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在欧盟留下足迹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 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步伐都比 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 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英国人在五六十年代对欧洲所采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欧洲人的 看法:欧洲的民情似乎有所不同,又有点古怪,不如一个国家那么团结,又不像英 国那么重视宪制。法国人动辄搞暴动、闹革命或推翻宪制;德国人习惯用武力解决 纠纷。然而当1962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以英国首相的身分,尝试让英国加入欧洲经 济共同体(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而被拒绝时,我就认为这类申请迟早会成功, 有可能在再次或三度尝试之后。英国在1968年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哈罗德。 威尔逊首相向夏尔。戴高乐总统表明有意加入欧共体。这次尝试又失败了,但却显 出欧洲对英国已变得多么重要。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 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速度都比 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 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同大部分官僚组织一样,高层发表的原则声明不保证一切就会顺利。我在70年 代因为新加坡出口货物遇上问题而见识了“欧洲堡垒”的保护主义政策。1977年10 月,我到布鲁塞尔会见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从60年代詹金斯担任英国 财政部长时期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早些时候我写信告诉他,委员会把普 惠制条例(即普遍特惠制,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受限制的免税人口优待)加诸新加坡, 给新加坡出口电子计算机。雨伞、投影机和三合板带来困难,近期连出口新鲜的胡 姬花也遭荷兰和意大利的花农反对。我补充说,纺织品和雨伞有问题早在我意料之 中,但是电子计算机和新鲜的胡姬花却不然。詹金斯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调查这 件事,但是就雨伞而言,他无能为力——好像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选区也生 产雨伞。 我和其他委员讨论如何停止制造那些欧共体国家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视为敏 感物件的产品,结果发现,要列出这样的单子简直没完没了,看了令人沮丧。任何 一个有能力影响布鲁塞尔的成员国,尽管所受打击程度很小,却都会动辄要求布鲁 塞尔给予保护,而且有求必应。然而欧共体还不肯承认它是所有贸易集团中保护主 义最强的一个。我以飞利浦和西门子两家最出名的欧洲跨国公司的经验为例,它们 要把在新加坡生产的电子产品出口到欧洲,结果比出口到美国或亚洲国家还困难。 我提出两件事情:第一、不该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让新加坡“毕业”,以致我们 无法继续享受普惠制的优惠;第二、有选择性的防护措施阻止人口,不见得能够有 效地解决欧共体的问题。我尝试说服詹金斯:作为欧共体委员会的主席,他应该通 过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使前途无量的欧共体一东盟关系正式建立起来。如果他能到 东盟国家访问,将显示出委员会对这个目标的认可。他反而派来了负责工业关系的 委员达维尼翁子爵,因为他不喜欢到东方来,认为这里没什么前景可言。在德国外 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的协助下,东盟终于在1980年同欧共体签下一纸协议, 双方成立了一个联合合作委员会来促进和检讨各种合作性活动。然而同这个多成员 国组织打交道,东盟国家面对的保护主义问题,还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欧共体的 农产品津贴和关税不利于棕油出口;它给橡胶产品定下的卫生和安全条规,以及以 保护生态为名定下的条例,还有其他形式的劳工和环保标准,简直把东盟的出口牢 牢钉死。至于新加坡,欧共体在1986年检讨普惠制优惠措施时,给新加坡出口的滚 珠轴承规定了限额。 