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求学(4)
克里的朋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转变。艾伦·克劳斯——骷髅会会友,回忆克
里对越南战争表示出越来越多的疑问:“当(总统)约翰逊逐渐增兵越南时,克里
总会无意中谴责这次战争,甚至怀疑我们以后去越南的意义何在。”
克劳斯清晰地记得克里的谈话,因为这种关心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骷髅会中很少
见。“这些精英中的精英都是从耶鲁高年级中精挑细选的,他们早已习惯于只关心
自己的事情,可能认为一切都是围着他们转的。”克劳斯说。但是克里促使这一群
精英去关注越南。“我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让他警醒了。他看到我们懵懂无知,怀
着善良的意图走进越来越深的沼泽,他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了。我记得他的话并不是
反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响亮的号角:‘嘿,朋友们,这已经发生了,这是要定
义我们这一代的时刻,是很关键的时刻。’”
1966年初,克里被选出代表年级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是克
里最初的演讲稿充满了索然寡味的空虚言论,绝不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佳作。
“我们不需要崇高的召唤去做伟大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些微刺激去做对社会有
益的事,也就是说让你生存的条件更好。”该原始演讲词被刊登在年级年报上,说
:“我不会尝试去告诉大家什么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会让你们循规蹈矩,效忠职
守。我的目的只是去挑战,而不是传道;去质疑,而不是作答。”
以克里的实际水平而言,这几乎不算是一篇合格的演讲稿。几个星期以来,克
里一直在想演讲时他是否应该提到越南,是否应该质疑国家的决定。在骷髅会成员
最后一次去旅游的途中,这些问题还一直困扰着克里。他们利用假期去圣劳伦斯海
域的鹿岛。该岛占地40英亩,是骷髅会的一处固定地产,岛上设施很齐全,有房间,
有垒球场和网球场,有圆形露天剧场,还有15英里长的跑道,标着骷髅会的密码—
—332 。
克里和潘兴照例形影不离。但是一天,他们邀请会友迈克尔·多尔比和他们一
道去圣劳伦斯划船。多尔比答应了,等他发现他是和两个热爱冒险的人出海航行时
已经太晚了。“我们在圣劳伦斯河上,那是很大一片水域,有很多大船。”多尔比
回忆道,“潘兴完全率性任意,带我们三人上了一艘带发电机的小艇,疯狂追赶那
艘大船,拼命地向它冲去。我吓坏了,觉得我们快完蛋了,他是那么疯狂。约翰装
作相当紧张害怕的样子,就在最后一秒,约翰紧急调转船头。这两个人彻底耍了我,
我这辈子都没这样害怕过。约翰很善于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来回转换。”
事实上,克里在这次小岛之旅中一直想着很严肃的事情。他觉得如何致辞是次
要的,他应该仔细想想美国对越南使用武力的政策是否正确。
其实,这个问题克里已经想过很久了。他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随父母在柏林居
住,后来他父亲也因为不赞成动用武力而离开了外交岗位。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对战
争都持肯定态度,克里对越战的反感也许是因为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他在1966
年1 月31日公开质问总统约翰逊的战争政策……约翰逊重新开始对越南进行轰炸,
肯尼迪说这是“导致美国走上不归路的第一步,而这条路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
克里开始写一篇新的演讲稿,并将稿件给多尔比看,征求他的意见。
“出于某种原因,他让我帮忙一字一句地修改,我记得我们在语法上作了一些
修改。”多尔比回忆道。“他说:‘你没有领会,我要这样说。’他确实这样做了,
我相当震惊。”
1966年6 月12日,克里交上了新的演讲稿。
“过度的孤立也会变成过度的干涉。越南战争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制定者正把
美国人民推到一个奇怪的角落……如果我们不幸失败,这将不是领导者的错误,而
是那些在背后怀疑领导者决策的质疑者们的错误。”然后,在提到他妈妈辗转逃出
纳粹的侵略时,他说道:“我认为,美国必须明白,这种适用于西欧的干涉政策并
不能在世界其他国家取得同样的效果。”
随后他又暗示自己会去应征入伍,克里补充道:“我们并非不想服役。我们的
问题是我们究竟在为什么服役。”
克里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很引人注目。当时,反对美国战争政策的人很少,民众
普遍认为对越战争志在必得,一批英雄会从军队中产生。这篇演讲也显示了克里对
越战看法的逐渐成熟。
他的爸爸理查德也是坚决反对越战政策的反战人士,1996年,即他去世的前四
年在接受《环球报》采访时说,克里刚入大学时对美国的政策全心拥护;而到了大
四,他“长大了许多”。
战争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克里在演讲那天看了《纽约时报》,他会看到许多笼
罩着不祥气氛的消息。一则消息报道,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说又有18 000
名士兵被派到越南战争中。这样,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已经达到了285 000 人。
1966年,在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励志报告中——这实际上是人数统计对比——他
说越共迄今已经丧生了21 000人,而在这六个月里,美军只牺牲了2100人。但是第
二则消息报道了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罗得岛大学毕业典礼上
的讲话,他说美国应该缩减对越战争规模,停止轰炸,尽快撤军。他还说如果美国
政府认为其对越政策得到普遍支持,那么就“大错特错了”。那么,既然克里已经
开始质疑越战政策,他为什么还要迫切地加入海军呢?克里和许多同学都认为1966
年意味着耶鲁大学里一种天真气氛的终结。肯尼迪的号召“问问你们可以为国家做
些什么”仍然回想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耳边,而一年以后大规模的反战和焚烧征兵
卡就遍及全国了。
“我记不太清楚是在1965年还是1966年,”克里的同学多尔比说,“当时,并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十恶不赦。不过我肯定当时的气氛很不明朗。”
正如校史一本正经记述的:“当时耶鲁的反战游行运动非常冷静有序,主要原
因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学生们都表现出成熟、有责任感和合理自由表达的一面。耶
鲁校园里很少见到那种偏激、狭隘、令公众讨厌的激进运动分子。”
而事实上,在克里大四的时候,耶鲁一位历史系的副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去河内执行一次和平任务。1966年1 月,他回到耶鲁后给3500名学生做了一
次演讲,揭露了许多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而学校校长却以“给敌军提供援助,粉
饰敌军”为名惩罚了他。对于此事,校史中记载说该惩罚决定是根据美国联邦宪法
的叛国定义而制定的。
这就是克里大四时期耶鲁的氛围。他不是个激进分子。他响应肯尼迪的号召—
—他和总统一起出海划过船,而且肯尼迪最好、最耀眼的朋友威廉·邦迪也劝说他
去服役,去当一名军官。
尽管克里对战争仍有疑虑,他还是签约要去罗得岛的预备军官学校,准备上战
场了。他似乎在质疑自己正在做的、无法停止的事情。越南就像是圣劳伦斯河上的
大船,逐渐在前方显现,而他,尽管知道冲撞上去必死无疑,还是无法停下冲向前
去的脚步。无论怎样,有些东西驱使他走向战场,是一种危险、责任和友情的混合
感觉让他无法停止。
“我想去那里,想成为美国军队中的一部分,想尽力贡献我的力量,也想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战争。就像所有喜欢冒险的人一样,我们用生命作赌注来体验战争。”
克里说,他和他的朋友都有“无敌的感觉”。
潘兴、史密斯和索恩也要奔赴前线——克里并没有被孤单地留在后方。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