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亚洲第一个奇迹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 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 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 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1945年一样。 过去60年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变了好几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接触 的是待人彬彬有礼的推销员和牙医。作为一个社群,他们爱干净,整洁,守纪律, 自给不求人。因此,他们在1942年2 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 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军政府有步骤的暴行, 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3 年半的恐怖和物资匮乏的生 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 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1945年8 月15日,天皇突然出人意料地下旨投降。日本人从作为我们的太上皇 一下子变成了模范战俘,他们尽心竭力地打扫城市,认真刻苦地对待自己应做的工 作和身分的改变。接着他们在我们眼前完全消失。我从书报上得知,他们重建日本 历尽艰辛。 60年代,品质优良的日本电子消费品流入新加坡。到70年代,日本人又生龙活 虎起来。他们擅长生产纺织品、石油化学制品、电子产品、电视机、录音机和照相 机,加上现代化的管理和销售方法,他们摇身变成了别国不易应付的工业强国。随 着国力日益增强,日本人在鞠躬时腰也没那么弯了。 这个国家从不道歉对我和我这一代人来说,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最深 刻的印象,是占领时期的恐怖。这些记忆是磨灭不了的。从此以后,我在更广的社 交范围内认识了许多日本人,包括部长、外交官、商人、总编辑、作家和学者,有 几位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通情达理。跟年轻的时候 相比,我现在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了。日本占领时期的痛苦使人产生恐惧和仇恨。战 后我在书报上看到他们吃不饱和受苦受难,城市被炸平和烧毁,不由得幸灾乐祸。 这种感觉在看到他们坚忍不拔,有条不紊地着手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后,不由 得转化为尊重和敬佩。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麦克阿瑟军事占领时期的政策目标,把许 多使日本变得强大的特点保留下来。有一些人因战时犯下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台, 多数人却改头换面,有些还以民主政界人物的姿态出现,赢得了选举,当上了部长。 其他的人继续成为勤奋的爱国官僚,致力于把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的非军事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却从不悔悟,从不道歉。 战后我第一次跟日本人交涉,同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一次冷血大屠杀 事件有关。1962年2 月,新加坡东部的实乞纳地区进行土方工程,工人无意间发现 埋在一个大墓坑里的骸骨。挖掘出来的墓坑约有40个之多。这勾起了人们对20年前 “检证”行动的全部回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头两个星期里,日本宪兵队抓了5 万到10万名年轻华族男子,并杀害了他们。骸骨无意间出土之后,必须让人们看到 我在跟日本政府交涉这件事。我也希望看看复兴的日本。1962年5 月,我第一次访 问还没完全从战争的蹂躏中复原的日本。 日本外交部安排我们住在帝国酒店。这座建筑物是由美国建筑师赖特设计的, 后来拆除了。它是一座雅致、宽敞的低矮建筑物,看起来像西式建筑,却又很有日 本风格。我从套房内约略看到了旧东京的景致,可以想像那准是一座曾经很迷人的 城市。熙熙攘攘的新东京清楚地显示了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却杂乱无章。它是从废 墟中仓促赶建起来的。美国B29 型轰炸机曾经投下燃烧弹,对它进行地毯式的轰炸, 引发了严重的火灾,把整座城市给摧毁了。日本为紧急和杂乱的重建付出了惨重的 代价。道路系统很差,街道都很狭窄,没有形成网络,而且出现了交通堵塞的现象。 随着汽车的普及,情况将会更严重。一个有着强烈的审美观的民族,却重建出一座 没有吸引力的城市。他们错过了兴建一个有效率和雅致的首都的机会,他们原本是 有能力这么做的。 高尚的高尔夫球运动显然风靡全国。外交部长小圾善太郎带我到他的“三百俱 乐部”去打高尔夫球。这是日本最昂贵的俱乐部之一,只有300 名会员,他们都是 政界和商界的精英。