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中南半岛的沧桑 柬埔寨的人民是输家。国家衰败了,经济一败涂地。因为洪森的政变,柬埔寨 加入东盟的计划挪后了。它最终在1999年4 月加入东盟……柬埔寨历经27年的战争, 灾难深重。 1977年10月29日,一架越南的C3型旧达科他飞机,在内陆航线飞行时被劫持, 被迫飞到新加坡,劫机者要在实里达空军基地强行降落,我们阻止不了。在给飞机 添油和检修过后,我们允许越南派遣新的机组人员前来把飞机驾回越南,将原来的 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也一并送回去。劫机者最后被控上法庭定罪,判处14年监禁。 对这种种供应和服务,越南非但不付钱,还反过来接连向我们发出警告,要么 把劫机者遣送回越南,要么对一切后果负责。我们坚持立场不受威胁,不然必定后 患无穷。我们同1975年重归统一的越南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僵持不下的事件开 始的。越南人看准一些东盟成员国既惶恐不安又希望同他们交好的心理,希望从中 牟利。他们在电台和报纸上措辞强硬。越南领导人更是叫人受不了,以东南亚普鲁 士人自居。的确,他们是吃过苦,受过美国科技施予的所有惩罚,然后凭着坚忍不 拔的毅力,再巧妙地利用美国媒体进行反宣传,一举把美国人击退的。他们有信心 击败世界上的任何强国。对我们这些东南亚的弱小国家来说,越南只有蔑视。他们 宣称将单独同东盟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同作为一个组织的东盟交往。他们的 报纸对菲律宾和泰国的美国军事基地提出批评,把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说成是“互 相勾结”。 但是到了1976年,越南跟中国的歧见日深,不得不派遣外交使节团到东盟。副 部长潘贤在访问本区域国家时,带来了和平的信息。他起初把新加坡从访问行程中 删去,过后又改变计划,在1976年7 月访新。他说,越南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 他巧妙地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区别开来。越南 人民支持东南亚各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正义之战,而越南政府则要同这些东南 亚国家建立双边关系。我指出,这种外交诡辩术并不能排除我们脑子里存在的疑问, 这个双轨政策,其实也就是干预。谈到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我说强国都知道彼此直 接硬碰是危险的,因此利用第三国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东盟,我们自行解决 彼此间的任何歧见,所以美国也好,苏联也罢,想要乘机挑拨离间都无从下手。 范文同终于来了同样地,范文同总理一年后到本区域进行访问,起初也并未把 新加坡列人拟议的行程之中,也许是想借此使我们不安。我们无动于衷,越南威胁 不了我们。他最终还是在1978年10月16日来了。先是潘贤来展示共产越南的盈盈笑 脸,现在范文同这位高龄72的老人家来了,让我们看他的强悍和铁石心肠。在两个 半小时的讨论中,什么礼仪婉言全省了。其实从机场出发的途中,我们就已经在车 内开门见山地对话我的开场白是:欢迎越南愿意同我们合作,谋求和平、稳定和繁 荣,但是听了河内电台的广播,读过他们的《人民报》的报道,我却抱持保留的态 度。这些广播和报道并不友善,甚至言带威胁。范文同宣称越南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自己是个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他到新加坡来,是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总理的身分讲话。越南必须为东南亚和世界的革命与和平事业贡献力量,新加坡 不该为此而有所顾虑。越南是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人民勇敢、聪明。美国和日本都告诉过越南人,他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美日都需要同它建立经济与贸易联系。 发表了充满信心的开场白之后,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宣称北京鼓动越南北部 14至15万的华人越过边境回到中国。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原由。 我问他,中国如果在新加坡也有大使馆,是否也会采取相同的政策。他认为不 会,因为中国并不希望所有海外华侨都回去。让他们留在侨居国,也许更好。他直 瞪着我说,华人无论身在何处永远心向中国,就好像在海外的越南人总会支持越南 一样。 接着,他转而谈起经济关系,并出人意料地说新加坡可以为越南的重建贡献力 量。当我温和地表明我们必须从所提供的货品与服务中得到一些回报时,他直截了 当地说,越南的经济尚未开发,贸易的机会非常有限。当晚,我和他走去用晚餐时, 他又说越南不能进行贸易,但是需要帮助,而新加坡既然曾在越战时期出售战争物 资给美国从中得利,自然有义务帮助他们。如此表白,着实让我目瞪口呆。 