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 1920年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关于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的第 169号命令。其中说: 1.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2.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所有的工作人员、资产及工作全部转交给新组 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3.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服从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同志的领导。 4.任命达维多夫同志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处长。他应在一星期之内 向主席团提交外事处组成人员的名单。 5.自本命令公布之日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部门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同外交人 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转运中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联系都要通过外 事处进行。” 自这个情报机关产生之日起,它就由缅任斯基领导。1923年9月18日,缅任斯基 又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第一副局长,那时捷尔任斯基更多地是管理经济,而 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事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们。 在20-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成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在这方面,缅任斯 基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俄“契卡”的优越性首先在于,来此机构工作的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是那 些经过地下斗争、秘密工作以及与沙皇警察及监狱当局斗争过的布尔什维克们。 其次,第一代的苏联情报人员都是些生于国外或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的人,他们 在国外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些国外的地方真的就是他们的家。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苏维埃俄国诞生以前,一般都认为间谍和反间谍机构 都只是战争期间才需要的,和平时期就解散它们,有普通的警察就足够了。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就不再有特工机构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也没有情报机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才在英国的帮助下着手 建立。 英国人曾把特工机构削减到最低限度,法国人也是如此。只有全俄“契卡”的 机构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像添加了酵母粉一样地膨胀了起来。这就是此类机关在20 -30年代颇有成绩的原故。 任何别的国家也没有为此花费了这么多的钱财和气力。苏俄曾认为自己几乎有 能力和全世界打仗,因此对它说来,在全世界进行地下战争也是完全自然的。 第一代苏联情报人员大多是由忠于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去干情 报工作不是为了出国。他们是为自己认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开始,他们求助于 自己的天然盟友--外国的共产党,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是不 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因为他们已被当地警方登记在册,他们没有活动的余地。 于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就开始寻找“后备” 间谍--即那些具有左倾 观点的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对于那些同意合作的年轻人,则劝说他们不要公开发表 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伺机在国家机关中找个工作位置,最好是能打进当地的特工机 关中去。 这种思想意识相同的志愿者为数不多,因此也找了同意为金钱而工作的间谍。 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大概首先想到的是在同性恋者当中寻找间谍。第一, 这些被迫过着双重生活的人最善于保守秘密;第二,他们在同性恋者的圈子里比较 容易地就能找到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人物,而且在床第之间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探听出 任何秘密来。第三,当时在同性恋者当中,社会主义思想广为流传。30年代在英国, 具有左倾观点的同性恋者集团被称之为“同性恋者国际”。 情报机关是借助于自己的一个著名间谍,英国人盖伊·伯吉斯,了解到这批人 的可贵之处的,伯吉斯是金·菲尔比的朋友和战友。交给怕吉斯的第一个任务是招 募一名英国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伯吉斯于是同那人建立了暧昧关系,从而完成了任 务。 当有人用不大尊敬的口吻描写菲尔比及其朋友们时,苏联情报机关的资深工作 人员会感到由衷的气恼。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菲尔比确实富有天才,那是事实。