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访谈(4)
跟她谈话的头一天,她摔了一跤,头皮都撞破了,上面扎着一方有丝花的头巾。
倒绿茶的时候,她的手抖个不停,但她坚决拒绝我帮她倒。屋外,阿姆斯特丹的运
河一片寂静,跟波光粼粼的池塘一样。在屋内,她坐在许多书籍和包豪斯派家具中
间,这些残留物品是她在德国魏玛最后那些忘乎所以的日子的纪念。她清楚地记得
弗里德曼家的所有男孩子。最大的孩子是1911年出生的,15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
但1936年就夭折了,是病死的。最小的孩子叫康奈尔,1918年生,当年,匈牙利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混乱。”
据贝斯尼奥回忆,班迪经常抱怨生活无聊,极想找机会置身冲突与危险之中。
正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特别爱好滑雪,哪怕朱莉亚对此表示强烈反
对贝斯尼奥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是摄影。她有一台让自己很是自豪的柯达布郎尼相机,
有空的时候,她大都在布达佩斯各处拍照。有时候,安德雷会跟她一起去。但她坚
持认为,“我们一起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对摄影并没有兴趣。我们从来没有在一
起谈过摄影的事情。”。15岁那年,他找别人借来了一副滑雪工具,跟贝斯尼奥一
起去了俯瞰着布达佩斯市的瓦布赫奇山。两个人以前从来都没有穿过滑雪鞋,但这
并不妨碍他们一起坐滑雪升降机到达山顶。
布达佩斯已经隐入远处的云雾之下,已经结了冰的多瑙河在山底下构成一条粗
大的曲线。安德雷神情坚毅地说:“我准备开始了。”
“但你不知道做什么”,贝斯尼奥说。
安德雷耸耸肩说:“管它哩,我反正要动手了。”
“他从来都不怕尝试任何新事物,尤其是涉及小小危险的事情,”贝斯尼奥现
在说,“我希望他不要摔断一条腿,结果他也没有摔着腿。他滑下去了,之后又爬
上山来。他总是想亲身体验,自己发现新事物。”
安德雷皮肤浅黑,有浓密的眉毛,嘴唇饱满,手生得很漂亮,在同学和附近的
女孩子们中间越来越受欢迎。经常有人看见他在伊莉莎白大桥底下的阴影处跟姑娘
们接吻,那是佩斯特城的小情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在佩
斯特城那个眼睛生得跟雌鹿似的斯拉夫姑娘那里失去童贞。后来他说,他第一次性
交是跟一个有钱的中年妇女,那是他母亲店里的一个客户,当时母亲让他去送新衣
服,结果就被那个中年妇女诱奸了。
在19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政治迫害期间,安德雷担心有人会翻自己的旧账,
因此反复否认自己参加过匈牙利共产党,也否认自己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加入过共
产党。在1953年的一份陈述材料中,他解释了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政治立场:“在高
中的最后两年,我对文学和政治产生了兴趣,并决心以后靠新闻事业谋生。当时,
我对霍西将军反闪族的独裁统治十分厌恶。我是研究过社会主义,但立即发现自己
跟共产党的目标和方法相去甚远。”
安德雷回家以后,两名特工逮捕了他。朱莉亚请求他们不要带走自己的儿子:
已经有很多危险分子再没有从霍西的羁押所活着出来。但是,没有人理睬她的请求,
安德雷被推上了一辆警车,带回警察局接受问讯。在一间小房子里,被关押的政治
犯在墙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到处都是,彼德·海姆召来的打手给了他一顿暴打。
“对于像安德雷这样的火把来说,来一通凶猛的下马威,挫败其锐气是常见的
事情,”贝斯尼奥说,“但是,他们没有吓倒他。他们揍他,但安德雷却对他们发
笑,他们只是怀疑他是左派分子,但并不能够证明他是共产党人。”安德雷明显一
直在嘲笑审讯者,最后被打昏过去。
后来是如何释放的,在什么条件下释放的,这事一直都是个谜团。根据康奈尔
的意思,警察局副局长伊梅里·赫登尼的妻子是他父母那间裁缝店的“好客户”。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就想办法让(我兄弟)出来了,条件是立即离开匈牙利。”
一个不起眼的裁缝当真有能力影响一个警察国家的铁腕人物吗?也许海姆在一
场牌局中输给迪其奥了?艾娃·贝斯尼奥暗示说,安德雷最后得以离开匈牙利,其
原因也许不那么戏剧化:他只不过是照着她的样子做而已她父亲本打算在她中学毕
业后让她去布达佩斯的一家学费昂贵的艺术学院上学的。但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她
意识到匈牙利摄影界里出现了纪录片倾向,还注意到了左派作家和画家拉约斯·卡
撒克的思想。卡撒克相信,摄影这种艺术形式还有很多社会用途没有被人探索出来。
对于一位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来说,摄影是向世界昭示真相的办法,因此有助于改
变世界。安德雷在向法西斯分子扔石块,但贝斯尼奥却在利用罗雷弗拉克斯相机纪
录码头工人和当地乡村的农夫生活。。作为一个犹太女子,她渴望脱离匈牙利越来
越嚣张的反闪主义思潮。1930年,她父亲同意送她去柏林学摄影,那是摄影实验活
动的中心。贝斯尼奥告诉安德雷,说自己准备去柏林了,但他只是做出冷漠的回答
:“也许我也会去的。”
“你准备怎么去呢?”她问。她知道弗里德曼一家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钱让他
在佩斯特读完大学,更不用说承担他在柏林的费用了。“这你别管,”安德雷回答
说,“我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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