第二天,当我们的车子驶过滨海地区时,他看到海港内停着许多船,又再次指 责我们从越战中捞到无法估量的好处,认为这是以越南为代价来发展新加坡,如今 要新加坡协助越南,不过是应尽的义务而已。这真是不可思议。就因为一场战争使 他们贫困潦倒,我们既不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也不曾在整个战事过程中扮演任何角 色,就一口咬定我们有义务帮助越南重建,这是哪门子道理,我当真想不通。我说, 我们为在越南的美军所供应的主要战争物资,无非是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所生产的汽 油、石油和润滑油,所得利润对新加坡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流露出一脸的狐疑。 我说我们愿意同越南贸易,但不打算给予援助。他显然不高兴。我们分别时保持风 度,但是态度冷淡。 12年后,1990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越南第一副总理武文 杰要求同我会面。他希望我们抛开歧见,进行合作。我对他们12月侵占柬埔寨以来 所浪费的时间表示遗憾。除非纷争得以解决,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 的关系。武文杰说,越南有许多投资机会,他已经批准发出100 多张投资许可证给 外国公司。我回答说,不论投资许可证有100 张还是1000张,除非美国指示世界银 行给越南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让它进行重建,同时美国的大银行认为在越南投 资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越南经济起飞不了。不过,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我 们就会恢复中断的关系。 1991年10月,越南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巴黎签订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 一个星期后,已经成为总理的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虽然我已不再担任总理,我们 仍在我的接班人吴作栋总理款待他的晚宴上见了面。宴席将散,他起身向我走来, 像共产党人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 做他们的经济顾问。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从他们侵占柬埔寨以来,我一直是他们 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后,我告诉他,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 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 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他楔而不舍,并且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在互相通信后,我同意访问越南,不以顾问的身份,而是同他们一起讨论,集 思广益,研究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我在1992年4 月访问河内时,我们的关系完 全改变了。在装饰华丽。正中央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会议室里,我花了一整天的 时间同武文杰和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们准备了5 个问题,先是问 越南在推行现代化时应该着重于什么商品、什么市场,以及同怎样的伙伴合作。我 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他们长期经历中央规划所形成的思想倾向,因为他 们事先假定会有特定的商品、市场或者伙伴,能协助他们转型。我建议他们研究台 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 我说,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作为全国经济增 长的动力是上策。共产主义在北越推行血年,在越南南方则只有16年。南方人民熟 悉自由市场经济,要回复旧的制度并不困难。他们最好的催化剂是那些流亡海外的 人,即在1975年后离开,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商界闯出一番天 地的越南难民。他们一定愿意协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应该把他们找回来,为启动 南方的经济尽力。 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本身是南方人,但是其他资历更老的领导人 要的是南北均衡发展。他们内心都有个隐忧:这些散居海外的人会带回颠覆思想, 或者同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外国机构有联系。