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陷阱” 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亲自策划了招募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莫 里斯·德让的行动,这位大使因喜爱大剧院芭蕾舞女演员而著称。 间谍出于意识形态、崇高的理想而为情报机关工作,这对情报机关来说真是件 美事。但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是非常稀少的。 基本上是出卖情报。有时是为了爱情,例如爱上了外国情报机关的女工作人员。 有时需要借助恫吓招募间谍。 特意为法国大使设置了一个“甜蜜的陷阱”。在床上招募所需要的人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行动。他爱上了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她是那么地高不可攀,这更激起了 他的欲望。当确信大使已牢牢地上钩后,就可以邀请他去一幢别墅了,这实际上是 幢属于克格勃的别墅。于是他的恋人突然表示愿意与他幽会,还告诉他丈夫出差了。 大使感到幸福极了,一切都很美妙。当然,房间里已装上了窃听设备。半夜, 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一个好像丈夫的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来,他 其实是克格勃军官。他巧妙地扮成一个喝醉的、爱吃醋的人。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 时,他装出愤怒的样子,痛打大使,把身上只有一顶帽子的他赶出家门。 女演员大叫:“不要打他!他是法国大使!”“丈夫” 则愤怒地咆哮着,要去 法院告他,向法国政府告发他……这是大使最害怕的。他赶紧向介绍给他的据说是 莫斯科的一个“大人物” 求助。“大人物”在部长会议大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被告知大使。这个“大人物”就是反间谍局局长格里巴诺夫。 大使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不要闹成国际丑闻。格里巴诺夫不太情愿地同意 试试,但又说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办法。应该同他们建立起关系,也许他们愿意谈 一谈未来的苏法关系。当然,不会涉及什么机密,只是谈一谈……大使什么都答应, 只要不声张出去。他就这样被招募了。但一名叛逃者使整个行动泡了汤,他和盘托 出了为法国人设计的“甜蜜陷阱”。 格里巴诺夫的仕途生涯由于1964年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尤里·诺先科叛逃而结束。 反间谍局局长必须对失败负责。 不过,谢米怡斯内在任时抓获了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之一--苏联军事情报机 关的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他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他的落网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胜利。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被立即带去见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 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他。佩尼科夫斯基嘟哝着说,他没做 任何坏事,没有任何罪责,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下令把他带走……” 佩尼科夫斯基葬送了苏联在瑞典的一名最优秀的间谍。瑞典政府裁军顾问、古 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朋友、总参谋部的上校斯蒂格·埃里克康斯坦斯·文纳斯 特伦姆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后承认,他为莫斯科工作了15年。就提供的情报的数量来 说,文纳斯特伦姆可与金·菲尔比相媲美。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将军曾和他打过交 道。1960年,尼科利斯基被任命为驻瑞典武官。 尼科利斯基将军说:“瑞典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关于其军队的 消息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我们是想借助瑞典人找到刺探北约和美国机密的途 径。我们需要文纳斯特伦姆干的正是这个。他在华盛顿当了5年的空军武官,为瑞典 空军购买飞机,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国所有的新式武器,后来又到国防部空军装备处 当了4年的领导。您自己想想,他是何等地神通广大。 “例如,当时我军对美国新式‘霍克’导弹非常感兴趣。我们请求文纳斯特伦 姆帮忙,他搞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对间谍来说,传递情报是最危险的时刻。您和文纳斯特伦姆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经常见面,大约每周两次,在各种各样一定要请武官的招待会上。在这 种嘈杂的情况下,他把情报转交给我,我则向他转达总部的任务。文纳斯特伦姆在 莫斯科当过武官,俄语说得很好,因此他同俄罗斯人的接触显得合情合理。” “为什么他会暴露呢?” “情报总局把文纳斯特伦姆提供的关于西方最新式武器的情报交给了最感兴趣 的那些人,即苏联的武器生产者。佩尼科夫斯基有机会接触这一情报,他最终查明, 很大一部分秘密情报来自瑞典,于是把这一点报告给了自己的英国联络员。” “总的说来,瑞典反间谍机关并不以成绩斐然而著称,可是瑞典人怎么会挖出 了文纳斯特伦姆呢?” “在他暴露前不久,总部指示安排文纳斯特伦姆同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见 面,但不是在瑞典,而是在芬兰。文纳斯特伦姆赶到赫尔辛基,旅费是我们出的。 “我驻芬兰的同事得到指示,会晤不得安排在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寓所,而要 在‘邻居’,即克格勃负责人那里,以确保万无一失。间谍头目提供了自己的寓所。 莫斯科来的官员同文纳斯特伦姆在这套寓所进行了愉快的谈话,可几周后作‘邻居’ 的间谍头目逃往西方。” “赫尔辛基的这次会晤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所有的官员干嘛都那么喜欢出国?所谈的内容极其微不足道:对文纳斯 特伦姆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好像这件事我做不了似的,如果由我转达感谢的 话,就可以把情报机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向文纳斯特伦姆允诺了许多东西, 养老金、勋章,但什么都没兑现。 “我们那种明明办不到,却还要打保票的习惯对他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他翻拍了我们感兴趣的机密材料。我向他提供了‘盾牌’专用胶卷。胶卷由 我们的科学研究所研制,据他们向上级报告,即使胶卷落入敌人手中,也没办法使 胶卷显影。 “文纳斯特伦姆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并不急于送出胶卷。但当他被捕后,瑞典 专家很快就洗出了照片,这成了无可争辩的罪证。他是在按我们的指示偷拍了总参 谋部的重要文件,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时候被捕的。” “这么说来,苏联情报机关对他的暴露负有责任?” “情报机关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它也患有我们整个国家机关所患的那些弊病。 “有一次,总部指示我搞到两个速度调制电子管,这是火箭发射所必需的零件, 当然,这是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这两个零件每个花了我们4000美元。可是 等零件到了我们手里之后,总部又来一个指示:只需要一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另一 个用不着,要退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通过冒名顶替的人买到零件的,因为 做这种交易商人是要坐牢的。但总部不考虑我们的理由,购买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 管的钱没批下来。 “那个该死的零件价格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曾试图把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 卖给捷克人或波兰人,但一无所获。无意中问了一下我们的商务代表:有没有谁需 要速度调制电子管?他询问了对外贸易部,立即得到了答复:‘通过送急件的信使 把零件送到莫斯科!赶快想办法再买5个,我们的研究所极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