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共和联邦俱乐部 我在1962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截然不同的领 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早在1989年, 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感觉。俱乐 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及,连道别的时间 都没有……出席这些会议是有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独立后,我以为新加坡成为共和联邦的一员是理所当然的。英国政府支持我们 加入,东姑也乐意给我们做担保,却不晓得巴基斯坦原先反对新加坡加入。它认为 马来西亚在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纠纷事件上,过于站在印度一边。共和联邦秘书长 阿诺德。史密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巴基斯坦对马来西亚的敌意,殃及曾经对印 度流露出同情的新加坡政府。不过,史密斯说服了巴基斯坦,把反对票改为弃权票。 1965年10月,新加坡正式成为共和联邦的第22个成员。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是弥 足珍贵的。对一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来说,它为新加坡提供了渠道,让它去结交 一些体制相似、领袖和官员有着共同背景的政府。这些政府都使用英语,它们所推 行的行政、法律、司法和教育制度都是英式的。 加入共和联邦后不久,尼日利亚总理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爵士宣布于 1966年1 月11日,在拉各斯召开共和联邦总理会议,讨论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 的问题。当时的罗得西亚是一个自治邦,白人有22.5万,占人口少数,却控制着400 万非洲黑人。我决定赴会。在从伦敦飞往拉各斯的7 个小时行程中,跟我同乘英国 海外航空公司客机的,还有另外几位共和联邦小国的总理和总统。大家闲聊一番。 同机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令我至今难忘。他身穿代表希腊正教会的黑 色丝质长袍,头戴一顶黑高帽。他一上机就脱下长袍,摘下帽子,看上去完全变了 个模样:个子偏小,脑袋光秃,嘴上蓄着胡子和一把浓密的长须。他的座呛和我同 排,不过是在走道的另一端,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客机滑行 到机场大厦时,他整装梳理的一幕又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不厌其烦、小心翼翼地梳 理着胡子和长须,接着站起来把黑色长袍披在白色的衣服上,然后戴上挂着大圆章 的金项链,再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戴上。一名助手用刷子把他身上的松垂长袍刷得一 尘不染,把大主教的手杖交到他手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法座这才完成准备工作, 以合乎身分的姿态步下舷梯,在等候着的摄影员的面前亮相。没有一个政界人物比 他更注重公关功夫。其他国家的总理都留步,让他先下飞机——他不只是总统,还 是大主教。 当地的官员上前来迎接我们,让我们轮流检阅仪仗队伍,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 把大家都载往拉各斯。我们好像进人一个围城。前往联邦宫酒店,沿途我们看到的 尽是警察和军人,酒店周围也布满铁钉和军队。前后两天的会议,没有一个领袖离 开过酒店。 不同的游戏规则会议召开前夕,阿布巴卡尔在酒店为我们洗尘。我在两年前和 他有过一面之缘。我和拉贾拉南坐在一名粗壮的尼日利亚男子对面。他是费斯图斯 酋长,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长。同他的谈话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他即将 退休,还说自己为国家付出的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得打理自己的鞋厂生意。他以财 长的身分向人口鞋子征税,这样尼日利亚才能生产自己的鞋子。我和拉贾拉南对此 感到难以置信。费斯图斯酋长的胃口很好,从他圆鼓鼓的身材可见一斑,不过,色 彩缤纷的尼日利亚长袍,配上一身金饰和一顶灿烂夺目的帽子,倒是高雅地掩饰了 他的身材。那晚临睡之前,我已经认定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根据的是完全 不同的另一套游戏规则。 会议在1 月11日开幕,由阿布巴卡尔总理致开幕词。穿着一身尼日利亚北方豪 萨族松垂长袍的阿布巴卡尔身材高瘦,气宇轩昂,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斟句酌, 俨然一副酋长至尊的模样一不绝重地流露出威严。他紧急召开这一次会议一县为了 讨论罗得西亚非法宣布独立的问题。众成员国要求英国对此采取行动n 第二位演讲 者是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然后是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显然不能、也不 打算用武力对付伊恩。史密。 我在第二天发言。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讲稿,手上只有趁阿布巴卡尔总理和其他 人在演讲时写下的提纲。我以宏观的哲学观点发表讲话。