经过数十年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争 后,他们总是怀疑每个人都图谋不轨。 武文杰在我临走前从河内飞到胡志明市同我会晤。他请我每年去一趟,说我是 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虽然有些话听来刺耳,我给他们提出的却是诚实和诚恳的建 议。我答应两年内再访越南。在这段期间,我会派一个工作团前去研究他们在基础 设施方面的不足之处,并且对他们的海港、机场、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的建设 发展提出建议。 我们决定抛弃前夕嫌我们的官员相信他们之所以要同我交往,是希望接近东盟, 在面对中国时更有安全感。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上,曾经是反越声音中最响亮的一 个。他们能同我们恢复正常关系的话,将会加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决定抛弃 前嫌,尽力协助他们适应市场经济,以便彼此成为和谐共处的东盟伙伴。 在河内的时候,我要求会见范文同。尽管已经退位,他还是在他们的官邸同我 会面。那是一座20年代建成的旧式石砌的建筑物,过去曾经是法国总督的办公室。 范文同在大门楼梯口跟我见面,身体明显虚弱了,但仍费劲地直立着,再脚步蹒跚 地走到有段距离的椅子旁。因为他怕冷,他们把冷气机关掉了。他虽然体弱,说起 话来却依然十分坚定有力。他忆述我们在新加坡的那次会谈,说过去的已成过去, 越南历史正掀开新的一页。他对我前去帮助他们的情谊表示感谢。 越南领导人是很特出的一群。武文杰虽然说话温文,但是作为共产党地下斗争 者,他的背景显然同表面的温文背道而驰。他们是让人畏惧的对手,意志坚定,斗 志高昂。 在写给内阁的短笺中2 我形容越南在改革开放了6 年后的惨状。虽然如此,越 南人还是精力充沛、资质聪颖的民族,基层基本上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我相信再 过二三十年,他们将会振兴起来。每一个会议都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他们都是非 常认真的人。 同我在胡志明市见过面的总理武文杰和前总书记阮文灵都说过,他们必须针对 市场经济这个课题对于部们进行再教育。一位在胡志明市的外国银行家告诉我,因 为人才外流情况严重,越南面对受训人才短缺的困境。 他们的许多行为和做法依然是非常共产式的。我们第一大经过上下午两轮讨论 过后,武文杰仍然不置可否。在这两个会议之后,他们带我去见总书记杜梅。从我 跟总理分手到同杜梅见面的20分钟里,相信杜梅已经听了这两轮讨论的汇报。武文 杰必定是在我同杜梅见面后得到杜梅点头批准。所以在当晚的宴会0 演讲中,重提 我谈到的一点。早些时候,他对此还不置可否,那就是越南不应该有太多国际机场 和海港,而应该集中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和一个大型的国际海港,以便纳入世 界机场与海港的网络。我们讨论了他们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要把这些国营企 业私有化,或者转卖给员工或其他人。我解释说,这个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有效的管理。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百分之百由政府经营,但是它效率高, 利润也高,原因在于它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国际航空公司的竞争。我们政府不给予津 贴。赚不到钱的话,它同样得关门。我建议他们在把国营公司私营化的过程中引进 海外机构,以注入管理的专门技巧,为新科技提供外来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改变是 必要的。他们需要同外国人合作,从实践中学习。单在国家内部进行私营化,只把 企业卖给自旧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的基础设施工作团在1992年9 月访问越南。他们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一份报 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采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援助中南半岛的1000万美元基金,为 他们的官员提供技术训杜梅在1993年10月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高水准的建筑与基 础设施感到惊讶。他参观职总平价合作社时,对我们的工人拥有丰富多样的消费品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1990年俄罗斯总理雷日科夫来访时一样。 一个月后我进行回访时,从他的官员那儿发现他曾经指示政府机关向新加坡学 习,并且尽可能优先考虑新加坡投资者所提出的项目。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却发现, 尽管签署了多项协定,却无一真正落实。实际情况是越南低级官员利用这些投资计 划向其他商人榨取更多好处。 杜梅曾是越南最重要的人物。