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 尽管有些历史事变十分相似,历史永远不会重复。 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重复20年代反共反人民获得胜利的往事。不能说 他没有一点根据。抗战期间,武汉撤守之后,他变本加厉地假抗战之名,行消极抗 战、积极反共之实,积累了空前庞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法西斯投降,他要独吞胜利 果实,置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要求于不顾,置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 争取、敦促于不顾,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他统率的军队超过人民军队几倍;他统 治区的人口超过解放区人口几倍;他控制全国的交通命脉;他占据全国的大城市; 他有国际的广泛承认,有美国垄断资本尽力输血……他狂言三个月至多半年解决中 国问题,即把中国人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自卫,从困难方面准备,向顺利方面争取,准备 以五年时间取得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结果打了三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蒋介石被赶出大陆。 1927年,蒋介石把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打到地下。1949年,共产党为代表 的人民力量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大地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 人民力量空前壮大,人民革命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空前辉煌。 29 日本投降,人人都忙,忙得舒心,忙得惬意。 新华日报社第一件事是忙着派出记者,报道军区野战部队和各分区部队执行毛 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扩大解放区,消灭不肯投降的敌人的作战;同时部署电台加 强值班,并充实要闻版编辑力量。 谁都希望外出采访。我在安(阳)西战役中尝到报道反攻的甜头,作为一个记 者,当然不愿意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认为在诸 事繁忙的时候,不应该分散领导考虑问题、部署工作的精力。果然,总编辑对我说, 经过反复研究,报社下了最大的决心,把能够派出的记者都派出去。你留在家里, 一面指挥记者、一面照管编辑工作,首先把记者的稿子“包”下来,尽量拿出成品, 减轻编辑的工作量。 又当记者,又作编辑,几年下来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次派出的同志,采访 经验、文字水平相差悬殊。我不仅当记者的“后勤”,还得尽力消融记者,编辑间 容易发生的矛盾。对编辑来说,我要当记者的代言人,并且尽力把记者来稿编到适 合报社的需要,增加为记者作品“争”版面的说词;对记者来说,我传达编辑部的 宣传意图,通报各方面来稿情况,帮助记者谅解编辑安排各种来稿的困难。这样工 作下来,虽然稿件比平时多,版面比平时挤,在用稿方面还没有发生多大意见。 记者刚派出去,来稿还少,我的工作不多,成了地地道道的“读报迷”,当然 有时也帮助出点编辑工作的主意。搞多年新闻工作,养成某种从“报缝”里揣摸 “题外话”的习惯,有些新闻越看越不对劲儿。毛主席8月9日发表的声明中,有 “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这样的话。蒋 介石却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蒋政府公布的各战区受降军事长官名单竟然 没有朱德总司令;蒋介石甚至经过他的发言人暗示人民军队为“人民公敌”,要加 以“军事纪律处置”。蒋介石的这种怪调同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 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敌后军民艰苦奋战八年,承担巨大的牺牲,克服严重苦难,非亲身经历者难以 想像。在战略上我们包围敌人,在战术上敌人包围我们,日夜厮杀,刺刀见血,日 本战败投降,蒋介石却要我们“原地驻防待命”。他在抗战期间躲上峨嵋山,日本 投降他一时运兵不及,竟然命令日本侵略军为他看守各大城市,武力抗拒人民军队 受降。在南京甚至出现这种场面:穿黄色军服的伪交通警察、穿咋叽军服的日本军 事警察、穿绿色军服的国民党军事警察共同在各个街口站岗,这不是日军、伪军、 蒋军公开合流了么? 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我对“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些”这句话有了新的体会, 这确实是革命、建设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思想。此后许多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有两种可能,我总是多想想困难方面,把保险系数打得高些。这样做,有时显 得拘谨、保守,一些该干能干的事情没有干或不敢干,更多时候却避免了不切实际 的急躁蛮干。太行山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不少。《新华日报》载:国民政府陪都重 庆和共产党圣地延安都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盛大游行。太行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 集中的涉县赤岸、弹音一带始终静悄悄。这同农村居住分散有关,我看主要还是由 于人们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深沉、冷静在起作用。这里毕竟是前方。 我们很快听到正式传达:蒋介石多年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坚持独裁,敌视 人民,现在更要独吞胜利果实,走下峨嵋山摘胜利“桃子”。我们在敌人包围之中 奋战八年,确实累了。但人家恃强打你,我只能自卫还击。自古“哀兵善战”,我 们装备不如敌人,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在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中却大获全胜。我 认为主要由于“哀兵”自卫,得道多助。战士们、民兵们、参战民工们心里有气, 在高超指挥下汹涌喷薄而出,成为最大的战斗力,是任何威力强大的美式武器都不 能阻挡的。 经过平汉、上党两次自卫战役,人们看得更加清楚:大规模内战无法避免。蒋 介石的寡头独裁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可调和。经过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 争的锻炼,今非昔比,中国人民不会任人宰割。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 泽东主席应邀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还订了个“双十协定”。事实证明,这些都是 蒋介石的援兵之计,他一旦认为准备就绪,立即大举进攻,我军只能自卫还击。晋 冀鲁豫区于是出现了“堵水”的美名。蒋介石要把祸水从峨嵋山经长江、平汉路没 到华北、东北,我们必须把它堵住。关键在平汉路中段。平汉南段、北段暂时为蒋 军控制,双方争夺焦点在中段。豫北重镇安阳以北,河北重镇石家庄以南,成为敌 我必争之地。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必须确保平汉中段,所以首先要彻底破坏 平汉中段。暂时破坏是为了长期确保,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抗战八年,晋冀鲁豫 解放区担子很重。