300 年前,英国人踏上占 领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在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开拓殖民地的征途。他 们以征服者和主子的姿态。在亚洲和非洲一些比较理想的地区安顿下来。然而到1966 年,前殖民地政府首长却间一位英国首相平起平坐进行对话。这是一种一直在演变 的关系。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理艾伯特。马尔盖爵士说。只有非洲人才会对罗得西亚 的问题感同身受并且关心。我不敢苟同只有非洲人才关心这个问题的加坡和英国在 防务上关系密切,如果英国被扣上支持史密斯非我也不同意乌干达总理米尔顿。奥 波特博士的说法。他说,英国不愿意降伏罗得西亚的欧洲人或让联合国采取制裁行 动,那是英国的恶毒阴谋。我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民一样,郡是移民。 如果把所有移民都打成种族主义分于,天下定大乱在非洲,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罗得 西亚,而在于南非的种族关系。 我不相信英国不愿意结束史密斯政权,因为该政权的存在将会削弱西方国家在 所有非欧洲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威尔逊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他动武对付弱小的少 数白人,他将违背国内的民意。我相信英国政府是有诚意的。它不肯把问题带到联 合国去解决,是为了不想见到史密斯被轰下台后,罗得西亚的命运落人130 个联合 国成员的手中。英国必须争取更多时间来保护它在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经济利益。为 了非洲和欧洲人民的利益,英国也必须保全罗得西亚的经济。纵使南非问题解决了, 更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科技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缩小,不同种族在这种 环境下应如何学习和睦共处。 我同情非洲人民,但是我也明白,罗得西亚的英籍移民自1923年起,全面自治 已经数十载,如果英国首相必须派兵镇压英籍移民的造反行动,那将是非常棘手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进方法,并且落实推进多数民族统治罗得西亚的日程。 共和联邦首脑会议有一个好处:国家无论大小,一旦你插手某个问题,别人将 根据是非黑白来评断你。许多人照本宣科,我则靠笔记来回应刚才所发表的言论。 我以真诚的态度发言,不带现成讲稿的委婉辞令,直率地表达了我的看法。这是我 在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发表的处女演讲,我感受得到,围绕着会议桌的同僚反应良 好。 威尔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接一个,每个非洲领袖都想证明自己 比邻居更有非洲精神,内容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未免重复。从亚洲到塞浦路斯到加 勒比海诸岛,谴责的言辞大同小异。然后,新加坡的李光耀讲话了——没有预备, 即席发挥,历时大约40分钟的演讲精湛之至,在我所出席的共和联邦会议上,甚少 有演讲能达到那种水准。” 出席拉各斯会议让我和威尔逊的友谊得到巩固。我助了非洲人民一臂之力,又 无损于英国。威尔逊在会议室外向我道贺时说,希望看到我出席其他共和联邦会议。 他需要一个人来对付那些性格刁钻,讲话又冗长又尖刻的领袖。两天后,会议在委 任了两个委员会后休会。两个委员会将负责检讨制裁效用,以及研究赞比亚需要共 和联邦给予什么样的特别帮助。 我们启程到下一站加纳首都阿克拉时,机场沿途的保安更加森严。自四天前抵 达此地以来,拉各斯的紧张气氛已进一步升温。抵达阿克拉三天后,东道主告诉我 们,拉各斯发生了血腥政变。阿布巴卡尔总理遭暗杀,费斯图斯酋长也难逃劫数。 带头发动兵变的是尼日利亚东部伊博族的一名陆军少校。尼日利亚东部当时正在勘 探石油。许多来自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在政变中丧命。发动兵变的少校说,他“要 铲除腐败和贪污的部长和政党”。阿吉伊。伊龙西少将在这次政变中当权,但是在 这之后还发生了另外多起政变。 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听到消息后没有雀跃欢呼。他自己在两年前也几乎丧 命,那是我在1964年1 月访问他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到1966年,有“奥萨盖福” (“救星”之意)之称的恩克鲁玛元气已经完全恢复,他设晚宴招待我,出席者有 他的一些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 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做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的 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 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依赖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 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抵达阿克拉后,上机来迎接我的是总统事务部长克罗博。埃杜塞。他是个臭名 远扬的贪官,曾经给自己购置一个黄金打造的床架而让国际报章大事报道。恩克鲁 玛把他的职务局限于政府款待事务,借以平息丑闻。我抵达阿克拉的第二晚,他带 我到当地一家夜总会,并骄傲地表示自己是老板,所有到过这里的贵宾都尽兴而归。 