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余华也说:“1987年在黄山的时候,一天傍晚我和林斤澜一起散步,他告 诉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望沈从文先生,他问沈先生小说应该怎么写,沈 先生只回答了一个字:贴。就是说贴着人物写。这个字说得多好!可是当时我没 有很深的感受,现在我才发现的确如此,贴——其实就是源源不断地去理解自己 笔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一位越来越亲密的朋友那样,因此生活远比我们想像的 要丰富的多,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认为的要丰富的多) 当林斤澜读罢《走窑汉》,对刘庆邦说:“像这样的小说,你来一篇,我发 一篇。” 1988年,山西曹乃谦以自己下乡的那个偏远山村为背景,写了一组五篇短小 说,寄给《北京文学》:《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编辑部喜欢,林斤澜读后非 常高兴,并把小说介绍给汪曾祺,汪曾祺也以为好。林斤澜就说:“那你就写一 篇评论吧。”汪曾祺欣然提笔,写了一篇3000字的评论,与小说一并发在《北京 文学》第6 期上。 有一篇小说,是女作者徐虹写的,叫《黑色发带》。编辑部有人不懂,林斤 澜说,那我看看。晚酒后,林斤澜读小说,竟睡着了。次日清晨。披衣起床,看 出好来,以为有新气。与弗罗伊德有关,只觉得这条路很难走得远。1986年7 期 发出来,不久遇上作者,林斤澜问她的文学观,答道:“肾上腺的反应,人永远 不能真实地记录。”林斤澜想,果然是写性的。果然,不久,作者从事别的事业 去了。可惜。 林斤澜“执政”的那几年,是《北京文学》的另一高峰。1989年下半年,李 陀被免,林斤澜“期满换届”走人。虽然壮志未酬,但已“出人,出作品”,有 目共睹,有口皆碑。 1995年,在温州机场路上,陈建功对我说:“北京再叫林斤澜做主编的呼声, 仍然很高。”林斤澜对我说:“宣传部决不会叫我做,我也决不会再做。”办刊 物实在是太难了。经费的,观念的,人事的。政治“唯一”,文学为奴,声色俱 厉,上纲上线,奈何奈何! 章德宁说:林老到任不久,提“双百”,不提“二为”,麻烦不小。 陈世崇说:“宣传部神经敏感,对《北京文学》盯的很紧,三五找茬,有时 经常叫人又好笑又气愤。有一次,我们把几篇评论米兰? 昆德拉的文章放在前边, 电话来了,走一趟!问:小说为什么不放在前边呢?等等。有一次,我们把北村 的小说放在头条。宣传部电话又来了,走一趟!问:这篇小说放在头条,你懂吗? 我说我懂啊,怎么不懂呢?他就说:那你回去吧。1988年第一期,余华的《现实 一种》放在头篇。电话又来了,走一趟!问:写得乱七八糟,社会主义的‘现实 ’是这样的吗?我说:小说写的是现实‘一种’啊。” 章德宁说:“我1976年进入《北京文学》。我知道有的主编是不愿意承担风 险、承担责任的。林老正好相反。记得编莫言的小说《枯河》,编辑部对其中一 个情节拿不准,生怕出问题。所以叫林老拿主意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陈世崇出 面的,我已记不得为什么那次是我把小说拿给了林老看。林老看了,说:只管发 吧。我就笑说:那这个风险就只有您承担了。林老说:我不当主编,还可以当作 家嘛。” 陈世崇说:“历次运动,林老历险脱险,而且他老是哈哈笑,有人便说林老 肯定圆滑。其实,林老一点也不圆滑。他非常正派,非常厚道。1989年8 月,林 老要下来——其实早就有人要他下来,只是文联书记宋汎他们保他,不让下来。 才借口‘正常换届’,让浩然把他换下来。那天交接会,宣传部的人,各方面的 人都来了,包括《北京文学》编辑部全体成员。——李陀已在国外,他有护照。 高层已经点了李陀的名。开始我有一个发言,我说:‘《北京文学》实行编辑部 主任负责制,几年来由我主持。我认为《北京文学》是健康的,没有发生政治问 题。倘若认为有政治问题,即是我个人的责任。’接着林老发言,他说:‘几年 来,我在《北京文学》作主编,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和李陀、陈世崇, 以及所有编辑,合作非常愉快、非常默契。凡是他们做了的事,我都认为是正确 的;凡是我做了的事,他们也都认为是正确的。今天说明白,文学上的责任,各 人自己负;倘若有什么政治责任,当然是我来负,因为我是主编。陈世崇是听我 的,他没有责任。李陀是副主编,又比我年轻,他负不了责任;编辑们谁都知道, 凡是我说了的,李陀从来没有意见。’林老的话,大家心知肚明,非常感动。编 辑部二组组长陈红军流泪,掩着嘴,跑出去了。” 陈世崇说:“后来《北京文学》的‘魂’又丢了。主编浩然的人品并不坏, 但他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文学观念,相当糟糕。我憋到1993年,浩然找我谈话, 说:‘随便怎么说,别人都说我是四人帮的人;随便怎么说,别人都说你是自由 化的人。我们还是分开吧。’我便离开了《北京文学》。——李陀是‘错误免职 ’离开的,林老是‘正常换届’离开的,我是‘组织调动’离开的。”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