解放战争开始这里又首当其冲。堵住国民党汹涌而来的祸水,掩 护我军在华北特别是东北战略展开,这是一个光荣任务。我十分幸运,能够成为一 名“堵水”干部。有个同志原是在越南出生的华侨,比我小一岁,热情活跃,急于 下山到城市大干一番,简单的背包都打好了,这时又悄悄解开。我们都同他开玩笑: 明白了?清漳河畔风光秀丽,依靠太行山再打几年多好! 1945年10月4日,解放军冀南部队解放邯郸,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抗 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邯郸地处河北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国都,自古为兵家 必争之地。当时是华北的南大门,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 为统一领导业已连成一片的四个解放区,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书 记邓小平,副书记薄一波;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边区 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中央局成立后,立即着手组建中央局机关报。张 磐石同志为总编辑,他同时兼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编辑、记者主要来自新华日 报社,太岳、冀南、冀鲁豫三区也支援少量干部。新华日报社中不是山西籍的编辑、 记者几乎全部调到邯郸。加上其他三个根据地支援的干部,编辑、记者总数不过二 十多人。 抗战期间许多条件都困难,共产党只能在实践中、在战斗中培养干部,正像绝 大多数军事干部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一样,绝大多数新闻干部也没有进过新闻院校, 主要靠党在工作中耐心培养,干部个人的兴趣爱好结合革命理想勤奋学习。晋冀鲁 豫区最初主要办《新华日报》,培养了不少新闻干部。1942年反“扫荡”,人员遭 受重大损失;1943年10月报纸改版,许多编辑、记者调回延安,《新华日报》太行 版继续出版,读者反映办得不错,区党委多次表扬,认为指导性强,“精雕细刻”。 现在新华日报社又一分为二,调出大量人员到邯郸,报纸却继续在涉县出版。邯郸 以太行区调来人员为主,加上其他三个根据地支援的少量人员,创办中央局机关报。 这使人再一次看到,在党组织领导下,愿意为革命献身的人有多大潜力,在实践中 培养干部有多大效果。 在太行山工作七八年,我的一些感受逐渐明确:在根据地学新闻,人门不难, 提高不易。根据地社会文化水平低,能够读报的多数是念书不多的机关、团体、部 队干部,即“吃公粮”者。这些同志迫切希望获得的是文意,对文采要求不高。读 报者多数为写稿者,彼此文化水平相近,稿件文字清通便是及格之作。从这个意义 说,人门不难。在资本主义国家,在旧中国,或者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或者 由于新闻工作者所属单位甚至个人名利的驱使,许多记者采取“追”、“逼”、 “将军”甚至不正当方法猎取新闻、秘闻,所用手段、所走门路以及写作手法还常 常为人称道。有些编辑、记者、专栏作家靠少数见地独到或敢于“放炮”的文章能 一举成名。根据地情况相反,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目标、利益完全一致,只是分工 不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说,都是根据革命的需 要,由组织决定。被访问者不必担心受“逼”,访问者也不必费心追求。资本主义 国家和旧中国新闻界坏的东西我们没有沾染,他们惯用的一些有用东西我们或者本 能地厌恶,或者由干不必使用而拒不参考和学习。从这个角度说提高不易,我看似 不为过。 30 到邯郸办报,我想必能躬逢其盛,果然被选中了,自然很高兴。大家都说是去 办“大报”——中央局机关报,太行山从未见过的对开报纸。我们终于实现了从农 村到城市的历史性转变。我虽然作了在山上再奋斗几年的思想准备,但这样下山意 味着革命的飞跃发展,还是心满意足的。 邯郸距涉县百多里,抗战八年是另一个世界。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屯驻重兵,历 次“扫荡”太行山都以此为重要基地,现在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进驻了。多年来想 胜利,盼胜利,有人开玩笑说,快要把人盼傻了。我们心目中的胜利是什么?说来 简单,就是进城,就是在人民的城市里办党报。一肩行李,两日行程,我们走进一 个新时期。 中央局关怀党报,把当时邯郸仅有的一座三层小楼拨给我们,就在中央局、军 区司令部附近。全报社办公室兼宿舍,一座小楼都装下了,简单确实简单,精干确 实精干。 办报,先要有个好的报名。中央局领导让报社同志先议论、试拟,报中央局批 准。这是共产党的作风,集中以后雷厉风行,决定之前集思广益。这种民主集中制 度曾经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可惜胜利以后有个不短的时间被破坏了。 在总编辑主持下,大家开动脑筋,七嘴八舌。有人主张叫《滏阳日报》,古风 古韵,暗切邯郸。有人说这个名称地域性太强,而且知道滏阳河两岸曾经是著名古 战场的人不多,因此不赞成。有人建议叫《晋冀鲁豫日报》,老老实实,正面亮出 中央局机关报的身份。有人说六个字太长,念起来也拗口,不同意。多数人主张叫 《人民日报》,尽管听说有的解放区已经用过这个报名,那是别的区域,“为人民 服务”可是永恒的主题。我坚决主张此议,并补充说,《人民日报》涵义好,音韵 也好,前两字都是平声,后两字都是仄声,琅琅上口,多响亮!最后一致决定建议 用这个名字,中央局很快批准了。 这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处于巅峰,大家都想请毛泽东题写报名。但一在延安, 一在邯郸,云天阻隔,缓不济急。于是想到集字,集毛泽东手书“人”“民”“日” “报”四字。费了好大功夫,找到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人》的人、“为人民服务” 的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新中华报》的报,从右向左,成为报名。最 初想用投影法描摹,但在邯郸难找薄纸。后来像小学生学字那样,先画格子然后放 大,描成《人民日报》第一个报头。这是一次不能被认为成功的尝试。第一,当时 收集到的四份毛泽东手书,有的未必没有失真;第二,当时我们描摹虽然十分认真, 难保不再次失真;第三,邯郸当时不能制版,只能木刻,难保不三次失真。现在读 者如果看到1946年5月15日到1946年6月30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恐怕不一定认 为那个报头是集毛泽东手书而成。 毛泽东十分关心《人民日报》,报头就写了两次。第一次是给晋冀鲁豫《人民 日报》写的,从1946年7月1日用到1948年6月14日。当时邯郸不能制版,只好木刻, 不仅风骨神韵全失,字形也显得单瘦,估计毛泽东不会满意。第二次是给华北《人 民日报》写的,当时已能制版,字体雄浑刚劲,估计毛泽东比较满意,读者也都说 好,一直用到现在。 准备工作就绪,我们立即请人在三楼正面用水泥塑上“人民日报馆”、“新华 通讯社”十个一米见方的大字,还涂了红漆,离得很远就能看到。当时“报”“社’ 啥一,这个邯郸居民通称的“大楼”是人民日报馆,也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 公然亮出牌子,希望广为人知,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大事。在根据地期间,由于 拥有以后看来十分简陋、当时却当作宝贝的印刷机器,报社总是住在交通最不方便 因而相对安全的深山沟里,有武装警卫,代号经常变换,保密唯恐不严。现在公然 亮出牌子,而且就在蒋军进犯必经之路的邯郸市,就在蒋军妄图摧毁的重要目标晋 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附近。蒋某屠刀再利,其奈我何!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创刊。在此之前,晋冀鲁豫区已经打过 上党、平汉两个战役,都以我军自卫全胜,进攻蒋军覆没告终。