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路口镇 一九三○年四月二日,我红五军第一、三、四纵队离开袁州,准备迂回湘赣边 界再北上进攻江西的万载、铜鼓,不料行军途经莲花县路口镇附近的一条山路上时, 突然与增援袁州的国民党朱耀华旅一部遭遇。军部令我特务大队迅速阻击敌人,等 待后续部队赶到进行反击。我和大队长谢嵩立即分头带领部队抢先占领山路两旁的 高地,进行阻击。 敌人凭借兵力上的优势,疯狂向我特务大队的阵地冲击,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 迂回到我军侧后,以便前后夹击,消灭我军于行军途中,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在不 断增加。 我亲自在第一线上指挥作战,一面用我的马枪向敌人射击,一面指挥机枪排坚 守阵地。机枪排长叶长庚打得十分顽强,他带领机枪排的同志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 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突然,我感到象被人当胸击了一拳,忙用 左手捂住胸口,低头一看,血从右胸部上衣口袋上一个破洞里涌出来,顺着手指缝 滴洒在草地上,顿时脑袋嗡的一声,眼前景物一片模糊,我知道胸部已经挂彩。可 是,大敌当前,身旁还有五名重伤员,责任感和理智使我镇定下来,不顾个人的安 危,也不声张,照常指挥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着重伤员。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忽听背后传来喊“杀”声和枪声,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后 续部队已经赶到,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时,我才感到伤口疼痛,头 脑晕眩,没有力气站立起来,但还隐约听得到枪声逐渐远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续部队一阵勇猛反击,敌人支撑不住,丢下辎重便 仓皇溃逃,我军尾随追击了几里地,缴获很多。战斗结束后,后续部队才发现奄奄 一息的我和我身旁的五名重伤员,马上紧急抢救。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军医很少, 又没有药,护士只能用棉花、纱布沾上碘酒塞进伤口消毒,然后用绷带把伤口包扎 一下,就派民工用担架把我抬送后方医院。这时,我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止血,加上 担架的颠簸,肺部枪伤的血水有的顺着创口往外渗,渗透了纱布绷带;有的血随着 呼吸进入支气管,淤结成一小块一小块血块,从气管里呛咳出来,伤势越来越重。 据医生后来告诉我,担架的颠簸虽然使我不能尽快完全止血,而且不断咳出淤血来, 但在当时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胸腔手术的情况下,把淤积在肺部的血块通过气管呛 咳出肺部,避免了胸腔淤血过多,造成“气胸”,便于到医院后抢救治疗,反而挽 救了我的生命,这真是“坏事变好事”了。 我们担架队一百多副担架经过几十里山路的颠簸,来到了莲花县城,民工们正 在街上饭铺里打“中伙”(吃午饭),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接着,国民 党莲花靖卫团的一队团丁冲进了街道。民工们听到枪声后,有的抬着担架跑,有的 撇下担架四处逃散。这时,抬我担架的两个民工已不知去向,我挣扎着从担架上坐 了起来,呼唤民工来帮忙,正在这危急的时刻,从饭铺里跑出两个老百姓,他看到 我负了重伤,便机警地连搀带抬地把我扶进了店铺后面的苎麻地里隐蔽。苎麻有一 米多高,我躺在地沟里,敌人看不见。 两个老百姓刚回店铺,敌人已冲到饭铺前,只听一阵枪响,我知道,来不及隐 蔽的伤员已遭敌人的毒手,心疼得咬住了牙,两行泪水涌出了眼眶…… 我躺在苎麻地里隐蔽了半天,忍受着伤疼、饥渴和悲痛的折磨,直盼着天快黑 下来,好想办法脱离险境。 天终于渐渐地黑了,还渐浙沥沥地下起了雨。因为莲花县城曾被我红五军攻占 过一段时间,当时城内虽然没有红军,但靖卫团怕遭到我地方游击队的袭击也不敢 久留,在城里吃饱喝足之后,便吹起集合号,把队伍拉到城外去了。我在苎麻地里 听到敌人的集合号声和脚步声已经远去,才挣扎着踉踉跄跄地走出苎麻地来到街上, 敲开一户老百姓的家门。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出来开门。我对他说:“老表,我是红军的伤员,中午被 白军冲散,抬担架的民工也找不到了,麻烦你带我去找县苏维埃政府好吗?”老汉 手持一盏小油灯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清我确实是红军的伤员,才细声地对我说: “县苏维埃撤到城外去了,离城还有十来里。”我愣住了。还有十来里地怎么办? 我试探地问老汉:“老伯,我这里人生地不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带个路?”老汉 沉思片刻,便爽快地答应:“好,你稍等一会,我带你去。”老汉回屋里向家里人 交代几句,马上转身出门,掩上大门,就领着我向北门走。路上,他见我行走艰难, 看出我的伤势比较重,便主动地搀扶着我。 这时雨也停了,我们两人出了北门,走了十多里地,来到一座山下,老汉停住 脚步说:“你沿这条路走上山不远就是县苏维埃的地方,我不再送了。”我感激地 握住老汉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老汉的手心说:“老大伯,谢谢你救了 我。我身上还有一块钱,送你喝杯酒。”老汉把银元又塞回我的手心,动情地说: “同志,为红军带路是我应该做的,这块钱你留下养伤用。”老汉一再推让,在我 再三说服下,才收下这块银元,摸黑回莲花城去了。 