高级主管们使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昂贵的高尔夫球和球杯。 虽然日本人当时已开始尝试制造球杆,但是还很差劲,挥杆时既无力道又没有感觉。 我错误地以为他们的技术和模仿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20年后,日本制造的好 些高尔夫球杆却是全世界最好和最贵的。 解决“血债”问题我惟一的重要公事,是和首相池田勇人讨论他们的“血债”, 要求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犯下的暴行做出赔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表 达了“诚恳的遗憾”(不是道歉)。他说,日本人民要“为所做的错事向死者的灵 魂”做出补偿,但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致妨碍日新两国人民增进双方的友好关系。 赔偿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他们不想开先例,以免其他受害国也纷纷提出赔偿要 求。池田和他的官员表现得极其友善,他们也急切地想解决这一课题,免得勾起过 去的仇怨。我们终于在独立后解决了血债问题。1966年10月,双方商达的数目是5000 万元,一半是赠款,一半是贷款。我期望同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吸引工业家 到新加坡来投资。 虽然1967年4 月,我再到东京是进行非正式的访问,佐藤荣作首相仍然会见了 我。他从资料中得知我没有迫使他们进行赔偿,感谢我解决了“骸骨”问题。我邀 请他到新加坡访问,他答应了。同年9 月,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前来,成为战后第一 位访问新加坡的日本首相。佐藤在不微笑时,神色严肃而凝重,但笑起来的时候会 开怀大笑。他的样子像日本武士,身材中等,体格结实,有着坚定的表情和姿态。 有一次午餐时,芝问他是否真的是武士的后代,他自豪地回答说是,并补充说他的 妻子也一样。他讲话声音低沉,不多费唇舌。他的外长三木武夫每说三句话,他只 说上一句,而且是更加有力的一句。他在战后的日本领袖当中,享有第一个获颁诺 贝尔和平奖的领袖的荣誉。我跟佐藤在一起时彼此都感到很自在。经过前些日子在 东晾的会面,他知道我并不反日,而是要跟日本合作,使新加坡工业化。他在演说 中提到日本占领时期的推一的一句话是,“亚洲历史上,有些时候我们有过一些不 愉快的事件”,真是轻描淡写之至。一年后,1968年10月,我又到日本回访。日本 很讲究礼仪,他们坚持在机场的迎送仪式上,我应该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灰色手 套,穿黑色的西服。他们非常拘泥于西方的礼服穿着。当时各地报纸都在报道英军 将撤离新加坡的新闻,我发现阳本官员和部长们,包括首相在内,都期待我会向他 们要求援助。他们知道新加坡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然而我没像其他到访的发展 中国家领袖一样要求援助,这使他们大感意外。跟佐藤仅相和外长三木讨论之后, 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认为新加坡有效率高的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可以作为日本 在东南亚进行经济活动的立足点。不过,要这么做的话,新加坡须跟印尼和马来西 亚保持良好的关系。佐藤也为日本皇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成功访问新加坡而向 我道谢。他知道我曾经亲自设晚宴款待他们,还带他们到总统府的天台去观赏在日 本无法看到的南十字星座。皇太子夫妇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交谈甚欢。我 和芝后来多次访问东京,他们都在私邸盛情款待。 感觉很特别的一刻由于是国事访问,天皇和皇后在皇宫设午宴招待我们。主要 的宫殿被炸毁了,午宴设在比较靠外面的一座房子里。我们被带领进入一个客厅, 地上铺了漂亮的地毯,家具陈设简单而优雅,摆了几张精致的小桌,礼物就放在上 面。同这位半神的人物晤面,是我生命中感觉很特别的一刻。在日本占领新加坡的 3 年半里,他成了神。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 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如今眼前站着这个身材瘦小,略微弯腰弓背的人,看 上去毫无恶意,说真的倒是友善有礼,说话低声细气。皇后个子比较大,圆脸盘儿, 长得讨人喜欢。礼宾官员让我们站到指定的位置拍照,然后宾主双方坐下来交谈。 谈话内容无伤大雅。在适当的时候,他对战争期间日本对新加坡人民所造成的苦难 表示遗憾。我点了点头,一声不响。对这样的场面我毫无心理准备,认为最好是保 持沉默。 日本人已经揭开了皇室的神秘面纱,要在他们心目中重新恢复过去对天皇的崇 敬,谈何容易。皇位象征着什么,已经没什么神秘可言。坐在午餐桌的另一边,压 低嗓子跟这位曾经被当做神一般的皇帝谈些大多无关重要的事情,未免令人扫兴。 坐在天皇身旁的佐藤首相对他有什么想法,倒叫我纳闷。佐藤毕竟属于把他当成神 来敬仰的一代。 天皇的葬礼此后我和芝又几次会见了天皇和皇后。我作为总理的最后活动之一, 是于1989年2 月参加他的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云集东京,向这个复兴和成功 的工业强国的元首致哀。