他体型高大,阔脸大鼻,肤色黝黑,笔直的头发 从旁边直梳到两侧,看起来整齐干净。他穿的是越南式的毛装,而不是像武文杰那 样穿西装。他不像武文杰那样满脑子改革,却也不如国家主席黎德英将军那般保守。 他是党内两派的平衡力量,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言论集译成越南文他说在新加坡时,有人送了我的两本书给他。他找人把我的 言论集从华文翻译成越南文,并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有关经济课题的关键段落 底下画线,然后把它分发给所有重要的干部和部长阅读。他睡得很少,从半夜到凌 晨三点,做半小时运动,然后阅读到上午7 点30分,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大使馆职 员告诉我,我的言论集译成越南文后已在书店里出售。越南似乎还没听说过版权这 回事。 他问起我该怎么吸引更多投资,我建议他们改掉游击战中养成的习惯。获胡志 明市当局批准的南方发展计划,还得再经过不熟悉情况的北方河内官员的批准,这 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此外,河内中央政府所批准的工程项目又经常在地方政府那一 层受阻,因为地方当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杜梅哀伤地谈起越南的悲情历史。其中1000年同中国交战,另100 年同法国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为独立而战。他们得和日本人、 法国人、美国人,还有后来的波尔布特集团作战。在140 年的岁月中,越南同其他 国家作战取得胜利,终于解放了自己。战争留下的创伤很深,工业薄弱,科技落伍, 基础设施很差。我同情地对他说,越战对越南对美国都是个悲剧。他叹息一声说, 要不是这一场战争。越南也许已0 发展成像新加坡一样的现代化国家了。 我一再向他保证,越南终有一天会发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 与稳定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东亚已经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战争 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朝鲜和越南两场大战、柬埔寨的游击战,没有人是胜利者, 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难过地表示同意。 实际上,越南人已经在进步了。部长和官员都因为同外国人0 有更多接触,得 到更多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讯,所以较能了解旧由市场的运作方式。市面更加活 跃,商店、外商、酒店比以前更多,这一切都反映了胡志明市和河内的繁荣景象。 1995年3 月间,我另一次访问越南时。第一副总理潘文凯主持了关于经济改革 问题的讨论。他素以希望加速改革步伐见称。我们的投资者正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告诉潘文凯。真要吸引投资者,他就必须让这些最先前来的投资者感到受欢迎。 他们既已把资产固定在越南的领土上,理应获得必要的援助使投资成功。要是把在 越南有固定资产的投资者都当成俘虏一样看待,肯定会把其他投资者都吓跑。他们 的官员对付投资者,就像对付美国兵一样。把他们看做随时准备突袭并予以消灭的 敌人。我的意见是。应该把投资者当成值得珍惜的朋友。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迷 宫似的官僚体制,避免遇到地雷和陷阱。 我举了一些我们的投资者面临困难的例子。新加坡的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当时 正在河内建造一座旅馆。居住在工地附近的约30户人家对噪音和恼人的震动提出投 诉。他答应每个月给每户赔偿48美元。在大家达成协议后,另外200 户人家也来要 求赔偿。发展商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打桩,以免产生噪音和地面震动,但是他们不允 许他这么做,因为他所持的是只适用于旧机器的许可证。 另外,新加坡电信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签订过一个联合投资无线电传呼服务的 协定。在这个协定下,经过一年的试验,他们可以申请一张十年的执照。新加坡电 信在投下100 万美元让这个系统投人服务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却建议从他们手中 收购拥有权。我告诉武文杰总理,100 万元事小,但是原则事大。如果他们背信弃 义,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将对他们失去信心。后来可能是武文杰总理进行干预, 让计划顺利进行,只是原来的协定还是做了一些更动,几个重要的问题也依然悬而 未决。 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官员如今比较肯 帮助人了。一家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从越南续程到新加坡时,告诉我他们还为他提供 了一位向导。