多了一间杂用室、浴室或扩大厨房。组屋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也获得改 善,可以跟新一代的组屋比美。每个邻里增加的设施和私人共管公寓相近,组屋之 间都有通道相连,有公共的场所让人们晚上举行集会,环境I 也美化了。翻新后的 组屋价值大幅度提高。l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医疗保健。当工党政府在1947年推行 国民保健服务时,我刚好在英国留学。他们相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好 的医疗服务。这样的计划虽然合乎理想却不切实际,而且导致成本直线上升。英国 的国民保健服务以失败告终。美国式的保健保险计划保费高,而且很昂贵,因为所 有既浪费又奢侈的为诊断而进行的化验的费用,都由保险支付。我们必须找出适合 自己的解决方案。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 在处理政府诊疗所和医院提供免费抗生素的问题时,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当 时医生每次免费配给病人抗生素后,病人服用了两天,觉得病情没好转,就扔掉剩 余的抗生素。然后,他们向私人医生求诊,自己花钱买抗生素,吃完整个疗程的药, 病就痊愈了。因此,我决定医生每开一次药病人须付5 角钱。这项收费,后来随着 工资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而逐渐提高。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设法防止我们的医药卫生预算失控上涨。我跟几位内阁同僚 商讨我所提出的建议:把一部分公积金存款拨进一个特别户头,让病人共同承担医 药费。副总理吴庆瑞支持扣除二%的公积金以供支付医药费。他同意这比一般的医 药保险制度好,个人得负责自己的医药开支,可以防止人们滥用医疗服务。 杜进才是当时的卫生部长,他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暂时搁置。他刚到过中国北京 考察。 推行保健储蓄计划1984年我们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当时每个公积金“特别户头” 都已累积了一笔可观的数目。1986年,我们把每个月拨给保健储蓄户头的款额 提高到工资的6 %,顶额是1.5 万元。这个限额定期提高。任何超出这个顶限的款 额将转人会员的公积金普通户头,他们可以利用这笔钱来摊还房屋贷款或用做其他 投资。 为了加强家庭凝聚力和责任感,保健储蓄户头里的存款可以用来支付会员直系 亲属包括祖父母、父母、配偶和孩子的医药费。 让病人分担医药费确实能防止浪费。一个在政府医院接受l 治疗的病人所付的 医药费,可以获得高达8 %的津贴,看他所选择的病房类别而定。随着收人的增加, 越来越少病人选择享有最高津贴的廉价病房,他们转而住进更舒适却享有较少津贴 的病房。我们曾考虑实行病人支付能力测验,以断定病人所能选择 的病房类别, 后来因顾及不易推行而打消这个念头。反之,我们 通过明显区分不同类别病房的 舒适程度,鼓励人们住进他们负 担得起的病房。实际上,这就是由病人来断定自 己的支付能力。提高使保健储蓄存款也增加,使人们觉得他们有经济能力 选择设 备更好的病房。 我们允许人们利用保健储蓄缴付在私人医院就医的费用, 并为不同的医疗 程序设下不同的限额,这使政府医院感受到竞 争的压力,因而致力于达到私人医 院的服务水平。不过,病人不 能利用保健储蓄来支付门诊或到私人诊疗所看病的 费用。我们相信,要是人们可以利用保健储蓄而无须以常月预算款额付账,更多人 就会动不动因轻微的病痛而去看医生。 1990年,我们推出一种非强制性的保险计划一e 保双全计划,以应付严重疾病 的医疗费用,保险费可以从保健储蓄户头冲扣除。接着我们在1993年设立保健基金, 帮助那些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保险已经用完,又没有其他直系亲属可以依靠的病人。 他们可以申请全免,由保健基金代付医药费。在确保人人都享有必要的医疗照 顾的同时,我们并没大量地耗费资源,也没让病人须排长龙等候动手术。 我们还得解决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工人年纪老到不能工作时,可 以得到什么样的退休优惠或养老金。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 发养老金。我们则决定每个工人都应通过公积金积累储蓄,应付老年所需。1978年 起,公积金会员可以利用个人储蓄进行投资。同年早些时候,政府改组了新加坡的 巴士服务,成立新加坡巴士服务有限公司并让它上市,同时允许公积金会员利用不 超过5 元的公积金来购买挂牌时推出的新巴股票。我要让大多数人拥有股权,让 利润回流到公共交通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工人手中。人们因此不会执意要求把巴 士车费订得低廉和要求政府津贴公共交通。 那次售股计划取得成功后,我们放宽限制,允许会员利用公积金投资住宅、商 业与工业房地产、信托股、单位信托和黄金。所赚的钱高于公积金利息的会员,可 以从户头取出余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制定最低的保障,以防会员投资失败而 丧失所有的储蓄。到1997年,已有15 万名公积金会员投资购买证券和股票,多数 是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第一级股市的“蓝筹股”。 让人民分享盈余政府在1993年让新加坡电信公司上市时。是以比市价低一半的 折扣价,把大部分股票售卖给新加坡所有成年公民。过去那些年头,政府因经济稳 定增长而累积了不少盈余。因此。计人民以低价购买股票,是为了让他们分享部分 盈余。我们也要人民拥有一家主要的新加坡公司的股份。使新加坡人又多了一道跟 围家成就息息相关的有形联系。 为了防止英国电信私营化时出现的情形在新加坡重演。也就是人们在公司上市 后不久见高卖掉股票套利,我们规定只要持有人不卖出手头的股票,他们都可以在 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年获得红股。结果,拥有新电信股票的新加坡人占劳动力 的将近9 %,这个比例相信是全球最高的。