那是个肃穆的传统仪式。新宿皇家公园内筑起一座宏伟的 神道神坛,它是用精致的白松木搭成的,没用一颗钉。人人都穿着深色的西服,另 加外套并戴着手套,不然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我们就坐在一个开放的大帐篷内, 面向神坛,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吹来,叫人直打哆嗦。那是前后两个半小时的彻骨 严寒。日本人的安排却周到万分。跟帐篷毗连的是个围了起来的接待处,既温暖, 来往又方便,有热腾腾的饮料和小吃供应,洗手间的马桶是保暖的。参加葬礼的来 宾,人人都获得可以御寒的毯子和大大小小的特制小袋,只要把塑胶包装扯开,氧 气就会使化学过程产生效应,把这些袋子变成保温垫子。我把小的保温垫子放在覆 盖着足背的鞋面下面,大的放进短上衣、裤子和外套的口袋里。可怜的芝,旗袍没 有口袋,无处可放。邻座的人把多个保温垫子放在座位上,让臀部保持温暖。这种 刺骨严寒比在新加坡国泰大厦天台上向天皇鞠躬还要难受。当年我根本无法想像将 来会有一天代表新加坡,跟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的菲利普亲王一起参加天皇的葬礼, 向他致哀,而美英两国正是日本在1941年12月8 日偷袭的两大强国。所有的大国和 许多获得援助的国家的总统或总理都出席了,有些则由国王代表,全世界聚集在一 起,赞颂日本的特出成就。 过去的35年,我对日本和它的领袖有更深人的了解。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新加坡 工业化。在他们眼里,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可以从这里出发把经济活动扩 展到整个区域。我们也是从波斯湾到日本的海路枢纽,是日本油轮必经之地。我和 日本首相们经常反复讨论的课题包括:在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日本在新加 坡和东南亚的投资,本区域的安全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亚太区 的经济合作关系。 60年代和70年代,我所见过的所有日本领袖所最关注的,就是在马六甲海峡自 由航行的权利。佐藤最先于1967年表示担心马六甲海峡部分航道海水太浅,大油轮 恐怕过不了。我告诉他,只要用有灯光的浮标或灯塔标明浅水的地方,就不会有危 险。有了先进科技,可以疏浚马六甲海峡,用灯光浮标做航道标志。我对这个问题 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使佐藤受到鼓舞。他老惦记着日本是靠海路输入像石油这类原 料的,就是这些原因促使他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当时拥有足够的军力发动 攻势,现在却没有这个能力。1973年5 月,接任的首相田中角荣跟我在陈京会面时, 也提到这个课题。我强调,日新两国应该合作,以确保自由通航得以继续,同时抗 拒本地区其他国家建议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他显然感到安心。两 年后我造访三木武夫首相时,他提起不久前在新加坡海峡发生的两起日本油槽船意 外事故,对新加坡政府的全力协助,表示真诚的感谢。这两起意外事故曾激起新加 坡邻国的强烈反应。日本超级油槽船“祥和九”先于那年1 月,在离新加坡几公里 外的水牛礁附近搁浅后泄漏原油,在海面上留下了长达20公里的油渍。各国都担心 有关事故会严重污染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海岸线。新加坡港务局立刻出动防 油污船艇到海面喷射清洁剂,防止油渍扩散,化解油渍。随后于4 月间,“土佐丸” 在圣约翰岛附近水域同另一艘油槽船相撞,断成两截。这回事发的地点距离新加坡 本岛更近。所幸“士佐丸”已经卸下运载的原油,这才避免酿成另一次严重污染。 尽管如此,马印还是公开呼吁,向往来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以补偿沿海国家蒙受 的损害,同时为航行于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设定吨位限制。这个问题对日本太重要了, 因此副首相福田赳夫和外长宫泽喜一过后都在和我会晤时,分别当面向我致谢。同 其他强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新加坡没 有天然资源,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很低。为了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投资石油化学工 厂,我们必须不响提醒他们,要是新加坡也支持其他沿海国家一印尼和马来西亚, 向往来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他们将遇到很多麻烦。自由通航对日本 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大会阐明各国有这个自由 航行的权利时,日本才放下它的心头大石。 设法吸引日本投资担任总理期间,我一直都设法吸引日本公司到新加坡来投资。 日本首相佐藤在1967年9 月访问新加坡时,我公开地对他说:新加坡人对日本的资 金、科技、经理和专家的流入,并无顾忌,而日本肯定将领导亚洲朝进一步工业化 的目标前进。