我们乘车到上沃尔特水库,用了大约3 个小时,车队一路上由一辆安装了扬声 器的车子带头。扬声器播出带有非洲强劲节拍的歌曲:以英文演唱的歌词一再重复 “工作真美妙”。走路摇摇晃晃在学步的孩童总会从路旁的小屋子里冒出来,他们 一面自然地随着节奏摇摆,一面朝马路边走来向我们招手。他们如此轻巧柔软,令 我赞叹不已。 加纳政府有一艘完全从迈阿密组装进口的漂亮游艇,我是第二个在游艇上受到 招待的客人。他们告诉我,游艇由铁路运到湖畔下水。在艇上陪同我们的有克罗博 和加纳外交部长亚历克斯。奎森。萨基。后者受过高深教育,谈吐文雅。我们畅游 湖上,在甲板上享用着鸡尾酒和开胃小点。这时,拉贾拉南问克罗博他那一身漂亮 的非洲狩猎装是谁缝制的。克罗博回答:“我在库马西的裁缝店为我缝制的。找一 天你非得去看看,我替你做一套跟我一模一样的套装。”然后,他谈到自己在其他 方面的活动。他原来是一个每周赚取30先令(4 美元)的邮政书记,现在,他有两 个儿子在瑞士日内瓦留学。他说,男儿要有鸿图大志。奎森。萨基是个有内涵的人, 曾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他看起来很不开心,很不自在。他很努力地尝试把话题 从克罗博身上引开去,但克罗博并不准备罢休。他讲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 故事,把我们逗得合不拢嘴。我在想,这两个国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们当 时是非洲最明亮的曙光,两个最早争取到独立的国家——加纳在1957年,尼日利亚 紧跟着。 一个月后,2 月24日,正当恩克鲁玛在中国北京受到Z 响礼炮迎接之际,阿克 拉发生军人政变。军人领袖逮捕恩克鲁玛的政府要员,与此同时,人们在街上欣然 起舞。奎森。萨基和克罗博当时和恩克鲁玛一起在北京。他们回到阿克拉后受到保 护性拘留。我为加纳人民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尽管他们有收获甚丰的可可园和金矿, 还有能够发出巨大能量的上沃尔特水库,加纳经济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至今仍恢 复不了早在1957年独立时所呈现的那一片光明景象。 入眼的新闻报道挑起我的愁绪。我再也没去过加纳。20年后,进入80年代,奎 森。萨基在新加坡看到我。在无数政变中,他有一次被捕,后来获释。他想以信贷 方式代表尼日利亚政府向新加坡购买棕油。他们保证在大选结束后付款。我说,那 是私人交易,他必须以私人身分取得协议。他利用自己和非洲邻国领袖伯联系谋生。 他说,加纳的局势乱七八糟。我问起那个精明的年轻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奎森。萨 基告诉我,他已经进入加利福尼亚一所修道院。我觉得难过。如果连他们最精明、 最优秀的人才都放弃斗争,选择逃避到修道院里,而且是在加州,并不是在非洲, 他们重建家园的道路将是漫长而且崎岖的。 对于非洲前景不乐观我对非洲的前景不感乐观。1957年独立后,不到十年光景, 尼日利亚已发生过政变,加纳则政变失败。我觉得他们对部落的忠诚比他们的国民 认同感更强烈。特别是尼日利亚,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和南方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 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歧见。同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英国人把权力交给了穆斯林, 尤其是军队和警队的权力。加纳没有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问题没那么尖锐,但部 落分歧仍然很明显。加纳不像印度,他们没有机会接受多年的训练和指导,学习现 代政府的施政方法和纪律。 下一次开会在伦敦,日期是1966年9 月。我在会上认识了许多没有参加拉各斯 特别会议的总理。在伦敦的两个星期,我巩固了新加坡在英国民众当中的地位,以 及维持我同威尔逊及其主要部长之间本来就不错的关系,同时也和保守党领袖保持 联系。 罗得西亚再度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课题(每次会议都不例外,直到1979年在卢 萨卡会议上得到解决为止)。非洲领袖们对罗得西亚的非洲同胞感情很深,与此同 时也希望在自己人民当中建立起非洲人的威信。何况,把焦点集中在罗得西亚单方 面宣布独立的问题上,能使他们的人民暂时忘却自己国内急如燃眉的经济和社会难 题。到那时为止,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是白人领袖里思想最开明的一个,对非 洲人民的奋斗事业和不幸人士皆有恻隐之心。 我谈到东南亚的问题。我说越南的问题是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冲突,双方谁也 不肯让步,深知哪一方屈服就会丧失整个地区。我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到 南越去,并不是纯粹为了捍卫民主和越南的自由: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 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这时表现得不太自在,但是很快就恢复常态。我补充 说,他们的利益包含了我的生存,霍尔特便接受了我的论点。我采取独立的立场, 这样才能建立我自己的信誉,不被别人当成是英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傀儡。新 加坡当时还在英澳新军的保卫下。我毫不讳言地说,如果美国撤军,对本区域所有 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将是一场灾难。尽管非洲领袖一般反对美国的干预行动,但 是我的遣词造句使大家都容易接受我。 威尔逊曾提议在伦敦和一个共和联邦成员国轮流举办两年一届的会议。