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英国的首相们 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 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的局势具有铁一般的 意志……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 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苦苦挣扎。 1975年9 月24日,在英格兰戈登高原鼓乐和风笛队奏起的最后一段歌声中,英 国皇家海军护航舰人鱼号撤离了三巴旺海军基地。那不过是艘排水量2500吨的护航 舰——是曾经驻扎在那里的皇家海军战舰和航空母舰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不久, 最后一支英军部队也撤走了。部队撤离象征着英国在本区域150 年的政治和军事影 响画上句号。 美国、日本、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本区域的主要经济势力。这表示我们 必须从头开始,跟其他强国建立联系。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艰苦的调整过程。 一辈子的密切交往使我对英国社会和它们的领袖非常熟悉,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 际新闻广播和阅读英国报章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在工党和保守党内都有旧雨 新知,很容易联络上他们,也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英军撤离后,我必须去熟悉 和认识美国领袖和美国媒体的不同运作方式与标准,尝试了解这个比英国大得多也 复杂得多的社会。要同样跟日本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交往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既不 懂得他们的语言,也不了解他们的习俗。 我们在跟这些重要的新的财力和权力中心扩大联系,建立新的关系的同时,我 们依然保持同英国原有的联系。虽然如此,看到英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被日本、德国 和法国取代,仍不免叫人黯然神伤。工会一再发动工潮拖慢了英国经济复苏的脚步, 驱动工会的是阶级仇恨,不单只是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我相信英国适应后帝国环境 的一大障碍是社会阶级意识强,它迟迟不肯摆脱阶级差别的观念。失掉了帝国,英 国需要的是一个唯才是用的制度,以便保持它的欧洲主导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通 过不同腔调、社会礼仪和习惯、校友网络、俱乐部和学校联系来把自己同工人阶级 区分开来的统治阶层。盛田昭夫在1991年担任新力公司主席的时候告诉我,新力很 难说服在英国工厂工作的工程师到生产线上去。日本的工程师都是从最底层做起, 为的是跟下属打成一片,对他们有所了解。他说,英国工程师宁愿拥有自己的私人 房间。撒切尔夫人知道英国人有这些缺点,于是在出任首相期间降低对阶级的重视, 提倡唯才是用的制度。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主张建立一个“无阶级”之分的英国。 托尼。布莱尔要英国摈弃阶级观念。 更糟的是,在40年代由工党提出,而后通过两党协议由保守党保留下来的福利 制度,削弱了人民力争上游的干劲,牺牲了经济。两大政党的多数领袖,甚至是自 由党的成员,都知道福利制度折损国家的元气,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出手,直到玛格 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随着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缩小,它的年轻国会议员和部长 们的世界观也跟着收缩。一些老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老一辈英国领袖比喻为 根深叶茂的橡树。这些老朋友都是经历过上二次世界大战,并曾在苏加诺对抗时期 保卫新加坡的英国将领。他们形容英国的年轻领袖为“盆栽橡树”,橡树的样子犹 在,体积却缩小了,因为它们扎根的范围已经收缩。 要适应不同的国势对英国来说是困难的。然而是撒切尔夫人,而后由梅杰所领 导的保守党扭转了滑坡的趋势。英国企业界因此信心增强,率先在东南亚,包括新 加坡,重振雄风。工党在1997年的大选后重新掌权,所坚持的同样是自由市场的经 济原侧。该党定下的目标包括降低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刺激外销,以 及拓展对外贸易和投资,以便为英国制造就业机会。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胜利在 于改变了英国人的态度,迫使工党从旧工党蜕变为新工党。 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和建立已久的联系不会轻易有所改变。惭加坡学生继续到英 国深造。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把孩子送到英国接受大专教育。到了90 年代,约有5000名新加坡学生在英国攻读大学和理工学院。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 毕业生继续在新加坡精英分子当中占多数。历史因素的影响造成这种文化上的滞后 现象。环境改变了,人们却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英国军队撤走后,美国就成为驻扎 在东亚的惟一强国。我们有必要把新加坡一些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美国受教育,去了 解美国人,在对方的人才苔革之地结交未来的领袖。