欧洲跨国公司不比美国或日本跨国公司灵活有干劲,因此错失进行环球综合性 生产的机会,即在不同国家制造产品的不同部件。80年代的情况如此,到了90年代 大致上还是如此。 法国是驱动欧共体的灵魂。为了同它建立关系,我安排在1969年5 月会见慕名 已久的伟大领袖戴高乐总统。刚要启程,却发生法国学生走上街头示威的事件,他 们要求宪制改革和增加大学学额,事实上是对戴高乐掌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访问 被迫改期。戴高乐提出全民表决的动议,结果落败而退出政坛。我始终没有机会见 到这位不苟言笑,做事从不妥协的高大汉子。是他让法国人重获自尊和国家的尊严。 他的自传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读的是英文译本。 蓬皮杜友善乐天见不着戴高乐却让我见到了他的继承人乔治。蓬皮杜。那是1970 年9 月的事。蓬皮杜为人友善乐天,乐于同来自远方一个叫做新加坡的陌生地方的 访客交流。他强调,法国不单是在时装、香水和葡萄佳酿方面领潮流之先,在70年 代,他要世人一提起法国,就想到优质的法国化学产品、高科技机械、工程项目和 飞机。他爱好哲学,花了20分钟跟我谈论亚洲人对黄金的看法。黄金如果失去支撑 币值的功能,跟其他商品无异,人们还会把它当做贵重的宝贝吗?我非常肯定地回 答说会。几千年来,华人经历了历史上无数干旱、洪灾、战争和其他灾难所带来的 蹂躏和饥荒,他们了解黄金的价值——坚不可摧、亘古不变,又有偿还债务的代用 价值。日本占领新加坡三年半,再次提醒人们重视黄金的价值,人们记忆犹新。我 告诉他,即使出现超通货膨胀,一两(比一安士稍多)黄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一个 月,还能同时购买药物和其他必需品。我讲述的这些情景似乎肯定了他个人的看法。 我说,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他的通译员——一个逃亡到法国的俄罗斯人安德罗 尼科夫把这话译成“p r t ‘(原始)。我提出抗议:”不是,是po,回到最原始 的时期。“通译员冷冷地看着我说:”没错,在法文里oa就是p t f.“我觉得自己 活该受责。 德斯坦在5 月当选总统,继承蓬皮杜的位子。我当时在巴黎进行私人访问,他 却在当选后几天就接待我。我们在爱丽谢宫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德斯坦总统和蓬皮 杜不同,蓬皮杜通晓英语但是坚持用法语同我交谈,德斯坦却决定说英语。德斯坦 很高,有一张贵族般的长形脸庞,光秃的脑袋高高凸起。他的英语带有浓浓的法国 口音,用词可说是字斟句酌。 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很法国化——理智、有逻辑、有系统:为什么惟独新加坡发 展起来,其他国家缺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他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有三大原因:第一、 稳定和凝聚力强的社会;第二、强调成就的文化推动力和勤俭刻苦的人民,怀着未 雨绸缎和造福下一代的心理,人民积蓄多,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进行投资;第三、 对教育和知识的高度崇尚。他不认为那是完整的答案。 德斯坦的总理雅克。希拉克感兴趣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东西。他没有从哲 学的角度跟我讨论亚洲的时局,却想知道法新两国之间还能做些什么。我尝试使他 不只对新加坡,也对本地区产生兴趣,以新加坡作为通往本区域的基地。等到我说 服法国政府和他们的企业家同意东南亚是一个有潜力的投资地区时,已经又过了十 年,法国已经换了另一个总统和好几个总理。巴尔很有同情心1976年8 月,雷蒙。 巴尔接过希拉克总理的棒子。巴尔身材中等,体形圆胖,当过经济学教授,是一个 很有同情心的聆听者。他赞成法国公司在海外从事联营项目和投资。他支持我提出 的建议:把新加坡发展成科技服务中心。他还说法国可以在区域销售和服务方面同 新加坡合作。他建议法新两国就贸易、投资、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几方面,签署为 时五年有具体目标的双边合作协议。他处理问题的手法实际又有系统,重视成果。 可是实施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工业家们还没做好准备。我跟法国全国雇主 联合会的一些工业家谈过话。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报界, 投资者知道新加坡有投资良机,但是许多商家似乎不愿意向这个市场进军,因为 “它太遥远,又是一个讲英语的地方”。发言人还说法国不可能无所不在,因为它 正集中精力进军非洲。法国的注意力当时确实全投在非洲的法语地区。即使在亚洲, 越南对他们也比较有吸引力。他们以为越南仍旧以法语沟通,依然倾向法国。一直 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派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和戴高乐主义派的希拉克总理 双双认为非洲的发展时机不比亚洲成熟,我的努力才有了收获。 