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家族里的幸福童年 在回忆过图波列夫的经历之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又开 始思考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那些管理者的命运:“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 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有半个世纪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在铁窗后度过多年,关于看守和劳改营管 理总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是这样写的:“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 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 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 拉科西·马加斯战前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后来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很 长时间,他留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当时有名的科学家瓦尔加院士 的一席话。瓦尔加对他说:“正派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 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 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入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 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职业党务工作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涅纳舍夫写道:“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在1937年冬天,它在我的意识当中像是一种不祥之物,它能 从我们的家中抢走父亲,甚至剥夺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区内务局 的木制大房子离我姑姑家的土窑不远,我在区中心上学的那些年一直住在姑姑家。 每天,当我从内务局那被厚实的帷帝遮挡住的窗户跟前走过时,我总想,这些窗户 后面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我当时不可能明白很多事情,但像一头小兽一样本能地 感觉到,这所房子里将发生某种对我、对其他人来说不幸的、危险的事情……” 在斯大林时期,肃反人员采用轮班工作制。他们建立一个班组来完成自己那部 分工作。在这期间他们获得了一切--物质财富、称号、职务、勋章、荣誉、名声、 同领袖交往的权利。从被捕者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要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 供商店,商店只向本部职员出售商品。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轮到下一个 班组了。原来的班子被解散,新来的人又获得了一切。 在这个可怕的帝国里有时也能遇到好人--不打人的侦查员、天生并非恶人的 监狱值班看守、并不那么凶恶的劳改营监督员。这些人极少遇到,但遇到他们可是 福气。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基本上可分为两类。那些无可争议的崇拜者对斯大林无限忠 诚,他们以斯大林的名义枪毙犯人,念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而那些追逐个人名利 的人则会轻而易举地适应党的方针的任何转变:需要杀谁,他们便杀谁。渐渐地, 第一类人几乎不复存在。 可是否应当把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卢比扬卡的主人都视为大恶人,看作是用 自己的罗网缠裹住整个国家的鬼呢?将罪责归咎于某个生来就带有魔鬼印记的人, 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上一句:“一切事情都怪他!”--这种做法的确很诱人。 可是要知道,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他们领导的部门所需要的人。其他人在这 个位置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要不他会选择其他工作岗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权有势的部长或人民委员只不过是这个似乎是独立存在的 宏大体系当中的一颗螺丝钉。 但他同时也在给这台机器紧扣,也在调试并开动这台机器。事实上,这一装置 之所以能够工作,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更多的志愿助手心甘 情愿地给自己选择了这一工作,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使全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他们为许多人设立了专案文件,国家安全机 关人员渗透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 他们使人堕落腐化,使那些原本看上去正派文明的公民为了摆脱恐惧,或是为 了钱财、房子、出国,再或者仅仅是指望获得领导的垂青,出卖自己的亲人、邻居 和同事。 对被捕和对劳改营的恐惧致使人身上所有那些恶的东西暴露无遗。这让人觉得, 坏人比重大于常人。人们之所以坚持不住,是因为他们面临万丈深渊。恐惧和不信 任在苏联社会中成了一种推动力。其结果是遏制了一切首创精神和自我承担责任的 意愿。 可是这些人能否选择另一种命运,不用害怕会消失在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呢?当 时的人们受到的判决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要知道,肃反人员要么执行命令,要么就 得死。如果一颗螺丝钉坏掉了,它立即会被另一颗所取代。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潘琴科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奴颜婢膝之徒和 走狗们说:‘时代就是这样。’时代总是不好的,而我们能否超越它--这取决于 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仍然可以做个正派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敬 重的一位老师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说过:‘别担心,在任何最丑 恶的制度下都会给正派人留下两三个位置的。”’ 还应当考虑到,对不少人来说,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卢比扬卡工作不仅给他们 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而且也给他们创造了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1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是几百万人,对于他们来 说,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存在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再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及其家 人也算进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对斯大林的迫害。