即使到90年代,留学美国的新 加坡学生人数也只是留学英国学生的三分之二。 历史使新加坡和英国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新加坡各种专业也都规随英国的专 业: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等都是。专业联系存在于新加坡社会 的每一个层面。然而在一些领域如医药,由于美国的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 %左右,比英国多了一倍有余,美国医生和医院因此出类拔革。我们已逐渐跟美国 的机构建立联系,但是所采用的医药基本训练仍然以英国模式为准,其他专业也是 这样。“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80年代,新英贸易取得显著的增长。在她允许资金更自由 地流动后,英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增加了,但是性质和过去不同,现在的投资着重在 高增值产品如药品、电子产品和航空产品上。进入90年代,英国再度成为新加坡的 主要投资国之一,排名第四,在美国、日本和荷兰之后。新加坡的海外投资主要集 中在东南亚,不过有不少私人企业家投资在英国,特别是旅游业。新加坡一家大公 司在英国购买了连锁旅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也买人另一个拥有超过100 家酒店 的集团公司。尽管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攻击制造了许多问题,我们对英国的旅游市 场依然充满信心。新加坡和欧洲的主要联系仍然是伦敦,每天从新加坡飞往伦敦的 航班比飞往欧洲其他首都的班次多。 1968年当英国宣布将撤走它的军队时,悲观的文章不少。其中《伦敦新闻画报 》月刊把这种情形同古罗马军团撤离英国,黑暗时代降临欧洲相提并论。但是这样 的比喻并不正确。同殖民地时期比较,现代通讯和交通设施把更多英国人带来新加 坡。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英国人社群仅次于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也有更多的英国 学校,为一万多个在这里落户的英国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数以百计的英国人自发 到新加坡来工作,当工程师、建筑师和技术人员——享有的不再是外客的工作条件, 住的不再是高尚住宅区,而是跟本地人一样,住同一类房子。新加坡的薪酬已经达 到英国的水平。随着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许多英国银行和金 融机构纷纷到新加坡来开设分行。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1982年,伦敦市封我为“伦敦市荣誉自由市民”。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 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他们列出的宾客名单,该请的都少不了,做得非常仔 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了所有曾经为新加坡面跟我打过交道的英国部 长和总督出席,我也受邀列出我所希望能出席观礼的私交。这一来,我开开心心地 同前首相、前部长、前总司令、新加坡的最后一任总督以及许多英国朋友在市政厅 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吉姆。卡拉汉、哈罗德。威尔逊、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休姆、艾伦。伦诺克斯——波雷、邓肯。桑迪斯等等。这样的 场面使人缅怀过去。在致答词的时候,我说:“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们都认为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层次金融交易 和银行业的中心,也是艺术、戏剧、文学、音乐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 …而1939年9 月的情况确实如此。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一年前它 才敷衍了事地处理了对捷克许下的承诺。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世界也 踏上变革的不归路……” 仪式的一部分是从威斯敏斯特乘坐马车到市政厅,但是因为发生铁道工人罢工, 造成交通堵塞,结果不得不取消这项安排。工潮问题继续困扰着英国。撒切尔夫人 和煤矿雇员工会的冲突还在后头。 当了多年的总理,加上新英两国的历史渊源,我有机会认识英国的各任首相, 从麦克米伦开始,一直到布莱尔。 麦克米伦属于父辈,相貌举止全然是爱德华时代显要人物的派头,看起来懒洋 洋的,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待年轻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态度高高在上。休 姆爵士是他们当中最友善的——一个真正的君子。从他在电视上的模样根本看不出 他是个多么敏锐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或许不够精明——他自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 点,不过却比两党中许多有头脑的部长有更精辟的见解。 各任首相当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数威尔逊。幸好在他当上首相之前我们已 经交上了朋友。我说服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多待几年。