1981年7 月,我前往伦敦参加查尔斯太子的婚礼,途中在巴黎停留,希望能够 同刚当选总统的密特朗见面。然而法国外交部执意不肯,他们不赞成过境访问,结 果说是总统抽不出时间,不过既然他也会参加婚礼,就会在伦敦的法国大使住所跟 我见面。为免回绝得太不客气,总理皮埃尔。莫鲁瓦招待我共进午餐。 离开巴黎的时候,法国先遣警卫在繁忙的交通中,把我从下榻的酒店迅速护送 到戴高乐机场。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绿树成阴的高速公路和爬满匍匐植物的路堤, 构成一幅美得叫人惊叹的图画。戴高乐机场的设计精致又富有现代气息。接着,我 来到伦敦希思罗机场,眼前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离开飞机到贵宾休息厅,车子 经过一条条错综的车道。过后,我们驶上邋遢的大街前往奈茨布里奇酒店,沿途所 见交通岛和路旁的草地未经修剪,杂草丛生。巴黎和伦敦的对比可说是相去天渊。 我的思绪回到1948年6 月同之首次到巴黎。当时的巴黎是个邋遢破旧的后占领 时期城市,跟同样受炮弹摧残,但还算干净整洁的伦敦比较起来,像个穷亲戚。当 时的伦敦人充满自信,为他们曾经勇于挑战纳粹分子,拯救人类免受暴权蹂躏而感 到自豪。我也记得1958年5 月的巴黎骚乱,就发生在戴高乐东山再起,重掌总统大 权组织第五共和国之前。通过他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戴高乐把巴黎街头巷尾清理干 净,刮除建筑物上的污渍,建立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们重建法国人的尊严,注 人了新希望。伦敦则继续混沌度日,英国经济步履蹒跚,每每刚克服一个危机站起 来,立即又陷入另一个危机。我相信革命改革具有一些缓慢渐进的英国宪制演化所 缺乏的好处。英国人开会开了无数次,讨论在伦敦周围,包括在斯坦斯特德和盖特 威克兴建新机场,但是都没有下文,因为地方上的利益团体不顾国家的发展,坚持 保住自家范围内的设施,阻碍了策划机关执行任务。即使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希 思罗机场仍然像尊古老的纪念碑保留下来,诉说着这座城市是那么地缺乏胆识和冲 劲。 在我见过的法国领袖当中,估量政治趋势和性质不同的各个社会,最有洞察力 的要算是密特朗总统。他谈论了苏联部队侵略性干预阿富汗所构成的威胁,承认苏 联在越南和中东,尤其在叙利亚,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已经 下降。他们送出的军火很多,朋友却没有几个。密特朗深信西方国家只要团结,就 有能耐恢复均势。 在密特朗出任总统头两年,莫鲁瓦担任总理期间,密特朗沿袭一贯的社会主义 政策——调低利率、提高贷款额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把好些主要工业和银行收归 国有。法国经济因此陷人困境。虽然年届古稀,但是密特朗在思想意识上并不是故 步自封的人。他把总理换了,推行比较常规的经济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 胀,使法国经济重新步上虽不惊人但总算平稳的增长道路。在14年的总统生涯中, 他的成就之一是教育法国社会党掌握治国之道。 密特朗纵论天下事1986年9 月,密特朗乘坐的协和专机在樟宜机场加油时,我 们花了一个多小时进行另一次较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在礼节上我不需要同他见面,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态度认真的人。密特朗纵论天下事。他凭着莫大的洞悉力指出, 以苏联帝国的处境,只要发生一起意外,就足以导致中欧从苏联分裂出来,苏联的 控制权是以有利于它的势力均衡局面为基础的。然而历史显示,这个平衡点一定会 移动,苏联的意识形态势力已开始转弱。第三代共产党人相信他们能从西方国家的 经验中受惠,造成苏联的制度0 出现弱点。 密特朗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即欧洲若能同声同气,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必会 大得多。他的宏愿是建立一个拥有顶尖科技实力的3.2 亿人口的欧洲。他相信英语 和法语可以平分秋色地成为欧洲的共同语言,不过统一过程要慢慢来。如果关系到 存亡,欧洲肯定会全面团结。但是另一方面,欧洲永远都会抗拒美国文化和文明铺 天盖地的入侵。为了保留独有的欧洲特色,它会反抗到底。挟着快餐、流行音乐和 电影而来的美国化浪潮,正在侵袭欧洲的基本生活方式。 他问起柬埔寨的局势,说那里好像陷入了僵局。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当时 已有理由感到乐观。北越势力在西贡落入其手中时达到巅峰,之后在本区域已受到 遏制。从那时候起,越南侵占柬埔寨的行为,以及它本身的极度贫困,已经摧毁了 它一向描绘的理想。就如我向密特朗透露的,有亲戚从美国或法国寄来食物包裹, 就足以叫当地人开心不已。