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编外参谋” 1959 年9 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 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从此,刘伯承又以全部精 力,夙兴夜寐地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 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军委 写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制、一条 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思考,并及时向中共 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提出建议。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 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他一再反对人们把他 的话当作什么指示。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总是 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担任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刘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指导了中印 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这次战争发生在1962 年10 月。印度政府为了通过武力侵占中国的领土,经 过了长期的密谋和准备。从1959 年夏、秋之际开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印度政 府不断出动军队,进入中国境内,非法侵占中国领土,以武力片面改变边界状况, 并多次制造流血冲突事件,使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 1962 年6 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山南 的扯冬地区;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了侵略据点。10 月20 日,印军在 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 中国政府以国际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 决边境领土争端,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积极措施。但是,印度 当局却把这些行动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走上了大规模军事侵 略的道路。 在忍无可忍、迟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命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奋起抵抗, 从而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早在这年5 月,刘伯承就预见到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 的边境战争。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当年人民解放军进藏的经验,他最为耽心 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他对总后勤部的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 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 战略意义重大。”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 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0 月10 日至17 日,针对印军对中国领土的不断进犯,刘伯承又多次提出 详尽的意见。他要求作战部队抓紧战前训练,确实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晓袭、 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 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 月18 日至19 日,刘伯承又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 说:“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 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 是好战术。”10 月20 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 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 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 一部溃逃。以后,边防部队又兵分5 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 各地印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分队,也向当面入 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军侵略据点,进占了易 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1 小时 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侵 略据点。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 驻达旺,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 据点37 个。 10 月24 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缓和印度当局制 造的边境紧张局势,郑重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 端的三项建议。边防部队遂停止追击,就地休整。 刘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十分高兴。他估计印军绝不会善 罢甘休,战役还会继续打下去。他抓紧时间阅读有关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的发 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印军的动向,印军反扑可 能使用的兵力,战区的交通状况,那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他要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 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那里,那里的这些情况就要搞清楚、 弄准确,兵要地理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重 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保障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跟得上。因此,他再次关 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一些,印军 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作好防护准备。”“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 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他总结了第一阶段反击 作战的经验,反复向部队强调:“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 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 山沟(两山脊间的洼地)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 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遇到敌 人的侧击。如迫不得已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的打出去。‘狭路相逢勇者 胜’,这时候就不能有丝毫犹豫。”11 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兵 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中国军队的正 面反攻,他们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线 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让刘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 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的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该敌配置特点是: 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 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他 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来加以对付,并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 重要的战法;正面攻击和迂回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 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的动作。”