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 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 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 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 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 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 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 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 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 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 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 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 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 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 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 “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 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 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 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 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 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 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 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 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 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 “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 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 “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 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 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 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 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 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 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 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 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 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 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 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 “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 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 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