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 1982年1月25日,任中央书记达35年之久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 离开了人世。苏共中央主楼一门五层的2号办公室空出来了。这一层只有两个办公室, 一个是总书记的,另一个属于党内二号人物。大家都在等待,看谁能填补那个空缺。 人选很多。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勃列日涅夫挑选了安德罗波夫。第一次谈话是在 苏斯洛夫死后进行的,但不知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迟迟不作最后的决定。安德罗波夫 坐立不安,他认为这是契尔年科捣的鬼。 在1982年5月24日的中央全会上,还是他成为了中央书记。整个国家和世界都在 猜测,这位新书记会采取何种举措,会提出什么样的思路。但很少有人想到,在苏 共中央办公室里的是一个身患重病、在世时间已所剩无几的人。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回忆说,克格勃工作人员眼见着安德罗波夫一天天衰 弱下去。他不喜欢散步,变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人。在克格勃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 安德罗波夫考虑问题已失去了原有的敏捷。他阅读起来很吃力,要求他们大声读给 他听。 在克格勃的多年工作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瓦连京·法林写道:“生活在一个闭 塞、风气不正的空间里,安德罗波夫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猜忌、疑心和 报复心理都在加重。 人们早已开始议论谁将是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在暗示,有 时则表现得较为明显。勃列日涅夫曾指着自己的坐椅,语重心长地对他所赏识的乌 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说:“这位子以 后就是你的了。” 但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情绪看来又有了变化。 瓦连京·法林写道:“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在和契尔年科谈话时说:‘科斯佳, 你准备着继承我的事业吧。’我猜当时可能还有别人也听到过他说这种话。各代朝 廷都玩这种游戏。但契尔年科显得对勃列日涅夫特别地忠诚,他不给人以任何理由 怀疑他有篡夺赢弱的总书记的宝座的念头。这可能起了主要作用。” 当勃列日涅夫从中央委员会挑选出安德罗波夫,让他当第二书记后,情况已很 明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成为继承人的机会最大。但他知道契尔年科和谢尔比 茨基事先得到过什么样的表态,因此他更加坐立不安。 安德罗波夫1982年在列宁诞辰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当时勃列日涅夫还活着)给 人的印象是空话较其他人少,有几句出人意料的话,例如,“我们非常不了解我们 所生活的社会”。他得到的掌声比平时热烈。安德罗波夫吓坏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契尔年科坐在勃列日涅夫身旁,而安德罗波夫还隔着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坐在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身旁。安德罗波夫似乎曾向勃列日涅夫抱怨 说,契尔年科在排挤他,并且把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于是,勃列日涅夫吩咐 由安德罗波夫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里面包含着一些特殊的考虑。 勃列日涅夫向来害怕第二书记的地位得到加强,因为主持书记处工作并掌管着 苏共中央二号淡紫色印章的人,对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地方的党委书记们来说是 最重要的人物,这是由于第二书记负责这些人的任免,负责到国外出差和学习的派 遣工作,也就是说,他掌管着“县令们” 的“饭碗”。由于取决于能否得到二号人 物的垂青,因此党委书记们极力表现出对他的忠顺。 但勃列日涅夫并不害怕安德罗波夫。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秘密商定,由安德罗波夫出任 总书记。当时他68岁。在我们国家这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年龄,因为很少有人能 够在这样的年纪保持着开始一项新工作所必需的充沛精力和活力。 作家尤里。马尔科维奇·纳吉宾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了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总 书记这件事: “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俄罗斯文学界全体人士一直极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 一件事。但不知为什么渴望的心灵并没有因此变得明净。 “我们生活的这一新的时期似乎不大吸引人,甚至连一些虚幻的希望都没有带 给人们。这也难怪,就连苏联人通常对新上台的领导所怀有的那种信任也消失了, 没有听到一句赞美的话。大家等待的只有压制、涨价、贫困和镇压。没有任何人相 信,颠覆的列车能够重新回到轨道上。 “国家新领导人的举动显得忧郁而胆怯,不像是那种胸怀宽广的人。他恪守着 一个古老的训条:只能依靠镇压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 直到今天,关于安德罗波夫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活得更长会把国家引向何方的 争论仍没有停止。安德罗波夫的许多崇拜者相信,他会在不使国家受到破坏的情况 下进行一切必要的经济改革。也许他们所看到的仍是一个年轻、精力充沛的安德罗 波夫,一个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的安德罗波夫,可事实上,1982年领导着国家的是一 个假如不是政治局委员早就会被列为残疾人的人。 但是,他的疾病被小心地掩盖起来,即便是最高权力集团也没有想到他的健康 状况是多么糟糕。 他身患多种严重疾病,这迫使他几乎总得躺在医院里,接受各种痛苦的治疗。 按理他早就应该退休了,但在苏联的权力机关中,谁都不会这样做,因为只要你还 在台上,你就是个人,一旦你退休了,你就啥也不是了。 身体上的病痛击垮了他的精神。1982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疲惫不堪、很难 履行其职责的一个人。他还可以吃力地从桌旁站起,但行走时已需要两名警卫的搀 扶。他在总书记职位上总共只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就住进了医院,从此再没出来。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前莫斯科市党的领导人、被派到丹麦当大使 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曾给他写过一封私人信函: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西方对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所有人都在关注着, 看您如何开始领导国家。但西方通常看重的并不单单是政策,还有个人魅力。我可 以派一个优秀记者去,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个正派人。