我告诉经团联(日本大工业家的协会)的工业家,新加坡欢迎任何觉 得搬到新加坡来能在工资或货运成本上占优势的工业。第二年,经济发展局在东京 设立办事处。然而对年代初的日本人,还没有做好把工厂迁移到国外的准备,他们 还在加强国内的工业生产力。直到80年代,由于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越来越大,受到 美国的压力,他们才开始在美国生产。后来当欧洲也决定不进口他们的产品时,日 本才开始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设厂生产,把产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 精工表决定在新加坡设厂的过程,反映了日本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典型的小心谨 慎。我们在70年代初花了3 年多的时间,才说服精工表在新加坡设表厂。当时在东 京代表经济发展局的黄名光,毕业自一所日本大学,充分掌握和了解他们的语文和 文化。精工表不认为东南亚有任何地方能符合他们的精细工业的要求:有支援工业 和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工作队伍。黄名光竭力使他们相信,应该未雨绸缨, 准备有一天石英表价格下跌,在日本制造变得不经济,因此应该考虑到新加坡来。 同时,他也跟该公司的科技与生产主管打交道。我们提交了多份可行性报告,再无 数次地给予承诺,保证会尽力协助他们之后,他们才终于决定投资。1976年,我为 他们的工厂主持开幕仪式。在决定投资之前,他们小心翼翼,一旦决定投资,他们 就全力以赴,确保计划成功。不久后,他们对新加坡员工素质的疑虑一扫而空,进 而发展生产精密器具、工业机械和自动化系统。 1969年,我们对一个石油化学计划深感兴趣。首先,我向三木提出我需要他的 政府支持。日本跟美国或欧洲不一样,凡事不能少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投资计划 方面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1975年5 月我会见了住友化学公司总裁驰川纪成。他很 愿意对新加坡这个计划做出投资承诺,但是说日本政府并不支持。他希望我跟日本 首相会面时,能促使政府公开对这个合作计划做出承诺。三木首相起初犹豫不决, 原因是我们那拥有丰富石油资顺的邻国印尼,也希望日本能把石油化学厂设在那里。 我吁请三休表明立场,日本不应向资源大国的压力低头,而不做妥当的投资决定。 我提醒他,上回在两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中新加坡政府给予全力协助,希望他能 对住友公司的计划表示支持。他过后波表一个简短声明说:“虽然这是个私人投资 计划,日本政府仍深感兴趣,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推动。”直到两年后,即1977年 5 月,接任首相的福田赳夫才确定新日石油化学计划并由住友带头。要不是福田, 这个工程未必能落实。那时候,10亿美元是非常庞大的投资,石油化学对当时的新 加坡来说,也是过于资本密集和高科技的工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计划却 得在中曾根康弘于1983年访问新加坡时,才真正付诸实施。不久,石油化学厂计划 终于在五五合作的基础上正式开展。这个计划起步慢,投产时碰上供过于求的问题。 但后来还是有利可图,而且还衍生出数个大规模的下游产品投资项目。我所接触过 的日本首相,从他年的池田到1990年的宫泽,都可说是有才之士。然而其中一位可 谓真人不露相,外粗内秀。1973年5 月,我在东京同田中角荣会面。他被誉为推土 机,并且具有强有力的电脑般的头脑。他是从建筑承包商起家的。以日本人的体型 来说,他身材中等,肩宽腰粗,浑身是劲。他的作风粗扩直率,跟其他日本首相大 不相同。他们多是东京帝国大学或其他著名学府的毕业生,先从公务员做起,升任 高级职位,然后进入自民党领导层。尽管田中不是大学毕业生,担任首相却绰绰有 余。 同这位对敏感课题,包括东南亚的反日情绪课题也坦率直言的日本领袖交谈, 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日本在曼谷遇到麻烦,学生示威反对日本的经济剥削。我指出, 派国际贸工部长中曾根前去安抚泰国人是不够的。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再出现,他必 须向泰国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表明,日本不只是对撷取它们的原料有兴趣,比方 说可以献议协助它们工业化。我后来也曾对其他日本首相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们 不为所动。 8 个月后,我在新加坡机场迎接田中,那是1974年1 月的事。他步下舷梯的时 候,我发现他脸部歪向一边,嘴唇和面颊也这样。他一点也不感到难堪,解释说是 脸部神经出了问题,需要过些时候才会复原。他显露出极大的自信心。 1974年末,他由于涉及购买洛克希德飞机的贿赂案而辞职,但在自民党里他依 然举足轻重,操纵着首相人选,直到1993年逝世。 福田身材瘦削修长但是结实,瘦小细致的脸上总带点顽皮的神态。他担任首相 后,我于1977年5 月同他见面。之前跟身为部长的他见过几次面时,已觉察到他思 想敏锐,兴趣非常广泛。某次午餐时,他还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本很厚的记事 簿,当场念出日本和美国各自的延伸经济区,以说明日本是如何地处于劣势。