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 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 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 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 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 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 席。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 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 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 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 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 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 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 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 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 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 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 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 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 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 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 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 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 兔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 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 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 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 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 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 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 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 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 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 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 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 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 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 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 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 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 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博士,拉齐斯写过一本关于捷尔任斯基在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书,其 中说道:“他激烈地反对发行太多的纸币和搞配给,他曾长时期地与当时的贸易人 民委员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争论,后者是主张实行调节和配给政策的。 “当捷尔任斯基接手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 老专家请了回来。他任命一位曾在沙皇时代做过交通部副部长的人做自己的副手。 在捷尔任斯基以前,人们认为火车停顿是因为机车不够,然而当把最后的黄金储备 都用来买了火车头的时候,才发现桥梁经受不住这些大功率的机车,应该先从修整 全国被破坏的道路桥梁着手。而捷尔任斯基正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他明白,工资少得可怜的铁路员工是不能过日子的,更提不到与盗窃行为和 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了。必须先给他们提高工资。他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用那时的标准来看,铁路员工的生活相当不错了。” 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当上了政府首脑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就担任 了他的职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那时还没有分部门的人民委员会:它们是1932年才产生的。当时分为各个总局 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管理着整个工业。捷尔任斯基还领导着金属工业总局,这 个总局等于以后的十来个部--黑色金属部、有色金属部、机械制造部、仪器制造 部……总之,一切与金属及其产品有关的部。 新经济政策的繁荣时期来临时,正是捷尔任斯基领导工业的时候。他有时也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方面来,但原则上他懂得在经济工作中应该 运用经济方法。他用许多专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应该镇压的敌人。相反地,当这些 专家们高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捷尔任斯基还把那些最能 干的“契卡”人员也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不是让他们来寻找敌人,而是 来搞经济工作。 奥托·拉齐斯说: “捷尔任斯基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倾听 行家们的意见,仔细地加以考虑。起初人们想:来了个“契卡”头子,铁腕人物, 大概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但是他却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对他们 说:‘请帮助我,我是来学习的’。” 他立即表示反对国家垄断和提高物价。垄断对生产者最为有利,因为生产者可 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能抑制物价上扬,而 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来抑制它呢?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工业产品无人购买。农村赤贫化,农民没钱买东西。而工 业部门又不愿降低产品价格,想让国家定货。可国家也没钱。这就是1922-1924年 发生的销售危机。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不会做买卖才产生的。 捷尔任斯基在政治局里抱怨说: “价格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对产品的评价。它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别的一些什 么办公室里的人在享用‘咖啡渣子’时所决定的。我们这儿不存在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要不断地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最终是要破产的。而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国家本身破产。 在当时,农业还是私有的。捷尔任斯基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剥夺农民,国家 就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 仓库积压,机器卖不出去。只是在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价格符合市场标准以 后,一年之中生产出来的机器才在数周之内销售一空。 他在实践中采用的完全是市场方法。列宁声称,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 国电气化。而捷尔任斯基却坚持认为:执行政策应从“苏维埃政权加市场”这个公 式出发。 距逝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瓦列里安·弗拉基 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后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捷尔任斯基在信中承 认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同意当时一些做法的言论会帮助反对派,这是他所不愿 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无所做为,“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不 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 是红色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心情,我实在太累了。 “我已数次申请辞职。你们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有这些思想和痛苦, 我无法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因为它们总会表现出来并且传染给别 人。难道你看不出吗?我实实在在不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干了。我恳求你们 大家解除我的职务,另选一位不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反抗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吧!” 捷尔任斯基还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曾任“格帕乌”总局主席的人来讲, 这句话是惊人的。他写道:“经常要做一个生硬的主管人--这已经使我感到如此 沉重了。” 在政治上讲,此时他已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了。 他是反对当时的反对派的,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拾起了过去托洛茨基所 提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两年之后这些口号又被斯大林所占有。反对派建议剥 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自己也会没裤子穿。然而他 也不属于斯大林阵营。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是陌路人。 要是他再多活两年,一定会同布哈林一起被划为右派的。 他一直疯狂地工作,完全不会享受生活,革命前他生活得很清苦,从不许自己 花党的钱,尽管那些侨居国外的党员,从列宁开始,生活都很不错。革命后他又只 允许自己考虑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甚至不去看戏和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的: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具有巨大爆炸性热情的人。他的精力总保持在一种紧张的 状态,似乎是在不断地放着电。每一个问题,那怕是次要的小问题,都会使他热血 沸腾。那时他那细薄的鼻翼就要抖动起来,眼睛里闪动着火花,声音也会变得越来 越紧张,有时甚至会达到嘶哑的程度。 “对于交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去努力完成, 并且总要激情满怀地、毫不妥协地、狂热地护着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受 到干扰和批评,但从不夹杂着个人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完完全全地溶化在事业中了。” 捷尔任斯基是个病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受到医生们的监护。他 住在与他的副手缅任斯基相邻的别墅里,他们一起去克里米亚和基斯洛沃茨克的疗 养地去休养。在那种地方由于营养好他甚至虚胖起来,但是他的健康早就因为蹲监 狱和服苦役而被摧毁了。 1926年7月20日,正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及反对派;力图保护农 村和农民,证明不可掠夺农民的时候,他忽然支持不住了。 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分歧带有原则的性质。加米涅夫指责捷尔任斯基倾向 于市场的自发性。而捷尔任斯基主张调剂市场,如何调剂呢?就是让市场充满商品, 调控储备,以便使物价平稳。加米涅夫认为,就应该指挥市场。 有趣的是,捷尔任斯基这位惩罚机构的负责人,对待存在着政治反对派这一事 实处之泰然,虽然他对他们的反农民观点十分反感,但却并没有对自己的对立面采 取什么行政措施。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对这些人的容忍和耐性:当时已从权力的 顶峰跌落下来,但仍然颇有影响的托洛茨基就在他主管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工 作,任科学技术部的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排挤反对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 始认真对付托洛茨基是在一年以后,那已是捷尔任斯基逝世之后的事了。 斯大林曾说,应该把反对派扫地出门,扫出党的大门。托洛茨基在1927年中央 全会上很准确地对此话作出了反应,他说:“只要一提扫帚,您就会很满意。您需 要给别人扣帽子和用扫帚清除异己--这就是您全部的纲领。” 捷尔任斯基曾对加米涅夫说:您感到奇怪,为什么农民不愿卖粮食,并且认为 咱们的困难是富农造成的。可问题在于,农民无力购买商品,它们的价钱太高了。 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去,需要把地主请回来。 那时捷尔任斯基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斯大林就要掠夺农村,把会干农活的、勤 快的农民赶到西伯利亚去。市场将要消失,商品生产完全崩溃,而国家要对经济实 施行政性管理,为此还要建立起许许多多的管理各个部门的人民委员部。然而管理 人员越多,商品就越少。所有必需的东西都要脱销。 把短缺商品进行配给的制度,只对某些社会阶层有利,例如,只对那些负责配 给的人和那些能够拿到短缺商品的人有利。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上面提到过的1926年中央全会上来吧。会后捷尔任斯基回到 家中就倒下了。请来了医生,医生给他注射了药针,但已没用了。捷尔任斯基与世 长辞了,还不到49岁。 奥托·拉齐斯对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人建议在最高国民经济委 员会的旧址瓦尔瓦尔克为捷尔任斯基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表示赞成, 这是他应得的。但如果有人要把他在卢比扬卡的纪念碑修复,那我就去把它砸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