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 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5 和60年代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 的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到60年代中期,当人们拥有住房和其 他资产后,发生暴乱时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年轻人把停放在路旁的史古打抬上组 屋的楼梯。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 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并没错。 我们选择通过让资产增值来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津贴消费。那些参加自由市 场的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也会因为已经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竞争 而获得有价值的奖品。他们要增加消费或花钱的话,可以卖掉一些资产。最值得注 意的现象是,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 费来自资产的收人。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 1965年,公积金会员不过42万名。到1998年,会员已超过28 万人,公积金存 款高达85 亿元,这还不包括被提出用来偿还组屋贷款、投资股票和购买私人房地 产的8 亿元。几乎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养老基金,他们终老后,公积金局会按照 他们生前书面表明的意愿分配结余的存款,而无须经过向法庭申请的烦琐程序。 眼看英国和瑞典的福利制度使成本不断上升,我们下定决心避免推行这种消耗 国家元气的制度。我们注意到70年代在很多由政府履行家长基本职责的先进社会里, 人民追求成就和成功的干劲都被削弱了。福利制度也破坏了人民的自立本能,人们 不需要为了家计而工作。施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进取心和生产力都在 不断下滑。人们缴税缴得太多,因而失去了争取成就的干劲,进而依赖国家照顾他 们的基本需要。 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加强儒家传统,一个男人应该对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负 责。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尤其是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 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情的政策,不愿意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 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6 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 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包括个人表现差、增长率停滞不前 和预算赤字提高。我们需要时间让人们积累公积金储蓄,让许多人买下住房,只有 做到这点,他们才不会想要把个人的储蓄纳入共同的基金,以便人人享有同样福利 的“权利”,人人可以买到同样的住房,或是住进同等的病房。我确信他们宁可付 出额外的努力,以便能在住房的大小和质量以及住院的舒适程度方面,满足自己的 要求。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 会的失败。 中央公积金使新加坡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人们有了可观的储蓄和资产,对生 活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和家庭应负的责任。 他们没有受到“自助餐症候”的诱惑,那就是在付了健康保险费后,便千方百 计地进行各种医疗消费。 为了确保储蓄足够一个人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 产,是不能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的。公积金会员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 组屋,债权人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 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 中央公积金使工人能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获得社会保险基金。公积金使他们获得 了等于任何养老金或政府津贴计划的社会保障,而同时又没把付款的责任推给下一 代的工人,这是比较公平和理想的。每一代人对自己的需求负责,每个人储蓄自己 的养老金。公积金和居者有其屋计划确保了政治稳定,使新加坡持续不断地发展了 3 多年。没有这些计划,新加坡人将像香港、台北、汉城或东京的人民一样。 在这些城市,工人工资高,却须花大钱租小房子,而且这些房子永远不会归他 们所有。新加坡的选民如果也是这样,就不可能在每次选举中以大多数票一再投选 人民行动党。 