莲花县苏维埃政府把我暂时安顿在县的临时医院里,这里名谓“临时医院”, 实际上没有一名正式医生,只是一些群众组织起来临时看护伤员的地方,群众看到 我的伤口经过沾碘酒的棉花、纱布一次次“消毒”,烧得肌肉发白,象小孩子咀似 地向外翻着,不断渗出血水,很是心疼,第二天清早马上四处去采草药来给我敷上。 经过两三天的治疗,总算止了血,县政府又派了担架把我连同近几天收容的几十个 伤员一起,组成了一个担架队,向水新县澧田南面山区里的后方医院转移。在转移 途中,一百多里的崎岖山路全靠江西老乡抬着我跋山涉水,给我洗伤口、敷药,照 料我吃饭、喝水、大小便,才使我能安全到达红军后方医院养伤,把生命保全下来。 江西老根据地革命群众的恩情,我终生难忘。 我养伤期间,一九三○年六月十日前后,红五军在湖北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 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归 来的滕代远、何长工分别传达两个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提出 红军的总任务是“配合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暴动,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 胜利,直到全国政权的夺取”,要求红军”要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 敌人主力”。为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 第三军团和第三军团党的前委,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红三军团下辖第五、 第八两个军,红五军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两个师四个团,三军 团司令部兼红五军司令部;红八军由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两个师四个团;到了 八月间,原红五军第一纵队又与湘鄂赣边境独立师及平江、岳阳、修水、铜鼓等县 赤卫队编为红十六军,也属红三军团建制。其实当时红五军仅八千人,与三团建制 的一个师人数差不多,这种所谓“扩编”,只是虚张声势,搞空架子,浪费干部而 已,并不能真正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委扩大会议后,七月三日,彭德怀即率红三 军团主力乘岳州敌军调往防守武昌,岳州城内守敌空虚之隙,攻占岳州,歼敌约二 个营,缴获大批弹药、粮食和军用物资,其中有75野炮四门,山炮十二门,自此, 红三军团便有了炮兵。 七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回师平江进行休整,准备进攻长沙。二十二日,湖南军 阀何键调动三个旅的兵力,分为三个梯队,摆成一列长蛇阵直犯平江,企图一举消 灭红三军团,保住长沙。彭德怀闻讯即率部在离平江城三十里的瓮江镇设伏,因敌 人未敢贸然前进,第二天,红三军团即向敌人发起反击,于金井地区击溃来敌,并 乘胜推进,于二十七日攻占长沙,俘敌四千余名,缴获山炮二门、迫击炮二十门, 枪三千余支,弹药、物资甚多,取得了我军八千人打败三万余优势敌军的辉煌战果。 攻占长沙的胜利是彭德怀利用敌军进攻部署上“长蛇阵”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 个歼敌、乘胜攻城而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 了立三路线的失败。 八月六日,敌人以五六个师的兵力对长沙进行反扑,因敌众我寡,红三军团主 动撤出长沙到平江、长寿街休整。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十一天,筹款四十万银洋,解 决了全军的被服、医药等困难,全军官兵都脱下破旧军装,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大 盖帽;破旧的武器、装备也全部更新,并把多余的武器武装了地方部队,部队面目 焕然一新,军容更加严整,军威更壮。在此期间,红三军团还将没收帝国主义和土 豪劣绅的许多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人心大快,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工人、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踊跃参军,俘虏兵 经教育后也有一部分参加红军,共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声威大振。七月下旬, 我在医院听到一个个胜利捷报,真是欢欣鼓舞,伤才初愈,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参 加战斗。当时,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者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组织中心 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从中央到各省、边区都将党委和青 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所以,我要求归队 时因部队还在长沙,组织上就要我先到江西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去暂任干部大队大 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西路行委组织的攻打吉安的行动。 江西省委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年八月下旬,先后对吉安城发动过八 次进攻,每次进攻都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几万人至十余万人参加。