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家姊妹 几十年来,围绕着贺民英几姊妹的生前与身后,各种各样的说法不一,尤其对 贺民英更是众说纷坛。 在苏区老百姓的口碑中,她是贺龙红军的“女司令”,驰骋湘鄂西的“女赤卫 队长”。 在白区国民党报纸上和桑鹤“剿匪临时指挥”陈策勋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以及 叛徒罗钩关于“湘西共产党组织及其阴谋计划”的供词里,她是“带约二三百人, 连枪居多”、“女扮男装”的“女共匪”。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婆”。 今天,贺民英又被人们称颂为传奇般的女英烈。 这些说法,有誉有毁,有褒有贬,既有从不同立场出发得出的不同结论,也有 对不同侧面的不同认识。 对于贺民英及其姊妹,究竟怎么看?我觉的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她们,评价她们。 我个人对贺家姊妹是比较熟悉的。除去小时候的接触不算,从1927 年秋投奔 贺民英,直到1933 年春亲手把贺民英、贺戊姐安葬,我在她们的身边生活、战斗 了七个年头,应该说对她们的了解是比较多的。 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贺家姊妹,我的概括的看法是:两个阶段,五条贡献。 纵观贺家姊妹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反抗恶势力。 贺家姊妹出身贫苦,母亲体弱多病,很早就病死了,家里兄弟姊妹七个,生活 相当艰难。她们从小就参加了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由于不满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 的双重压迫,她们结婚后就协助自己的丈夫搞武装,反抗恶势力。 以后贺民英、贺满姑又自己带队伍,贺戊姐因体弱多病跟着大姐的队伍,贺三 妹、贺戎姑则和丈夫一起带队伍。贺民英是大姐,最早帮助操持家务,侍奉父母, 教养弟妹,担起生活的重担,磨练出描龙绣凤的巧手和吃苦耐劳的品格。20 岁时 她与表兄谷吉廷成了亲,协助丈夫进行反对满清的斗争,夫妇双双参加了反清团体 哥老会,分别被推举为“龙头大爷”和“风头大姐”。 在他们的影响下,贺龙也加入哥老会,拉队伍,搞武装,以后因谷吉廷年纪大 些,思想也保守一些,与贺龙有了分歧,各干各的。谷吉廷一度接受常澧镇守使唐 荣阳的委任,当上支队司令,不久就被唐荣阳用武力提了枪,谷吉廷和贺民英逃回 家乡,在杜家山的鱼鳞寨重整旗鼓,与官府豪绅作对。湘西军阀陈渠珍指使部下余 连长,也是谷吉廷的旧友,在洪家关摆下“鸿门宴”,把谷吉廷整死了,随谷赴宴 的弁兵只有徐焕然一人带枪冲了出来,跑回鱼鳞寨。亲人的惨死,使贺民英看到, 在这个官匪横行、虎狼当道的世界上,要想不受欺辱、不被宰割地活下去,只有拿 起刀枪。丈夫生前拉起的队伍,一些人散去了,一些人留下来,拥戴贺民英带领着 大家继续干。为了生存,为了报仇,贺民英没有别的路可走,她接过丈夫的队伍, 在鱼鳞寨上竖起“打富济贫”的旗帜。在这一阶段,贺家姊妹由普普通通的农家妇 女转变成旧世界的造反者。她们的目标还不高,是要生存,要反抗。她们的队伍也 不大,多以亲戚、朋友和丈夫的旧部为主。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发性、 盲目性、狭隘性。在她们的身上既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沾染上一些 江湖习气,象贺民英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这都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和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但是,主流是反抗恶势力。 后一个阶段,投身工农革命。 在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年代,贺家姊妹受到工农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贺龙的 直接影响。贺龙北伐到武汉,就写信叫贺民英去。她从桑植出发,一路走,一路看, 沿途各地工农运动如火如茶,显示出翻天覆地的力量。她在汉口住了几个月,形势 起了变化,国民党右派露出仇视工农运动的嘴脸,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一些人也开 始动摇,贺民英从贺龙那里要了一批枪,又筹款买了一些枪弹,返回家乡。她回桑 植后,不仅带回了武器,也带回了新思想。从此,她把个人的抗争同工农革命联系 在一起。