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篇 这回穆勒教授请了很多人。他用英语介绍我与大家认识:“今天很荣幸,请到 了从中国大陆来的关先生。关先生既能说英语,也能说俄语。遗憾的是,他还不会 德语。为了不使关先生觉得受冷落,我特意请来了丽娜小姐。她父亲是德国人,母 亲是俄国人,从小在莫斯科长大。关先生,您不必介意我们都说德语,尽管与丽娜 小姐说俄语吧。” 丽娜小姐皮肤白皙,面色红润,一头黑发披下来,白衣白裙,腰上系着红色宽 皮带,打扮得有点像东方女性。她主动用俄语问起我的经历,我虽然有十一年没有 说俄语了,但还是很轻松地听懂了她的话。只是一张嘴说,就觉得紧张,说得磕磕 巴巴。 穆勒教授微笑地听着我们的对话。我恍然大悟,他一定是专门请这位姑娘来 “考”我的,看我是不是真的会说俄语。我可不能掉以轻心。 和丽娜小姐交谈了十来分钟以后,我逐渐放松下来,记忆深处的俄语重新被唤 醒,我们越谈越投机。我故意说一些过去苏联专家常常用的俚语,把她逗得抿着嘴 直笑。 我告诉她,为什么今天晚来并且事先填饱肚子,她听后笑得直不起腰来。穆勒 教授用英语插话问丽娜:“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说给大家听听。”丽娜小姐边 笑边用德语又说了一遍。全屋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穆勒先生解释道:“关先生,这是德国的习惯,请客和聚会不同。请喝下午咖 啡和吃晚饭,一般都比较准时,但聚会一般不吃什么正规饭菜,主要只准备点小饼 干、花生米之类,客人一般都在二十点以后到。还有一种请客方式,例如主人过生 日,客人请得非常多,怕过于拥挤,于是,定一个时间范围:如从上午十一点到下 午十五点,或下午十七点到晚二十二点。这一定是有饭可吃的。” 穆勒又问丽娜小姐:“关先生的俄语说得很不错,是吗?” “他说得不但流利,而且还知道不少俄国成语呢!”丽娜看着我,满意地说。 临告别前,穆勒教授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关先生,您什么时候要我写推荐 信,请随时告诉我。”看来“考试”通过了。 离开亚洲研究所已经快三个月了,也不知道我的书稿结局如何?有一天,我正 好路过亚洲研究所,就进去敲了一下格罗斯曼博士办公室的门。他一看见是我,很 高兴地请我进去,并坦率地对我说:“关先生,我正想找您呢!您写的书稿,我已 经给所里两个中国同事看过了,他们评价不高,说文字不通顺,错字连篇。不过我 很难理解,您的英语水平并不低,还会俄文,怎么中文会那么差?我有一个建议, 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有一位主任教授,叫刘茂才,是三四十年前从中国东北来 的。您可以把书稿送给他看看,请他提提意见。我会和他联系的。” 听了格罗斯曼博士这番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我把拿回来的书稿又仔 细翻了一遍,发现上面有很多字画上了圈,显然是读过它的人认为是错字才在上面 做了记号。可是这些字明明是对的嘛!忽然我恍然大悟,这些字全是解放后大陆文 字改革以后使用的简体字,而那两位中国博士都是解放初期就离开了大陆的,那时 候还没有实行简体字呢,难怪被他们当成了错别字。 次日,我拿着那本厚厚的书稿,来到汉堡大学的哲学大楼,在七楼702 房间门 口敲了敲门,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国老先生开了门。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白边眼镜后 面闪着惊异的眼光,微笑着直接用汉语问:“您是哪一位?有什么事?” “您是刘茂才教授吗?” “是!是!您是?” “我叫关愚谦,格罗斯曼博士让我来见您。” “噢!关先生!我知道了,您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吧,我早就听说了,很想见您 一面。里面请,里面请。”我刚刚坐下,刘教授就问起来:“怎么样?生活不容易 吧?我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还是不太习惯。好在我有一个好太太,对我关 心备至。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尽管说,大家都是同胞嘛!”初次见面,他就这么热 情,让我十分感动。“本来,格罗斯曼博士请我写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 但我资料不够,写不出来,就改成写我的从童年、小学到中学和大学的成长过程, 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可以这么说,我是用自己全部的感情去写的。谁知,亚 洲研究所的两位中国同事读了以后,不很满意,认为水平不高。格罗斯曼博士就让 我把书稿送到您这里来,请您看看,提提意见。”我有些紧张地说。 “可以,可以。”刘教授把书稿接过去,翻了翻,问,“这些用铅笔画的圈圈 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画的。大概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错字。”我说。 “这哪里是什么错字,这是简体字。研究中国大陆而不懂简体字,岂不荒唐? 您把书稿放在我这儿,我看完了会通知您。以后咱们再联系。” 从刘教授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我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愉快。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