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利用假期到太原去看美珍。她外表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 漂亮,比过去略胖了一点。那双大眼睛,依然亮晶晶的。她见我来了,把既是办公 室又是卧室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给我做可口的晚饭吃。晚饭后,我们两个人 默默地对坐了很长时间。我有千言万语想对她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怕一句话说错, 会引起她的不快。可是不说,她也会不高兴。 我理解为什么她会这么冷。这几年她连个家也没有,生活孤独,周围没有一点 温暖,还要处处看别人的眼色。我同情她,怜悯她,尽量安慰她。虽然我们还有些 过去的芥蒂和长久分离所带来的隔膜,社会的变化也使我们缺少了共同的语言,但 我们毕竟是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她脸上又浮现出了很久没有过的笑容。 “愚谦,我们这样长久分开,不是个办法。这个地方我实在受不了,生活也不 习惯。你现在已调回北京,想办法把我调回去吧!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在我临 走时,美珍恳切地对我说。我立即答应了她。我现在也迫切需要一个家,儿子小新 一年年长大,五岁了,调皮捣蛋得很,外婆都有点招架不住了。而且,孩子和父母 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向人事科老唐提出了把美珍调回北京的请求。老唐是个很 热心的人,听说我们分开四年了,答应马上替我联系。几个月以后,上边给了答复, 说是摘帽右派不能调回北京工作。那么这就是说,摘了帽和不摘帽,没有什么区别。 总不能让我们一辈子分开啊!无奈之中,我想让美珍索性辞职回京,另找出路 算了!到派出所一问,也不行,因为没有机关调令,北京不给落户口。没有户口, 就等于是个“黑人”,连买粮食都成问题。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我心急如焚。 在“和大”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和平里分到了两间一套有阳台的房子。我真 是高兴极了。那是一所新盖的四层楼房,地上铺着深红色的水磨石,有带煤气的厨 房,有盥洗室,门厅也很大,可以放一个饭桌。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接母亲到北京来住,因为,她马上就要退休了。这样, 把小新接来以后,也有人照顾。没想到,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回北京探亲的美珍后, 她坚决不同意,还气呼呼地说:“那我寒暑假回来住在哪儿?”“我们有两间房, 照样住得下啊!”“那不行,我不能和你母亲住在一起。”“那小新接来谁管啊? 你又一时回不来。”“可以把他送托儿所、幼儿园嘛!”“晚上和周末谁管?我经 常加班。” 我这句话把她问住了。她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可以把你妈妈接来,但是, 只要我回来,她就得离开。”美珍好不容易从太原回来一趟,我知道要改变她的想 法是不太可能的。既然她已经同意母亲来北京和我一起住,已经比过去有所松动, 只好先这样了。 母亲和小新到北京来以后,我第一次感到有了一个自己的真正的家。下班时, 人还没到家,就从阳台上听到儿子呼唤爸爸的声音。我经常加班加点,不管我多晚 回家,母亲总是在等我。她戴着一副老花镜,不是在看书,就是替我们缝缝补补。 我们母子之间,老是有说不完的话。 美珍每次放假来北京,本来是大家都高兴的事,但她一见到我母亲就拉下了长 脸。母亲无奈,只好卷一个小包包就走。为此,我一肚子不愉快。美珍和谁都处不 太好,对我姐姐、哥哥,对她姐姐,都非常冷淡,只愿意和我、和小新在一起。我 知道她对我好,也就经常让着她。但是,我受不了她这种忌妒心,有时甚至忌妒起 儿子小新来。我也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不可能一让再让,有时发起火来也不饶人。 到后来,她每次回来,竟成为我思想上的负担。我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吵完 就完了,但她可以放在心里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 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过去分手时难舍难分,现在我却是希望她早日回太 原,好让我过个太平日子。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不好。儿子小新成了维系我们感 情不至于更加疏远的惟一纽带。 “文革”激流 1962年秋天,中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我的一个明显感觉是,我们食堂的打 卤面里可以看见肥肉丁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 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 便开始在农村搞起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中央决定派工 作组到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们机关的政治学习又开始多起来。我还时常听到一些中央内部的小道消息。 但我接受了反右的沉痛教训,无论听到什么,都放在自己的脑子里,对谁也不说。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携带积蓄已久的政治能量,终于爆发了。 6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充满了火药味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单位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人人心里都惴惴不安,生怕这次运动搞到自己 头上。 聂元梓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后,我们“和大”新调进来的年轻人开 始憋不住了,纷纷自发地骑自行车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回来就向大家介绍情况。 可是,机关领导按兵不动,也不支持大家写大字报。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