那几年的影响甚大,因为余 下的英军继续驻扎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为止。这让我们有时间厘清跟印尼的 关系,而不至于仓促采取日后可能叫我们噬脐莫及的行动。我个人非常感激威尔逊 在新马一家的时期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点我在前一册 回忆录里已经详述。他在英国面对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技能训练水准降 低,工会不跟资方合作造成生产力下降。六七十年代的工党受职工会支配,无法着 手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因此,外界认为威尔逊总是采取应急的措施。为了得到党 的支持,他必须不时地左门右躲,这使他显得狡猾和奸诈。 同威尔逊形成强烈对比的希思倒让我觉得是个坚定而可靠的人。我最初认识他 时,他是麦克米伦的部长,负责谈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宜,我当时还游 说他,要他协助保护新加坡的地位。威尔逊赢得1964年的大选后,希思成了反对党 领袖,我们就在那个时期成为朋友。通常我在伦敦的话,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奥尔巴 尼的住所共进午餐,一起谈论英国、欧洲、美国和共和联邦的事务。就英国的未来 而言,希思把欧洲的影响力排在比美国与共和联邦更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旦对某项 政策做了决定,就不轻易改变主意。即使是在当上首相以前,他已经对欧洲充满信 心。要我从我所认识的英国首相和部长当中挑选一人陪同我执行危险任务的话,我 会选择希思。他是那种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可惜他缺乏振奋人心和感染群众 的能力。同别人单独相处,他活力充沛,表情十足,可是一上电视他就显得木衲。 处在电子媒体的时代,这对他非常不利。我们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偶尔在伦敦、 新加坡以及达沃斯等地的国际会议上见面。 卡拉汉1948年向剑桥大学的工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我坐在学生听众席上。司 仪介绍说他是皇家海军的前上士,不久前刚出任初级部长。他说话时显得信心十足, 大方得体。我在50年代中期到伦敦参加宪制会谈时认识他,多年来一直都跟他保持 联系。由于他是威尔逊在1976年3 月辞职后意外当上首相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因 此没有自己的政治大计。实际上,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劣到必须向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求援的地步了,所以他已经身不由己。 当卡拉汉还是首相的时候,我曾要求他让文莱准许新加坡武装部队在他们的森 林里受训。当时,文莱的外交事务还在英国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外交和共和联邦事 务部搁置这项决定,以免卷人新马之间敏感的防卫问题。我争辩说,文莱不久就要 脱离英国的管辖了,到时我们同样能够得到这个森林训练学校,何不在英国仍然有 权做主的时候答应下来似便在文莱独立时,这项协议成为当地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卡拉汉答应了,于是我们在1976年末设立了我们的森林训练学校。 卡拉汉的工党政府面对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最后选择了保护 主义的立场。1977年4 月,已经受封为终身贵族,不再担任部长的乔治。汤姆森, 以卡拉汉个人特使的身分前来问我,是不是要在6 月的共和联邦会议上向英国领袖 提出双边课题。我说,双边纠纷不宜在英女王加冕的银禧纪念庆典上提出,不过, 我抗议英国说服德国促使欧洲经济共同体阻止由新加坡制造的袖珍型计算机和黑白 电视机进口,而且事前没有跟我们商量。我指出,我们的袖珍型计算机是利用了美 国高科技制造的精密产品,远胜英国技术。停止从新加坡进口这些产品意味着英国 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向美国购买同样的货品。至于设在新加坡的日本公司所制造的黑 白电视机,情况也一样。后来,英国撤销了贸易壁垒,因为事实证明,保护主义保 不了英国人的饭碗。 卡拉汉曾经问我:“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像蚂蚁般地工作,拼命增 加出口量,却从不进口产品。”他对日本人抱有西方人的成见,日本人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的不人道行为加深了这种看法。他不了解他们。跟后来的撒切尔夫人不 同,他不以为引进日本投资能使英国重振工业。他对非洲、印度和共和联邦的其他 成员更憾兴趣。他的世界观局限于君王和帝国。在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举行期间, 他给足机会让非洲领袖畅所欲言,特别是针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发表意 见。他是个典型的英国工党领袖,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本能使然地总是为那些受到 欺压剥削的百姓出头。然而在面对艰难的决定时,他也有冷静的头脑,例如他要所 领导的工党政府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苛刻条件,以便换取拯救英镑危 机的援助配套。 卡拉汉的强处是处理问题采取稳扎稳打的手法,解决问题从不多搞花样。他对 工会忠心耿耿,却被工会搞垮了他的政府。 1970年10月,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个晚宴上,撒切尔夫人坐在我旁边。