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我的浮肿已经过膝。我知道,一旦浮肿到肚子,就很危险了。我后悔没有告诉 母亲我的实际身体状况。整整想了一夜,次日,我请河南打鱼队给我母亲发了一封 快信,告诉她实情。一星期后,我接到一份加急电报:“母重病,盼速归。”我拿 着电报去向王书记请假。他一个人躺在炕上正喝老酒,见我进来,有点不高兴,挖 苦地说:“中央干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我递上电报。他带着怀疑的目光读着 电报,怪声怪气地说:“谁都可以让家里发这么一封电报,我不批准,你可以向上 面去请假。”说完,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你不是让我到上面去请假吗?那我就到西宁去请假。 无巧不成书。就在他门外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货车,正好要到西宁去,可是 车里的软席已经坐了三个人。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恨不得立即飞到母亲的身边,就 爬上敞篷的车厢。青海九月下旬的天气,太阳一落山,气候立即转冷。到了夜间, 寒风刺骨。我发现,货车上一袋袋的东西,好像是盐,又好像是沙。不管三七二十 一,我就用它垛成了一个小洞,自己钻了进去。一夜就这么度过去了。 汽车行行复行行,我的思潮起伏难平。来到青海三年,我像是一个篮球,被抛 到东,又扔到西。人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如果我冻死在车上,尸首一定会被司机抛 到戈壁上去喂狼,而且无人知晓。我猛然觉醒了:回到西宁,不管青海画报社同不 同意,我决不会再回打鱼场了,最多被扣上一个不服从组织分配的罪名,开除公职 回家而已。 离西宁还有几公里路程了,我在车上整整坐了一夜两天。夜幕降临,远处一片 灯光,面积很大,直冲云霄。当我意识到,前边就是西宁时,心里马上跟着一亮! 西宁,西宁,我终于又回到了城市。我刚到西宁市时,是那么蔑视它,觉得它又破 又土。可现在,我竟然比看到北京还激动。 宿舍里小丁、高基和老黄都不在,他们探亲的探亲,出差的出差。我手持母亲 的电报去人事科请假,主管人事的书记起初面有难色。他忽然问我有没有办法回去 买到进口照相器材。我就把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朋友沈觐光的名字端了出来,并 拍胸脯保证,一定能买到。他当即批准了我三个星期的探亲假,并要求我顺便购买 一套进口照相器材。 我先回上海去。由沙漠戈壁忽然来到上海滩,我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尽管上 海也闹饥荒,但凭票在市场上好歹能买到点吃的东西。母亲安然无恙,岳母也很好, 儿子一晃已经四岁了。我心里开始盘算着,无论如何也要调回来,北京、上海都可 以,青海是绝不能再回去了。几个老朋友给我出主意:“为什么不让你父亲替你想 想办法?”这句话启发了我,在上海我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匆匆赶往北京,面见父 亲。 父亲听我介绍了在青海的工作、生活情况,又亲眼见到了我仍然浮肿的双腿, 马上打电话找他的老战友,帮助我联系调回北京。事情很顺利,第二天傍晚,我就 得到通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同意我调去工作,而且,让我马上先去报 到,然后,再回青海,办调离手续。就这样,我结束了在青海的流放生活,回到了 阔别三四年的北京。 第三章再陷旋涡 进“和大” 1962年春季的一天,我在北京站下了火车,顾不上回家,就坐着一辆三轮车, 带着一个大行李,风尘仆仆地直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报到。 我回到了北京,美珍却在一年多前,调到太原山西大学工作。那时,我也从日 月山公社调回西宁。我们之间的联系又较以前频繁了,谁也没有提离婚的事,但彼 此已经感觉到,双方在情感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毕竟分开四年了。 我被安排在“和大”办公室做对外联络工作。这个单位实际上是外交部派生出 来的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机构,其日常业务是:接待各国友好代表团,安排他们在 中国的参观和游览活动;负责常住中国的外国友人的生活起居;组织支持世界各国 人民的正义斗争的群众集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声援活动;协助其他外事单位,安排 大小庆祝活动和国宴。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的人。“和大”的工作很适合我,我也喜欢那里的气氛 和那里的同事,因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我很快成了联络工作的业务骨干。 有些著名的国际友好人士来中国访问,就由我们“和大”出面接待,因而,我 们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接触的机会特别多。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都曾担任“和 大”的领导。几位在中国长住的国际友人,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被称为中日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都住在“和大” 的大花园式的院子里。他们的迎来送往、衣食住行,都是由我们联络组负责安排的。 如果我们计划接待特别重要的人士,一般都通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 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宁一,上报中央,请中央首长接见。一般来说,周恩 来接见的时候比较多,有时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这时,我们这些联络人员就得提 前到人民大会堂,配合那里的工作人员,安排接见事宜。有机会参加中央首长接见 外宾的活动,听他们的谈话,对我这个曾经流放青海的人来说,简直跟做梦一般。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