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以我的认识,他的写作目的有别于林斤澜。林斤澜除了警世,还有为写作而 写作的味道,惨淡经营,语不惊人誓不休,要把越多的艺术瑰宝留给后世。高晓 声的创作,负有更多的具体功利,他要把写作当作手段,以求声名和富贵,包括 幸福的爱情。这,可能和人的经历和生存现状有关系。倘若高晓声真的如我所说, 也绝无什么可以指责的。 他有名了,大作家! 政府先后给了他两套房子。 全家户口迁到了常州城。 大女儿安排了工作。 买煤球有时都动用小轿车。 他还有钱了。 他出国,更到全国开“笔会”,喝酒,游山玩水。 他执抝得很,大约觉得自己的小说艺术已臻化境。他十分讨厌有些小说家接 受西方各种流派的影响。林昭的舅舅许觉民回忆同高晓声的对话:“我说,中国 新文学的铸成,自”五四“起就受到西方文学的极大影响,倘无西欧、俄罗斯文 学不断介绍与参照,新文学的肌体就难以长成,现在沿此路子仍是不断地进益之 法。至于有些作品过多的追求形式和不成熟,只可在不断磨练中渐至成熟,总之 不吸收外来的养料,文学是难以得到健壮的。他认为不然,他说文学的主体只能 是民族的,外界的借鉴不能替代自身的血肉,表现手段与语言之驾驭必须是中国 的,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始可以匹敌于天下。这是他坚守的文学见地,我们并 没有谈得拢。” ——这与林斤澜是完全不同的。林斤澜见好全收,古今中外,杂七杂八。对 外国文学,他尤爱梅里美和契诃夫。《尤利西斯》他也读。2003年在温州,整整 八十周岁,他还向我要博尔赫斯的小说,读后说有些不懂,对其中两篇有很大的 心得,回京时,把“博尔赫斯”也带去,说还得研究研究。 高晓声自大得很,很少有作家在他的眼里。因此,他在江苏人缘不佳,得罪 不少人。即使朋辈,即使“探求者”内部,也有人怨艾,他死后还掏旧帐,说高 晓声50年代欠有“羊奶一份,老母鸡数只,‘付女人费若干’”。——语焉不详, 不近人情。什么是“女人费”呀?为什么在高晓声活着时不提呢?作为挚友,林 斤澜说,别人是别人的事情,高晓声不应该目中无人,但这不是品质问题。—— 这与林斤澜区别甚大。林斤澜从来不同人交恶,就是对打击过他的人也不记仇。 他非常尊敬前辈文学大师,也尊重同辈作家。林斤澜“是非清楚,爱憎分明”, “但极少臧否人物。”(汪曾祺语)“对文学的要求很苛刻,文字意蕴上对人对 己一律严格以求,你想博他几句泛泛赞词很难……”(刘心武语)但对哪个艺术 人都友善,都热情,有时显得“过分宽容”(邵燕祥语)改革开放初期,他把几 茬有过节有隔阂的作家约到家里,摆了个“团结宴”,盼望向前看,多多写作。 林斤澜没有一个私敌。 高晓声的脾气的确变大了。林斤澜回忆说:“有一次我和阿叶(谷叶,林斤 澜夫人——笔者注)、曾祺到南京,然后去了常州高晓声那里。叶至诚一家三人, 还有一个章品镇一起去。常州一个酒店的老板是高晓声的堂弟,那天是他请的客。 高晓声带妻子儿子来,那天吃了很多很好的江蟹。曾祺喝了点酒,兴致很高,要 画蟹,画了几只蟹。因为宣纸上留得空白大,又都是老朋友,曾祺说大家都把名 字写上去,也是雅事。轮到下辈,叶兆言写了就是高晓声的儿子。高晓声对儿子 说,字要写得大,好像是说要比别人的都大。可是儿子写得还是小,想不到高晓 声发火厉害,拿起一只斗笔,把整张画给涂了!你看你看,这样的脾气……” 但高晓声对林斤澜这位老同学是很友好而尊重的。当年,他不满评论界对林 斤澜的冷落,曾分别对两位评论家说,林斤澜是很值得书写的。这些事,都是别 人后来告诉林斤澜的,高晓声当面不提。 林斤澜写中篇《李地》,其中《蛋》一章,有这样的情节:六十年代初,李 地做贼一样,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让高桩柿“交换”。鸡蛋值六分钱,李地要 换两分钱的盐,两分钱的线(黑线白线各一分),一分钱的石笔,一分钱的冰糖。 高桩柿说冰糖一分不好卖,李地说包点末末也可以。