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篇 回到宿舍,那个神秘的陌生人又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拿定了主意。我就把拉斯 博士建议的“需要一份正式书面邀请”说了出来。没想到,他立即答应了。我心里 还想,我和拉斯博士是不是太多心了。 一周后,我接到电话,刘茂才教授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饺子。我高兴地应邀前往。 刘教授的家住在富人区,离我的宿舍不太远。到他家时,他正忙碌着和他的德国妻 子包饺子。我觉得特别亲切,二话不说,洗了洗手,就上前帮起忙来。 刘教授边包饺子边对我说:“你的书稿,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看完。写得不 错,人物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已经给格罗斯 曼先生挂了电话,把你先赞了一番。” 刘教授关切地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想读大学。 刘教授一个劲地点头表示赞成,又思索片刻问道:“你和大学联系了吗?想读 什么系?” “联系了,我想学欧洲史。”我于是把外国留学生办公室需要教授出证明的事 说了。 “出证明,绝没问题!我已看过你的书稿,我相信你绝对有大学学历。明天一 上班,我就给你写证明,我还可以请系里另一位教授傅吾康先生一起签字。” 第二天下午,我去拜访了拉斯博士,告诉他我已找到了出证明的教授。他点点 头满意地说:“我都知道了。穆勒教授对您很满意,刘教授也非常关心您。他们都 愿意为您出证明。” “刘教授真是一个好人,我真幸运能认识他。” “您的运气不错,那么多人愿意帮助您。您等着听我的消息吧!” 没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发自慕尼黑的信: 尊敬的关先生: 我们向您确认,我们的同事已经向您发出到我们机关访问的邀请,时间是1969 年11月15日到11月22日。您在慕尼黑的一切费用当然像已经说过的那样,由我们支 付。 落款处盖的是美国陆军的印章。看完信,血立刻冲到了我的头顶。我人在德国, 美国军方竟然公开出面邀请我去慕尼黑,他们不是情报机构还会是什么?拉斯先生 的推测一点也不错。 对方主动“邀请”,甚至都不隐瞒自己的真面目,看样子还真有德国特工部门 的配合。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自己呢?就在我拿着那封信、急得不知所措 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 是拉斯博士打来的。他通知我说,汉堡大学已经批准我为正式大学生了。 “拉斯博士,我刚刚接到慕尼黑的来信,落款是美国陆军,您看怎么办?”我 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他。 “关先生,您呆在宿舍里,不要出去。我处理完手头几件事,立即到您宿舍来。” 一个小时后,拉斯先生来了,他看完信,严肃地说:“关先生,这里肯定有文 章。绝对不能上他们的贼船。如果你上去了,一辈子就下不来了。等到你的价值被 利用完以后,他们就会抛弃你。到那时,社会也不会再接受你了。” 我心里感动极了,拉斯先生真是一位正直善良的人! “谢谢您!请您放心,我决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灵魂。如果那个人再来找我, 我用什么办法能永远甩开他呢?”我焦急地问。 “您告诉他,您已是在汉堡大学注册的正式大学生了,有什么事必须通过大学 外国留学生办公室,让他来找我。我会打发他们的。”拉斯先生又叮嘱我,“您星 期二请到我办公室,来办理正式入学手续。” “好!我一定来!”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第二天清晨,那个陌生人果然又来了。他缩头缩脑地在宿舍门口外面站着,我 一出门碰见他,着实吓了一跳。 “关先生,我们已经为您买好了去慕尼黑的头等车厢的火车票,这里还有二十 马克的零花钱,请您在火车上用。”他拿着一个信封说,“除火车票外,您到慕尼 黑后怎么下车,怎么坐出租车,到什么地方,找谁,这里面写得一清二楚。”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并没有答应去慕尼黑!”“什么?你不去慕尼黑?” “刷”的一下,他的脸变了颜色。“先生,很遗憾,我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我正 准备给慕尼黑那边写一封回信,告诉他们,我已是汉堡大学的学生了,我不能去那 边。”“什么!您是汉堡大学的学生了?我们怎么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注的册?” 那人吃惊地问道。 我想起了拉斯博士的话,又说:“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主任拉斯博士对我说,我 刚刚进入大学,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工作。您以后要通过他才能和我联系。”“这是 什么话!这是您私人的事,与大学有什么关系?您拒绝去慕尼黑,是会后悔的!” 说完,他气急败坏地走了。 