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在学校里,“刘秃蛋”的声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但他管理学生却非常有心得, 用季羡林回忆文章中的原话来说,是“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拉拢与表扬齐发”。真 可谓,虽然不学,但却有术,真人才也。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很是融洽,两者发生冲 突的事件少之又少。除了季羡林所在的三班因鸡毛蒜皮的原因“炒”走了一个外省 来的英文教员以外,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师生龃龉。 正因为学校优美的环境,浓郁的学习空气,良好的师生关系,孕育了一批学习 成绩优良的学生。足见“远挹佛山之灵气,近染荷塘之秀丽”得天独厚的妙处。 既然涌现出一批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加上此时的季羡林已经改变了原来的 “与世无争”的心理定势,他的身上也理所应当地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还是让我们 看看季羡林在1998年完稿的文章中的叙述吧——至于我自己,上面已经谈到过,在 心中有了一点“小志”,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 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 学习成绩,因为我对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 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 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在国文班上,王良玉老师出的第一次作文题是“读《徐文长 传》书后”,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的评语是“亦简练,亦畅达”。此事 颇出我意外。至于英文,由于我在上面谈到的情况,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 家”(学生戏译为greathome )。第一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 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却有点沾沾自喜。 可事情还没有完。王状元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灵感,他规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 均成绩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额外褒奖。全校五个班当然有五个甲等第一;但是, 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者,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平均分数是九十七分。于是状元 公亲书一副对联,另外还写了一个扇面,称我为“羡林老弟”,这实在是让我受宠 若惊。对联已经佚失,只有扇面还保存下来。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绝 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 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C.O.D.) 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 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 绝不是什么英雄,“怀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这是季羡林对自己山大高中时的诸多变化进行的客观的总结。 正是这看似偶然的一次奖励,改变了季羡林的人生观。“我原来的想法是,中 学毕业后,当上一个小职员,抢到一只饭碗,浑浑噩噩地,甚至窝窝囊囊地过上一 辈子,算了。这一次表彰却改变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 条平庸的小蛇。”季羡林写道。 泉城的明山秀水滋育了季羡林,他是喝着“七十二名泉”的水长大的。 时间的巨轮滚动到了1928年,这年季羡林应该上高中三年级了。但是日寇在济 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并派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办, 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季羡林因家在济南,只好留下,屈辱地当了一年的 准亡国奴。 从1928年日寇占领济南那天起,当地学生组织的反抗就没有停止过,季羡林和 伙伴们一道发过传单、撬过铁路、烧过日货,让日军非常头痛,于是,针对学生的 抓捕和枪杀时有发生,十七岁的季羡林,险些死在日寇的刺刀底下。 这件事情,对季羡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遗憾,季羡 林会十几种外语,但是唯独不会日语,因为从青少年起他就下定决心,不学日语。 所幸,第二年,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 立济南高中,表面上颇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之感。学校所使用的教材 也迥乎不同了:与四书、五经之类的老古董彻底拜拜,就连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 —新时代的风气吹遍整个校园。教员阵容仍然很强,只是原有的旧面孔多已隐去, 换上了一批主要是来自于花花世界——上海的新派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出。正因 如此,季羡林更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尽情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但或许是因为学 校规模扩大了,他对全校教员就再也不像北园那样个个熟悉,如数家珍。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季羡林一入学就上三年级。给他上过课的老师固然很多, 但多年以后,能让季羡林记得住名字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 的作家,譬如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 季羡林对他们都很尊重,尽管有的先生没有教过他,这绝不仅仅是他们头上的光环, 而是季羡林对国学由衷地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