密特朗对越南的生活水平低得这么吓人,感到很惊讶。 我说,越南人跟中国打仗犯了战略大忌。由于越南占着柬埔寨不放,它就得放弃经 济增长,眼巴巴看着东盟国家个个突飞猛进。越南已经比东盟落后一代人,等他们 找到办法放下柬埔寨这个包袱的时候,就会落后两代人了。 我在1990年5 月进行官方访问时,再次见到密特朗。他走出爱丽谢宫到台阶上 来迎接我。新加坡驻法国大使也留意到他所给予的礼遇。密特朗再度对“勇敢、想 像力丰富和足智多谋”的越南人无法成功,表示意外。我补充说,越南人知道自己 有本事,也看得到泰国人不如他们勤劳和具有组织能力,泰国却比他们成功。密特 朗又回到苏联帝国瓦解的课题,并以超乎一般的预知能力预测“各种各样久经压抑 的民族主义势力”将重新抬头。 有一位法国总理相当能干,那就是率领戴高乐派政府跟社会主义派总统密特朗 并肩治国的爱德华。巴拉迪尔。之前,在不同场合我们有数面之缘。他的外交顾问 曾经担任驻新加坡大使,跟我是朋友。我知道巴拉迪尔相当有本事,因此对于他竟 然会有卜些古怪的贸易理论感到惊讶。他在办公室当着记录员的面,详述他的理论 ——什么自由贸易开放政策只在两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之间行得通,否则 在条件相异的情况下,可能产生被人操纵和不公平的竞争。他举例说,再过10到15 年,来自中国、中国的台湾和韩国的竞争,将导致法国纺织业的没落。我不赞成他 的说法,反驳说任何一国若要保护国内的工业,非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可。公司纷 纷遵循环球化发展路线,是科技突飞猛进,尤其是在环球通讯方面促成的局面,这 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司从一个国家找来材料,从另一个国家雇用劳工,在第三个 国家设厂,在第四个国家销售产品。 虽然他大致上同意我的观点,却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惟恐公司一把工 厂从法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就要面对失业。他赞同经济竞争应该诚实公平,并 不忘指出日本汽车制造商没有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因为他们具备某些优势。这样 的解释出自一个才智出众的人口中,我觉得不可思议。 希拉克也向我阐述了类似的论点。1993年底,他在新加坡跟我会面,当时他是 巴黎市长。他在东京看过我于同年10月在朝日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内容,认为我所提 出的欧洲保护主义论点荒谬无稽。他说欧洲是世界上关税最低、最开放的市场。他 辩驳说,真正的保护主义国家是日本和美国,因为欧共体委员会不肯放弃欧洲共同 农业政策而怪罪法国,或怪罪该委员会阻挠乌拉哇回合谈判是不公平的。我回答说, 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世界各国就要做好再开战一次的准备。中国人古时候建立帝国, 是因为需要在大片疆土和多个民族之间维持秩序,以便人们能在帝国范围内自由交 换货品和服务。当全球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国,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形时, 争夺更多原料、更多市场、更多财富的结果就是战争。 我们接着讨论法国的农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我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有关法国 农民处境的节目,知道法国乡下遭受打击。可这是科技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 不可能为了保留法国农民的生活原貌而世世代代保护他们。希拉克反驳说,法国有 必要保护本国的农业,但是他要让我知道,他赞成我对自由贸易的看法,而为了法 国本身的长远利益着想,自由贸易是惟一可行的途径。因此他说,法国是最没有保 护主义色彩的国家。 我引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前总干事阿蒂尔。丹凯尔这位专家的话,说明法国存 在着保护主义。当时的总干事彼得。萨瑟兰也这么说。希拉克打断我的话说,他对 萨瑟兰没有信心。我说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对萨瑟兰有信心,希拉克马上回答 说他对德洛尔也没有信心。 谁也说服不了谁希拉克说,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存异为好。到了最后 关头,他确实使巴拉迪尔政府在立场上做了一些让步,乌拉圭回合谈判也终于有个 了结。自从1974年初次见面后,我和希拉克就成为朋友,能够开诚布公地无所不谈, 不必担心会冒犯对方。 我发现希拉克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中国和东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 和吴作栋总理讨论了这件事,并建议他提出倡议,让欧盟和东亚双方的领袖定期举 行会谈。