次日下午,我去见拉斯博士,把这个陌生人来找我的事告诉他。拉斯博士听后, 立刻拿起了电话。 挂上电话,他笑着对我说:“我刚才和波恩政府内务部通了电话,那里有一个 官员是我的朋友。我向他说,您现在受到汉堡大学的保护,不准任何人再来打扰您。 对方表示,立即查问一下,让他们停止行动。关先生,您马上写封信回复慕尼黑, 了断此事。” 果然,从此以后,那个陌生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没有受到情报机关的纠 缠。 汉堡大学助教 进入汉堡大学之后,我决定首先攻下德文。我定下了专业课以语言学为主,以 历史和俄文为辅的学习计划,以争取尽快获得学位。 我没有经济收入,必须靠课余时间打工来养活自己。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到宿舍,躺在床上的时候,强烈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但我必须咬牙挺下去。 我曾给家人写过几封信,寄给“和大”的秘书长,请他转交给我的母亲。可是, 这些信都石沉大海,杳无声息。 汉堡雨水较多,天空常常阴云密布,令人心情烦闷。汉堡大学就在美丽的阿尔 斯特湖边,湖边杨柳婆娑,绿草茵茵,风景如画。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来到阿 尔斯特湖畔,独自一个人站在雨中,让泪水和着雨水,从我的两颊不断地往下流淌。 只有全身被雨淋得湿透了,才觉得心情舒畅一些。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刘教授的儿子刘仁凯。他对我说: “我父亲让你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马上来到刘茂才教授的办公室。“关先生,真高兴,又见到了您!”刘教授 见到我高光地说,“我们中国语言文化系现在正好需要一个教员,教二年级的中文 课。由于您还没有任何文凭,我们只能为您申请到一个临时助教的职位,每周教六 小时课。当然,薪水不高,每月只有四百多马克。不过,请相信,这个位子是很有 前途的。您尽量设法在两年内把硕士论文写出来,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您就可以申 请正式讲师的职位。到那时,您的未来就有保障了。怎么样?您接受吗?” 这回真是天下掉下了馅饼,我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在中国,我就梦想过在高等 学府里教书,没有如愿。而现在,我刚刚入大学,就能同时登上大学讲台,哪怕不 给报酬我也愿意干啊! 我再一算,一月教二十四个小时课,如果四百八十马克一个月,也就说,每小 时课我可以拿到二三十马克,这样的“打工”报酬到哪里去找呢! “刘教授,太谢谢您了!我当然接受,我一定好好地教。我省吃俭用,这点钱 也足够花了。我一定集中精力上课、念书,争取早日学业有成。”我发自内心地对 刘教授说。 “好!您只要一只脚踏进大学的门坎,那么第二只脚迈进来就容易多了。”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给学生上课呢?”我急切地问。 “越早越好,您和利普尔特博士联系一下,他目前负责教第三四学期的课,但 他正在写论文,忙不过来,您帮他接过几个钟点的课来。您现在选什么专业为主科?” “语言学。我已经开始上课了,但觉得枯燥无味。” “副科呢?” “历史和俄文。” “我想,也许您应该调换一下,把汉学当主科,重点仍放在语言上,驾轻就熟, 对您以后在大学工作也有好处。我来做您的导师,怎么样?”刘教授热心地建议道。 我真是喜出望外。这样实在是太好了! 为了第一炮打响,我开始一点点地回忆自己当年是如何学外文的。我把我过去 的英文老师和俄文老师的教学特点都一一列在纸上,然后进行分类,哪些教学方法 是我喜欢的,哪些我觉得枯燥乏味。然后,再根据教材里学生学过的词汇,用简单 的中文改编了格林童话里的《小红帽》故事,准备先给学生讲这一篇。 没想到,两堂课下来,听课的十几个学生就都能够用汉语讲《小红帽》的故事 了。下课时,学生们又鼓掌,又击桌板。利普尔特博士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关 先生,看来您天生就是教书的材料!” 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很高,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从那以后,我每次上课前, 都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有时,我还教他们唱些中国民歌。周 末,则和学生们在一起喝啤酒、跳舞,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练汉语,我练德语, 一举两得。 1977年夏,关愚谦与德国姑娘特拉在香港注册结婚,这也是关愚谦自“出逃” 以来第一次来到离中国大陆最近,离故乡最近的地方。 1981年春,关愚谦夫妇终于获准回国探亲。 1996年,关愚谦开始动笔抒写他30年来的坎坷经历,打算同时推出《浪》的中 文版和德文版。 (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本报选刊时有删节)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