在指挥上, 他特别关照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关键;二是 统一的时间、计划都有了,要确保其实施,还应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影响部队 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作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 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刘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几乎 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部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连串切实可行的对策。真 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 月14 日和16 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 11 月16 日,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边防部 队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印军的合击态势。18 日,发起了总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击 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辛格准将。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同日 晚直插印军纵深,拔除了他们的据点,把他们赶得一路南逃。21 日,逼近了中印 边界传统习惯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在西段, 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 个侵略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 传统习惯线印方一侧。 11 月21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从12 月1 日开始主动回撤。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 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了印度,并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使全世界主 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了中印边境争议的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提高了中 国的国威军威,进一步巩固了西南边防。 刘伯承在担任军委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深入到东北边防一 线视察,了解边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情况。1964 年7 月4 日,他带领几名参谋人员 先到沈阳,尔后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北上,到达牡丹江市。 他接见了黑龙江省委和公安纵队负责人,乘船巡视了镜泊湖周围的地形,参观 了一个军工厂。他还专程到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视察,饶有兴趣地寻访他在1930 年从苏联回国时的路线。只是由于30 多年的沧桑变化,绥芬河的市容已全部改观, 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越境返国的途径也不能辨认了。他向大家风趣地述说了化装回 国的经过情景,流露出不胜今昔之感。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 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他听了广播,并在拿 到报纸后的当天,从下午2 点钟一直看到6 点。他知道,自1957年以来,中苏矛盾 逐渐激化,至今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彻底恶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两国边境局势 的紧张。他这次出行,正是想通过实地巡视和考察,掌握东北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 找出加强防卫的有效办法来。由于连日旅途劳累,加上每到一地,看书、看报、看 地图,进行调查研究,同当地领导人商谈工作,使他的眼病又一次发作,终日头晕 目眩。但他未予理会。 7 月16 日,他由牡丹江赴哈尔滨。在哈市,他听取了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的 工作汇报,详细观看了省军区的农、林、牧、渔场分布形势图。回到住地,他结合 边防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向随行参谋提出:“你们研究一下,若是象新疆那样组 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黑龙江边境地区现有农场数目,在实际需要上够不够。哪些 地区是战略要点,如何建设生产兵团,让沈阳军区考虑,请他们最近提出意见来。” 他还视察了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的书店里买了俄文书籍。在翻看这些书时,感到 视力更加减退,头痛更加厉害。他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仍然决定到海拉尔去,现 地勘察中苏边境布防情况,完成预定的视察计划。 7 月20 日,刘伯承继续北上,途经齐齐哈尔市,视察了两个军工厂。在观看 试制的火炮、炮弹图样和实物样品时,他说:“现代战争机动性很重要,我们既要 生产大口径的火炮,同时也要研究和生产轻便的、便于机动的、多种用途的火炮和 炮弹,适用于山地、丛林作战,拆卸灵便,能打空中飞机、海上的轻型舰艇、陆地 上的坦克和碉堡。”7 月24 日,刘伯承到达了他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内蒙古自 治区海拉尔市。在市郊北山,他认真察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工事群。先 是结合周围地形,详细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结构和体系。尔后亲自下到工事里边,对 其内部结构,包括进出口通道、射界范围、离地高度、抗击能力,以及容量、厚度、 生活卫生设施等,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观察。由于天气酷热,坑道内潮湿霉烂,臭味 扑鼻,加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休息,钻出工事时,随行人员都汗流浃背,疲劳不堪。 可是他却始终兴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对海拉尔军分区负责人说,“听说苏军在 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也受到很大的伤亡才占 领了工事。你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么被歼灭的。 据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决问题的。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 写个报告。”他还对随行的参谋说:“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总 的布局。日军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一个师团。以满洲里为前线阵 地,布置有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海拉尔附近地域为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 预备队为一个联队。在海拉尔北山构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结合的碉堡工事:东面可能 是弹药库,西面是指挥部,方向对着满洲里。这样的布势,可以研究参考。”在返 回海拉尔市的路上,刘伯承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谈了他对国防工事构筑的 设想。他说:我考虑我们的国防工事,要地面与地下结合。 弹药库、油库可放在地下,人员只能少部分隐蔽在地下。如把过多兵力放在洞 里,就限制了兵力的机动,造成被动局面,打起仗来,从洞里出来再展开,就来不 赢了。他看过沿海坑道,有的太长,进出口太少,战斗设备太差。原子弹打来了, 不是被炸死,而是破压死。因此,怎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怎么发挥火力、隐蔽 身体,要好好考虑。切不可把工事当作包袱背起来。进出口要多,要构成“丁”字、” 之”字或“蛇腹”形进出口,以利于防御和机动。 视察中,刘伯承还就地调查边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蒙古包里作客, 与牧民群众谈心,合影留念。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热 爱祖国,反谍防特,军民联合巩固边防。 7 月29 日,刘伯承返回哈尔滨。在25 天的行程中,他和当地党、政、军的 领导干部现地磋商,就工事构筑、武器制造、边防建设、战备工作、军事训练等问 题提出了明确而切实可行的见解,为中共中央军委、总部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 依据。不幸的是,在胜利结束这次视察活动时,他的眼病加重,眼压又高达70 多 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入北京医院。从此以后,他那 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电、从事著译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竞 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