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对于革命理论的掌握,大体上不外乎有这么两 种情况: 一种是占少数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对救国救民之策的探索,通过俄国十月 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首先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理论,而后运用这种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例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等革命先驱和党的领袖,以及我所熟悉的周逸群、关向应、任弼时等军队政 治工作领导者。而像王明那种只会背诵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词句,不懂得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精神实质,用教条主义吓唬、蒙骗人们,危害革命事业的人,自然不能属 于此例。 另一种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的工农群众,无法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 逼上梁山,首先投身于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实践,而后在共产党的引导下逐步学习 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例如彭德怀、贺龙等这样一些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 来的英雄,以及广大指战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开创出一条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道路 ;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浩荡大军。 对于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来说,在积极参加斗争实践的同时,努力学习革命理 论,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乃是一项十分必要、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也是我参加革 命队伍后追求多年的宿愿。 我是在党和贺龙同志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在紧张的战斗中,我逐步懂得了一 些革命道理,也摸索到一些打仗带兵的经验和做政治工作的方法,对党的认识、对 中国革命的认识有所提高。 同时,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部队的壮大,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理论 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都显得太低了,理论上缺乏系统的学习,思想上还有不 少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工作上也常常带有盲目性。 因此,我一直渴望有机会能系统的学习、提高。每当看到身边的战友一批又一 批地进“红校”,上“抗大”,我心里总是羡慕不已;每当听到这个或那个同志讲 话都能大段大段地引出理论根据,我总是佩服得不得了,要求学习的愿望越来越急 切。 长征结束后、抗战爆发前,曾有两批干部去延安上红军大学,我找到贺关要求 学习,却没能如愿。 1938 年夏,为了能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贺炳炎和我跑到关向应政委那里, 争了五六个钟头,关政委被磨得没办法了,最后决定两个去一个,叫贺炳炎去了, 我还是没去成。 1939 年冬,120 师组织了一个干部训练大队,又叫“高级读书班”,抽出部 分营以上干部进行短期轮训,我调去当大队长,边带队边学习。我们这个读书班由 延安马列学院来的教员文山、甘惜芬讲授唯物论与辩证法,每天除了下早操、晚操 就是上课、自习,隔几天还要考试。不久日军进行“扫荡”,我们一边游击一边学 习,每天跟敌人转山头,转到哪里停下来就开课,找一块向阳背风的地方,石头当 凳,膝盖当桌。虽说条件十分艰苦,可我们学得还是满认真,满不错呢!学唯物论 时,大家兴趣十足,联系工作搞清楚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讲辩证法时, 大家也学着辩这样,辩那样。可惜只学了两个来月,就因为晋西事变发生而仓促结 束。 1940 年春,为了对付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阴谋,师部率358 旅在黄河 边的临县、离石驻防了一段时间。我们听驻河西的359 旅同志讲,他们送去延安马 列学院学习的干部提高得很快,毕业后变得怎么不得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1 年1 月间,冬季反“扫荡”胜利结束,晋西北的战局刚刚稳定下来,贺 关下决心从部队中抽出一批军政主官送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我716 团一下子就去 了三个,团长黄新廷、政治委员廖汉生、营长张树芝。其他人有715 团团长顿星云、 2 团团长傅传作、358 旅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旅长贺炳炎、独1 旅政治委员朱辉照 等,共是十几个人。 多年的求学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是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学习,我心里高兴极 了。我们告别了贺关首长和部队,西渡黄河。路过绥德时,359 旅旅长兼绥德警备 区司令王震邀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天,而后匆匆赶往延安。 我曾在抗战爆发前的1937 年5 月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来过延安。转眼之间 四个年头过去了,延安这座默默无闻的陕北小城,在抗战风云中已经成为举世瞩目 的革命圣地,成为领导敌后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造就中华民族抗日精英的大 熔炉。 我们一行除李井泉同志另有去处外,全都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安排住下来。十几 个人住在一个新挖的窑洞里,拥挤、潮湿。吃饭就是一桶小米饭,一盘青菜,顿顿 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单调、清苦,谁都没有怨言,问题是住了好几天,入学的事情 还未办好。正巧延安新成立一所八路军军政学院,专门培训军事政治干部,正适合 我们学习。组织上就决定我们这些人不上马列学院而是进军政学院学习,可是军政 学院一直没有人来安排我们。我们这些刚刚从烽火前线下来的学子,整天闷在窑洞 里扯“乱谈”,实在无法忍受。 大家等不下去了,一商量,干脆自己找军政学院上学去! 我们打听到军政学院的副教育长是陈伯钧。长征中2 、4 方面军会师,陈伯钧 调来当6 军团的军团长;抗日编队时他当359 旅旅长,率718 团留守陕甘宁边区。 他是我们的熟人。我们把背包背上,东西提上,直接找到军政学院。 在离院部几百米的八路军大礼堂前,大家停下来。贺炳炎和我自告奋勇去找陈 伯钧办交涉,其他同志在那里等候。 我俩进了院部,找到陈伯钧,熟人见面用不着客气,开口就说:“我们358 旅 的十几个人要进军政学院学习,你收不收啊?”“欢迎,欢迎!”陈伯钧爽快地答 应下来。 我们马上把等在外面的同志接进来,当场办好了入学手续。 八路军军政学院的“牌子”很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院长,张如心任教育 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学员有四个队,1 、2 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3 、4 队是工农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其中3 队文化程度又低一些,4 队稍高一些。我们入 学后一开始就是考试,考文化基础和政治常识。根据考试结果,贺炳炎、黄新廷等 大部分人到了3 队,我和顿星云、盂昭亮等分到4 队。 军政学院的课程有军事指挥课和政治理论课。军事课学习初、中级战术,教员 有曾任过716 团团长的宋时轮、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局长郭化若。政治课主要组织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学习党中央作出的一些决定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 告。 我在4 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被改选为党支部书记,由于学员都是共产党员, 因此我这个书记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学习。 这年8 月,八路军军政学院一分为二,原校址改为政治学院,另在延安飞机场 附近新建了军事学院,教员、学员也按军政分开,贺炳炎、黄新廷等去了军事学院, 我留在政治学院。 1941 年底、1942 年初,党中央对原中共中央党校进行重大改组,建立了中 共中央高级党校,毛泽东主席亲自担任校长,邓发任副校长,彭真任教育长。中央 把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在延安各校学习的军队团以上、地方地委 以上干部,都集中到党校学习。 我是七大代表,也进了党校。经过文化考试,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分到预科学文 化,我被分到本科第2 支部,本科没有学文化的任务。党校学员是按照支部组织的。 我们第2 支部的书记叫赵振生,即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他要我担任党小组长。 党小组又是学习小组。 我怕影响学习,解释说:“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学习任务重,当不了小组长, 我是想来专心学习的。”这样,我成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一名普通学员。 我从开始进军政学院,尔后到政治学院,最后入中央党校,前后差不多有一年 时间。 这一年,从全党看,为进行全党性整风运动的内外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各项准 备也已基本就绪,特别是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党中央作出了《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组织了 高级干部的学习。这些都为全党性的整风运动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 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讲,收获亦不薄。我对所学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对难 得的学习机会十分珍惜,学起来也确实是聚精会神。学得虽然不那么深,但还是增 长了不少知识。这对我后来投入整风学习与担负党校工作都大有益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