他记 录下所有有用的事实和数据,包括海洋法所规定的,各国所拥有的延伸经济区的平 方英里面积的大小。同年8 月,福田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后,续程到新加 坡访问。他同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心腹会谈”旧本人所谓的坦诚交谈)。双方 部长同意成立日新训练中心,让那些赞助训练中心的日本公司享有免税优待。日本 也要求新加坡在对航经马六甲海峡的日本油槽船实施“龙骨下水深”制度之前,支 持给予5 年的过渡期。新、马、印曾达成协议,规定龙骨下的水深必须达到3.5 米, 并在3 年半内实施。我答应设法延长到5 年,结果事成。我也向福田提出抗议。他 的官员曾指新加坡为工业化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因此日本不能为新加坡提供低息 贷款。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如果他们把我们当工业国看待,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 一定会步其后尘,迫使新加坡在还没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以平等条件竞争之前,就 丧失普遍优惠制度和其他特权。福田表示会注意,后来他们就停止再提这件事。直 至数年后的80年代中期,倒是设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执行委员会,对新加坡的发展 中国家地位质疑。卸下国会职务后,福田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消怯。他 的儿子赢得了他留下的席位,日本人对他们的领袖可谓忠贞不渝。1995年福田与世 长辞,日本失去一位精明练达的领袖。他对20世纪末的世界所面对的问题了如指掌, 也深知日本不能孤立生存。 1979年10月,我再次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那时,大平正芳已接替福田出任首 相。日本的外交礼仪已随着时代改变,他们不再坚持要我戴上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 灰色手套了。我们住进接待宾客的赤报宫。午餐由裕仁天皇和皇后宴请,晚餐则是 首相所设的燕尾服饰正式国宴。 大平有张宽大、笑盈盈的脸庞,双颊丰满,笑容可掬。这名一桥大学毕业生曾 任职于财政部,是位谨慎和能干的领袖。我特别向他指出,新日合作模式对我们的 邻国能起示范作用,例如日新训练中心、电脑软件训练中心、新加坡大学日文系、 新大工学院和日本工学院结成姐妹学院等计划,都是如此。我们的邻国都在认真研 究这些合作模式。由于新加坡成功,他们认识到训练和知识的价值。这么一来,他 们就更可能同新加坡和日本合作。我向他提出协助开发人力资源的要求时,他一口 答应,并表示这也是他个人关心的课题。一年后大平猝然逝世,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接任首相的铃木善幸于1981年1 月到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访问。我促请日本 像欧洲在洛美协定中对非洲大陆的态度一样,给予东盟更大的关注。对此他毅然表 示同意。传统上日本首相上任后的首次海外访问,一定先到华盛顿,他却一反传统, 决定以东盟为第一站,然后才续程到美国,再到握太华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他声 称日本是亚洲的真正成员,而作为亚洲惟一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日本任重道远,决 意同亚洲一起努力。 铃木重视东盟这次姿态上的改变意义深远。一名日本首相要在没有强大官僚的 支持和建议下,独自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为了强调对东盟的 重视,他追述了苏联曾经要求日本对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一事。尽管苏联 希望日本把经济和政治区分开来,但是日本坚持除非苏联改变对阿富汗和越南的政 策,否则不会给予西伯利亚任何经济援助。我鼓励他坚持这个立场,指出如果日本、 美国和欧洲继续为苏联掩盖其制度的失败,苏联就会继续给世界制造麻烦。得不到 外界支援,苏联在15——20年内一定要面对比波兰更严重的问题。铃木同意。 铃木毕业于水产训练学院(现为东京水产大学),可说是这方面的专才。一次 在用晚餐时,他为我揭开水产的奥秘,介绍日体的渔业,非常尽兴。他所用的比喻 几乎都和鱼有关。我建议日体集中发展人力资源,把东南亚人民训练成跟日本人一 样熟练而生产力高的员工。他同意我的说法,还引述了一句谚语:“给人卜条鱼, 只够他吃一餐;如果教会他钓鱼的方法……”他后来拨出1 亿元,在每个东盟成员 国,还有冲绳。个别设立一个训练中心。他说,开启现代知识大门的钥匙是训练, 不是资助和软贷佐藤下台之后,接连出现了多位任期不超过两年的首相,要跟他们 建立较深厚的私人交情谈何容易。在这期间,日本经济一直获得高增长。首相和部 长的更迭对经济稳定和增长似乎毫无影响。外国评论员认为这是由于官僚权大和能 干,却低估了出任首相和部长的人物的能力。这些人全是自民党派系的主要成陨。 他们个个办事干练,经验丰富,有着共同的看法。铃木善幸的继承人中曾根康弘的 任期却超过两年,自1982年起当了5 年首相。他虽能说流利的英语,却带着浓重的 日本口音。