那时 候希思还是首相,她是教育部长。我们谈论了以教导混合技能的“综合中学”取代 语法学校后英国所蒙受的损失:聪明的学生固然吃亏,其他学生也不见得因而得益。 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问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乔治。托马斯对她有什 么看法。托马斯以抑扬顿挫的威尔斯口音回答:“她非常热爱英国,能为英国效力。 她要扭转整个国家的局势,我相信她是推一有毅力办到的人。”当我问当时的首相 卡拉汉对她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答复是:“她是前座议员中推一的男儿大丈夫。” 从一个工党议长和一个工党首相口中得到这样的意见,加强了我自己的看法:她的 确是个“有信念的政治家”。 撒切尔夫人满怀理想在撒切尔夫人赢得1979年5 月的大选时,我为她欢呼。她 主张推行自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在伦敦以及还有几 次在她途经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1979年6 月,她 出任首相一个月后,我在唐宁街10号跟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会谈。她当时满怀 理想。1980年7 月,撒切尔夫人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写信邀请我当演讲嘉宾,于 同年10月在布赖顿召开的党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邀请的演讲者来自共和联邦, 这对保守党大会而言还是第一次。我回信说,因为我跟工党之间有一段可以追溯到 40年代我在英国求学时期的渊源,所以无法接受这份殊荣。 她是个十足认真的人,充满毅力和干劲,对自己能够落实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充 分的把握,但是从来不曾低估工会所将给她带来的问题。因此,当煤矿工人在1980 年3 月开始罢工时,我认为她一定能够苦斗到底,却没料到罢工工人和警察之间的 激烈冲突会持续整整一年。换成在她之前的首相,恐怕就无法坚持到底了。 1985年4 月,撒切尔夫人来新进行官方访问。我在晚宴上恭贺她减轻了英国福 利制度的诸多牵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40年,历任英国政府似乎都想当 然地认为财富会自然地创造出来,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 问题。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转移给不太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形下, 国家需要一个胆识过人的首相把实情告诉选民: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 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 种哦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 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变得 平庸。”撒切尔夫人很有风度地以相似的口吻回应:“我宁可这么想:你们曾经向 英国看齐,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才干、进取心、勇于接受挑战、 努力、冒险精神、自信、活力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成功榜样——你 们的成功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第二天。数份亲工党的英国报章刊登了工党影子内阁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 的强烈反应:“李先生应该闭上他那张笨嘴。”一名工党议员艾伦。亚当斯补充说 :“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当模范,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到1870年人们在血汗工厂夜以 继日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的时代。” 旧工党的心态这就是典型的旧工党思想未能跟上潮流发展的心态。1985年,新 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500美元,英国则是8200美元。到了1995年。新加坡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 万美元,早旧超越英国的1.97万美元了。我们的工人赚钱 比英国工人多,还有自己的房子,储蓄(在公积金和储蓄银行户头)也比英国工人 多。 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1月辞职时,寄了一封道别信给我:“生命多么变幻莫测 :谁会料到合作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竟然会在几乎同一天辞去在自己国家的最高 领导的职位。不过,在离职之际,我只想说,我从我们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并钦佩 你所坚持的信念。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少了你我出席, 肯定会逊色不少!” 我跟撒切尔夫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跟其他英国首相接触的机会多,因为她两度蝉 联。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 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局势具有铁一般的意 志。