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在这方面我是守老式的,不知对还是错,不知好还是坏。”林斤澜在一次 宴会上当众说道。但他是宽容别人的,甚至有时是欣赏的:比如当年写信给我, 叫我接待高晓声和他广西的女朋友,说他们要到温州来玩,要在暑假时候,因为 女方是个教师。林斤澜把高晓声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临近暑假,我打电话给高晓 声,两打忙音,又两打不接,再打接了:“什么事!!!”我说我是温州晚报的 程绍国,高晓声连忙转口:“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林斤澜洞明世事,看人看问题入木三分,表现往往是不温不火,是一种通透 后的善良,做人做出很高的境界。林斤澜是理性的。汪曾祺才华过人,“烧心” 在艺术,旁的很不留意。他一般说来不通世故,有时甚至是处事糊涂。他是名士, 有士大夫气,这种人往往如此。一般不深思熟虑,不设防,凭直觉,有脾气(有 的随和,有的不随和)。叶兆言引用伯父叶至善的话,说汪曾祺“这人有些让人 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 汪曾祺是感性的。 刘心武回忆1994年和汪曾祺在香港机场转机台湾,“过海关闸口时,他既拿 不出护照,也找不见机票,懵懂得够呛,我和山西作家李锐两人,忙在他身上翻 口袋,总算替他找全了应供检查的东西……” 林斤澜说:汪曾祺经常把林斤澜家的电话号当作自己的给了人。“一九七六 年冬天……多半在夜间,接到长途电话,……辟头就问:汪老汪曾祺家吗?”有 一回,一个鲁院的学生电话打给汪曾祺,结果林斤澜在家里接到电话。“我问这 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对方说汪老告诉的,就在作代会上。我说汪老是不是 有点开玩笑吧?对方坚决地说:不,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 过后我打电话问曾祺怎么回事,曾祺说他只记住一个号码。我问你自己家的 不记得?电话里断然回道: ‘我没有给自己打电话。’“ 林斤澜说:反右的时候,汪曾祺已调到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了几 年的《民间文学》。他尽管是编辑部主任,实是执行主编,权力很大。这位名士 完全以稿子的优劣取舍,得罪了本会的不少人,而也没有把党组书记贾霁放在眼 里。这就糟了。他在黑板报上发表《惶惑》,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 党,否则我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还有一句被贾霁手下的积极分 子抓住了尾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他曾为一义和团 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仇恨? 轻蔑? 自豪》。贾霁手下的积极分子说:“你对谁 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他还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叫《早春》 :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树叶……) 远树绿色的呼吸。 贾霁手下的积极分子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 蔑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当上了右派。三年多,才调到北京京剧团,才被江青“控制使用”。 一九七六年十月,汪曾祺对林斤澜说:“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 解脱。”梁清廉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徐城北说:“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了工作组, 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 来更换了工作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 二套班底。由此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声无息了? ……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拿汪曾祺自己的话讲: “把我弄得够呛。”他便“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 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 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汪朗) 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中国政治实际,书生气把自己给害苦了。 《汪曾祺全集》八卷本中,也有关涉政治的几处,都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写的 : 我希望政通人和,是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 文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 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 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 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 了,对现实多多少少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 的政治运动。 汪曾祺是多么天真的一个人啊! 林斤澜就不是这样。一本《十年十癔》,篇篇关连政治,是对中国政治痼疾 的电击和轰炸。但都是艺术的表现,太深刻了,而他的语言闪闪烁烁,扑朔迷离, 没有一句话授人以柄。有时我想,比起机智的林斤澜来,天真的汪曾祺更加可爱。 二位的老朋友邓友梅说:“林斤澜有气得发抖的时候,却没有气得发火的时候。” 汪曾祺会骂“王八蛋!”会拉弓搭箭地说:“我给兜出来。”“我跟他翻儿。” “我就要打这个不平。”“我要嚷嚷。” 他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拿林斤澜的话说,“他也确有提刀四顾,破口叫阵 的时候。” 他还是个性情中人。想当年,江青赏识他的才华,有一次,他在团里传达江 青接见的情况,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但他绝不拍马, 江青拉他上天安门,他还说是否请杨毓珉代替。而且,他还是唯一在江青面前翘 二郎腿,并抽烟的人。他对林斤澜说:江青就像上海人所说的“白相人嫂嫂”, 身上有江湖气。 1972年,沈从文写信给巴金夫人萧珊,描述到汪曾祺当时的形象。说汪曾祺 现在已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发白,“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 但笔头重点一转:“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 大师用笔实在厉害,不过汪曾祺还是汪曾祺。他一生保持文人的个性。 “把我弄得够呛”这个阶段过后,不少朋友劝汪曾祺离开京剧团这个伤心之 地,到北京作协里来。林斤澜说:“有一次,胡乔木顺手在一个香烟壳上写道: ‘汪曾祺进作协’。当时我在北京作协的位置上,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不料汪曾祺不肯,对我说:‘你胡乔木在香烟壳上这样写,你把我当什么!’我 说这个无关紧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有时就在手纸上发布命令。他还是气咻咻地 说:‘你胡乔木算什么,在香烟壳上写我!’最后没有调。”这是保持一个名士 的尊严了。 汪曾祺认为中国当代的散文,一败于杨朔,二败于刘白羽。对于刘白羽,他 感到更加头痛。林斤澜回忆道:1997年春,汪曾祺早上给他打电话。声音火火的, 问收到《人民文学》没有,看见刘白羽的一篇散文没有。林斤澜说刚收到,看了 看标题,没有读。汪曾祺大概拿着刊物,念了几句,说:“先前人说这位文理不 通,没有注意,你听,你听,‘我凝视着天安门前的下半旗……下半旗……’” 林斤澜问:“下半旗打引号没有?”汪曾祺说:“没有。有也不通。前面那个‘ 的’字,这里怎么好‘的’呢?前面再前面那句……”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