像公积金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行得通,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利 率则高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必须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对 其他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和财政预算政策健全,是中央公积 金成功的先决条件。 当初如果我们不重新分配人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竞争所创造的财富,必然 会削弱新加坡社会的团结,也就是人们同舟共济的意识。东方人的阴阳象征,我想 最能说明个人竞争和集体团结之间的平衡。阴代表女性,阳代表男性。社会阳性越 强,竞争越激烈。以胜者为王为基础,竞争越激烈,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I 弱。阴 性越强,通过津贴和福利照顾使报酬平等化,社会就越温馨,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 强,可是整体表现会下跌,因为竞争能力会较差。 在我们这个亚洲社会,父母总希望子女的人生起点比自己好,比自己强。 由于几乎所有新加坡人都是移民,他们渴望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能有保障。拥有 资产而不是给予福利照顾,是让人民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钱应该怎么花,并负起这 个责任。 当然,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的人。在新加坡,这些人占人口 5 %左右。对这5 %的人来说,任何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股票,都会化为乌有。 我们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 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 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只有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才获得福利照顾。 西方人的态度却跟我们完全相反。自由主义者积极鼓励人们向政府索取津贴, 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导致国家福利费用过度增加。 新加坡采取的政策促使人民力争上游。币值稳定、预算平衡和税率低,促使投 资增加,生产力提高。除了强制把工资的4 %存人公积金户头以外,许多人也把钱 存进邮政储蓄银行(后改称储蓄银行)。政府利用这些国内储蓄来建立基础设施, 如公路、桥梁、机场、集装箱码头、发电厂、蓄水池和一个地铁系统。由于没有不 必要的开支,我们得以把通货膨胀维持在低水平,也不需要对外借贷。自60年代以 来,除了1985至1987年经济衰退时,财政预算每年都有盈余。政府开支平均为国内 生产总值的2 %,七大工业国平均是33%。另一方面,我们的发展开支则始终比七 大工业国高。 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尽可能筹集足够的岁人作为运作和发展开支,同时使税收制 度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1984年,直接税占了新加坡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我们一 直降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到1996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只占税收总额的一 半,七大工业国是四分之三。我们从征收所得税转向征收消费税。个人的最高所得 税率在1965年高达55%,1996年降到28%。4 %的公司税在同时期降到26%。新加 坡不征收资本收益税。消费税是3 %,进口关税是 .4 %。 起初我们沿用英国人的社会主义哲学,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 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 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 %锐减到5 %至1 %,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 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我们的非税 收收人来自多方面的服务收费,目的是要抵消部分或所有由国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成本,这能防止过度使用获得津贴的公共服务,也能避免出现资源分配不当的情况。 持续的增长使局面益发稳定,稳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制造更多的财富。幸好 我们在建国初期实行了艰难的决策,才能形成l 现有的良性循环:开支少,储蓄多 ;福利少,投资多。过去30年因为经济增长强劲,我们累积了许多资产,人口相对 年轻。 在20年之内,人口会老化,经济增长会慢下来。随着纳税人的百分比下降,个 人储蓄会减少。由于老人越来越多,国家的医疗照顾开支将会大幅度上升。只要提 早确保老年人有更多的保健储蓄,就能减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吸引受高深 教育和技术熟练的移旧,扩大我们的人才来源,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岁人,会是更 完善的应付策略。此外,政府必须为更多社区福利团体提供财政和行政支援,我们 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来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 来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