高桩柿才说:“刚才鸡蛋是 六分四厘,四舍五入,四就抹掉了。不过秤杆稍微软一软,就是六分五厘,五就 入,一入就是七分。”说着“啪”的一声,在算盘上多拨了一个珠子。高桩柿宣 布:“现在还有两分,你拿个糖球走吧。”李地不要糖球,说:“我要冰糖。” ——原来女儿四岁时,看童话书“冰糖甜瓜”,不知冰糖为何物。李地说,你读 书时,妈妈给你。三年过去了,女儿背上书包,问李地要冰糖,李地给她一个指 头,把话岔开。不想大半个学期过去,昨天,噙着眼泪回家。问其故,原来老师 又讲童话“冰糖甜瓜”,顺便问道吃过冰糖吗?同学们一片连声回答:“吃过… …”高桩柿想到自己饿死的女儿,便在碎末里挑了一片指甲盖般大,指甲盖般薄 的冰糖,用报纸包起来,郑重地递给了李地。 林斤澜的这个细节,从高晓声那里听来。写作时,林斤澜特意去信高晓声, 问这个细节你用不用,不用我用。高晓声同样写信,说:“这个细节我不用,绝 对不用。这个细节的版权不是我的,我也是听某某某说的,他现在根本不搞文学 了,你放心。” 我问林斤澜,如何看待高晓声的创作? 林斤澜说,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新时期炸响的文学引线在哪里, 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处是什么。这不免有些投机,但当年许多作家确是这样的。 这是当年的“时势”。时代要反思,不能再让人民受苦受难了,于是,高晓声抓 住了农民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吃和住。《李顺大造屋》是说盖房子的艰难,《 “漏斗户”主》说人总是吃不饱。以及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漏斗户”主 》主人公也是陈奂生),高晓声的名字叫亮在文学的青空,短篇两度夺魁,掌声 如潮。从《七九小说选》开始,到1984年,小说集一年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都出过。可是,《1985年小说集》没人肯出了。何哉?盖文学 “赶点子”“爆响”时期逐步过去,回归文学本身,回归正常状态。 林斤澜说:拿打响的小说与同时的作家比,有技高一筹的感觉,但还不算高 晓声的小说精品。后来的《钱包》《鱼钓》《山中》《飞磨》走哲理小说的路子, 艺术上更讲究,更精致,有发展,是小说精品。哲理沉重,又不可多得,读者评 论家一时喧哗不起来。但,高晓声在文学上的确进入了新的境界。 林斤澜还认为,高晓声1992年以后,“放松”小说写作,转写散文以抒情, 是文学上的又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界不能忽视,如‘钓鱼’一组,挥发性灵, 很美,是文学精品,”林斤澜说。 发光的都是金子吗?不。“是金子都会发光”吗?那可不一定。《古文观止 》遗漏了不少更可观的精品。文学这里还有别的“学”,复杂得很,艺术家不要 浮躁,要耐得住寂寞。高晓声耐不住寂寞,对出版《1985年小说集》的问题,他 自己说:“……短篇的销售普遍滑坡,一时找不到肯为我出版的单位,一直拖到 1988年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时间拖久了,不得不将书名改为《觅》。… …从此以后,我的创作情绪低落。” 在忍耐力方面,林斤澜好。《微笑》《绝句》写于前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 及后面自己的“十年十癔”和“门”,但在那时确是别具匠心的小说。可是,没 人喝彩。1981年,中国作协为了安慰吧,给林斤澜汪曾祺各一个奖,林斤澜也没 有得意洋洋的样子。默默走路,苦苦行吟。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