可 惜的是,苏联对外情报局档案馆中保存的真实文件中所描绘的菲尔比及其朋友们, 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非正常的性关系、当时还难以医治的梅毒症和家庭纠纷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还有对世人的愤怒不平:怪别人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才干,仕途的艰难以及想在 暗中操纵他人的愿望,--这一切就是当时一大群年轻的英国人跌人莫斯科招募人 员所张开的罗网的原因。这些人不愿正视现实,自以为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从 而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这是一群奇怪的、非凡的、不同寻常的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可以动手杀害自己 不久以前的同事,这些不谋私利的人也会伪造国库债券。在20-30年代,一些人为 了逃避平淡、空虚的日常生活,为了寻求刺激而投靠情报机关。高尚的男人们的游 戏比去狩猎打野兽更纯洁一些! 专家们研究我国情报工作的历史时,一般是从伊凡四世在1549年所建立的外交 衙门开始,那时候在外交活动与情报活动之间还没有什么区别。在伊凡雷帝时代也 已开始了对间谍的惩治:1570年,外交衙门的负责官员伊万·维斯科瓦特被残酷地 杀害了,因为他被怀疑叛国和阴谋反对朝廷。维斯科瓦特曾经很巧妙地招募了所谓 的“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我们的时代连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克留奇科夫都非常害怕这种人。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建了枢密衙门,情报活动也交给它管理。 有趣的是,枢密衙门很快也开始为沙皇家族服务,完全跟克格勃一模一样。那 时的特工头目没有什么将军称号,只叫文书。沙皇去打猎,或是去拜神,都由他陪 同。如同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中将一样,他在朝 廷里有着非凡的影响--能代替沙皇签署命令。 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已有一位叛变者逃到了西方,而且是 一位英勇的情报人员。看来,这个传统也是由来已久的。 也和现代一样,自古最困难的事就是和最近的邻国搞好关系。据《俄国情报机 关史论文集》中记载,外交家和情报人员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曾受命去调查波格 丹·赫梅利尼茨基①的情况,说他是一个“自称为乌克兰统帅的来历不明的人,他 同‘共和国’进行武装斗争并要求莫斯科的沙皇接纳他以及他的哥萨克队伍加人俄 国国籍。” 赫梅利尼茨基称自己是贵族,而警惕性很高的马特维耶夫查出了他的底细:原 来这位乌克兰统帅的父亲是个“卖肉的犹太人”,而赫梅利尼茨基本人最初只是个 “开小酒馆的”。 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不轻信自己的间谍。著名的法国外长塔列兰也曾是受雇 于俄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出警告,说拿破仑准备进攻俄 罗斯,然而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正如1941年斯大林没有重视发给他的无数警告 一样。 不吝惜公家经费进行全面跟踪监视--这也不自克格勃开始。沙皇警局的将近 百名特工曾跟踪监视恐怖分子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温科夫。结果呢?他们并 没有能够阻止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 至于招募间谍的办法,俄国最早的情报人员之一阿法纳西·奥尔金一纳晓金想 出了一个万能的灵丹妙药--多给银子! 讲究实际的彼得大帝从不吝惜金钱给自己的情报人员,让他们去收买外国的外 交官们。这样,他也奠定了情报工作的传统之一。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间谍们不 愿意收卢布,可由于当时还没有美元,所以用水貂皮结账,当时这叫“付账工作”, 由动词“付给”演绎而来。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曾下令给当时的驻英大使,让他为伊兹梅洛沃的 苗圃带回“各式各样的种子”来。由此,开始了情报工作中的科技路线--也就是 常说的“工业间谍活动”。科技间谍活动的种种办法也是早已有之的:大名鼎鼎的 情报人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一帆风顺的仕途,正是从他在伦敦大英博物 馆的展品中偷回了最新的子弹样品开始的。 在叛逃到西方去的“契卡”分子中,职位最高的要算原来驻西班牙的苏联情报 站站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了。他曾一再肯定地说,正是他从德国盗回了制造工业 金刚石的工艺。 莫斯科起初是想买专利,并和克虏伯公司签约在苏联建厂。但是斯大林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对缅任斯基说: “这些蠢猪要价太高,想办法从他们那儿偷出来怎么样?让他们看看咱们‘格 帕乌’的本事!” 苏联驻柏林情报站不仅偷出了所有的有关工艺流程资料,而且还把该项目的发 明人也弄到了莫斯科,让他出席工厂开工典礼。 1923年1月,“格帕乌”的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建议 成立一个专门从事虚假报道的机构,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情报活动。 温施利希特比捷尔任斯基年轻两岁,参加革命运动比他晚五年。他和捷尔任斯 基曾同属一个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提出以上建议时,温施利希特想 他不过是在继承老传统罢了。 如果是在今天,雅科夫·托尔斯泰(某县贵族领袖的儿子,普希金还曾献给他 一首诗)在节日里大概会穿上将军的礼服并领导特工A组的“积极活动”。这在行话 中就叫做“混淆敌方视听”。 当时喜欢居住在巴黎的雅科夫·托尔斯泰有一次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向沙皇建议用钱收买法国的报界,让它大肆吹嘘俄罗斯如何如何的好。当时圣彼 得堡的统治者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和历史上的这个例子如出一辙的是:1923年1月 11日,政治局采纳了温施利希特的建议。 