这两仗对双方来说 都有试探性质,谁都看得出恶战还在后面。邯郸离平汉战役战场不远,为双方所必 争,在这个城市办报,要随时准备行动、战斗。 人少事多,许多工作后人可能难以想像。现在电子照排、激光制版,从效率说 椅马可待。当时“人民日报”这个报头,刘伯承、邓小平等几位领导人的题词,毛 泽东同志肖像,以及大字标题,都是一刀一刀木刻的——一个标题改动一两个字, 就得重新刻过,复杂些的得一两小时……所幸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未结婚,无家室 牵挂,精力充沛,斗志昂扬,两条好腿,四海为家,驻下就干,拔腿就走,最信赖 的统帅刘、邓就在左近,他们一切都安排好了,放心工作,毫无后顾之忧。 报纸创刊号上充满战斗之声。当时蒋介石为大打内战运兵不及,不得不以谈判 争取时间,晋冀鲁豫区有件大事就是“黄河归故”。1938年,蒋介石借口阻遏日军, 在郑州东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纵黄河水横流,豫东几十县成为“黄泛区”,几百 万人失去田园庐舍,几十万人葬身鱼腹,正像我在《为七百万人请命》一文中所说: “人为的灾害等于消灭了一个比利时,杀绝了一个卢森堡。” 黄河故道大部分在冀鲁豫区,七八年过去,河堤多已废毁,河床内住了人,种 了地。黄河回来,冀鲁豫解放区势必变成新的“黄泛区”。蒋介石借此可以为解放 区几百万人制造困难,更重要的是可在北进蒋军右翼造成一道天然屏障,利于集中 兵力沿平汉路正面北攻。一箭双雕,难怪蒋介石向他的喽啰夸口:“黄河归故,胜 过四十个师。” 晋冀鲁豫人民顾全大局,关怀“黄泛区”人民利益(“黄泛区”当时主要处于 蒋管区内),自己甘愿承担重大牺牲,同意“黄河归故”,只提出一个“先复堤后 堵口”的完全合理的条件。蒋介石在全面内战准备尚未最后完成以前,不好、不能 完全拒绝,于是出现了两个多月的谈判。 谈判将要摊牌之时,正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之际。把这场斗争报道好, 是报纸的首要任务。当时我是年纪较大的一个记者(其实不到二十八岁),又领导 记者工作,想点子,派任务,还得写一篇所谓“重头”文章,真想不起那十几天是 怎么过的。反正吃饭不必操心,好歹有人准备。困了倒头便睡,醒了提笔就写。心 里憋着一股气,又有时间多次修改,终于写成一篇题为《为七百万人请命》的文章。 我力求此文夹叙夹议,又说又骂,以理服人,使中间派人士都能接受。文章拿出来, 自我感觉能够及格,还得到中央局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鼓励。过去也看到不少名人写 作经验谈,受到教育、启发,但那毕竟是他人的心得;写这篇文章,由于下过一番 功夫,也有两点切身感受:一、写文章要有点“气”,喜悦也好,愤懑也好,郁于 中自然形于外,硬挤一般不会好。二、文章不怕改,必须多改,“一挥而就”也有 可能,多看细改却更有益。 从《人民日报》创刊号的一些标题可以看出当时全国、全区的政治形势。除了 上述关于“黄河归故”一组新闻、评论、文章外,还有新闻《国民党军结合敌伪高 唱备战大举调动屡犯我解放区三个半月大小进攻七百余次》、《豫北形势紧张声中 蒋介石到新乡中央社对其活动隐匿不报》以及刘白羽写的通讯《英勇的四平街保卫 战》。内战不可避免,解放区军民看得清清楚楚。毛主席体现全国人民“和平、民 主、团结”的愿望,亲临险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大家悬着一颗心;我们为全国和 平一再作出让步,大家又憋着一股气。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死不回头的东西,对他 只能“以牙还牙”。打日本,我们能够由弱变强,打蒋介石更能由弱变强。这就是 我们的士气,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斗力。 一个多月以前,我们从涉县河西村到邯郸,下山。一个多月以后,先从邯郸回 到武安县的南文章村,再退一步回河西村,上山。下山高高兴兴,上山痛痛快快, 谁都知道这是争取最后胜利必走的一步。 经历多年敌后抗战,虽未披坚执锐,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人民军队作战的 路数也有了一些体会。从人民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后取得抗日战争胜 利,我对解放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我军实力、装备和其他一些条件暂时确实逊于 敌人,在一段时间内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可能退出一些地区,但这种情 况最终会发生根本变化。我们是“后方机关”,在大战开始之前转移到安全地带, 正是为了刘、邓的精干统帅部机动指挥作战。我们一伙穿军装的青年知识分子能有 这种共识,说明这些年小米、野菜没有白吃。 1945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歼灭侵入上党地区的三万五千蒋阎军时, 就预见到晋冀鲁豫区的主战场在东线,敌我争夺重点是平汉路。我们必须控制平汉 路,因此先要彻底破坏平汉路,不使这条大动脉为敌所用。亲手扒掉用鲜血夺回的 铁路确实心疼,但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军民想问题、做事情,从司令决策,战士 冲锋,到民工支前,农民交粮,总是着眼长远利益,把革命需要摆在首位,为后人 树立了好榜样。 新闻记者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各种人,我个人的经验。真正深入工农大众之中, 会更直接、更深切地感受群众力量的伟大。回山之前,我采访平汉破路的盛况,受 教育之深永世难忘。长达百里的铁路线成为一座大课堂、一个大战场。成千上万民 工,由县区干部率领,自带干粮,风餐露宿。那抢挑重担的精神,严格自觉的纪律, 真像一群群不穿军装的革命战士。县区干部从服装难以分辨,从干劲看得出来。不 必督促,更无呵叱,大家就像在自家田里干活一样。有时一架敌机飞过,人们看看 是侦察机,照样干自己的活。上级要求“彻底”,大家干得比要求更“彻底”:钢 轨运进山造武器,枕木运进山盖房子,桥梁全部炸毁,路基全部铲平,以至有些地 段使人难以看出这里曾经有过一条大名鼎鼎的平汉路。直到解放战争结束,蒋军始 终没有打通这一段平汉路。原因很多,破路最为彻底是原因之一。 邯郸是晋冀鲁豫区的首府。解放战争期间,大战略区首府从未被蒋军暂时占领 的只有邯郸。其实当时邯郸唱的是“空城计”。军区野战军主力集中到冀鲁豫迎击 进犯的蒋军,中央局、边区政府移往山区武安县冶陶镇一带。《人民日报》不断登 载这样的大字标题:《平汉沿线安排下蒋军坟墓邯郸等县积极备战数万民兵扛起武 器备妥地雷两万枚卜—…备战是周密的,吓唬敌人的声音是洪亮的,主力部队虽然 东去作战,敌军如果窜进来,人民武装也能就地坚持,袭扰、纠缠,使敌人不能久 据。邯郸就这样屹立于河北平原上。 31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个通称为“五四指 示”的重要文件,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 田”即土地改革政策。土地改革,关系即将全面开始的解放战争的胜败(群众说, “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关系今后革命和建设的进程,理所当然地引起全 国人民,首先是解放区人民的极大注意。 土地改革是国家的大事,也是我个人的大事,因为我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 能否和怎样过土改关,对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太行区土地改革在1946年秋季展开。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封建势力已 经大为削弱。极少数附敌的大地主——汉奸的财产早被没收。“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包括累进农业税法,使得一部分未附敌的大、中地主卖出很 大一部分土地。1942年到1943年实行更加彻底的减租减息,从土地占有况状来说, 中、小地主已普遍下降。因此,贯彻“五四指示”,老区主要是复查,人民日报社 所在的武安县一带新解放区才是重点。 “五四指示”限于1945年5月全面内战尚未爆发的历史条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 参加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内战的斗争,提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未宣 布无偿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抗日军人、抗日干部的家 属中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抗日时期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 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都规定给予相当照顾。在“五四指示”指引下,一年多 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大部分地区还不能说搞得彻底。原因有三:1、 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2、党内不纯;3、官僚主义的领导。1947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大纲》公布后,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 农村生产关系的运动,才如燎原野火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兴起。机关、团体内部,同 时开展整党运动,即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 整顿作风),目的是克服党内地主、富农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地树立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把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投机分 子清除出党。 我认真检查在土地改革中的言行,认为没有什么错误。当时对非劳动人民家庭 出身的干部的首要要求是拥护土地改革,不包庇地主家庭。我早已厌恶透顶的那个 剥削阶级家庭远在敌占区,十年来音信不通,谈不到包庇家庭。我未领导或参加土 地改革,不会也不能多占斗争果实。我在解放区只有一个亲属,就是结婚不久的赵 培蓝。她二十岁出头,在太行文联工作,父亲是个中医,在反“扫荡”中堕崖身亡, 母亲相继病故。她的唯一亲属就是我。她说她的家庭是地主,我也以为是地主。其 实是个小土地出租者。我们两人在土地改革开始之前相互通信提醒:一定过好土改 这一关,站稳立场,接受考验,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态度、决心都很明白,也是 夫妇间的知心话。现在看来,当时对有些提法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是重复一 些说熟了的流行语。 对土改中的错误言行应该检查,也比较容易检查,错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当时风气好,不像后来“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忠实追随者任意栽赃诬陷, 将无作有。“三查”有的内容却不大容易检查,也容易产生不同的看法。入党时、 整风中我已发现,有些同志警惕性高得出奇,一件事情有几种可能时常常取其坏的 一种,而习惯这样做的往往还是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 在机关、团体内部,整党、“三查”的空气比社会上的土地改革还要紧张,人 民日报社尤其这样。土地改革之前,各机关、团体领导人都打过招呼,要人们“不 介入”,因此不易发生包庇地主、多占斗争果实等问题。人民日报社编辑部门干部 多数出身不好,但家庭大多不在根据地,人们开玩笑说:“(土地改革中)犯错误 都没有条件。”整党、“三查”不同,人人有份。出生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不能选择, 现在思想上要“划清界线,肃清影响”;对土地改革要“端正态度,区分正确、错 误”。虽然这次没有像整风那样脱离工作办整风班,但一边工作一边“三查”,使 我这个业务工作本来就相当重的人感到喘不过气来。 “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防右倾,群众已经发动起来防左倾。”确是经验之谈。太 行山演过一个有名的歌剧《赤叶河》,是诗人、作家阮章竞创作的(当时他经常用 笔名洪荒),写苦大仇深老实淳朴的农民多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发动他们很不容 易,一旦发动起来,却能坚定无畏,奋战到底,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往往做 出一些出政策之“格”的事情。我在1942年采访太行区减租减息复查运动,最初对 农民白天减了租夜晚又偷偷送还地主的现象迷惑不解。时间稍长才懂得农民当时认 为减租减息是政府的“恩赐”,是干部的好心,怕以后“变天”、干部离去自己更 加受难,只能忍疼把一滴汗一滴血得来的过重租息送还地主。经过艰苦的思想发动, 农民认识到是自己的血汗喂肥地主,不是地主出租土地养活农民……农民认清了这 些道理,自动组织起来,形成阶级力量,在党和政府指引下“自己解放自己”,就 无所畏惧,就会奋战到底。这个道理,50年代初我在另一个国家采访时得到反面印 证。那里的新解放区十天完成土地改革:政府公布法令,依法分配土地,政府发给 证件,土地就此还农。农民也高兴,也庆祝,认为是新政府施行善政。不久政权易 手,农民眼睁睁看着地主把自己分到的土地夺回去,自己因为这一折腾反而遭受更 大的苦难。这个地区曾经二次解放,我再次前往访问。农民有了“经验”,再不愿 领取“恩赐”给他们的土地,也不愿对我这个外国记者说什么了。 太行区在土地改革中十分强调思想发动,启发贫苦农民忆苦、诉苦,配合进行 新旧政府不同本质的教育,提高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引导贫苦农民组织起来。 《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宣传彻底消灭封建阶级,分析、破除怕“变天”思想,号召 农民自己解放自己,这都作得不错。但同时也传播了一些错误经验,如“追根子”、 “挖浮财”等等,助长了当时全区业已出现的“左”的情绪和作法。 什么是党的政策思想,什么是地主阶级意识,本来不难说清楚,但在土地改革 高潮中我却糊涂了。村里斗争地主热火朝天,我绝对按照报社的规定,一不参与, 二不议论,只在远处看看。地主分子被吊打,我内心怜悯;地主全家被扫地出门, 我认为过分;个别素日游手好闲为人不齿者突然作为“勇敢分子”跳来跳去,我十 分厌恶……这是什么思想、情绪?我说不准。有人硬说这情绪就是地主阶级意识, 我也觉得并不过头。1942年,我在沙河县山区一大村(村名忘记了)采访减租减息, 几位老贫农控诉地主以高租重息逼得他们家破人亡,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婆婆控诉一 个肖姓地主在她身上行使“初夜权”时气得昏倒在地,我差一点跳到台下狠揍那个 地主,只是在即将迈步时想到我是一个记者,不是当地的农民,才避免了一场错事。 当时极端痛恨那个地主,后来又认为把地主全家扫地出门作得过分,这是怎么回事? 有无对错之分?我没有想清楚。但我这样出身的人,在土地改革中即使没有什么错 误行为,难道没有一点错误思想?我在这种瞒哄自己、应付同志的思想支配下,作 了上纲到有地主阶级意识的检讨。这固然由于当时“左”的空气相当重,主要还是 自己有希图“过关”的软骨病,同以后由于认识错误而作一些“诚恳”检讨不同, 具有思想品质性质。 在关于土地改革的宣传中,我还犯过长期没有想清楚的失误,为此在报上作过 公开署名检讨。这是服从组织决定,思想并没有全通。1947年8月2日,《人民日报》 登了翟士贤献田的新闻,引起广泛反响。翟是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 任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后在解放区办的北方大学当教员。翟家为武安 县伯延镇三大地主之一,翟代表家庭献出田地二百多亩、房屋二百多间、市值几百 万元的衣物用具(当时订阅《人民日报》,每份一个月九十元)。