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生气勃勃的他,曾是日本帝国海军自卫队的尉官, 对此他引以为豪。他身高1.86米,在日本人当中算是挺高大魁梧的了。他额头高凸, 头发半秃,看来是个精力充沛又严加自律的人。每个星期他必得到寺庙中以上身挺 直,双脚交叉的莲花式坐姿静坐两个小时。他鼓励我也这么做。我接受了他的健议, 通过一个信奉佛教的西医朋友,我开始学习静坐,每次半小时。后来静坐成了日常 作业,效果比镇静剂更好。中曾根没有其他日本领袖自我谦让的作风。1983年3 月 我到日本访问时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还不断强调能实现在首相署接见我的心愿, 是件多么值得他高兴的事。他十分关注东盟各国对他所谓的“日本国防开支稍微增 加”的反应。众所周知,早在他掌管防卫厅的时候,他就已表明他的鹰派主张,认 为日本应该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随着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呼吁日本增加防务开支, 他就更加振振有词了。面对忧心忡忡的邻近国家,他希望做出保证,日本加强自卫 队的力量,纯粹是为了在紧急时刻守得住日本岛屿周围的宗谷、津轻和对马三道海 峡,日本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军事强国。他声称这其实是历届内阁的一贯政策,只是 未曾公开声明而已。 同中曾根重提往事中曾根在同年稍后到新加坡访问时,我重提十年前的一段往 事。当年,一手协助山下奉文策划攻占马来亚的杉田一次中佐(中校)(当时的退 休将军),就在这同一个内阁会议室里,针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作所 为向我致歉。1974和eqs 年,他率领幸存的伙伴重返新加坡,向我们的武装部队军 人汇报当年日本进军马来亚的情况,以及它怎么一举攻下新加坡。山下奉文在攻陷 新加坡后就住进去的总统府,如今是人事几番新。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老是受历史 牵绊,必须往前看,消除双方的疑虑。他同意我的说法,用英语表达了对我所采取 的立场的“衷心感激”。 日本人民的内心深处,对于再次卷入一场不但赢不了而且代价惨重的战争,仍 存有深深的恐惧感。中曾根加强防卫力量的政策也因此放缓推行。民意调查显示, 在防卫问题上日本人都宁可保持低调。无论如何,就因为中曾根性格率直,在他卸 任以后,我们每逢在东京碰头,总能一起吃饭,畅所欲言。 自民党的势力在80年代末开始转弱。35年来一直都行之有效的整个体制,再也 无法应付国内外急速改变的环境。传媒接二连三地报道贪污丑闻,使自民党连连受 到炮轰。日本传媒决心要拆散自民党领袖、大商家,尤其是建筑承包商以及高级官 僚之间的相互勾结的关系。继中曾根之后于1987年担任首相的是竹下登。他个子瘦 小却风度翩翩,是早稻田而非东大毕业生。他温文尔雅,待人处世拘泥形式。在笑 容可掬的背后,他其实是一个政治暗斗的高手。他的领导作风跟中曾根截然不同, 谨言慎行,但是却能履行自己的承诺。竹下登出任首相期间,正是日本要从苏联手 中夺回千岛群旧(日方称为北方四岛)的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急需国际 经济援助,日本随时准备慷慨解囊,条件是要苏联归还原属他们的4 个岛屿,或至 少做出归还岛屿的明确保证。但是1989年12月我在东京裕仁天皇的葬礼上同竹下登 重逢时,他却透露,苏联绝不放手。过后他给我传来口信,要求我在苏联总理雷日 科夫于1990年初访新时,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说项。我曾经问过三木武夫首相, 为什么苏联疆土遍及欧亚大陆,却会对堪察加半岛外的4 个小岛如此在意。三木脸 色一沉,激愤地直斥苏联人对领土贪得无厌。我问起岛上日本居民的命运时,他一 脸厌恶地说:“一个都不留,全被遣返日本!”竹下登对收回4 个小岛也有着同样 强烈的意愿。所以雷日科夫总理访新时,我特别提起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完全在我 意料之中:4 个岛屿的主权根本无可争议,完全属苏联所有。在他的两年任期内, 爆发了一起同雇佣公司“利库特”有关的贪污丑闻。竹下登的心腹涉嫌为达到政治 目的接受贿赂。这个人后来自尽,竹下登悲痛欲绝,最终引咎辞职。 在闹出一连串贪污丑闻之后,公众极力呼吁清廉领袖上台。虽然海部俊树只领 导自民党内一个最小的派系,但是他仍然成功地在1989年当选首相。海部受人欢迎, 喜欢交际,有个“廉洁先生”的雅号。他不及宫泽多才,不如中曾根果断,又不比 竹下登善斗。但是他却有亲和力。 海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碰到不少问题。换成中曾根,当会乐于当机立断。美国 要求日本派兵到波斯湾参与对伊拉克之战,海部在征求了各党派领袖的意见后,最 终不派一兵一卒,而选择提供130 亿美元,作为日本对这次行动的贡献。 其实西方一直都确认日本的经济力量。从1975年在朗布依埃举行的会议开始, 他们就邀请日本领袖出席五大工业国峰会。可是在争取扮演一个主要经济强国的角 色的过程中,日本始终面对重重障碍。最严重的问题是,日本领袖对他们战时的暴 行采取了不愿面对的态度。反观德国人,开诚布公地承认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犯下的 罪行,同时表示歉意和对受害者做出赔偿。他们也教导年轻一代认识战争罪行的历 史背景,以免重蹈覆辙。