根据政治局的一项决议成立了跨部门的虚假情报局,参加该局工作的不仅有 “格帕乌” 的代表,还有党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工农红军 司令部情报局的代表。 这个局的任务是编写令人对俄罗斯内部情况产生错误印象的假资料和假文件, 然后通过情报机关将这些材料提供给敌方。 这个局还准备一些文章和短评给期刊,为各报编辑部提供形形色色假材料-- 然而每一次都要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 这种提供假情报的工作成了国家安全机关总战略的一部分。“契卡”人员还组 织了假的地下反革命组织,让它与侨居国外的流亡者取得联系。那些从俄国逃出去 的军人和政治家都愿意相信(也不可能不相信!)在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正在 成长壮大。某些侨民领袖上了钩以后就跑回俄国来看一看新兴运动的实力如何,可 一回来他们就被捕了。 最近十来年,广大公众都了解了所谓的“托拉斯” 行动,不仅是因为此事已部 分解密,还因为先是出版了作家列夫·韦尼阿明诺维奇·尼库林的书《死水微波》, 接着又上映了电影导演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执导的多集影片。其实, 这类行动曾经组织过很多次。除了莫斯科以外,乌克兰“格帕乌”的特别处因为要 与政治侨民斗,也干过这种事。 一般都认为,这种把政敌从国外骗回来,然后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将其逮捕的办 法是缅任斯基想出来的。 1924年夏天,就是用这种办法将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诱骗到莫斯 科的。在当时此人简直就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 缅任斯基为此获得了当时还很少授予的红旗勋章。而萨温科夫在1925年不知是 自杀还是被“契卡”人员杀掉了。被囚禁在牢狱中的时候,他似乎表示了忏悔,给 国外的侨民们写过一些信,劝他们“学他的榜样回到俄罗斯来”。这些信是他自愿 写的呢,还是在“契卡”人员的高压下写的?--实在无从知晓。 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也启用了那个虚假情报局。很多西方的情报机关都 曾要求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国地下组织向它们通报红军的情况以及俄国境内形势 的材料。它们也收到了回答,但那些答复都是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 人员撰写的。这个工作是工农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批准的,而后来他自己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年代初,“契卡”为原国家杜马代表、著名的政治侨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 奇·舒利金组织了一次在全苏俄的旅行。让他回到俄国来,后来又放他出国去,为 的是叫他看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那些呆在国外的政治侨民想要推 翻他们完全是痴心梦想。这个计划还挺成功。后来舒利金写了一本书,名为《三个 首都·红色俄罗斯之旅》。莫斯科对此书颇为满意。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他曾组织了杀害托洛 茨基的行动,战争期间又在德国后方从事破坏活动)回忆说,缅任斯基曾下令准备 使行动积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们“中立化” 的计划,意即将他们肉体消灭的计 划。苏多普拉托夫本人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织的领袖科诺瓦利茨。 后来,缅任斯基又成立了由“格帕乌” 总局局长直接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它 是独立于外事处的小分队,负责组织战争期间的破坏行动并将间谍派人敌人的最重 要的单位。这个小组由雅科夫·谢列布良斯基领导,他的副手是瑙姆·艾廷贡,就 是他后来组织了暗杀托洛茨基之事。这个小组由20名侦查员和60名秘密人员组成。 1926年7月30日,即捷尔任斯基逝世的10天之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 缅任斯基被任命为“格帕乌”总局局长,一干就是8年。 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说: “谁也没注意到默不作声地干活的缅任斯基。只是在捷尔任斯基和温施利希特 分手以后,他找不到别人,就提出了缅任斯基作为人选。人们都耸肩不以为然。 “而捷尔任斯基则为自己辩护说:--那么还有谁呢?没有别人啦! “然而斯大林支持缅任斯基。斯大林一般都支持那些只靠上级机关的慈悲才能 在政治上生存的人。于是,缅任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帕乌’中忠实的影子。在 捷尔任斯基去世以后,缅任斯基不仅当上了‘格帕乌’的首长,而且还成了中央委 员。这样,在官僚舞台上一个不成功的人的影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 缅任斯基仍像以前一样委婉客气,彬彬有礼。每次听完工作人员的例行汇报之 后,他都会伸出手来向那人说:“您好,您生活得怎样?” 他的姐姐柳德米拉·鲁道福夫娜有时向他为被捕的人求情。在那时候由有影响 的人出面还可能挽救一些人。 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 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作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写道,1920年他准备去巴黎。在外交人 民委员部填写好了表格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把他叫到了“契卡”,那儿的人告诉 他:“从大门进去,去见缅任斯基同志。” 爱伦堡回忆当时的情况:“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正在生病, 躺在一张特别短的沙发床上。开始我以为他会问我是否与弗兰格尔分子有什么往来, 但是他说他曾在巴黎见到过我,还问我是不是仍然在写诗。我回答说自己正在准备 写一部讽刺小说。既然谈到了文学,我就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怀疑:现在发表很多矫 揉造作的诗,可布洛克却沉默着……缅任斯基有时微笑,有时点头,有时皱起眉头……” 在告别时,缅任斯基对爱伦堡说:“我们是放您出去的,可不知道法国人会对 您说什么……” 伊利亚·爱伦堡拿到了护照。