中共武安县委员 召干部学习翟主动献田的行动,中共太行区党委在报纸上表扬翟士贤,号召“向翟 士贤同志学习”。此后,有的行政督察专员代家庭献田,开明士绅献田,部队干部 献田,学校的教员献田,报纸连续报道,相当引人注意。“五四指示”规定:“对 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时期,无论在解 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 处理,适当照顾。”我认为翟士贤献田符合这种精神。家在根据地的抗日干部和抗 日军人,如果真正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动员家庭献出超过平均数的田产,既减少 土地改革的一些阻力,本人也放下“包袱”,应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当然,这只 是土地改革的一种辅助手段,不可能也不应该代替群众斗争。而且新华总社已经广 播华中分社发出的干部献田的新闻,我们发这类稿子并非最早。 这件事受到中央局领导的严厉批评,说我们“抢先”,报道这么大的政策问题 事先没有请示中央局,是严重错误。起初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 缺点,只是没有请示,所以没有在意。后来一再听到批评,越来越坐不住,就在19 4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安岗、李庄署名的检讨,说“由于没有坚决站在农 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上纲到顶了,立场“扭到了地主方面”。 至于怎样扭到了“地主方面”,检讨没有说清楚,也就是没有想清楚。这是一个应 付上级的违心检讨,表面上看认识相当深刻,其实用的多是便于“过关”的惯用语, 对我们担负的宣传工作有害无益。 我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作的这类检讨不少。有同志继我担任这个职 务,问我有什么经验告诉他。我说总编室类似工厂总装车间,是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矛盾集中点,主要应该肯检讨,会检讨。他听了哈哈大笑。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晋冀鲁豫区作得好。广大农民扬眉吐 气,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踊跃参军参战,自觉担负战争勤务,并以粮草、 被服等物资支援子弟兵。解放战争三年,晋冀鲁豫区参军农民达一百四十八万人, 足可组成一百多个师。没有土地改革,我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困难的。 凡事总有两面性,土地改革坚决、彻底同一度发生的“左”倾错误似乎是孪生 子。你提倡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他就对地主“扫地出门”;你提倡认清恶霸地主凶 狠毒辣的面目,他就吊打这类地主;你提倡在土改中充分发挥贫雇农的核心作用, 我们这些蹩脚编辑就在报上刊登《贫(农)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的大字标 题;你说“平分土地”,有人就打中农的主意……贫苦农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 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有悠久历史,农民一旦在土改中发动起来,这种平均主义要 求很容易形成一股强大浪潮,冲击党的土改政策。许多干部或者由于政治水平低, 缺乏进行大规模土改的经验,或者由于在整党中遭受了反右倾的批判,不能坚持党 的正确政策,放任以至附和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要求,因而造成相当普遍的“左” 倾错误。 我所在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和不少兄弟解放区在土地改革高潮中,都曾发生程度 不同的“左”倾错误。党为纠正“左”的错误作了大量工作。农民发生过火行为主 要是出于对封建剥削的痛恨。许多干部不能劝阻、制止各种过火举动的原因也很复 杂,或者同情农民的任何行动,或者担心丧失革命立场,以致进退失据,手足无措。 记得徐向前同志过太行,中央局请他向县以上干部作报告,我参加了。他从历史经 验结合当前运动情况,反复讲明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团结中农十分重要。他甚 至说:“这是运动成败的标志之一。”我毫无土改经验,又受了“左”倾思想影响, 竟认为他的报告不一定说到了“点子”上。贫雇农坐了天下,中农还不跟着走么? 听完报告走回报社,十来里路都谈此事,有上述糊涂思想的远不只我一人。其实当 时晋冀鲁豫区部分地区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相当严重,例如以政治态度、思 想作风、生活水平等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有的中农错定成地主,平分中农土地, 等等。徐向前的报告很有针对性,只是我的认识水平低,义不了解宏观情况,听不 懂他说的意思。 32 我在“抗大”入党后,五十多年没有进过党校,没有在任何短期训练班学习过, 只是1944年到1945年春季脱离工作整风一年多,1957年底到1960年初到苏联当了两 年多顾问(其实是在《苏中友好》杂志点拨中文编辑工作)。除此之外,都在报社 不同岗位上作编辑工作,短时间也当记者,这都是所谓新闻业务。脱产学习人人所 愿,我也多次要求,从未获准,上级总是说:“工作离不开。”太行区土改高潮中, 为了锤炼、教育干部,把武安县第九区的土改工作“包”给新闻系统。中央局组成 一个工作团,张磐石任团长,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新华书店等单位的职工参加。 人民日报只留下少数人员坚持工作,其中就有我。说是工作需要,我当然不能提什 么意见。土改完成,工作团结束,所有干部都回到报社,我可以提意见了。我说, 我平时工作虽然尽力,在土改中没有丧失立场、违犯纪律的行为,可思想意识毛病 不少,应该到群众中接受教育,进行锻炼,土改这一课绝不能少。由于态度诚恳, 理由充分,领导接受我的请求,批准我参加短时间的土改复查。复查,就是根据 《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解决土改遗留问题,没有“斗透”的补课,处理过头的 纠正,特别要求“实事求是,严肃认真”。 我参加复查的决定作出较晚,大村庄的工作员已配备好,我被派往武安县九区 的三村。 三村只有三十多户,原是一条荒山沟,近百年前三户贫苦农民到此开荒,经过 几代繁衍聚集,发展成一个小村庄,还用最初的村名。居民生活很苦,口粮一半是 粮食,四分之一是野菜,四分之一是“木料籽”。后者是一种乔木的果实,大如黄 豆,圆形,有些油性,味苦涩,但可充饥。我不知道这种树的学名,当地人都叫它 “木料”。只靠田地不够吃,冬仁月多数人运木炭到山下出售。赚脚钱贴补糊口。 到三村的工作员只我一人,区上有个青年干部陪我,不几天调走了。我自然想 起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的“慎独”二字。我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锻 炼机会,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一定要善自珍重,慎之又慎,向群众虚心学习,坚 定地执行政策,十分注意克服“地主阶级意识”和软骨病。 三十多户的村庄,经过几天调查研究,情况基本弄清楚了。只有五个共产党员, 都是贫农。支部书记姓杨,忠厚老实,不识字,怕惹事,他领导的这个支部素来办 事公道,但战斗力不强。 土改中的关键人物,一个姓卜,五十多岁的木匠,家有几亩地,孩子种着,他 本人经常外出“耍手艺”,每次回村,都带回几斤面粉、两块豆腐,是村里生活水 平最高的。一个姓肖,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不识字,却能说会道,撒起泼来无人 敢惹,把丈夫张姓农民管得服服贴贴。在土改高潮中,卜木匠自觉矮人三分,担心 成为斗争对象。