他极力 主张下一届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其他领袖都赞成,我也乐意充当会议的东道主。有 机会让新加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对我们的国家有益。以两年的时间筹备,我们可 借助这场盛会赢得世人对新加坡的认可——承认新加坡是第三世界里的一个绿洲, 它的办事效率高,而且行事理智。 我们的共和联邦客人在1971年1 月抵达苍翠整洁的新加坡,得到友善、热情、 高效率和彬彬有礼的服务。酒店、商店、的士、餐馆等等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一 切显得有条不紊。被拘留的亲共政治人士的家属,在会议地点职工总会大会堂外面 举行反政府示威。警方以低调方式把他们驱散,英国报界却隐约传来不赞许的批评 声音。他们认为应该让示威活动继续下去,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官却不以为然。 希思出任首相不久,便宣布恢复被工党政府冻结的英国同南非的军火交易。这 件事引起非洲黑人领袖的激烈反应,有许多人恫言,如果英国坚持,他们将分裂共 和联邦。希思抵达新加坡之后没多久,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宣布英国乐意把南非军 火交易课题当做独立的议程项目处理。经过两轮只限于国家首长参与的讨论,我们 同意成立研究小组,让小组检讨海军武器的供应问题,然后把研究结果提交秘书长。 置身于多元种族的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当中,希思感到不舒服。这是他第一次参 加这类集会,非洲领袖又冲着他而来,要他怕尝被孤立的滋味。他个性有点腼腆, 不轻易表态,跟抽烟斗,外表一副和蔼的威尔逊不一样。希思看起来很拘谨,浑身 不自在,说起话来满口牛津腔,而且容易被激怒。幸好他清楚我的为人,对我有信 心,知道我一定给他机会辩驳。 我首先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塞雷茨。卡马爵士发言。我所认识的塞雷茨爵士是一 个态度温和,头脑冷静,考虑周到的领袖。他是博茨瓦纳酋长的儿子,在牛津念书 时娶了一个英国太太。由于他和白人异族通婚,使南非实施的黑白异族性交禁令沦 为笑柄,南非政府向英国政府施压成功,使他多年来无法继承酋长的地位。英国该 怎么做才符合国家利益,这必须由它自己判断,但是英国如果决定出售军火,对共 和联邦只会造成伤害。那是一场温和而有说服力的演讲。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演说,从道德的高层次出发。他说南非跟共 和联邦脱离,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同具有多元民族特色的共和联邦相抵触。他“恳 切”请求英国不要协助南非,不要逼非洲国家还击。他的演讲短得出乎意料。他分 析过希思的为人,决定还是不要向他说教的好。尼雷尔是我最尊敬的非洲领袖,他 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廉洁而诚恳。他遵照宪法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接棒人,坦桑尼 亚因此没有陷人像乌干达那样的乱局。 马拉维总统黑斯廷斯。班达说,没有非洲领袖会脱离或破坏共和联邦,动武不 会有结果。自由战士自1964年开始就尝试使用这种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他呼吁黑 人和白人进行接触与对话,以此取代武力、孤立和抵制行动。其他非洲领袖公开对 他嗤之以鼻,他却看似一点也不在乎。我尝试制止他把话说过头,但是一说得起劲, 谁也别想阻止他。他倒是挺有个性的,即使在室内和夜里也不摘下太阳眼镜,身边 还带着一个健美丰满的年轻非洲女伴。他的样子苍老,说起话来却虎虎有生气,手 中的拂尘不停挥动,借以强调自己的论点;但是,他还不如向发怒的公牛群挥动红 旗帜的好。我不晓得希思是感到尴尬还是开心。 希思给予说理的答复。售卖海军武器给南非基本上关系防务政策,跟种族隔离 政策没有一点瓜葛。英国有一半的石油运输和四分之一的贸易须利用开普敦岸外水 域进行,英国的经济有赖于货品的自由流动和水域的自由航行。苏联在海上构成一 股威胁势力。(1 月16日,希思就售卖军火给南非发表讲话前四天,两艘苏联战舰 ——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在下午两点左右从南中国海嚣张地航经新加坡水 域,朝印度洋驶去。)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插进了戏剧性的一脚。他警告说,不单南非或印度 洋关系到英国的国家利益,非洲多个地区也有关联。卡翁达追述非洲人民在白人殖 民者手中惨受折磨的残酷遭遇,中间突然哭泣起来,手指抓住白色手帕的一角按着 双眼擦泪。第一次见到他流泪的人总会受到感动。但是,频频重复,几乎在每一次 共和联邦会议上,只要提到白人主宰非洲人民的时候就上演,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以 为常的一幕。 乌干达总统米尔顿。奥波特有别于卡翁达或尼雷尔。当他谈到罗得西亚、纳米 比亚和南非时,他会咬牙切齿,语气里充满深刻的仇恨。我觉得他的神情和眼光有 一股邪气。有一回会议暂停休息时,奥波特获悉伊迪。阿明将军已在政变中成功夺 权,他露出一脸的沮丧。他的遭遇凸显了许许多多非洲政府那种朝不保夕的命运。 最后一位就南非发言的是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爵士。他的身材魁梧,相貌 英俊,身高6 英尺6 英寸,不愧为一名橄榄球健将。他认为期望英国首相表明英国 政府现在不出售军火给南非是不切实际的。停止军火交易有如剥掉洋葱皮,下一层 将是法国出售军火给南非,然后轮到意大利。在他提出这个合情合理的论点后,我 们在凌晨四点休会。 共和联邦领袖在会议上坐的是舒服的扶手椅,但是温度自动调节器却失灵了, 到清晨时分,冷气就变得太冷。如果体会的话,大家就会重新养足精神,有更多精 力发表更长的演说。