美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同东亚国家进行定期会谈,也通过许多组织同 欧盟定期开会,欧盟和冻亚之间却没有正式的会谈渠道可以促进贸易、投资和文化 交流。吴作栋向法国总理巴拉迪尔提起这件事,接着首次亚欧会议就于We年3 月在 曼谷召开了。许多欧洲领袖在赴会途中或会后到其他亚洲国家访问,结果发现东亚 国家的工业变化超乎他们的想像,于是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欧盟和东亚领袖之间的 会议。 我第一次遇上德国人是在1956年4 月,地点在法兰克福机场。之前,英国海外 航空公司阿尔戈型飞机在罗马过境,我在那里听到扬声器传来播音小姐甜美但懒洋 洋的声音,看到意大利搬运工人慢条斯理地推着行李。几个小时之后,一抵达法兰 克福,我马上感觉到空气清新凉爽许多,似乎为了配合周围的一切,扬声器传出 “注意!注意广的急促呼吁,然后播音员急切地发出指示,叫人不得不听。与此同 时,德国搬运工人快手快脚地干着自己的活儿。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期,前线传来的急报如何形容德国军和意大利军的差别。我在日军占领新加坡 时期整理电报时,看过盟军通讯社所做的有关报道。 1970年9 月,我到波恩会见当时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8 特。我们早于1964年, 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 周年纪念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时见过面。我在会上发表演讲 过后,他上来找我。就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表示同情。暴乱是由中央政府的支持者 策划的,他们存心要恫吓华人。他邀请我去找他。我把新加坡比喻成一个没有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扶持的西柏林。身为西柏林前市长,他能够体会我的处境。在所有欧 洲领袖当中,他最同情新加1 坡的窘境。我设法说服他不要把东南亚撇在一边,因 为我有信心我们将能解决叛乱威胁着本区域多个国家的问题。勃兰特具有个人魁力 ——体型高大,一张俊俏友善的脸,还有一把好嗓音。他对事物的反应往往感性多 于理性,也许是因为他让自己的情绪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是个老派社会主义者,总 是支持人人机会平等,同工同酬。 在1974年从勃兰特手中接过总理棒子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头脑清醒,讲求实 际,对一切重要课题有明确的见解。他鄙视那些对东西方课题态度模棱两可的发展 中国家领袖,他们不敢批评苏联。由于曾经担任国防部长,而后财政部长,坐在总 理位子上的他对经济、国防和战略课题有透彻的了解。 他和夫人洛基在1978年10月到新加坡来访问。他们逗留了3 天。这期间我们互 相估量,结果发现大家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为一家德国电视台录制访谈节目时,访 问我们的人很惊奇我们0 对那么多课题的想法和看法如出一辙。 我向施密特建议成立一所德国——新加坡学院,专门开办先进的制造业和资讯 科技课程来协助德国公司在本区域起步。他赞成这个建议,结果这所学院让德国投 资家受益不浅,他们能够征聘到训练有素,水平足以比美德国标准的技师。后来, 新加坡也在这所学院为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开办训练课程。 我在第二年的秋季访问了波恩和柏林。经过苏联战争纪念碑,看到他们的警卫 员如雕像般地站在那里,这一幕提醒了我,是他们提供的武器给中南半岛带来那么 多的苦难,也威胁着泰国。没有这些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越南军队不会出现在柬 埔寨临内,也就不会有柬埔寨难民逃亡到泰国……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制度 效率差到极点,根本没有办法为百姓提供货品和服务。森严的管制导致人们精神更 加颓丧,一切变得更贫乏一作战的能力除外。时间一久,这种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 连他们自己的人民都会发现这一点。如果西方国家不给苏联利用军事优势滋事的任 何机会,到了90年代,他们的制度将承受极其沉重的压力。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我和施密特下一次见面在波恩,时间是1980年1 月,苏联入侵富汗之后。我和 一群领袖,包括亨利。基辛格、特德。希思和乔治。舒尔茨等人,在不设限的情况 下讨论这件事,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联的侵略行动,并支援阿富 汗人民。 