张肖氏的小聪明、大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支部几个人都看她的眼 色行事。木匠的生活比众人好,土地却在全村平均数以下,难以平分,张肖氏就提 出“查三代”。查来查去,木匠无论如何搭不上地主的边。她又提出“查亲戚”, 这下行了。拐了几个弯,查到木匠已故姑父的远房堂兄曾是小地主,于是把木匠定 为《土地法大纲》上没有的“地主崽子”,土地不动,木匠工具全部没收。多数群 众认为不合理,敢怒而不敢言。党支部当时陷于瘫痪。有个姓李的工作员当时在村 里住着,怕犯“立场错误”,不表态。木匠被错误处理,不敢反抗,成天躺在炕上 生闷气。张肖氏说到做到,目空一切。 我确信三村这样的村庄在太行山数量不多,偏偏让我赶上了。怎么办?几经思 想斗争,我还是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只要有据有理,问心无愧,毁誉都不管它。 我从小口讷,怯于大会讲话,不怕个别谈心,我到过村里每个家庭,同各色人等谈 心事,讲政策,讲团结,讲生产,效果都好,就是同张肖氏谈不拢。她张口“放手 发动群众”,闭口“支持群众要求”,似乎几个名词可以堵住任何人的嘴。看她惯 说“歪歪理”,又不顾什么尊严、影响,我只能拿出“杀手锏”:《土地法大纲》 和划阶级的标准。我说我的意见不是空口说的,而是这上边定的,大家都要按照法 令办,边区政府就在三王村,离这里不到二十里,咱们意见不一致,可以到边区政 府说理去。“杀手锏”果然灵。中国农民历来不愿惊官动府,她听我说得在理,看 我软中有刚,最后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摘掉木匠“地主崽子”的帽子,退还分掉 的全部工具,同时把没收了的两户外村地主的几十亩土地,按抽肥补瘦略作调整的 原则,公平合理地分给农民。两户地主从来没有到过三村,几十亩耕地是雇人开荒 和贱价从急需用钱的农民手里买去,又租给农民吃租的。 这些事情办完,开了一个村民大会,讲土改胜利,讲全村团结,讲发展生产, 包括木匠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表示满意。回到报社,我一再回顾,参加复查时间不到 一月,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有意识地克服软骨病可说很有成绩。但是,如果没有 纠正确实存在的“左”倾错误的空气,我敢否这样作?恐怕难得作出肯定的回答。 33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太行山工作近七年,那是前方;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在太行 山工作,这里已是后方。前方变成后方,说明部队前进了,革命发展了,我们进城 办报的憧憬就要实现了,精神经常处于亢奋状态。 让过去反“扫荡”的时间成为现在的读书时间,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惜我本人,以及在一起工作的若干同志一度作得不好。首先对整风中的某些说法 理解错误。“反对教条主义”,中央有号召,自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什么是教 条主义,我们当时不十分清楚。不少人认为教条主义就是书读多了,食洋不化。怎 么办?少读书。特别是少读对当前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书。上级没有准确的解释, 自己的想法又过于幼稚,终于闹出大笑话,造成大损失。怎样消磨业余时间?“精 神会餐”——空谈进城后怎样办报,个人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等等。晚饭后有时 也玩玩麻将。这样的业余生活过了一年多,实在是终生不能补救的损失。 这是同以前相当长时期大家忘我工作、学习,没有所谓业余时间的紧张日子比 较而言。实际上,这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在新闻思想的学习、积累方面还是有收 获的。 1947年第三季度,解放区新闻界办了一件大事:反对“客里空”。当时还不多 见“运动”一词,如果按照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的标准,当时新闻界完全可以 说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深度的“反客里空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著名剧本《前线》中的一个反面人物——品质恶劣 的新闻记者。他善于“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片面夸大,肆意拔高”,给该剧主角 戈尔洛夫——一个刚愎自用,拒不接受新鲜事物的将军帮了不少倒忙。中共中央为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将此剧本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同时推荐给 全党干部阅读,“客里空”一词因此在解放区新闻界广为人知,成为蓄意造假的同 义语。太行区新闻界当时曾经广泛学习这两篇作品,但其深度远不如1947年这一次。 反对“客里空”,提倡真实性,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新闻必须真实——党 一直对我们这些青年新闻工作者进行这种基础教育。194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陆定一写了《我们的新闻学基本观点》一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新闻 必须真实的道理,说“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抗战初期参加 革命的青年新闻工作者都把它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认真学习,用以规范自己的工作。 人们常说“先人为主”,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主”。 日本法西斯投降后,解放战争打响前,大批原在蒋管区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到 达解放区,参加各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的工作,人民日报也接纳了一二十名生力军。 反对“客里空”,对这些青年同志进行一次新闻必须真实的基础教育,是十分必要、 十分及时的。 1947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从晋绥解放区开始。《晋绥日报》发表编辑部文 章《不真实的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就该报登载“不少的‘客里空’或比 ‘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进行自我批评。“比客里空更坏的”是指有个通讯员 想娶地主女儿,蓄意作假,把地主写成“中农”,还帮助地主夺回被群众清算的斗 争果实。新华社1947年8月28日发出一篇电讯,说晋绥新闻界“正贯彻坚定的方针, 加强内部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放手发动群众检举‘客里空’”。当时各解放区正在 进行上地改革,党员干部进行整党、“三查”,反对“客里空”自然同在土地改革 中端正无产阶级立场结合起来。 新华总社于1947年9月1日发表编辑部文章《锤炼我们的立场作风——学习晋绥 日报检查工作》,提出我们的立场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作风是求真实、求精深。 过去不断进行立场教育,主要是关于在反帝国主义、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斗争中的 立场问题;在土地问题上农民与地主关系问题,则较少具体注意。我们绝大部分由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闻军,在反帝国主义、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斗争中, 立场容易鲜明,而在农民与地主关系中,一部分人立场会模糊。