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台湾何去何从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 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 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 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 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 K.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 台湾表示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必会要求新加坡 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 能让步。当台湾驻新加坡“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办事处”终于在1969年设立时,双方 明确达成协议,进行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它是整个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并不想卷入旋涡。 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 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 不变,视中国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海峡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 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 接受了台湾相关人士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 月到台北,同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和 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 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 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 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 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台北举行的晚宴上,我会见了蒋经国身边的高层亲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 了因为彼此谈得来,还在于双方的反共立场一致。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 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 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向他解释了新加坡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 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世人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 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蒋经国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 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 双方在1975年4 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 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 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 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 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 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 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 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 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 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 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 和见解是否正确。他深感在国际上孤立无助。 1973年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每 年取得8 %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 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 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仅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 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 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 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 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 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台湾少了样样由“中央” 策划的经济体制,正像奔马一样往前驰骋。台湾如同香港,社会福利微乎其微。直 到90年代初期实行直选制,情况才有所改变。反对党向当局施压,要求当局推行医 药、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结果导致预算出现赤字。面对“立法院”内部动辄 起哄的反对党,90年代的台湾当局即使要提高税率来平衡预算,也是困难重重。所 幸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到目前为止依然比西方工人更胜一筹。 最让蒋经国和“部长们”深感自豪的,是台湾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个学生至 少受过9 年的中小学教育,90年代有大约30%的学生大学毕业。然而人才大量外流 的现象却叫管财政的李国鼎叹息。自60年代起,每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学毕 业生,平均多达4500名,学成后回台的却只有区区500 人。随着台湾的世界经济地 位节节上升,李国鼎全力出击,希望吸引一些曾经在世界顶尖研究室和大型电子跨 国公司服务的台湾优秀人才,回台服务。李国鼎在台北市附近发展科技园,为回流 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协助他们开创半导体业务,结果台湾电脑业起飞了。这些回流 人才在美国电脑业建立起了联络网,掌握了有关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使得他们能随 时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效地促销产品,并得到台湾当地栽培出来的工程师和技 工的支援。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 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阻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 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 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蒋 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本省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 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 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 到了80年代中期,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一代台湾人在官场中步步高升。新加坡 也换了个能说台湾福建方言闽南话的代表驻台北商务办事处,我们的原任代表来自 浙江,跟蒋经国还是同乡。大家都看得出台湾正在蜕变。 我们必须结识台湾官场中一些跟国民党有联系的本省人,但又要避免跟主张 “台独”的异议分子扯上关系。后者全属非法组织的成员,好几个还因煽动叛逆罪 名遭监禁。 80年代中期几次访台,发现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无法再伴随我四 处出游了。从交谈中推断,美国媒体和国会必定向他施压,要他进行政治制度民主 化。他解除了戒严令并着手推行政治改革。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蒋孝武担任驻新加 坡的台湾商务代表,他让我知道了他父亲的想法。我告诉蒋经国,要保障台湾的安 全,他就不能只争取里根总统继续站在他那一边,还得争取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支持, 这是里根背后少不了的两股支撑力量。后来,蒋经国也放手让原本不被当局承认的 反对党组织参与选举。 蒋经国在1988年1 月与世长辞。他生前在台湾内地建立起德高望重的领导地位, 使他有办法驾驭因解除戒严令而发放出来的各种势力。我出席了他的丧礼。前往凭 吊的还有美日多位领袖,他们全是历届政府首长和高官,没有一位是在职领导人。 丧礼以中国传统方式进行,蒋经国的遗体送往台北市郊的一个停放处,像他父亲蒋 介石一样,以便最终迁葬上海以南的浙江省家乡。 接管政权的是李登辉。蒋经国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候选人之前,也考虑过国 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阵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 十分肯定他是个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最 初几年,李登辉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 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 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被铲除,包括郝 柏村和钱复。钱复在1995年劝李登辉不宜访美。李登辉加速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委 任更多台湾本省人担任要职,巩固了自己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控制。国民党元老早些 时候告诉过我,这原本是大势所趋,他们都预见得到,也愿意接受。然而叫他们万 万想不到的是,李登辉竟会如此迅速地通过民选制度,由“国民代表大会”贯彻到 “立法院”,把政治权力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占全人口85%的台湾本省人手中。他彻 底地改变了国民党,最终搞到许多党员群起退党成立“新党”,也因此使国民党元 气大伤,权力大为削弱。李登辉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 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 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登辉为统一开出条附。