我决定继续,大家都留了下来。每个来自非洲的演讲者都有机 会发言,没有人被阻止发表以本国人民为对象的演讲。 数小时后复会,非洲领袖全部缺席,“印度洋安全事务”的讨论会很快就完成。 除了寥寥几段简短冷清的时间我找其他总理主持大局外,从1 月14日至22日,全部 13段讨论会我都得从头听到尾。除了聆听一段又一段答非所问的老调以外,别无选 择,简直是活受罪。从此以后,我一直很同情国际会议的主席。在这类会议上,代 表们把讲稿带来,打定主意把要说的话说完,完全不管别人说过什么。 虽然会议的确讨论了议程中的每一个项目,但是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只集中在南 非军火交易的争论上。 我们几个人私下喝酒聊天的时候,希思对政府首长之间的多项机密或秘密交谈 被拿出来公开谈论,表示失望。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有同感,非洲领袖偏 向使用联合国式的外交术语令他觉得遗憾。我说,第三世界领袖在那么多高谈阔论 属家常便饭的国际会议上互相影响,难免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还说,第一代独立运 动的领袖都是富有个人魅力的演说家,但是他们的政府很少采取后续行动,加以落 实。 身为主席,我看到共和联邦会场外进行的幕后工作。正是这类主要领袖之间进 行的非正式、双边和小组会议,决定了大会的结果。史密斯在共和联邦已经当了五 年多的秘书长,对每个与会领袖的性格和立场都了如指掌。他在1962年出任加拿大 大使期间,曾在莫斯科设晚宴招待我。我们俩私下一起向非洲领袖们阐明,希思不 可能公开让步。我们召开两个讨论会,仅限于领导人出席,以核准经由史密斯调解 而达致的折中协议。全体会议的正式决议都是在这类小型会议上定夺的。会议闭幕, 装腔作势完了,秘书长让第三世界领袖了解到,共和联邦的本质在于经济。社会与 文化合作。这类合作需要资助,而大部分资金来自发展先进的共和联邦老成员——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果这些捐款国觉得这种合作对它们弊多于利, 他们将撒手不干。凭其圆通和技巧,史密斯成功说服亚非领袖们不要把课题推向决 裂的边缘。在1975年继承史密斯的圭亚那外长桑尼。兰法尔展示更高超的技巧,他 一方面让第三世界领袖尽情抒发豪言壮语,另一方面却能让捐献国在衡量时都觉得 还是值得继续这么做,而使这个巡回演出能搞下去。 每一次会议有大半时间都在讨论罗得西亚和种族隔离政策。有大部分内容除非 翻查会议记录,否则根本记不起当时有什么大课题曾经引起各国领袖的争论。不过 每届会议都留给我一些难忘的讨论会小插曲或谈话片段。我还记得1973年在渥太华 主持会议的杜鲁道总理。他是加拿大籍的法国后裔,不但精通双语,连表情也能在 两语交替使用之间转变自如。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法国人。特 鲁多头脑敏锐,口才也一流。我在他的记者会上留意到他如何从英语转用法语时, 一举手,一投足,还有脸上的表情都变得那么富有法国韵味,我心里实在钦佩。他 是名副其实的双语与双元文化的加拿大人。他相当怜悯不幸的人,总愿意帮他们一 把,不过,当他认为我们有能力负担学费而决定削减给予新加坡学生的加拿大奖学 金时,倒是相当无情的。 渥太华会议上另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人,是领导东巴基斯坦反抗巴基斯坦,从 而建立起孟加拉独立国的英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总理。他搭乘私人客机,气派 非凡地抵达握太华。我在握太华机场降落时,看到一架波音707 客机停放在那里, 上面印着孟加拉的字眼。当我离开时,客机还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费, 没有一点收入。我们离开酒店到机场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装人两辆 大货车,准备送上这架孟加拉客机。穆吉布。拉赫曼在会上呼吁各国向他的国家伸 出援助之手。任何公关公司都会劝他不要把专机停放在握太华机场0 的停机坪上整 整八天。那时候流行第三世界较大国家的领袖用旧己的专机旅行。在会议桌上,每 个领袖都是平等的,但是重量0 级国家的领袖乘大型私人专机来,将显示他们高人 一等。英国人乘坐的是VC10型和彗星型飞机,加拿大人则乘坐波音客机。澳大利亚 在1979年马尔科姆。弗雷泽政府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添购一架波音707 客机后,也 加入了这个特选行列。当时经济情况较好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他们 的总统也有专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 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新加坡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常任代表解释说,国家越穷,它 的代表团给他们的领导人租用的卡迪拉克轿车越大。因此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 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条件。不过,到叨年代中期,我们请 求世界银行不要把新加坡改列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结果被回绝。我旅行省 吃俭用也徒然,新加坡丧失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优惠待遇。 1975年4 月,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在金斯敦神气地担任起会议主席。他是 一个肤色较浅的西印度群岛岛民,讲话语惊四座,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他主张“重新分配世界财富”。