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可以说,林斤澜在文革是基本自由的。银行存款,悉数冻结,但他和夫人都 有基本工资,一家三口,日子相对滋润。叶至诚就不同了:他推板车运垃圾,他 卖造反派的油印小报,他挖防空洞,他敲碎石子,他打扫厕所,他那时每顿能吃 六两米饭。“穷得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一天只能抽几支廉价香烟。” 叶至诚和林斤澜还有个区别的地方,是文革中叶至诚写了不少东西,而林斤 澜不著一字。杨沫想写《青春之歌》续集,征求林斤澜意见,林斤澜说:“要是 我,一个字不写。”他的确什么都没有写。那么,叶至诚写了些什么呢?除了交 代材料,就是剧本。他的职业就是编剧。先是在越剧团,后是在锡剧团。他是奉 命写剧本,领导说要写一个什么内容、要表现一个什么思想,叶至诚就得去写。 他被别人当枪手,自己只是混饭吃而已,没有丝毫愉悦,只有做枪手的痛感。叶 兆言在《纪念》中,写了父亲的被奴役: 除了政治上的风险,写剧本最大的苦处,就是必须马不停蹄地按别人的旨意 改。什么人都是父亲的上司,谁的意见不照办都麻烦。每一层的领导都喜欢作指 示,都觉得看了戏不说几句不行。碰到懂行的还好,碰到不懂的活该父亲倒霉。 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说穿了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通,然 后执笔的人去受罪。 ……各式各样的领导,局领导团领导包括工宣队军代表,各式各样的群众, 跑龙套的拉二胡的什么也不做的,只要有张嘴就可以对父亲发号施令。无数次下 乡体验生活,无数次半夜三更爬起来照别人的旨意修改,父亲在没完没了“没有 自己”的笔耕中,头发从花白到全白,越窝囊越没脾气,越没脾气越窝囊。 叶兆言还说,文革中,他父亲有一件灵魂深处至痛的事。那就是在逼迫下, 把枕边的话原封不动地交代了,这种过分的老实,使妻子差一点儿被打成了反革 命!叶至诚为此后悔、内疚了一辈子!叶至诚的人生哲学是“宁愿天下人负我, 我不负天下人”。可他竟伤害了妻子! 好,否去泰来。叶至诚54岁的时候,“探求者”的冤案平了反。高晓声、陆 文夫、方之蘑菇一样冒出来,铁树一样开了花,他们抓拉时代和政治的引线,作 品都爆响。叶至诚回到作家协会,写自己曾经熟悉的散文和小说,可没有老朋友 那样大红大紫。骨子里狂妄性格已经回来,他嘴里没说什么,可心里一定不会好 受。 叶至诚和高晓声作了《雨花》的主编。叶兆言说:“父亲常常和我说谁谁谁 的小说怎么写得这么差,又说谁谁谁应该这样写而不应该那样写。得奖小说常常 是父亲抨击的对象,红得发紫的小说常常读了一半便扔掉。谁也不会想到老实窝 囊的父亲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父亲对于文学有一双 很毒的眼睛。时髦的伪劣产品很难躲过父亲的法眼。” 我的印象中,《雨花》封面白地,上面点缀写意画,很素净的样子。但《雨 花》的影响并不大。这可能和地位地域有关系,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 收获》总是老大。也可能和做过右派的主编有关系。叶至诚能像叶兆言所说“在 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吗?这种情况可能在家里,在儿子的 面前,在外面就没有这个气量。 1980年5 月,汪曾祺经不起林斤澜的撺掇,拾笔改写陈稿,就是《异秉》。 主人公的“异秉”是什么?那就是“先小解,后大解”。文章有巧思,又结实又 诙谐。汪曾祺戴右派帽子劳动,后多年在京剧团搞样板戏,脱离文艺界,人事生 疏。林斤澜说,交给我吧。林斤澜把它寄给了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特别强调 “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叶至诚和高晓声都以为好,但多月发不出来。 林斤澜便写信问,叶至诚回信:“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说组通不过。组 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又发出来了, 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曾祺欣赏编者按,认为“懂行”。 林斤澜为什么不把好小说交给大刊物呢?为什么交给自己的老朋友呢?为什 么还要交代“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呢?我猜想,多月发不出来和叶至诚 的胆小有关系。政治要求文学是奴仆,政治太可畏了,叶至诚被打怕了。“小说 组通不过”,这是什么话?高晓声不是写了编者按,给发出去了吗!“先小解, 后大解”,实与政治无关,叶至诚为什么不“狂妄”不“固执”不“生气勃勃” 呢! 林斤澜认为叶至诚编《雨花》时,最被看好的是编了一个栏目:“新世说”。 “新世说”仿效《世说新语》。那是“志人小说”,记述汉末魏晋士人的生活言 行。“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林斤澜很是欣赏叶至诚做 了这件事。栏目以笔记体实录“文化大革命”,事不论巨细,文不分长短。行内 人以为真是个好主意。后因编者作者两方缘由,扩大到“文革”以外的世态,仍 然可观。 叶至诚的办法是约几位文友打个头,引起注意,再从大量来稿中挑选。大量 纪实的笔记,离文学渐远,但别开生面,在中国别无分店。“几位文友打个头”, 林斤澜自然在内,他写了好几个稿子。比如: 打人 ——“红八月”之四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文化局文联的院子里,把作家艺术家一个个揪出来挨打, 态度不好的个别包围,拳脚交加。 肖老不服,挨打时间最长,因有武功在身,比常人抗得住些。后来也打倒在 地,饱受脚踏。“最高指示”是踏上一只脚,执行起来是一只一只的踏。再把他 抓起来问道: “服不服?” 肖老徐徐答道: “服打不服罪。” 不会打领带 八十年代初,天津有会,会间去看望前辈作家孙犁。 谈到耳闻不久前,作家协会组织出国访问,孙犁谢绝了。这本来是“抢手” 的事。 孙犁说:我不会打领带。文革前,和李季一同出过国,天天早上,都是李季 帮忙,我高他矮……说着,孙犁站起来,弯腰、伸脖。从弯度和“伸度”看来, 诗人李季当是侏儒。这中间,孙老还背过右手,握空心拳,捶两下腰眼。 我以为他的动作度数是不准确的,可又准确表达了不出国门之情。后来,大 约是津门也不出了。 再者,据行家意见,领带原不必每天重新打过,拉开摘下,再套上拉紧就是。 林斤澜赞赏叶至诚编《新世说》,同时更遗憾叶至诚没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这个事,实际是叶至诚自己甚感痛苦的事。从前当枪手,写作自然难受,现在作 家可以自由些了,他却写不出来!从前当枪手,现在不当了,他压根就不想写了, 那也并非坏事。问题是他太想写了,太把创作当伟业了,这就痛苦了。叶兆言说 :“父亲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准备大干一番状态,不断地对我宣布要写什么和打算 怎么写。我听过父亲说过许多好的甚至是非常好的设想。写作对父亲来说太神圣 ……”“对于一个太想当大作家的人来说,放弃写作是一种自我虐杀。”“我是 父亲想写而没写出来的痛苦的见证人……” 叶至诚为什么没有好好写?叶兆言有所透露,但语焉不详:“在写作上不像 自己的老朋友们那样勤奋,不能忍受一点点干扰,是父亲未能达到理想高度的重 要原因之一。”“……正因为神圣,父亲对于写作环境的要求,便有些过分苛刻。” “他不止一次开始写,又不止一次被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中断。”“既然父亲对 写作那么痴心一往情深,要写作的愿望那么强烈,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勇敢地 面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干扰。”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