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亿人(2)
4 月7 日早晨6 点,卡帕醒来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占领了台儿庄。他很是
生气。涂将军不准他靠得太近,不准拍摄火炮的镜头,又迫使他错过了日本人在可
以想得起来的时代里的第一次挫败,也错过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的
情景。到了中午,他跟同样十分生气的伊文斯和费恩豪特一起开车往城里去。到了
城郊,一架日本飞机出现在天边,之后朝他们的方向飞来。他们在“一处坟墓一样
的小沙堆后面躲了起来”。“我们趴在地面上,”伊文斯写道,“四张脸都面部朝
下,这样,日本飞行员就看不出本来很容易辨认的面部肤色了。”
附近一列武装火车开火了,飞机转了几圈,之后离开了。当天下午,卡帕进入
台儿庄城,发现那里一片荒凉。卡帕和费恩豪特在一条街上开拍,一名老妇突然尖
叫起来,她以为摄影机是火炮。另一名老妇坐在“泥块和木板碎片”的旁边。她说,
“这是我的家。”
卡帕为《生活》杂志写的报道发表于5 月23日,它反映了路斯强烈的喜悦,他
认为中国人至少打败了日本人一次。“一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该报道说,下面是村庄倒塌之后进去的一些士兵的照片。“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
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
第二天,全中国庆祝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在第二天,目击了那场战斗的伟大的战
争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冲出了他的底片,并通过中国的特快客机送往《生活》杂
志”。虽然生活杂志说卡帕是在4 月6 日夜里报道战斗的,但事实上,当时他正在
酣睡中。
4 月11日,一行人骑马出城,前往拍摄一位受伤的中国农民和他的一家人。天
黑的时候,他们飞奔回城,摄影机在背后跳跃不停。“那都是些笨重的小马,成吉
思汗的大军就是骑着那样的一些马儿征服整个亚洲和欧洲一部分的。有时候,在夜
色里,我们会彼此失去联络。卡帕也骑马飞奔,突然间,他想像自己就是成吉思汗,
对着我们大喊战争口号。从后面看去,他更像是桑柯·潘沙。他矮胖的轮廓在马鞍
上抖动——这是在为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奔跑。”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卡帕情绪不高,而喜欢言过其实的伊文斯却不然,他们两
个人坐下来思考前线到底已经转移到哪里去了。“在黑夜里,我们听到远处的丘陵
地带有隆隆的炮声,”伊文斯写道,“那就如同厚毯发出的有规律的击打声,人发
烧的时候会听到这类的声音。里面夹有锣声,又混杂着机关枪的声音……之后
是长时间的沉寂。在我们身边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里,气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过,
形成一根不间断的长线,他们要去抢夺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不准我们一同前往。”
卡帕和他的同事回到汉口过复活节,他们现在已经对蒋夫人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心理,对她派来的大批监视和间谍人员也很反感。4 月29日,伊文斯和费恩豪特离
开汉口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卡帕保证两天后出发。火车开出几小时后,日本飞机展
开狂轰滥炸,以纪念裕仁天皇的生日。轰炸造成一千多平民死亡,在燃烧的街道上,
在被焚毁的大楼里,卡帕看到跟在马德里看到的同样的情景。他再次把焦点集中在
平民百姓的恐怖感上面:一位父亲紧紧抓住他的小孩子,正在朝防空壕的方向飞奔。
一名妇女掩面不让相机拍到脸上的泪水;一名男子用扫帚无望地扑打着熊熊大火。
这次轰炸也扑灭了他心中对这次中国之行所抱的最后一丝热情。他成为“破酒
吧”的常客,那里有一大批联系紧密的西方记者聚会,包括美国作家阿格尼斯·史
沫特莱和爱德加·斯诺,他们在那里大喝杜松子酒和廉价的威士忌。“我们原来的
看法似乎都消失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不再抱任何希望,”史沫特莱回忆说,
“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明天。我们都像一条船上的过客,我们在狂风暴雨的海上漂