关于贺民英的武汉之行,贺龙在1962 年11 月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 “贺民英的思想变化是从农民运动中受到启发。以后,又受了我的影响,有革命的 英雄主义思想”。“在汉口时,她就告诉我,你靠那些国民党左派靠不住”,贺民 英也对我谈过与武汉之行有关的一件事。那是她从汉口回来经过长沙时,遇见在省 城读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桑植籍学生、共产党员朱孔华。应朱的要求,贺民英给了 他一笔钱,作为费用。不久,朱孔华在常德惨遭枪杀,贺民英对他的死深感惋借和 愤慨。 她们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眼界开阔了,目标也提高了,积极投身到工农革命 中去。她们从同情到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从支持到参加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斗争。 她们自己也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转变成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参加者。这个阶段,是 贺家姊妹一生中最光彩、最重要的阶段。 贺家姊妹从1928 年洪家关“聚义”时起,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事情。我看, 起码有这样五件事,或者说是五条贡献。 第一条,1928 年贺龙、周逸群等受党中央派遣回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贺 家姊妹把自己的队伍连人带枪都交给了贺龙,交给了党,成为工农革命军的重要来 源之一。后来只是由于斗争的需要,贺龙又退了一部分人枪给她们。她们这么做不 光是出于对贺龙的姊妹情,如果对革命一点印象都没有,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我记得贺民英最先把自己的队伍交出来时,曾对贺龙讲:“带队伍你比我强, 但你没队伍;我有队伍,但带队伍不如你。我把人枪都交给你。”贺民英所以能够 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一种“龙胜于英”的思想。她从多年的斗争生活中,越来越强 烈地感觉到,带队伍,搞武装,贺龙比她强,当了共产党的贺龙就比她更强。这种 “龙胜于英”的思想,反映出她对贺龙的认识和支持,对革命的认识和支持。 第二条,在工农革命军几起几落的困难时期,贺家姊妹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援。 1928 年底,贺龙率部从石门转战回来,贺民英、贺戊姐相继派人送去了东西,贺 民英还对贺龙谈了自己的建议。 对这件事,贺龙在1962 年向我谈道:“我们队伍从石门失败回来,大姐问, 你们有好多CP、好多CY?还说队伍就是要伍,要整顿,要多流动,才能强大。她给 队伍送来棉衣,解决大问题。”第三条,在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贺民英、贺戊 姐、贺戎姑上了四门岩的大山,坚持反“围剿”斗争,并且招待、掩护了一些红军 伤病员和党与苏维埃的干部。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相继撤走后,她们仍然在山上坚 持,一直坚持到红军主力回来。 第四条,贺家姊妹的队伍虽然没有正式的游击队番号,队伍里面也没有一个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但是她们是坚决跟着贺龙、跟着党的,她们的队伍是党影响下、 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贺民英本人曾先后两次提出过入党要求,尽管她到死也没能入 党,但那不是她本人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组织上认为她在党外更方便些。后来我到 红3 军工作又了解到另一个原因,就是湘鄂边苏区和红3 军的党组织都被左倾路线 给解散了,贺民英自然不可能再加入党。 第五条,贺家姊妹是为革命而死的。贺民英、贺戊姐是在同一天、同一地点被 敌人枪弹打死的,贺满姑是被敌人抓去后一刀一刀刺死的,贺戎姑在丈夫刘玉阶当 红军营长牺牲后,病逝在最困难的1934 年。 在湘鄂边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我目睹了贺家姊妹对党的无私奉献,对革 命的坚贞不渝,对敌人的绝不屈服。斯人虽已去,风范永存留。我永远怀念她们。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