但吉安位于赣江、 潇水之滨,三面绕水,有赣江、潇水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吉安是赣江流域一个中心 城市,城墙既高又坚,守敌兵力充足,总是愈攻不下。 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越过武夷山从福建进入江西境内,二月到达 广昌,也曾决定要攻打吉安,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计划,仅留下《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词“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句。这次动员攻打吉安,可能是 第七次或第八次的行动。我七月底到永新县城的西路行委报到后,行委的领导同志 告诉我,所谓干部大队大多是刚出医院尚未归队的伤病员组成的,大约有一百多人, 此时大部分已分散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他们要我国在行动指挥部兼任秘书 长,负责了解各县动员情况和起草文书、电报等工作。 这次攻打吉安的行动,红军主力部队很少,只有红五军第三纵队三四百人作为 骨干,其余的都是农民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人。发动总攻 这一天清早,十几万农民赤卫队从永新、莲花、安福、泰和等各县革命根据地,打 着大大小小无数红旗,个个扛着梭镖、大刀、鸟枪或担架,浩浩荡荡向吉安城进攻, 但都被阻于潇水和赣江岸边。敌人在对岸固守,用火力封锁着江面,使十万大军无 法渡江。三纵队虽然也在岸边向对岸敌人打了一阵,但火力毕竟太弱,根本无法压 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大军过江。十几万赤卫队员只能在岸边呼口号,摇旗呐喊示威, 毫无用武之地。就这样搞了一天,到了傍晚,便各自散去,我也和指挥部一起返回 了永新。 这次也可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行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实 际上如同儿戏。因为没有坚强的红军主力作为骨干,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光 靠摇旗呐喊是不能取胜的。这次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感到群众革命热情 的可贵可佩,也感到立三路线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幼稚可笑。 我回到永新县城后,听说红三军团已经回师浏阳,归心似箭,便与伤愈出院的 红五军第三纵队司令彭遨相邀,向西路行委说明我们要回湖南找部队,顺路请个假 探家。经行委同意后,我们一起离开永新返回湖南。我们到了浏阳县城后得知部队 在永和市,两人便暂时分手,彭遨回平江探亲后转永和市,我也先回家看一看再去 找部队。我途经双坑村时先去看望生父、生母和两位哥哥,在生父家休息一下。老 乡们知道我回家乡,都来看我,把一间小厅挤得满满的;我养父闻讯,也赶到双坑 来接我,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年多不见面,老人家显得苍老许多。他见 了我的面,拉住我的手直掉泪。我吃了午饭,就同养父一起回西坑家,路上碰到高 坪区的干部,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边走边谈全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翻身做主 人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我刚从游击队调到红五军工作时,因部队还在家乡一带活动,偶尔也回过几趟 家,自一九二九年八月调随营学校工作后,离家越来越远,一年多没有回过家,现 在看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特别感到亲切,几天来旅途跋涉的辛劳早已忘掉了, 真似脚底生风,很快就到了西坑村口。这时,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和大门口已站满 了乡亲,他们知道我已到了双坑,都到我家门前等我,表示欢迎。我年迈的母亲一 手牵着我五岁多的大儿子清启,一手牵着我三岁多的二儿子兴启站在门前;妻子刘 氏怀抱着我远离家门后不久才出生的小女儿站在母亲的身旁,她们都为我突然归来 感到欣喜也感到心酸,在门前已经仁立凝望许久,激动的泪水沾湿了衣襟。一年多 不见,两个儿子都长高了,好象已不认识我,瞪大了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惊奇地瞧着 我,我一把抱过二儿子兴启,亲着他的小脸蛋,一种未能尽到父亲和丈夫、儿子责 任的负疚心情,促使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这时,周围的乡亲都围拢过来问 好,我忙转过身来招呼大家进屋坐坐,感谢乡亲们对我家的关怀照顾。不久,乡亲 们陆续散去,我和父母亲、叔叔以及妻子、儿女才坐下来团聚叙谈。由于“马日事 变”后我家被敌人抄了三次,父亲、叔叔坐了牢,本来就穷的家更穷困了。这一年 多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家里生活有了些改善,但仍然很苦。我把身 上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了父亲,看到家里一把雨伞已破烂不堪,把我自己用的一把 雨伞留了下来,我全身仅有这一点“财产”,全都给家里了,算是尽了一点心意吧。 我在家住了三天,到高坪一次看望了亲戚朋友,便匆匆赶到永和市找部队,没 想到,这一次离家,竞是我与全家人的永诀。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