浮,我们刚刚找回一点人性……在战争的严酷气氛里,哪怕诗、歌曲和机智也在我
们中间流行起来,一道魔术般的光芒在我们的友谊之上闪烁。”
7 月初,卡帕终于脱离了“破酒吧”里进行的马拉松式双骰子游戏,前往拍摄
黄河泛滥的情景,这次黄河决口是人为的,目的是要阻挡日军进攻。大堤决口造成
惊人的效果,但日军的进攻仅仅停顿了几个星期,然而,数百万中国人却因此而无
家可归。卡帕的照片显示满身污泥的中国农民正拼命朝干爽的陆上爬行,他们的家
园被混浊的泥浆围住了。卡帕于4 日回到汉口,到汉口几小时后就与伊文斯和费恩
豪特一起参加了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样的会议以前从来不
向媒体开放的,结果,卡帕拍摄的“蒋介石”的相片在世界各地转载。
7 月19日,日本人第一次故意朝汉口的平民区开火。卡帕在正午的烈日下四处
奔走,看着满目荒凉的情景,烈火包围了整座城市。在某些地方,滚滚热浪让一些
人面目浮肿。空气弥漫着灰烬的气息。成片的家园现在变成了余烬未灭的骨架。
8 月初,中午的气温仍然在华氏100 度以上,伊文斯和费恩豪特前往纽约。不
久之后,卡帕遇到中美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即“醋人乔”史迪威,他是美
国派往中国的军事指挥官。史迪威的诨名完全是正当名份的,在针对中国人的种种
假定上面,人人都知道他喜欢挖苦讽刺,是典型的西方式天真浪漫。卡帕在南昌郊
外的一个军营里遇到他。南昌离汉口约150 英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指挥官希
望评估一下敌对双方的相对实力。对史迪威和卡帕双方来说,情形都是相当糟糕的
:日本人离汉口本身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了。
9 月7 日早晨,史迪威和其他一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官员准备到前线去,
卡帕跟他们一起去。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卡帕“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小伙子”。
另有一处记着:“晚上出发,路很难走,警卫队也走错了路。畜力驮运,苦力,精
疲力竭的人蜷起身体等死……日本飞机在200 英尺的空中用机关枪扫射……热得跟
地狱似的。”
在巴黎,吉约吉·马尔科斯和苏茜·马奎看到了卡帕寄来的照片。马奎知道,
只有照片继续寄来的时候,才知道他并没有死掉。马奎猜想,他希望让全世界看到
让他失去了格尔达的那种恐怖情景。那些图片是他看到的最让人寝食难安的一种:
“儿童的肚子鼓胀着;躺在血污中的孕妇;在日本士兵的监督下为自己挖掘坟墓的
中国人;日本士兵拿中国活人当作练刺刀的靶子。”卡帕是在那里搜寻死亡,他总
结说,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
卡帕跟其他一些记者一起等在酷热难挡的汉口,目击这座城市的沦陷,他们称
自己是“最后的挖沟人”。这期间,他自问,当一名自由投稿摄影人是否意味着他
将以此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在一封致共产党友人彼德·柯斯特的信中,他谈起了
组成一个由年轻摄影师构成的通讯社的想法,这样就可以掌握他们自己的工作。柯
斯特是他原来在戴弗特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9 月底,由于汉口尚且没有陷落,他就离开汉口前往巴黎去了。永久性地离开
中国的前几天,他第一次利用柯达35毫米胶卷拍摄到了后来第一次以彩色刊出的照
片。《生活》杂志10月17日一期用两个页面登载他拍摄的另一次汉口空袭后的惨景。
图片文字是:“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
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苦力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
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炽热的空气中燃烧。”
1938年10月25日,汉口终于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那之前,卡帕已经回到西班牙,
在那里报道他职业生涯里最痛心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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