我满意地微笑了。 不过,开放后接踵而来的社会弊病,使越南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为它担心,惟恐 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开放的步伐。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中国大多数省市 长都年轻得多,受过大专教精。负责治理越南城市与省份的高层人士,都是过去的 游击队指挥官。他们让苏联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事吓坏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国沿 海城市的社会罪恶。这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1993年我向武文杰总理和他的班子建 议,他们应该把游击队中的这些老战士提升到重要的顾问位置上,而让年纪较轻的 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方的官员,负责日常事务。他们需要更了解市场经济, 更能使外国投资者认同的人。问题是老将们打过仗、报过捷,是掌权说话的人,要 以他们的方式建国。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 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副总理潘文凯升任总理,取代武文杰,而副总理 陈德良取代黎德英将军为国家主席。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代 人到过更多国家,看过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边国家比起来,远远地落 在后头。 1997年11月,我访问了胡志明市,同一位刚冒起的市长兼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张 晋创会面。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停滞不动”的状态。我同我们在胡志明市的投资 者和外国银行家见面,他们被最近的种种禁令吓得目瞪口呆:不能把越南盾兑换为 外0 国货币汇出去。那他们要怎样偿还对外的债务、银行的透支,以及他们为了在 越南投资而向外国银行贷款的利息呢?他们的生意怎么经营得下去呢?负责投资事 务的计划投资部极力反对这么做,知道这项措施只会打击投资者的士气,却爱莫能 助。越南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则对袭击整个区域的货币危机感到惶恐,担心外汇储备 不足。 我在河内向潘文凯总理解释为什么这样突然改变做法具有破坏性。很多别的事 情也都出了乱子。新电信解决了传呼的业务,却又面对移动电话业务的问题。越南 邮电承诺发出许可证,过后却没兑现。越南人要自己经营。我指出,新加坡必须依 循发达国家让电信业私有化的趋势,以应付国际竞争。而惟一能够面对这个最激烈 竞争的方法,就是同引人最新科技的外国伙伴联营私人企业。他明白,国家主席陈 德良在我向他解释时也表示明白。 他们又一次带我去见杜梅。就像过去一样,我们交谈甚欢,但是我担心影响力 同样会非常有限。他们在战争时使用苏联武器所展示的技巧,他们随机应变克服物 资严重短缺问题的本事,以及很多越南难民在美国和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 都提醒人们,他们具有令人敬畏的素质。 缅甸自我孤立我在1962年4 月第一次访问仰光。缅甸总理吴努要求奈温将军在 1958年接管政权,因为他的民选政府面对频频发生的少数种族叛乱和造反,束手无 策。经过18个月的军人统治后,大选举行了,吴努领导的政党重新当选,从奈温手 中再次接管政权。但是没过多久吴努又陷入困境,让奈温在1962年3 月重掌大权, 这正好是我去访问前不久。 仰光不像我曾在1956年访问过的科伦坡。仰光显得破落。它被日本占领过,虽 然在英军从孟加拉一路杀回来时,还不至于被夷为平地,破坏还是相当大的。奈温 在他的家里热情地接待我和芝。我看到别墅周围停放着坦克和高射炮时,有些不自 在。显然地,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访问缅甸的目的,是要对印尼总统苏加诺展开 的政治宣传进行反击,他口口声声说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密谋。用午餐时,奈 温听了我的解释,但不是很留心。他心里想的尽是怎么维护法纪、控制叛乱,使缅 甸不至于分崩离析。 他住在坐落于近郊区的一座中型别墅里。他和夫人钦梅登一样待人友善。夫人 钦梅登曾当过护士,是位活泼健谈的女士。他们俩都讲英语,而且是聪明人。缅甸 是东南亚地区先天富足的国家之一,在战前出口大米和食品。但是民主政府的制度 在他们那里行不通。它的人民不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英国人硬把一群群占 据不同山区的不同的种族,放在同一国界里。 奈温成立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推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他的 政策简单,争取自足自立,把那些随英国人一起到缅甸来的印度人和华人赶走。