他的国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岛国,面积达2000平方 英里,中央地带有几座山种满咖啡和其他亚热带作物。这里有美国人兴建用来避寒 的漂亮度假屋。他们有悠闲生活的文化,人民很爱唱歌跳舞,说起话来头头是道, 跳起舞来浑身是劲,喝起酒来个个海量,但是刻苦耐劳的精神早已随着奴隶制度一 起被淘汰。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芝走出用来开会的酒店和四周用铁栏杆圈起的范围, 徒步游览这个城市。一辆车子经过,停了下来,驾车的男子喊道:“李先生,李先 生,等等我。”一个口操加勒比海英语的当地华人上前来对我说:“你可不能忘记 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苦。”他递上名片,原来是个房地产经纪人。有许多专 业人士和商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把房子和办公室交给他变卖。他在当地的电视 节目上见过我并急于跟我谈话。当地华族、印度族,甚至是黑人专业人士都觉得在 迈克尔。曼利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没有前途,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在毁灭 国家。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不是专业人士,不能离开,否则他会离乡背井。不过, 等这些大房子都卖掉,房地产生意所剩无几,到时他或许还是得走的。我祝他好运, 并中断我们的谈话。我发现几个负责盯着我的牙买加黑人保安人员的身势语言开始 变得不友善。从此以后,我阅读牙买加的新闻时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1977年7 月,为了纪念英女王登基25周年,共和联邦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同 英国的关系今非昔比。英国经济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强盛,甚至,丹尼斯。希利在1976 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解救英国。我和芝在唐宁街10号排队等候在访客名册 上签名,准备接着从后花园前往观赏女王的生日游行庆典。我记得我排在塞浦路斯 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头。一名英国准尉递上笔来,法座大人他不用,反掏出自 己的笔来签名,然后离去。我一面签名一面对那名准尉说:“大主教是用红色笔签 名的。”对方回答:“跟他血腥的双手一样红。”那名准尉曾在英军被迫镇压塞浦 路斯民族主义分子的那段流血日子里,在当地执行任务。塞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决 心把英国人赶出去,同希腊进行统一。 我在1979年第三次踏上卢萨卡的土地。第一次是在1964年巡回访问非洲17个首 都的时候;第二次在1970年,当时是为了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赞比亚的经济自1970 年起便一步步衰退。当局在政府大厦招待我们。1964年我在这里住过,当时是英国 最后一任总督的宾客。大厦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周围的鹿和奇异飞禽都少了,主楼 本身少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筑的整洁外表。我们住在散布于会议厅四周的度假屋, 是1970年出席不结盟峰会时下榻的同一批建筑。会议厅是南斯拉夫替同为不结盟运 动成员的赞比亚建造的。会议厅和度假屋自1970年以来便不常用,这一点显露无遗。 不过当地政府刚刚大手笔把它们重新粉刷过,用西班牙空运来的家具加以布置。 度假屋的饮食糟透了。他们训练年纪轻轻的学生掌厨。我们厨子的全部菜单如 下:早餐是腌肉和鸡蛋,或只有半生熟鸡蛋;午餐煮牛扒;晚餐也是牛扒。烈酒和 葡萄酒倒是很多,供过于求。 当地什么东西都缺乏,商店里空空荡荡。他们没有进口的厕所用品,本国货也 不多。芝看到一些妇女排队买必需品。她惟一买到的纪念品是一颗孔雀石蛋,这提 醒了我们: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只生产铜,而铜价跟不上石油和其他进口 产品的价格。他们没有外汇,本国货币正迅速贬值。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 —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卡翁达的总统宝座一直维 持到90年代,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公平的选举——这一点倒值得赞扬,最后以失败告 终。卡翁达下台后,赞比亚人民的命运不见得有所改善。 1981年10月的墨尔本会议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回忆,是在咖啡室里同一个印度人 相遇的经过。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找饮料喝。我问他是不是印度代表团的一分子, 他说不是,他是乌干达代表团的团长,代表无法出席的奥波特总统赴会。我感到惊 讶(印度人遭受伊迪。阿明迫害长达十年,他们都已经逃离乌干达),问他有没有 回过乌干达。没有,他的家人在伦敦安顿下来,他曾经是乌干达驻伦敦最高专员。 他在伊迪。阿明当权时离开。我问起乌干达国会议长的近况,他曾于1964年1 月在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国会大厦,为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过招待会。