他当时无法知道,一年以后布洛克的命运正是由 缅任斯基决定的。 1921年7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列宁提出请求,想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布洛克出国去治病:诗人当时病情严重。列宁就向特别处领导人缅任斯基征求意 见。 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 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放他出去。但 是可以在一个疗养院里为布洛克准备一些好的条件。” 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1921年8月7日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现在我们都认为,真正的恐怖政策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其后则是在1937年执行 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恐怖政策是在革命后立即开始实行的,一直继续到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逝世。 1927年秋天,同情苏俄的著名法国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来到了莫斯科。1927 年9月16日斯大林接见了他。巴尔比尤斯问斯大林:当西方总是在宣传苏联执行红色 恐怖政策时,我应如何对付呢? 斯大林回答得很简单:“我们这儿正在枪毙间谍,这当然不是什么红色恐怖。 我们面对的是特务组织,它们的基地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些组织显然是由大资本 家和英国情报机关出钱养活的…… “不久以前我们逮捕了一个由贵族军官组成的很小的小组。他们的任务是毒死 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有3000到5000人之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瓦 斯毒气毒死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怎样和这些人斗呢?他们并不害怕监牢,这儿 的问题是节约生命。或者是消灭这些由贵族和资本家的儿子们所组成的小组织;或 是让他们消灭数百或数千名我们的人。” 1927年5月10日,苏联驻波兰的全权代表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科夫在华沙车 站遇刺身亡。斯大林对巴尔比尤斯说:“作为对此事件的回答,我们枪杀了20个白 卫军。工人们对此非常满意,可他们说:枪毙的太少了,咱们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 寄生虫在到处游荡…… “应该弄清楚,是对什么样的人判处了死刑。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里都是些什 么人呢?都是些和苏维埃政权作战的贵族、公爵、沙皇的将军们、沙皇的军官们。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名单里有非剥削阶级的代表,很少有,可能有一两个,恐怕也是 间谍…… 当有人指责我们不是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时,我们就想这样回答:我们 本来也不打算保护所有的人。我们原本就公开声明,我们的制度是带有阶级性的。” 斯大林说话从来不愁找不到词儿。可是工人和农民早已吃了子弹或被送进了集 中营,而且这种人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当然,“剥削阶级” 的代表们遭的罪也不 少。在所有的机关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清洗:异已分子被无情地赶走。 那些被清洗了的人们也分为若干等。被定为第三等的人不得在某一固定地点工 作,被定为第二等的人根本就不能找到工作。而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口粮卡片, 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 就连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都被派夺了公民权,因为 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过,他倒是很快就摆脱了困境。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 他的公民权后来被恢复了。那些不像他这样有用人材的公民们,可就要倒霉得多了。 曾做过党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 雷切夫对我讲述了他家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米琴地区最富有的人--米琴现在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区。他用自 己的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教堂至今还在。早在1919年就打算逮捕他,可是当地的 农民群起而保他,说:我们不交出他,他是我们的人!到了1930年,又打算查封这 座教堂。我的叔叔在米琴地区的一次会议上说:‘公民们,咱们是不是不查封这教 堂为好?不管怎样,教堂里有安葬着咱们祖先的墓地。谁来为我们扫墓祭祖呢?’ “为了这件事,按第58条款他被判了5年流放,被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去了。 他的女儿奔走呼号,总算为他平了反。女儿赶去接他,而他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郊 外烧木炭。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他,终于死在女儿的怀抱里。 “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在鲁布廖沃管理一个自来水站,在那儿工作的一共有200来 人。其中的一半,100个人遭到镇压,几乎全部被枪决,其中也包括我的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