缅 甸华人其实早在吴努执政的时候就已经纷纷离开,好多人迁徙到泰国和新加坡定居。 人数较多的是由英国人带去当公务员的印度人。他们逐渐被排挤出去。 1965年5 月,我在孟买参加了亚洲社会主义者的会议后,续程再访仰光。奈温 喜欢我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以西方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处理亚洲的 贫穷与落后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失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坚决地 要自给自足,尽可能减少同外界的接触,回到缅甸过去那种富庶、自足。浪漫而充 满诗意的旧景象。 那次访问,同斯特兰德酒店内接待我的司膳总管的一席话,令人难忘。一个年 近6O,须发灰白的印度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端来早餐,愁眉苦脸,用英语说: “先生,这是我最后一天为你服务,明天起我不会再来了。”他不清楚他的缅甸助 手能不能给我送来同样的英国式早餐,有茶、奶、糖、烘面包和炒蛋。我问他为什 么要走,他回答说:“我不能不走。我在这里出生,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但是政 府却要所有的印度人离开。我能够带走的只是一小笔钱和个人的随身物品。”他要 上哪里去?“印度。”他在那里可有亲人?“没有。”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跟随英 国人来到缅甸,现在政府却要把他遣送回去。至于我第二天的早餐,他说得没错, 托盘既不如原来那么整齐,烘面包也没那么香跪了。 那天下午,我和奈温在前英国仰光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这场球可真不寻常。 每一条平坦球道的两旁。围绕在我们4 个球员周围的,全是提着枪向外看的军人。 不挥杆时,奈温戴着钢盔。我犹豫该不该问原因。其中一个球员是奈温的部长。他 低声说是跟什么行刺威胁有关。 1968年奈温访问新加坡,在打高尔夫球时,一点也不在意安全的问题,也没有 戴钢盔。1974年他再次来访时,我建议我们应该协调彼此的政策,促使美国、中国 和苏联继续留在本区域,以取得势力均衡。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宁可让超级强国自 己做决我在1986年1 月最后一次访问仰光。奈温的新夫人是个医生,比他过世的发 妻钦梅登年轻得多,受过良好教育。当时,他对于15至30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用晚餐时,我发现尽管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他对外国势力仍旧是一贯的不信任。 他谈到如何为了应付缅甸以外的势力而受困在一场“斗智之战”里,指责外国势力 一直都在觊觎他的国家。 看到仰光的情况比我在1965年去访问时更糟,真让人不胜呼嘘。那里没有新的 道路或建筑,处处百废待兴。主要公路路面上尽是窟窿,路上仅有的几辆汽车。都 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爷车,破旧不堪。在奈温的政策下,任凭哪一位部长都难有作为。 他们的英文报只是四开小报那样的一张薄纸。缅甸文的报纸则稍微体面一点。前往 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的人们,看起来都穷困潦倒,衣衫槛楼。从车里望去,商店似乎 都空无一人。 同年9 月,他的总理貌貌卡到新加坡访问,我告诉貌貌卡我在《新加坡与美国 人》(一份美国侨民出版的期刊)里读过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设法引起他对旅游业 的兴趣。在文章里,两名来自美国人学校的教师叙述了他们到仰光、曼德勒和蒲甘 旅行的经验。他们的大半路程都是沿途搭免费顺风车的,这种旅游方式对他们来说 是一次愉快的探险经验。我向貌貌卡建议让缅甸开放,建造酒店,在仰光到曼德勒 和蒲甘之间,安排安全的飞机。这将能吸引很多旅客,可以赚取可观的收入。貌貌 卡静静地听着,却没说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奈温还是不想让外国人到缅甸 去。 直至1993年,缅甸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钦纽中将在新加坡同我会面时,我才算是 碰到一个反应比较积极的缅甸领袖。也或许是奈温改变了态度吧。奈温一定告诉过 钦纽我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话,听我说明缅甸应该重新调整自己 来适应后冷战的世界,开发经济,发展整个国家。我以中国和越南等为例说,这些 过去封闭的国家,现在都在发展旅游业,邀请外国投资者去制造就业机会与财富。 钦纽负责的是情报工作,也是当时军人集团或“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中的 强人。我请他重新检讨对缅甸国父和首任总理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的政策。昂山素 季嫁给了英国人,却回到缅甸领导反军人政府的运动。他们不可能永远把她关起来, 这么做只会使她继续让这个政权受窘。 