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 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 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党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社会。我当时 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 以衔接的位置上。 1994年4 月,李登辉接受日本一位知名记者司马辽太郎的访问,访谈记录刊登 在日本的杂志上,受访者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内容。李登辉在访谈中口口声声把国 民党称为外来政权,大谈台湾人在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外来政权统治下,吃了极大的 苦头,认为“摩西和他的追随者眼前将有洪水横流……‘出埃及’也许会是个最好 的结局”。身为台湾“总统”竞大谈摩西带领他的人民到应许之地,这是中国所不 能置若罔闻的。 台湾本省人因“二。二八”事件对大陆外省人有满腔仇恨。1947年2 月28日前 后,台湾本省人抗议国民党接管台湾,指他们非但不像解放者,倒像是霸主,结果 数以千计的本省人死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枪下。事后,一切有关这场惨剧的公开讨 论,一律被强行压制下来,但是台湾本省人的记忆却不曾淡化,等到一个本省人就 任总统时,所有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民选制度总是把旧创伤重新揭开。加深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为 了争取90%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客往往向选民强调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在竞 选活动中以上语闽南话发表演说,讥讽敌对的大陆人不懂得说闽南话。他们有些甚 至就大陆人对台湾的忠诚质疑。 由大陆人组成的老领导班于对这类分化民心的攻击,深感心灵受到伤害。当年 正是来自大陆的学者协助创办大学,为台湾培育了许多能干的本省人。孙运培、俞 国华,以及李国鼎等等杰出的大陆省籍领袖,雕琢了台湾的发展政策,把台湾从农 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台湾日后能取得相当骄人的成就,正是这些人给它奠下基 石。 选举过程引发的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秘密组织(华人黑帮或私会党)插手 政治,而且情况越演越烈。国民党同秘密组织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战前的上海,那个 时候蒋介石将军利用这些人来对付共产党。这些秘密组织跟着蒋介石南下台湾。黑 帮在台湾社会已深深扎根。只要选举不是通往实权之道,还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80年代末政治体制开放,选举成了实权的竞争场,黑社会很快便悟出,他们可 以自行涉足政坛,掌握权力。到了1996年,有10%的“国民大会”代表和30%的县 市“议会议员”是黑社会成员,自成一股政治势力。贪污受贿和收买选票演变成一 股根深蒂固的歪风。一旦当选,黑社会就得想方设法弥补开支。 台湾的新闻自由无法有效地监督贪污行为(“黑金”)或者抑制黑社会的势力 膨胀,当地报界把黑帮和西西里的黑手党相提并论。黑帮的影响力非同小可。1996 年一个臭名昭著的黑社会老大在敌对派系殴斗中被杀,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 竟然亲自送上一幅传统挽轴,公开表示悼念,希望借此争取死者手下的支持。其他 地位显赫的人全都出席了丧礼,有好几个反对党领袖也在场。黑社会渗透建筑业、 农业合作社,连棒球队也不放过。他们也在上市公司的常年股东大会上和财源充裕 的寺庙委员会内硬插上一脚,甚至开始在学校招募党羽。 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我个人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 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 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 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 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 1993年4 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双 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领导人交 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 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登辉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 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 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本省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 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战后他回到台湾,在台北完成 大学教育。过后他到美国再考取两个学位,第工个是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 学位。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纸,通 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 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 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 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 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 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 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 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 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登辉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 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以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 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 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1995年6 月,李登辉展开一轮攻势猛烈的游说行动后,成功争取美国国会一致 通过决议,发出签证让他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那次访问以及他在康奈尔大学发表 演讲所造成的冲击的严重性,是美国国会始料不及的。我曾担心中国会有所反应, 却没想到中国那么不信任李登辉,也没料到美国总统批准李登辉访美的决定,对中 国而言有如此深刻的含义。就在那一年10月,我问李鹏总理,他怎能如此肯定李登 辉要的是“台独”。李鹏回答说他们看过李登辉在康大演说的全程录像,李登辉完 全不提一个中国,而是强调台湾,并把它称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这根导火线一点 燃,终于在1996年3 月引爆了两岸自1958年金门炮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中国调派 大军到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展开实弹演习,所发射的导弹落在台湾西岸重要海港附近 的海域。为了缓和局势,1996年3 月3 日我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领袖说我是他 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 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惟有”中台“双方繁荣富强, 相互合作以争取共荣,新加坡才能从中受惠。”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深后来 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两岸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即使我比多数局外人更了解台湾,这 件事也无须外人来插手。中方客气地回绝我劝和的好意,全在意料之中,这符合他 们向来主张两岸纷争是“中国人”的家务事,非得由双方领导人直接去解决不可的 基本立场。 与此同时,李登辉开始淡化台湾与中国的共同性。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到1988年蒋经国逝世,台湾学校和大学用国语(华文)教学,学生学习的是中国 的历史和地理——台湾不过是其中一个省份。如今,学校教授的多是台湾史地,并 已较少教导中国大陆的史地。早在1989年,即蒋经国逝世后不久,我就感觉得到大 陆省籍的俞国华处境尴尬:他陪我到日本人旧日的温泉度假胜地台东度假。一天晚 餐后一伙人上卡拉K 欢唱,台湾省籍的人唱的全是闽南语歌曲,俞国华却是半句也 听不懂。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 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 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 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 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2000年3 月台湾选举来临时,中国领导人密切留意选情。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 陈水扁的支持率逐渐高涨,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民进党由台湾省籍的民族主义者组 成,他们多年来为台湾独立而奋斗,为此曾在蒋氏父子执政时代被国民党政府监禁 和惩罚。2000年2 月22日,北京媒体发表了中国国务院白皮书,向台湾提出警告, 如果对方无限期拒绝讨论重新统一,中国将被迫动武——针对的正是陈水扁。3 月 15日,距离投票只剩三天,中国总理朱镕基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警告台湾,中国 会不惜以鲜血捍卫国土。 陈水扁结果以不到40%的选票击败得票36%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国民党候选 人连战则惨败。外界都认为,李登辉为连战站台发表的演讲显得不尽力,摆明已经 放弃了连战。何况李登辉的几名亲信也表态支持陈水扁。中国领导人因此对陈水扁 更伽不信任。北京说会静观其变,对陈水扁听其言而观其行。正式宣布获胜之后, 陈水扁发表了一些缓和局势的讲话,但是没有一句是承诺最终重归统一的。中国国 家主席江泽民说,两岸只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才能恢复对话。陈水扁却说,一个 中国可作为两岸谈判的议题。在5 月20日举行的就职仪式上,陈水扁说:“双方的 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与创意……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他没 让中国有立刻采取行动对付台湾的理由,但是所言也不足以改变大陆领袖的想法: 他会延续“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