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在家里的六年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 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 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 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 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hell )。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 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 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 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 " 中影" 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 没什么希 望!" 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 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 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 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 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 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 一个死人丈夫!" 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 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 会问:" 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 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 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 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 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 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 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 仍无机会拍片,最多执导hbo (homeboxoffice 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 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nyu 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lee),他 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 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 加上我又没入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 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 自悲自叹歹命人, 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 自怨 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 来呷烧肉粽" 。所以我就赖在家 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 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 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 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 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 敢挡?我找人 揍你!" 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 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 文心斋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