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 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 “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 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 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 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 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 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 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 (1942 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 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 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 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 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这时 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 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 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 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 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 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 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 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 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 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 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 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 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 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 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 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 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 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 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 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 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 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 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 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 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 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 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 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 以免隔墙有耳。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 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 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 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 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 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 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 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 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 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 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 “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 严厉制裁。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 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 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 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 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 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 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 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 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 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 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 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 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 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 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 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 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于是,为了对外改 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 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 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 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 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 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 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 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 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 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 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 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 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 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 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 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 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 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 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 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 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 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 没有不管的。1939 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 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 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 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 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 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 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 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 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 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 的模样。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