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林斤澜说:“1983 年,北京作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有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 词,浩然发话,对浩劫两个字接受不来,说是‘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 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说:‘又没有抢劫谁,怎么 用’浩劫‘两字?’——浩然也许懂得、也许不懂得‘浩劫’是什么意思,‘浩 劫’的劫是劫难的意思,不是抢劫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面前,摇头,低声 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太惨“指语文水平?指留恋文革?端木的 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浩然有与文革一损俱损的心理,有对文革要从轻发落的心理。慢慢地,他的 尾巴松开来了,翘起来了。他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一文中有言:“我在 ‘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这话可能会懵了全世界的人, “贡献”在那里?是否斗人还不够惨烈,是否没有把老舍当场打死在文联里头? 是否同江青的关系还不够紧密,没有弄个文化部部长或副部长当当? 浩然说:“我是一个奇迹,一个亘古未出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 国农民……成为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浩然还说:“农民政治上解放 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并自封为“农民中 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有人著文问浩然了: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几千万, 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 你浩然先生做没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 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出入有直 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零一医院(高干医院),你浩然代表得了农民什么? 林斤澜说:浩然曾经在一次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一条叫“反其 道而行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实里,不见好人好事,只听到或看到不好的 事情,于是倒变过来,成了好的一面,你理想的样子。比如,看到售货员态度恶 劣,浩然一变,售货员笑容灿烂,又周到又贴身。又比如,农民怠工,干活“疲 拖”,浩然一变,变成争先恐后——即江青干将于会咏所谓“没有更好,海阔天 空!”“倒过来”的思想,成了风行的逻辑,走入文艺阵地。有人写了反右小说, 有人写了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小说,出书时政局大变,说:“不要紧,倒 变过来就好了。”——不但离开了文艺,而且离开了常识。 浩然说:“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 之战》……)后悔过,相反,我为她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有人 指出:浩然的作品一直贯穿着阶级斗争,“左”的路线害苦了中国人民,浩然还 回味什么呢?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农村政策,至今坚信 不移,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真是匪夷所思。再,我国农村什 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 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五六十年代,也不是浩然按照江青旨意创作“农业 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七十年代中期, 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林斤澜说:“浩然的作品当年读者很多,但浩然的文学观里没有文学,也可 以没有语文,然而很固执。——叶圣陶是前辈语文专家,他的长孙诗人叶三午对 我说:伏天,叶老挥汗为《艳阳天》修理错别字语法。他站在老人身后打扇,老 人一边坚持,以边叹气”。 我觉得作为作家的浩然,非常顽固。一个怀着悲悯情怀的、站在人民一边的、 对历史负责的作家不是这样的。作家不是跟屁虫或应声虫,作家不是镙丝钉或工 具,作家决不能把臭说成香、把假说成真、把错说成对、把丑说成美。作家应该 为民众歌哭,富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以促社会的前行(即鲁迅先生所说“变 革现状”)…… 我看十七年的长篇小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最见功力。改霞,特 别是梁三老汉,形象鲜活,呼之欲出。地域乡土色彩极为浓郁,叙事扎实,议论 精辟,常见妙笔。但,《创业史》无法成为杰作,大作家终被时代局限,图解了 政策:集体所有制必将代替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遗憾,在水平接近的周立波那里 也可以见到。遗憾的作家太多太多,谁都明白,不必赘述。 林斤澜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浩然出现不少阶段性的变化。最突出的一点, 是作品没有了,权欲大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看似重大的会议上,浩 然说:“要把文艺事业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作家要重新组织,整理阶级队伍。” (这是参加会议的赵大年告诉林斤澜的)——经过各种运动的人,该知道“整理 阶级队伍”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后来时局发展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 浩然的话在听者心中,已永远不能抹去。这是浩然的极端表现。 后来,和刘绍棠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非常起劲。 我看到一篇浩然访谈录,文章的结尾颇具意味。摘抄下来,附带交代,访谈 的时间,是1998年。 …… “这些年来,确实有孤独的感觉,也很少能够进入评论家的视野。我也有意 识地远离文艺界,主要觉得跟他们没有交流的语言。现在的很多东西我已经无法 理解了。包括现在一些作家写的东西,我看不懂。” 采访结束后,浩然坚持把记者送到门外。他的家静静地伫立在一片漂亮的独 家小院中。浩然告诉我们,邻居们都是三河的农民,很富裕,很有钱,或者说都 是暴发户,住在这里他感到很压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记者不解,“几十年来,您不是一直盼望着 农民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吗,如今他们终于富起来了,您怎么反而觉到压抑呢? ” “他们都是靠着倒卖建材先富起来的,”浩然说,“更多的农民不这样”。 我们问:“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粘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跟他们更认同呢? ”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 1997年,刘绍棠去世。 “倘若不跟浩然争当北京市作协主席,刘绍棠还死不了,”林斤澜说。 “这有什么意思呢?作家靠作品说话,为了一个官号,搭上一条性命,太不 划算。”我说。 “他肝腹水,坐在轮椅上,夫人推着。那时,他除了作协的事,还开‘两会 ’。忙得不得了。我跟他说,静心养病。他向来听不进人家的意见。我曾和人私 下商量,主席设个虚的也可以。他不同意,跟人说:‘我不当,难道让浩然当吗? ’”林斤澜说。 “他争得这个作协主席了吗?”我问。 “他是个豪放坦荡、意气用事的人,写作勤奋,以多取胜,是多产作家。大 会通过了。可是上任的时候,他却死了。”林斤澜说。 “那么,后来谁当主席呢?”我问。 ---------- 中文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