她坚信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将能带来自由的社会。她的基本政治触觉相当敏锐, 但是往往显得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 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 苦苦挣扎。等到她下台时,英国人已经卸下一部分的阶级包袱了。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作风,却往往引起旧白人统治国家总理们的强烈反感。1985 年,在巴哈马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和澳 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不断跟她纠缠,向她施压,要她同意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会上除了她以外,所有发表开幕词的领袖都攻击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撒切尔夫人 独排众议,反对进一步制裁比勒陀利亚,反而建议进行对话。我敬佩她有那样孤军 作战的勇气,拒绝在威逼和恫吓之下屈服。只可惜她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梅杰在1989年10月陪同撒切尔夫人到吉隆坡参加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时,职 位是英国财政部长。1996年5 月,我在唐宁街10号和他重逢。当时他肩负艰难的任 务。撒切尔夫人全力支持他竞选保守党党魁和首相,并指望他沿袭对欧洲的政策。 她在党内的影响力使他日子不好过,媒体也不见得给他宽限,不消几个月就认定他 成不了气候。因此,虽然英国经济当时表现强劲,却对他在1997年5 月对垒新工党 的挑战一点作用也没有。 1995年5 月,我在伦敦同当时领导反对党的布莱尔初次见面,对他的年轻和朝 气蓬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比显龙小一岁。他的参谋乔纳森。鲍威尔在一旁做记 录并负责后续工作。他想知道是什么因素促成东亚持续出现巨幅增长,英国和欧洲 却成长比较缓慢,两种局面相异。我建议他在大选前到东亚访问,看看它巨大的转 变,否则一当上首相,他将会受到外交礼仪的诸多约束。 第二年1 月,他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后到新加坡。他在这里会见了我们的工 会领袖,考察了他们为工会会员所争取到的利益。他对公积金——我们的个人老年 退休金户头,也是拥有住房和医药服务资金来源的户头感兴趣。他不隐瞒自己笃信 基督教并因此推崇社会主义。面对我不以为然的反应时,他补上一句:或者可以说 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坦率地重复自己“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工 党一派可是鄙视这类主义的。他的“新工党”并非虚有其表。他问我工党政府成功 的机会有步大,我说一旦工党当政,他要说服旧工党接受他的政策,必定会碰到很 多钉子。工党的年岁比他要大得多,不会那么轻易接受改变。 一个认真的政治家布莱尔来访几天之后,影子内阁社会福利部长克里斯。史密 斯便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制度。几个月后,布莱尔的亲信彼得。曼德尔逊也来考察我 们的保健储蓄、保健保险和新加坡公积金的其他功能。布莱尔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认 真的政治家,他希望了解东亚的发展和这些国家成功的秘诀。那年秋天我们在伦敦 再次见面。共进晚餐时,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在1997年5 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后,他和他的政党特意表现谦逊,这要归功于 他本人有自律精神。我在电视上观察他发表胜利演讲和步行到唐宁街10号的情形, 整个情况说明他领导的是一个素质良好的班子。我在他获胜的一个月后到伦敦。我 们谈论了一个小时,同样没有浪费时间嘘寒问暖。他一心一意想着在大选中答应选 民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他是开足了马力直往前冲,却没因为这么年轻就被推上掌权 的地位而冲昏了头脑。我们谈到中国和即将在6 月底移交政权的香港。他对这件事 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不想把因为港督彭定康而产生的纠纷闹大,反而着眼于中英比 较长远的关系。不出我所料,他出席了政权移交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 行了会谈。 一年后,1998年5 月我们在唐宁街10号重逢。这时候的他正在全神贯注处理急 如燃眉的课题,特别是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他抽出时间跟我谈论一系列其他方面 的课题,但是没有提到双边问题,因为也没有那样的问题可谈。我们的环境已经改 变:在防务和安全课题上,新加坡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已经超越同英 国的联系。我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一代,我的儿子这一代比较注重美国。显龙以及 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必须了解美国。他们在美国军校受过训练,在哈佛、斯坦福等大 学完成研究生课程。我活在英国强权之下的时代,显龙这一代人则必须在美国强权 之下的世界中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