缅甸如今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有对外经验的人引进政府。军人政府永远搞 不好经济。我建议他应该让新加坡有机会同缅甸接触,在经济上帮助缅甸。如果这 样的交往接触是为了帮助缅甸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维持现有制度,那新加坡将能 够在国际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的记录员是外交部负责缅甸事务的官员,他担心 钦纽会有强烈的反应,结果意外发现钦纽在讨论结束时,还感谢我提供了“宝贵的 意见”。 丹瑞将军(总理兼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在1995年6 月到新加坡访 问时,我建议他到印尼走一趟,看看印尼如何从苏哈托将军刚接管时的军人掌政制 度过渡到民选总统制。在“双重职能”的制度下,印尼宪法让军队直接参与政府, 在议会中有代表权。印尼军人在宪法上有它的地位,那就是保障国家安全与统一。 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缅甸要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就非得朝那 个方向发展不可。 奈温曾在1994年到新加坡求医时,跟我见过一面。他谈到自己怎么通过静坐得 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1988年退出政坛后,有两年的时间,他为了国内所发生的事 而心力交瘁。自1990年起,他开始阅读关于静坐方面的书。现在,他每天上午、下 午、晚上,花好几个小时静坐。比起1986年我们在仰光会面时的满面病容,他如今 的气色果然好多了。 1997年他再次到新加坡求医。以86岁的高龄,气色看来比上次来访时更好。这 次他只谈静坐,教我一些改善静坐之道。我问他是否会因亲近的人,如孩子和孙子 生病而操心?会的,他会操心,但是通过静坐,他可以控制、减少,甚至忘却这些 痛苦。当他的老将军们征询他的意见时,他难道不担忧吗?不,他回答道。他们这 么做时,他总会请他们别向他提起工作,因为他早已退出世俗尘嚣。不过,据一些 外交官说,他在军中仍然德高望重,享有权威,影响力仍在。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信经济制裁能够迫使缅甸政府放弃政权,把它交给 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自1962年奈温取得政 权以来,军队一直是当政者的惟一工具。可以尝试说服这个军人政府分享权力,逐 步使政府平民化。但是除非美国或者联合国准备像在波斯尼亚那样,派出武装部队 维持这个国家的完整,否则缅甸根本少不了军队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西方对东盟建 设性的接触方式感到不耐烦,对东盟领袖在1997年7 月接受缅甸加入成为会员尤其 困惑不解。但是有什么办法比让这个国家开放、发展,然后逐渐改变更好呢?看看 柬埔寨好了,就连监督选举的联合国部队也无法把选举中的胜利者捧上台,军队、 警察和行政机关仍然由洪森领导的有实权的政府牢牢控制着。 缅甸的将军们迟早必须调整和改变,以同他们的东盟邻国阳似的方式治国。他 们同世界的接触多了,自然能更早实现这个目标。在60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南半岛, 柬埔寨是一片和平繁荣的绿洲,我真希望能留住对柬埔寨的这个美好记忆。我和芝 在1962阵第一次到它的首都金边去。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在机场接待我们,在我检阅 了仪仗队后,我们走向轿车,一路上身穿传统服装的舞娘不停地将花瓣撒向红地毯。 金边像个法国的省镇,安静祥和。那里有宽敞的林阴大道,让人想起巴黎的香榭丽 舍,整排的树木,左右两侧的支路也都有树阴。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中间矗立着一 座高棉族样板的凯旋门——独立纪念碑。我们住在媚公河边的前法国总督府。西哈 努克自己住在旧王宫,在那里以豪华的方式设晚宴款待我们。他过后用自己的苏联 飞机送我们到吴哥窟去。西哈努克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非常聪明,精力充沛,深 深懂得生活情趣。他的气质和风度就像一位有教养的法国绅士一样,说起话来姿态 语气都风度翩翩,说的是法国式的英语。他个子不高,有些矮胖,阔脸,鼻孔形状 就像吴哥窟周围庙堂里的石刻一样。他是个一流的主人,无论什么时候拜访他,我 都很喜欢他待客的热情。每一次的访问他都叫人难忘。他在宴会上款待的是法国传 统的高级佳肴,配以法国美酒和精致的餐具。我记得到他在马德望的省城的王宫时, 车道就像在法国庄园里的一样,一路开到高起的人口处。我们抵达时,个子矮小的 柬埔寨卫兵穿着把他们衬托得更加矮小、长及臀部的闪闪发亮的拿破仑式靴子,戴 着头盔,以闪亮的长剑敬礼。接待处和宴会厅都布置得非常堂皇,而且装有冷气。 那里还有一支西洋管弦乐队和一支柬埔寨乐队。外国外交使节都在,场面盛大。 这位亲王非常活泼,对批评异常敏感。他会对报章上任何批评他的文章做出答 复。政治对他来说,就是报章与宣传。他在1970年的政变中被推翻时,他说为了顾 全性命而不回国,到北京寻求庇护。我相信即使他当时回到柬埔寨,抵达机场时也 不会有哪个士兵敢射杀他。他是他们神化的国王。