他是个裹 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对他那栋石砌的国会大厦引以为荣。恰巧这位前议长准备第二 天到墨尔本,同我面前的这位驻伦敦最高专员会面。前者被迫离开乌干达,后来在 达尔文落户,成为一名推事。整个事件让我觉得心酸。乌干达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 不仅担任议长,也给乌干达的经济恢复或增添生气,就像锡克教徒在其他多个经济 体,包括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一样。他是1971年那场政变的牺牲品。伊迪。阿明当 时趁奥波特逗留新加坡期间,把他推翻。 两年后在德里,我在女王的晚宴上坐在奥波特夫人旁边。奥波特夫人追述她在 1971年如何带着三个孩子,在政变中从坎帕拉逃到内罗毕,为我描绘了乌干达悲剧 的另一个层面。他们被送回国,后来又再逃跑,在达累斯萨拉姆流亡数年。她在1980 年,即伊迪。阿明遭废黜后一年,才返回乌干达。重掌总统大权的奥波特比以前更 忧郁,锐气也大减。同奥波特夫人一席话让我窥见玛干达所经历的浩劫到底有多大 的破坏力。她发现国人都变了,他们再也不愿意付出劳力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伊迪。阿明的统治下过了9 年惨无人道、无法无天、道德沦丧的日子,人们变得 要什么就抢什么,完全丧失创造文明生活的一切习性。后来新加坡派往协助联合国 部队的警察分遣部队,在汇报他们于1991年至1993年间在柬埔寨执行任务的经验时, 我想起了乌于达。经过20年的动乱,柬埔寨的残局比乌干达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83年11月,撒切尔夫人同我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态度坚定 不移。她曾经尝试说服邓小平把租期延长。邓小平清楚地表明,那是完全无法接受 的要求;中国非得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可。我的看法如何?她提出这个 问题是因为港督告诉她,英国在新界的租期就快届满了。我问她愿意为自己的立场 争取到什么地步,因为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的存亡取决于中国对它的态度。她没有马 上给我答复。我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同意延长租期,因为其中涉及太多的国家尊严。 至于澳门,葡萄牙人连向北京提都不提就干脆继续治理下去。她说,港督告诉她, 他没有合法的权力把租期延长到1997年之后,所以她才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告诉撒切尔夫人,她手上的牌很少。最理想的做法是等候中 方做出反应,并告诉邓小平,只有在中国允许怕情况下,香港才能生存并繁荣发展。 由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组成的英属殖民地,没了租借的新界是无法生存的。因此采 取法律立场,让英国除了新界以外,抓紧殖民地不放是不实际的。与其这样,不如 和中方谈判有利于香港的条件,让它在回归之后能像当时一样继续繁荣发展下去, 只不过换上了中国的国旗。 我一直盼望出席1985年10月的巴哈马拿骚会议。那是有钱的美国人寻欢作乐的 园地。后来,我从英国报章的报道中得知巴哈马上上下下毒品充斥,暴力罪案猖獗。 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爵士涉及贩毒勾当。当 事人没有提出诽谤诉讼。女王的晚宴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上举行。平德林建议用小 船把全体领袖从我们下榻的酒店接送到不列颠号。我决定由陆路赴宴。我们在皇家 游艇停泊的码头不远处经过,看到一群高举谴责平德林标语的示威者。有些标语这 么写着:“老大是盗贼”。这位老大和其他客人乘船到不列颠号,比我们坐车要久 得多。或许风浪大,或许小船开得慢,总之他们让女王等了一个多小时。女王通常 待人宽厚,说话也有保留,但是她不习惯等人。她对我说,晚餐可要煮得过熟了; 主菜的确是,但是甜品的味道美极了。 有一天,我和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杰耶华德纳和巴哈马大法官共进午餐。 大法官谈到巴哈马举国普遍嗜吸可卡因,毒贩因此大捞油水。毒贩乘小型飞机从南 美洲飞人巴哈马,在海关人员和其他官员的纵容下,由海空两路把毒品运人美国大 陆。在。转运的过程中,一些毒品落到当地百姓手中,足以造成许许多多的人家破 人亡。高居要职的政府部长也有一手。当我离开拿骚时,我对世界上可能存在世外 桃源的最后一点憧憬也幻灭了。 我最后一次参加共和联邦会议是在1989年10月,地点是吉隆坡。一如上一届, 1987年0 月在温哥华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冲淡无奇,缺乏“热门”课题。在浮罗 交信“闭关”期间(与会者到某个度假村进行非正式的聚会),有一天晚上,我同 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和她的夫婿阿锡夫。阿里。扎达里促膝长谈,向他了解巴基 斯坦的政治和文化。贝娜齐尔容貌姣美,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秀气,非常上镜。阿 锡夫是一个性格奔放外向,从事多种生意的商人。他一点也不忌讳让我知道他在从 事什么行业,什么交易他都愿意考虑——对他来说,人生就是关乎做成一笔好交易。 他从事水果和其他出口生意,还有房地产生意等等。我答应介绍一些水果人口商向 他买芒果。1995年,他陪妻子到新加坡出席会议时,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虽然他做 事并不循规蹈矩,但还算讨人喜欢。可是我无法想像他下得了手杀死自己的妻舅。 在贝娜齐尔被总统罢免后,巴基斯坦政府是这么指控他的。 