施密特在1982年卸任,因为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不支持他所要推行的金融政策, 而他认为这些政策是恢复金融秩序的必要措施。之后,他依然保持活跃,在《时代 》周刊撰稿,为国际行动理事会主持会议。这个理事会由一群前世界领袖组成,一 年开会一次,大家无党派之分,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讨论长远的世界问题。我在1990 年卸任后也加入了他的这个组织。 施密特的接班人科尔体型魁梧,那个时候大概是全世界最高大的领袖。1990年 5 月,我到波恩访问时,听他畅谈当时已快落实的德国统一大业。他说,德国重归 统一势在必行,要使欧洲团结更须如此。他对应付统一所需的费用和问题有信心, 根本不认为会出现“欧洲堡垒”的现象。德国不会容忍保护主义,而且他有信心使 德国工业有能力同日本竞争。 我告诉他我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统一将耗费大量资源、精力和人力,到头来, 剩余可供在亚太地区投资的,恐怕少得可怜。他向我保证不会对东亚失去兴趣。他 很清楚重归统一的德国——大约2000万个东德人和6000万个西德人的大合并——将 引起周围国家的担忧。他说,大家都希望统一的德国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虽然每一个人的动机不一定都是“友善”的,但是这样的结局有正面意义:“欧 洲统一和德国统一是同一枚奖章的两面。”他对中国也有同样强烈的见解。他说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些0 “笨蛋”因为天安门事件而主张孤立中国,这种处理方法 是错误的。他0 赞同新加坡同中国保持往来的政策。中国想在欧洲分一杯羹,尤其 是德国,那里有全欧洲最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未 来引0 导人。 德国不同于法国的是,他们的工业和银行在70年代初期就活跃于新加坡和本区 域,远比科尔总理个人对这一带产生兴趣来得早。继荷兰之后,德国是新加坡最大 的欧洲单一投资国,也是我们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科尔在1993年2 月德国统一两 年半之后,到新加坡访问。他承认统一东西德的费用比他想像中来得高。尽管如此, 还是有40多个顶尖德国工业家陪同他前来。我敦促他千万不要把东亚市场拱手让给 美国和日本。科尔说,德国基本上是向外看的,他希望同本地区建立更多经济和文 化联系。他邀请我访问德国,以便保持联系,并希望德新两国的企业家一起到中国、 越南和其他东亚市场投资。我在1994年5 月报聘,让他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他也 提到俄罗斯,说欧盟对待莫斯科各个领袖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尊敬。俄罗斯人是自 尊心很强的民族,这样的待遇使他们觉得受到轻视和冷落。他深信如果不采取正确 的处理方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迟早要重掌大权,然后“整个循 环又会重新开始”。 1995年1 月,科尔再次访问新加坡,并重提对俄罗斯的关注。他的欧洲伙伴不 了解俄罗斯对欧洲和平举足轻重。他们必须协助俄罗斯变得更加民主和强盛,而不 是开倒车,再次奉行独裁和扩张政策的路线。欧洲需要俄罗斯来跟中国抗衡。因为 这个缘故,德国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捐助国,在1989年给予的援助高达520 亿美元, 超过国际援助总额的一半。科尔对美国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扫 门前雪。共和党“若非更不像样,也一样糟糕”,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像过去冷 战时期那样,在总统选举年到欧洲访问过。 他要听听我个人对中国、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和菲律宾等国局势的看法,以核对他所接到的正式报告。我毫不掩饰地给予坦 率的答复。当我说某某国无可救药时,他会说他不会到那里去投资,以示赞同我的 看法。他为人冷静求实,而我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1996年6 月,科尔带我和芝乘坐直升机飞越莱茵河,到拥有一座雄伟的11世纪 教堂的施派尔一游。施派尔位于科尔家乡所在的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是欧洲的心 脏地带。他曾经带密特朗、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和其他领袖走过这段他寄予深 情的旅程,前往葡萄酒乡莱茵兰。科尔夫人在丈夫最喜欢的餐馆戴德沙伊姆苑同我 们一起用餐。我们在那里尝了几道科尔最喜欢的菜肴。进餐的时候,科尔讲述了他 跟一些东亚领袖见面的情形,有些是他喜欢的领袖,也有令他不敢恭维的,我听得 津津有味。