在中南半岛烽火四起时,他在共 产党和西方之间维持了发发可危的平衡,使柬埔寨保持为一片和平与富饶的绿洲。 他在寻求中国的友谊和庇护的同时,也通过法国维系了同西方的联系。当他留在北 京而不是回到柬埔寨反抗发动政变者时,原来的柬埔寨被摧毁了。 变了样的西哈努克我再次会见西哈努克是在1981年9 月,他当时到新加坡来, 针对同红色高棉组织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讨论。那是个变了样的西哈 努克。他已经回到金边,并且做了红色高棉的俘虏。他历尽沧桑,几个儿孙在金边 被波尔布特杀害,他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西哈努克已经被摧 毁了。他的笑声,在激动时高亢的声音,他的动作,都已大为逊色。他是个活生生 的悲剧人物,象征着他的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遭遇。中国人在1979年初越南攻陷金 边前把他救了出去。他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越南的侵略,并成为柬埔寨抗越的 国际标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坚决反对同红色高棉组织联合政府。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柬埔寨人在本区域并不活跃。一位资深的部长英萨利在 1977年3 月拜访我。他说话温文,圆圆的脸蛋,有些丰满。他看起来像是心肠最软、 最善良的人,一个会很温柔地照顾婴儿的人。他是波尔布特的连襟,也是他的亲信。 英萨利相当实际,他要贸易,物物交换。他需要工厂的配件、灌溉农田的水泵,以 及渔船用的马达。他准备用柬埔寨著名的内陆湖洞里萨湖的鱼来交换,那里每年都 会涨水,出产最好的鱼。不过,这个物物交换的贸易最后没有落实,他们在后勤方 面有困难。因此,我们和他们很少有什么贸易或其他来往。 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越来越糟,频频发生边境冲突。越南在1 叨8 年进攻柬埔 寨,并且在1979年1 月攻陷它。之后,只有通过我们进出联合国争取支持票,防止 越南傀儡政府接替柬埔寨在联合国原有的席位,以及通过我们支持抵抗部队在泰柬 边境作战,柬埔寨在我的意识里才存在。 1981至1991年之间,我同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见过几次面。他父亲安排 他掌管在柬泰边境的亲王族部队。拉那烈的声音、姿势、表情、身势语言跟父亲相 似,不过比较瘦小、黝黑,情绪稳定得多,比较不会凭一时冲动行事,其他方面大 致是出自一个模子。他像父亲那样法语说得很流利,在接管王族军队前,曾在里昂 大学教过法律。 我在80年代到他们在泰国东北的训练营视察时,发现那里的组织不好,而且士 气低落。那已是拉那烈所能够做到的最好情况了,因为就像他一样,他的将领和军 官花在曼谷的时间比花在军营里的时间多。由于当时我们正为他们提供武器和无线 电器材,看到这种情况,我不免感到失望。1991年的和解过后,富有的捐献者接手。 1993年,拉那烈的政党在联合国监督的大选中获胜,他成为第一首相(洪森则成为 第二首相)。那年8 月我们在新加坡会面时,我警告他联合政府是个不稳妥的安排。 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都效忠洪森。拉那烈要生存下去的话,就非得把洪森的部分 军队、警察和一些省长争取过来不可。否则,让军官和军队都忠于洪森,而仅仅是 自己被称为第一首相,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国防部长,都无济于事。他大概没有认 真听取我的意见。他或许以为自己的王族血统能确保人民支持他,确保他是无可替 代的。1993年12月,我在新加坡同洪森会面。他的性格完全不同,是个强硬的红色 高棉生存者,80年代由越南人委任为总理。但是够机灵,懂得跟越南人保持距离, 让自己为美国人和西欧人所接受。他给我的印象是强悍而冷酷。他了解也坚信枪杆 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当红色高棉一式微,而拉那烈再也无法跟他们合作并向他挑战 时,洪森便在1997年把拉那烈撵走,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在名义上保留作为第二首 相。 西哈努克在1993年大选后再度成为国王,但是他的身体衰弱,经常为了到北京 治疗癌症而无法长期留在柬埔寨,很快地就被淘汰出局,退出现由洪森和他的军队 占据着的权力斗争舞台。 柬埔寨就像个被砸成无数块碎片的瓷花瓶,要把它们再粘补起来将是漫长而费 力的工作。就像其他打碎的瓷器一样,它承担不了太大的压力。它现在缺乏的是一 个井然有序的政府。人民长久以来习惯于不受法律约束,以致现在也不再奉公守法。 只有枪杆子才让人害怕。 柬埔寨的人民是输家。国家衰败了,经济一败涂地。因为洪森的政变,柬埔寨 加入东盟的计划挪后了。它最终在1999年4 月加入东盟,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再 花20亿美元,供联合国再次行动,举行公正的选举。自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 哈努克以来,柬埔寨历经27年的战争,兵战不断灰难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