日本人则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我想,或许他们 是不愿使人民士气低落,或不愿侮辱祖先和天皇。什么原因都好,总之历任自民党 首相都没能勇敢地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1990年5 月,海部却在新加坡发表了一次突破性而且令人难忘的重要演 讲,“对日本过去所作所为给亚太无数人民带来难以承受的悲痛,表示衷心的懊悔 ……日本人民坚决不再重复这类会酿成悲剧性结局的行动”,就只差一声道歉。无 论如何,他的语气确实体现了他诚恳和务实的态度。 我向海部指出日本人和德国人对待战争记录所抱的不同态度。德国工业家和金 融家呈交履历表,总会毫无隐瞒地把战争时期的经验—一列出:在斯大林格勒或者 比利时的战役中出过力,曾是美、英或苏军的战俘,曾获颁什么军阶什么奖章。但 是在日本人的履历表上,1937年到1945年期间永远留白,好像这段日子不曾存在。 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根本不愿重提这段历史。因此,日本人和那些同他们来 往的人之间总是隔着一道烟幕,疑虑重重,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建议日本研究德国 的方式。教育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辙。海部坦言我的意见让他深受鼓舞,同时强调日 本其实已经在不断改变。他说自己是战后第一个没有军事背景的首相。1945年,他 还只是个学生。到了60年代,他积极参与民主化进程。他愿意认真研究如何教育年 轻一代认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重新检讨教科书的内容。可惜,他还来不 及落实这个想法,就被宫泽喜一取而代之了。矮小调皮的宫泽,圆脸上总挂着探索 的表情,一陷入沉思两道阔眉就会紧蹩,在阐明经过谨慎仔细考虑的立场之前,也 总会先掀起嘴巴。他像学者多于政治家。要是选择投身学术界,担任母校东大的教 授一定胜任有余,只是最后他却当上了财政部官员。传媒曾在1991年报道我说过的 话:让日本人派兵支援驻守柬埔寨的联合国和平部队,简直就是“把含酒的巧克力 塞给一个酒鬼一样”。宫泽在接任首相前夕,就趁一次我在东京和自民党领袖共进 午餐时,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日本文化要改变谈何容易。日本人无 论做什么事都追求完美,做到极限,哪怕是插花、铸剑或者打仗,这种习性是根深 蒂固的。如今中国已经拥有核子弹,我不相信日本还会重演1931年至1945年之间的 历史。不过,日本若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就非得让邻近国 家觉得它信得过,是个能赖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国不可。宫泽追问,海部的懊悔难 道算不上是提供了某种宣泄吗?我说,这只能算是个好的开始,却并非道歉。后来 宫泽出任首相,在1992年1 月向国会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就对亚太地区人民所蒙 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的懊悔和歉疚”。中曾根是鹰,宫泽则是鸽。他一直支持美 日联盟,反对以任何形式重建军事力量。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词汇丰富,因而 易与他人坦诚交换。意见。他反应敏锐,一有不同意见,就立刻反击一一但总是彬 彬有礼。早在他出任首相以前,我们已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富泽特别留意中国宫泽 也特别留意高增长的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同佐藤(1968年)、三木(1975 年)和福田(1977年)一样,宫泽花了颇长的时间讨论跟中国有关的课题。即使在 中国采取闭关政策经济停滞时,日本领袖已经非常关注它的发展了。后来邓小平推 行开放政策,日本更是格外留意这个每年增长8 %到10%的邻居,因为它可能威胁 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显赫地位。宫泽担心的是少了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监督和制 衡,中国崛起将对日本和东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大多数日本领袖相信,美日的防卫 合作联系能给日本20年的安全保障。然而宫泽和其他日本领袖担心的,却是长远的 局势发展,暗自害怕有朝一日美国军力将难以在本区域维持支配的地位,不愿再保 卫日本。中国究竟会起着稳定的作用还是引起麻烦,没人说得准。 我认为最好是把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制里。日本应该吸引中国优秀生到日 本深造,让他们同日本的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最杰出的顶尖人才 如果能有机会到美日欧,就能开拓眼界,认清中国要繁荣富强,就不得不在国际上 做个积极的成员。如果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多方受到孤立和阻挠,它就会 对先进国家产生敌意。 