他觉得苏哈托没有一点架子,而后两人还成了密友。他还没当上总理以 前曾经到苏哈托的官邸拜访。他在大厅里一面等候一面观赏水族池里的鱼。这时一 个身穿汗衫和纱笼的男子走出来,同他一起赏鱼,然后彼此聊了起来。陪同科尔拜 访的德国大使没有理会这个男子。过了一些时候,科尔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总统。 苏哈托邀请他们留下来吃午餐,一留就是四个小时。另一次,苏哈托带他去自己的 农场看牛,科尔事后派人送去一头德国种公牛。下一次见到苏哈托时,对方握住他 的手说,公牛的表现一流。科尔在我们一行6 人一起游览施派尔的过程中,显示了 他是一个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人。我们乘坐的不是马赛地豪华轿车,而是福士伟根小 型载客车。我在新加坡接待他吃午餐,他竟乘坐旅行巴士来。他告诉我,那样才能 更清楚更舒服地欣赏狮城的景色。 科尔有宏图大志施密特和科尔交情不好,德国媒体对于我同两人都能融洽相处 觉得奇怪。他们向我问起这件事,我说,我的任务是同任何一个领导德国的领袖来 往,并且不偏袒任何一方。科尔经常被人们拿来跟他的前任施密特比较,而且往往 给施密特比下去。施密特是个知识分子,经常提出新鲜的点子并在卸任后以尖锐清 晰的笔调在《时代》周刊阐述自己的论点。另一端,科尔则被媒体形容为索然无味。 这使许多人低估他。他初掌权时,大家都料想不到他会成为梅斯麦之后任期最长的 德国总理。等到我对他有进卜步的认识时,才发现他在庞大的身躯和显得笨拙的外 形下,有着一颗思维清晰的脑袋和敏锐的政治触觉。他性格坚强,追求目标有着果 敢和贯彻到底的意志。他有宏图大志,这使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德国的过去,并决意 不让历史重演。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心一意追求欧洲货币联盟的落实,并称之为关系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相信欧元一旦落实,欧洲合而为一的过程将启动,再也逆转 不得。 科尔在1998年9 月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后人将记得他是个伟大的德国人,是他 促成德国重归统一。他更是个伟大的欧洲人,一心希望德国融人超国家的一体化欧 洲,以避免上一世纪造成生灵涂炭的欧洲战争再次爆发。他巩固了法德关系。尽管 有许多人不看好欧元,甚至加以反对,在他的努力下,欧元却在1999年1 月1 日成 功推出。如果欧元取得成功,科尔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将是历史性的。虽然他招认 曾经经手其政党的秘密捐款而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申报,他对德国和欧盟的贡献却不 能因此而丝毫受到否定。 法国领袖令我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具备非凡的才智和精辟的政治分析能力。他 们比德国人更有本事在世界舞台上突出自己,而且懂得在欧共体内取德国人的资源 而用之。德国统一将对这样的安排形成一种挑战。可是,科尔总理心里再清楚不过 :如果外界认为德国耀武扬威,可能会引起恐慌。 欧洲团结的一大障碍是各国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施密特用英语跟德斯坦交谈, 他告诉我,他们俩能够建立融洽的亲密关系。密特朗和希拉克则通过通译员跟科尔 沟通。我总觉得,有个通译员夹在中间,要摸清楚交谈对象的想法就不容易。施密 特。德斯坦和希拉克全用英语跟我交谈,比起通过通译员传达意思的密特朗和科尔, 我更能够掌握前面三人的基本观点。要等通译员告诉我密特朗和科尔在说些什么, 想观察他们的身势语言就更难。一个人用英语说话,即使文法不通或讲得不地道, 我也大概能够摸清对方是怎么想的。在句子中间的一个停顿、一个犹豫,有时候会 使语义起最微妙的变化;通译员必会剔除这些停顿,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而去掉这 些揭示对方有所保留的小痕迹。在欧洲人找到一种共同语言之前,论统一、论规模 效益,欧洲都无法同美国匹敌。每个欧盟国家以第二语文的程度教授英文,没有一 个愿意舍弃自己的语言,以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来取代。因此碰到大工程,欧盟的 工程师和经理,不比美国人容易互调人员。 法国人渴望使法语成为国际一大外交语,却不得不向实用性的问题低头。到了 80年代末期,说法语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开始用英语演讲,以便在国际听众群中发挥 更大的影响力。有了互联网,除非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英文的优势由不得人 们忽视。在90年代,听法国和德国公司的总裁用英语进行讨论已是平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