文章号召各解放区 新闻工作者“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这 个时期,由于蒋介石对陕北进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暂时撤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 报《解放日报》停止出版。曾经对全国人民革命斗争发生重大指导作用的《解放日 报》社论和编辑部文章,这时用新华社社论和编辑部文章名义发表,广大读者特别 是解放区读者,认为同样是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 晋冀鲁豫解放区十分重视上述社论和文章。《人民日报》9月1日发表评论《严 格检查立场和作风》,指出“这两个文献的总的精神,是号召所有新闻工作者立即 投入一个改造自己的学习运动。”“彻底检查与端正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土地改革 中的立场,克服一切不正派的作风。” 这样大的声势,不能不给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特别是编辑部非劳动人民家庭出 身的干部带来某种精神压力。但报社的气氛并不紧张。据我看,一因总编辑张磐石 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由事实说话,绝不将无作有,胡乱“上纲”;二因大 多数干部不是本地人,从未发生包庇地主家庭、袒护地主亲友等恶行,在日常编辑 工作中,偶有“左”的苗头,但无右的错误。而“左”的错误当时一般认为难以完 全避免,只要认真改正,并不追究责任。 我个人很重视此次学习,也作了听取批评意见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有感受到整 风、“三查”开始时那种压力。“三查”结束,我的工作曾有变动,由“主编“变 成“编辑”。这种当时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变动,不久实际上就纠正了。我遍想 此后没有发生任何过错,于是沉下心来,集中精力,思考党中央要我们解决的思想 认识问题。 在“抗大”入党后,我一直把毛泽东同志看成神。没有哪个人作此决定、下此 命令,是我个人从切身经验中体会他的英明、正确而形成的坚定信念。据我所知, 在同辈人中,有此信念的不在少数。我参加革命比较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干部、群众心有疑难,急需 要党组织给以指示,毛泽东必然出面说话,告诉大家作什么和不作什么,事后证明 他的意见总是对的。我听说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凡事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我认为说的很对,但有一个例外:对毛泽东的指示绝不能问为什么,认真执行就是 了。在这种严重扭曲还自认为十分纯正的认识支配下,我在上面说的三个历史时期 内,对于传达下来的毛主席的指示和号召,不问理解与否,一概遵办无误。现在看 即使是方向对头的好事,因为执行时带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性,其效 果也会打折扣。到50年代中期以后,客观情况和个人认识都有变化,那就是另一回 事了。 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顺利成长。整风,明确摆正个人与 革命、个人与群众、个人与党的关系;“三查”,彻底解决从思想上背叛剥削阶级 家庭的问题;反对“客里空”,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观点。从1944 年到1947年,太行山的革命新闻工作者牢记党对自己进行的这几次宝贵的教育,工 作是很顺利的。 34 1947年11月12日,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解放,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 联成一片,成为华北解放区。华北全境除平绥、平山(海关)两铁路沿线和北平、 天津、唐山等少数城市,全境解放。华北解放区有四千四百万人口,辖二百七十九 县、十二个市,为全国最大解放区。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晋冀鲁豫、晋察冀两个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 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华北局决定晋冀鲁 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组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华北局 位于正太路北的平山县境内,离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不远。人民日报利用原 晋察冀日报的设备,驻于里庄,也在平山境内。 也许由于我身强力壮,编辑、记者业务都比较熟悉,被选为少数几个人组成的 先遣队之一。当时还保有战斗作风,说走就走,甚至来不及同驻地不远、结婚一年 多的妻子和出生几个月的女儿见一面。 从邯郸到平山,乘木炭发动的卡车,虽然经常“趴窝”,还是比两条腿快多了。 大家在车上一路走,一路谈,总不出发展、胜利这个话题。多年来,组成先遣队的 几人由于没有家务率累,业余时间不少,主要读书之外,经常进行“精神会餐”, 保留节目是到北平办报。北平是文化故都,在北平办报自然成为我们这些搞了十来 年新闻工作的小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求。但是,党报到北平究竟怎么办,谁也说不出。 “根据地的党报谁办过?还不是听党的话,不懂就学,慢慢也学会了,咱们就不能 到北平试试?”无经验,肯学习,有信心,这就是我们在卡车上横说竖说的结论。 从武安到平山,前进了一步,再进一步就是北平。那个高兴劲儿仅次于最初听到日 本法西斯投降的消息。 在晋察冀日报驻地平山里庄,看到邓拓同志。这位晋察冀日报总编辑、博学多 才的共产党报人,闻名久矣。三十几岁年纪,比我的想像年轻许多,平易,儒雅, 热情——初次见面的印象,一直到他十八年后返归道山丝毫没有改变,他走得太早、 太冤了。 华北局对人民日报领导人员重新作了安排。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调离 报社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9年8月,他又在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岗位 上被调到人民日报,接替张磐石(调中共华北局工作)任总编辑。 两报合并,人手大增。大家原来虽然分在两个根据地,但因为办报路数和思想 素质差不多,很快水乳交融,结为一体。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继续同人民日报一起, 两个单位,一锅吃饭。社长张磐石兼,主任安岗,邵红叶和我为副主任。总分社向 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供稿,领导十几个分社。各分社工作质量相差甚远,总分社指 挥采访和编辑来稿任务相当繁重。几经研究,决定设专人编辑加工各分社来稿,汇 成总分社通讯稿,供人民日报编辑部选用,同时择苹选精向新华总社发稿。这个任 务不轻,每日一册,由我负责。我历来对工作不提意见,又是两个单位刚刚合并, 更加全力以赴。这份内部通讯稿获得好评,但因逐日出版不能间断,我因此失掉一 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为了集中采访华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人民日报和华北总分社组成一个记者 团,二十个同志参加,在当时算是下狠心了。成员有的已有十年新闻工作经历,有 的参加新闻工作不久。记者下乡之前进行方针政策、业务思想学习,提出了不少新 闻工作中的疑难问题,请求指导。总分社建议总社允许记者团到总社学习一个短时 期,更希望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指示。