他会选个地方,在别 墅或您家里(不会在上班的地方)为您拍照,这种照片可以拿到全世界去发表。人 们将了解您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德罗波夫破天荒地亲自回了封密码电报:“尼古拉,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 但我现在还不能采纳。可能以后……” 没能等到“以后”。 安德罗波夫把驻芬兰的情报站长派到驻丹麦的大使馆,这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 人。这个人来了,工作情况也作了通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叶戈雷切夫直截了当 地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派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的工作情况。” “你打算写些什么?” 情报站长笑着说:‘如果我打算写些坏话的话,我还会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吗?”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把一帮人笼络到自己周围,他想看看谁是对他有用的人, 但没来得及…… 体力不足和持续不断的病痛是搞改革的不利条件。况且,安德罗波夫没有准备 就绪的改革纲领,没有早已酝酿成熟的周密计划。而制定新的计划,不管怎么说, 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 再说,安德罗波夫又能为国家提出什么样的思路呢?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关于 秩序和纪律的一些幼稚的看法,当时为查处旷工者和游手好闲者而于工作时间在商 店、澡堂及电影院搞的大规模搜捕活动就能体现出这一点。 安德罗波夫曾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 瓦尔德纳泽说,在整顿秩序方面应该向斯大林学习……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有一次对安德罗波夫谈起军费开支大大,国家有困难 的事。安德罗波夫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们是有困难。但我们连社会主义制度 蕴藏的潜力的百分之一都还没有真正挖掘出来。道德败坏,不讲秩序,酗酒,偷盗, 这些事在我国很多。应该好好管管这些事,我相信你,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但情况已发展到灾难般的地步。在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总书记时,一些州已实 行食品凭票供应制度。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 科夫说,已不可能用老办法管理国家庞大的国民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 技术供应委员会和财政部已无法转动经济机制的飞轮。迫切需要改革…… 克留奇科夫在文章中写到安德罗波夫时说:“他认为自己惟有在经济领域是门 外汉,这看来是不无理由的,而且他对此也不讳言。” 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安德罗波夫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国内形势以及 这种形势对社会有何威胁。但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只要管好干部,整顿纪律,一 切就会走上正轨。他对意识形态性质的现象反应强烈,但对关于阻碍经济发展及改 革停滞原因的讨论却漠不关心…… 他总在防备着激进变化和擅自的决定,惧怕新人。总的说来,他大概很难同周 围的世界沟通。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他是个病人,但谁又敢为他提供心理治疗呢? 见过不止一位总书记的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对安德罗波夫 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对安德罗波夫从未产生过崇敬之情,既不相信他有什么才能, 也不认为他有文化,有修养。当然,他非常聪明,比他的同行稍微多些学识。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安德罗波夫一步一步地接过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指挥 棒,是为了通过这场斗争表明自己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尤其是为了向可以对他 往朝思暮想的目标迈进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他所领导的部门不断 灌输反犹太主义,对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及其他许多人的宣传迫害也是由他领导 的。他在任时建立了无处不在的居民监视系统,在各个领域组成了一支人数难以计 算、拿报酬的秘密工作者大军。 我们首先应把苏联出兵阿富汗“归功于”他。他把探听到的帝国主义的意图加 以渲染,致使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穷兵黩武的军备竞赛。 切尔尼亚耶夫写道: “我内心无法信赖一个15年来一直干着卑鄙勾当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的人, 就算他确实设想过要在登上权力之巅后为人民谋福利。 “他没有作出任何杰出的贡献,除了整顿纪律和让报纸更多地开展批评外,没 有提出任何卓越的思想。把安德罗波夫看作改革家是荒唐的。他只是想通过一些组 织和行政措施来调整一下系统。这无济于事。只不过所有人都希望安德罗波夫能够 成为俄罗斯的拯救者……”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只要去办公室找他,看到他,你 就能感觉到他在忍受着痛苦。而他还一心忙着工作,同别人谈话,举行会谈或召开 会议……” 利加乔夫接着说:“在他去世前我见过他一次,是关于提拔我为中央书记的事, 他请我去医院见他。会见之后我一直有种恐惧的感觉,因为我都认不出他了。 “我进到病房,看到那儿坐着个人,穿着住院服,就是贴身穿的那种衬衣,还 是那种家常式的。又是滴瓶,又是床。我想这不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别的 什么人,马上会有人送我到安德罗波夫那儿。可后来我感觉出这个人就是他。 “他大概认为我这是因为激动的缘故。我们坐下后他说:‘来,说说你的情况, 你在忙些什么,有什么问题。’ “我明白,不能汇报得太长,因为他是个病人。我简明扼要地谈了谈工作,后 来又聊了大约10-15分钟,我们一边聊一边喝茶。他说:‘叶戈尔·库兹米奇,已 决定进一步提拔您。’ “我表示了感谢后就告辞了。当时是12月份,次年2月他离开了人世……” 尤里·安德罗波夫离不开代替肾脏工作的仪器。每做一次透析、洗血都要用数 小时的时间。这是一种非常痛苦、令人精疲力竭的疗法。 他的肾脏、肝和肺在逐渐坏死,不得不采用静脉点滴为他提供营养。警卫不得 不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照顾他,他成了“掌上明珠”。他只有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东 西,需要读书或阅读公文时,由值班警卫为他翻页。 在得了一次急性肾衰竭后,他的两只肾都停止了工作。 1984年2月9日,他告别了人世。 2月14日他被葬在红场。在追悼大会上致词的是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 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