最后一次出席回忆那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共和联邦会议,因为当时我正准备于1990 年卸下总理的职位。我在他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 截然不同的领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 英国和旧自治领有着深厚的历史与血缘关系。它们和新的独立国仍有密切的经济与 政治联系。各国仍旧享有共和联邦的关税优惠待遇,英国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 伴。麦克米伦首相是属于帝国时代,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方前线打过仗的 那一代人。当他倡议让英国加入欧洲,旧白人自治领受到极大的震撼。它们曾在两 次大战中和英国并肩作战,现在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 斯爵士插话,一语道破麦克米伦给予的保证,即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它 仍旧会同共和联邦保持密切联系,这根本站不住脚。 他说:“我治理的是一个联邦,知道联邦怎么运作。”各邦要么倾向统一,越 挨越近,像澳大利亚的情形;要么倾向分裂,越离越远,直到最后彼此脱钩。它们 总是不断地在演变,没有停顿的卜刻。这种组织容不下另一股动力并存。如果英国 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它同共和联邦的联系将渐渐削弱,日益消失。过去40年来, 每逢回首,都叫我想起孟席斯这番预言有多灵验。 英国跟欧洲各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连上一代的共和联邦成员国,尽管同英 国血脉相连,彼此在60年代共同拥有的深厚感情联系也荡然无存。大家在不同的大 陆上各奔前程。到了25年后,英国还在为了是否采纳统一货币欧元,以及(许步入 所担忧并且不愿意见到落实的)成为欧洲超国家联邦政府的一分子而闹分歧。 早在1989年,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 值观的感觉。俱乐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 及,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当年的热门话题大部分都昙花一现:国际经济新秩序、 南北对南南合作、罗得西亚、种族隔离政策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尽管 如此,每一次的会议依然有其目的。一位领袖可以开门见山向另一位领袖指出某些 问题,使理亏的一方不得不进行辩解,如印度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在面对面 的情况下,甘地夫人无法为印度的立场辩护,她也没有那样做,这一点值得赞扬。 这一切触动了其他领袖的心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出席这些会议是有 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共和联邦召开会议期间,每个政府首长都获共和联邦之首——英女王的接见。 唯一例外的一次是1971年在新加坡举行的0 会议,当时希思政府因故决定英女王不 到新加坡来。我是在1966年9 月第一次拜会她的。她若无其事却能让客人感觉到宾 至如归的本领,叫人喷喷称奇,那种社交技巧是经过训练和多年实践才那么炉火纯 青的。她和蔼可亲,友善,也真的关心新加坡,因为她的叔父路易斯。蒙巴顿勋爵, 曾经告诉她有关他在新加坡担任东南亚联军总司令时的点点滴滴。 1969年五月,我在伦敦拜会女王,她为英国决定撤离新加坡表示歉意,并为英 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如此结束而显得难过。她于1972年到新加坡来访问,以弥 补1971年未能成行的缺憾。我尽力安排她参观访问蒙巴顿勋爵曾经向她介绍过的地 方,包括蒙巴顿勋爵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政府大厦、他曾经住过的总统府,以 及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聚集在路旁等待她经过的群众,比我预料的还多。 每当她从车子里出来,他们就蜂拥而上围着她。女王的私人助理秘书菲利普。穆尔, 也就是50年代驻新加坡的英国副最高专员,要求我别安排保安人员阻挡群众,因为 他们都显得友善。女王表现得非常从容、开心和轻松。 为了纪念那次访问,女王封我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早些时 候,由威尔逊首相提名,我在1970年已获颁荣誉勋章。把一枚享有如此崇高荣誉的 勋章,颁给一个跟其他受封者相比之下显得年轻(47岁)的人,是非比寻常的。我 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育下成长的人所 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我曾获得好些国家 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尔、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托、韩国总 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 的情感。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 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虽然它们已 不能发挥如同在大英帝国时代那样开启英国方便之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