对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国家安全 机关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国内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克格勃的将军,劳改营和监狱里有 多少监督员,多少侦查员捏造出多少命案!但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呢?他们长大以 后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谴责?咒骂?还是相反,赞颂他们? 没有这类书籍。谁也没有找到“卢比扬卡的”孩子,没有问过他们。这里需要 的不是小说,而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那种严肃的纪实性文体。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此类书籍呢?这是因为,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可怕,写起 来也可怕。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的才能看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 在苏联时期就问过他,为什么他再也不写东西了?他回答:“尝试过,曾经挖得深 了一些,突然惊叫一声,赶紧把坑填上,再用脚踏平。”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妻子的侄子,他编写了阿利卢耶夫--斯大 林--家的家谱,并撰写了《一个家庭的纪事》一书。 在他还是个3岁小孩时,他的父亲便被枪毙。过了整整10年,他母亲又被囚禁。 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只留下了诉讼案。母亲6年后被释放。她回家时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他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却保存着完好的记忆,这一点令人惊讶。对这位回忆录 作者来说,昔日子是后来才来的,那时已经没有人被枪毙了。 书中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对约瑟夫·斯大林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不成功的 婚姻的评价,家人对阿利卢耶娃自杀一事的态度,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斯大林不 幸的私生活。书中只缺少一点--没有表现出对不幸父母的同情,作者也没有试图 去搞清楚父母先后被夺走的原因。 其实作者有答案。父亲是被贝利亚杀害的。抓母亲进监狱的也是他。贝利亚被 枪毙后,母亲又被赫鲁晓夫囚禁在劳改营整整一年。如今的民主派尼基塔·赫鲁晓 夫,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曾任捷尔 任斯基的秘书。1938年,列坚斯被派往哈萨克斯坦任内务人民委员,几个月后被逮 捕,他被指控为地主贵族国家波兰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毙。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写道: “母亲费尽周折找到斯大林,请求他过问父亲的案子。‘好的,’他说,‘我 把莫洛托夫请来,你跟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来。他们会把列坚斯带来,我们 一起解决此事。’但祖父拒绝去斯大林那儿。于是母亲和祖母两个人去了他那儿。 祖父的缺席激怒了斯大林,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跟我母亲和祖母大吵一架, 根本没有解决事情,于是父亲的命运便被注定了。” 然而作者认为,他父亲的死既不怪斯大林,也不能怪那个令无辜的人被处死的 制度。制度是非常优越的: “那个年代,商业部门运作良好,物价下降,有段时间食堂里的面包免费供应, 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不断改善……制度让人们过上了有保障的日子,国家在前进……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报纸还充斥着有关鞋子、电视机、冰箱滞销的报道。”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论断。尽管父亲被枪毙,无论未来的回忆 录作者,还是他的家庭,仍然可以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也可以去所谓的“病号 食堂”(通常被称作“小灶”)去就餐,还可以调用政府车库里的汽车--林肯、 奔驰,战后则是“吉斯--110”。住在沿河街上那幢有名的大楼里,五间一套的住 房,大约有100平米,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心满意足地回忆着。夏天在斯大林的 别墅度过。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的副官安排他进研究生班,并向国立莫斯 科大学校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作者也真的相信,“我觉得,我们那时的生活方式完全是民主的…… 那个时候,过得比别人好的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让作者失去了父亲,但作为交换给予他的却是对伟人难以忘怀的认同感。 如果说书中也有英雄,那这个英雄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阿利卢 耶夫根本没有发觉他下面这句话听上去有多么奇怪:“父亲死后。我和妈妈在战后 非常喜欢上剧院。我记得,在大剧院里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包厢。” 未来的作者受到伟人关注的那一刻也令人难以忘怀。看到小阿利卢耶夫后,斯 大林对他母亲说:“好啦,就凭这样的儿子,我也可以不跟你计较了!”父亲已经 被枪毙了…… “斯大林当时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他常问我们许多问题,同我们开玩 笑,逗我们玩儿。昨晚饭的时候,他不断地给我的盘子加饼干、陈皮。我们嬉笑着, 不时兴奋地尖叫。” 最先记述在克里姆林宫的童年生活回忆的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 耶娃。她的文学水平迄今为止大概也是最出色的,她的书坦率而又严肃。不过,后 来问世的由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所著的一部书在我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这得益于该书构思巧妙的、几乎类似侦探小说的情节。 小赫鲁晓夫为辩解文学开了个头,那时“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开始维护父辈 的名誉。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在《关于我的父亲格奥尔基·马林科 夫》一书中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同迫害没有关系,相反, 他曾试图阻止贝利亚搞迫害。 父亲被枪毙后被迫改用母姓的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在《我的父亲 拉夫连季·贝利亚》一书中也表示相信,父亲只做了救人的事情。 对父亲的罪过视而不见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的书恐怕是第一部没有为自己那遇害的父亲进行辩护,而是为允许杀害父亲的人 说好话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