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 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 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 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 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 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 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 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 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 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 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 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 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 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 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 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 “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 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 “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 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 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 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 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