大多数日本领袖深信一到紧要关头,东盟国家都会跟日本站在同一阵线,惟独 无法断定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不怀疑身为华人的我关心东南亚的利益,并 且纯粹从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看中国,相信冲突发生时我未必支持中国。但是对在 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以及未来的领袖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会产生什么反应,他们就 说不准。我想我当时并没有成功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就在宫泽担任首相期间,田中一名年轻弟子小泽一郎率领党内一个势力强大的 派系,在一次关键表决中推翻了宫泽内阁。宫泽毕竟有别于其他自民党派系的首领, 他不是一个党内明争暗斗的能手。自民党输掉了随后举行的大选。自民党失去政权 也有好的结果。细川护熙成为首位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承认日本所犯战争罪行的首相。 自民党领袖一直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抱着强硬的态度,细川没有这样的思想包袱。日 本要等到一位非主流政党领袖上台出任首相,才真诚地道歉。第二年,紧接着上任 的社会民主党新首相村山富市再次道歉,还趁访问东盟之行分别对东盟领袖—一致 歉。在新加坡,他公开表明,日本不能再逃避,必须正视过去的侵略和殖民统治。 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村山发表声明,再度表达他最深切的愧 疚和由衷的歉意。他并且强调,日本必须对给亚洲造成的痛苦自我反省。村山也是 首位到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蒙难人民纪念碑前献花的日本首相,虽然我们并未要 求他这么做。他告诉我,希望这么做能维护本区域今后的和平与稳定。他仍能感受 到本区域潜伏着的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益发体会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 要性。这两名非自民党首相的道歉,削弱了以往日本政府绝不道歉的强硬立场。自 民党并未道歉,表示歉意的是部分的村山联合政府。 1996年,自民党的桥本龙太郎继村山之后接任首相。他在同年7 月庆祝诞辰的 那一天,不以官方姿态而以私人名义,到靖国神社吊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 日军亡魂,其中包括当年的首相东条英机将军,以及好几名因战争罪行而在战后遭 处决的战犯。日本领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留下解答不了的大疑问。同德国人不 一样,日本人没有进行导泻,以清除他们体制里的毒素,不以他们的过错教育年轻 一代。桥本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2周年纪念(1997年)以及同年9 月访华时,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感忏悔”,尽管中国和韩国都希望日本领袖能道歉,桥本却 没这么做。 他们不要道歉我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如此不情愿承认过去,坦然道歉,以从此 迈步向前。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要道歉。道歉等于承认犯错,而公开表示仟悔更 暴露了他们今日的主观感受。南京大屠杀,朝鲜、菲律宾、荷兰和其他妇女被拐骗 或被强迫到前线充当日军的“慰安妇”,对活生生的中国、朝鲜、蒙古、苏联的囚 犯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武器试验:他们都矢口否认,直到一件件史实在日本的档案 中被发现,他们才迫不得已承认。这种态度,又怎能不叫人对他们未来的意向生疑 呢?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 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因战争罪行而被联军处决的东条将军在遗嘱和供证中 说,日本人是因敌众我寡而败北。以日本的面积和人口,它仍有潜能在高科技战役 中建立实力。诚然,中日的任何冲突一旦升级,超出传统武器的层次,日本必定会 吃大亏。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但是万一发生,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 他们感觉到受威胁,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 脉断绝,那我相信日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年至1945年一样。不论日本 和亚洲的前景如何,日本人如果要推动经济现代化以及扮演联合国和平使者的角色, 就必须先了结这个道歉的课题。亚洲和日本一定要往前看。为此,我们彼此之间都 应有更大的信任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