总社为培养干部,迎接胜利后党的新闻工作大 发展,欣然同意总分社的要求。刘少奇同志得悉此事,对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说, 新闻工作很重要,中央也有些话要说,还有一些同志也想讲一讲,欢迎记者团同志 们来。 范长江亲自主持这次学习,并增加学习内容,从新闻扩大到政治、军事等方面, 时间也从一周增加到三周,成为一个内容广泛的短期训练班。刘少奇、彭真、廖承 志、胡乔木、李克农、范长江等同志在训练班作了报告。 记者团最重要的收获是听了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 这个谈话全面总结了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经验,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者必具的素质:一、 正确的态度,作人民的记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独立地作艰苦的工作, “首先思想上要艰苦,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 判断”;三、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四、 “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这个谈话收人 《刘少奇选集》上卷。其中许多警句,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 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你们的笔,是人民的 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 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解放区新闻工作者都把 这些意见作为座右铭,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做得不好,有时做得很不好,原 因相当复杂,后面继续讨论。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1948年4月2日说的,比刘少奇的谈话 稍早,我们看到传达稿却比较晚。其中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 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善于把党 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 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 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 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两位领导人的谈话精神完全一致。 记者团学习结束后,人民日报和华北总分社邀集华北各地区新闻工作代表开会, 学习两个“谈话”。我们得天独厚,还从参加学习的记者口中,听到不少足以丰富 少奇同志谈话的“细节”。大家一致认为两个“谈话”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纲领,掌 握了它的真谛,我们进北平就敢同任何人“较量”,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精神 是可贵的,事后看,当时这些话说得很满,事实上没有完全作到。 我个人以及许多水平、经历相仿的同事都用心学习两个“谈话”,大有稗益。 两个“谈话”奠定了我们这一代人新闻思想的基础,引导我们在解放后几次相当复 杂的情况下,头脑比较清醒,没有迷失方向。但是,对我们来说,两个“谈话”解 决的是党的新闻工作性质、任务和党的新闻工作者立场、观点等主要问题,并未解 决新闻工作的一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学识比较贫乏,长期孤陋寡闻,这两大弱点 严重阻碍我们继续提高。我不讳言曾经下过工夫克服这些弱点,但是未能改变基本 情况。谁都清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两个年纪相仿的青年,一个在大学读书,一 个在敌后反“扫荡”,两人书本知识悬殊,主要不是由于个人勤懒。当然后者应该 头脑清醒,珍重在革命战争中经受的锻炼,发扬英勇顽强战胜一切困难的意志,同 时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千方百计攻破读书不足这一关。“文革”之前,有同志提 倡新闻工作者勤奋学“杂家”,我认为是一个好主意,博学多闻始可触类旁通,填 补我们的不足。可惜为时不久,这个好主张竟遭到批判,无人再说学知识。 抗日根据地被日寇重重包围,解放区被蒋介石严密封锁,信息十分闭塞,知识 交流基本断绝。这是新闻工作大忌,时间久了,竟被一些人看作无关宏旨的现象。 萧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了许多优秀通讯,我在根据地——解放区十几年从未看 到。朱启平的名篇《落日》,我是1995年得到朱启平作品选集才看到的。如此等等, 真可说“一线阻隔,不见群山”。我们日常接触的都是同辈人的作品,唯一的也可 以说是最好的;许多必不可少的学习、借鉴就谈不到了。我们在宣传艺术、表现能 力方面常常落于人后,也就很难避免了。 35 从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我一直把毛泽东同志看成神,主要来自传达、文 件和个人的判断与想像。只有1948年秋末冬初,他在平山唱“空城计”,我在“空 城”之中,耳闻目睹,衷心折服,认为他确实是“神”。 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喜人,蒋王朝的寿命已经屈指可数。东北解放战争已近尾声。 华北我军围攻太原,山西全省已近解放。华东我军解放战略要地济南。西北我军在 陕中战役歼敌三万,进边西安。中原我军解放交通枢纽郑州。蒋介石主力部队损失 过半,解放战争全面胜利指日可待。蒋介石走投无路,竟异想天开,妄图偷袭中共 中央机关,挽救即将覆灭的命运。此时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央纵队已同刘少奇同志 为首的中央工委会合,驻在平山县西柏坡村。 诸葛亮没有设过“空城计”,司马懿也没有兵临西城,这件事所以妇孺皆知, 固然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主要还是由于“神机妙算,料敌如神”的诸葛亮还在人 们心里活着。毛泽东的“空城计”是我身历,他用一支笔吓退蒋介石、傅作义十万 大军,当然也由于他巧妙地利用了蒋军屡战屡败而形成的畏敌心理,又有星夜赴援 的解放大军作后盾。京剧《空城计》中司马懿退兵了,诸葛亮还心有余悸地擦一把 汗,我大胆猜想,毛泽东是不会擦汗的。 平心而说,当时平山的形势确实相当紧张。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远在晋北、 冀东作战,中央手中无兵,而敌人集中94军三个师、新2军二个师和骑兵12旅乘虚偷 袭。步兵行动还比较慢,骑兵12旅鄂友三部原是凶悍土匪,行动诡迅,1948年春季 窜扰我冀中河间一带,曾使我后方机关蒙受相当损失。万一不顾死活长途奔袭,一 昼夜可到平山,后果不堪设想。 为防万一,中共中央机关、华北局机关以及人民日报这类单位,无例外地紧急 备战,首先是疏散非战斗人员,坚壁不急用物资,同时飞调在晋北作战的一部分主 力部队星夜驰援。战士们听说“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顾疲劳困倦,一昼 夜行二百里,途经大片解放区,群众备好蒸馍、稀饭、开水,煮熟的鸡蛋还剥了皮, 供部队边走边用。军心民心结为一体,高呼“誓死歼灭蒋博军”,如飞而至。说也 巧,部队赶到平山之日,也是敌人向后转之时。原来敌人进到保定以南,发现形势 不妙,急忙缩回北平。我赴援部队于是接到新的命令,立即返回晋北作战。 人民日报的机器设备比一般机关笨重,备战更加吃力,但我心里认为是多此一 举。敌人早被打怕了,两三个军敢来这里?我们是在中央身边,怕什么嘛!不过这 是心里嘀咕,不敢说出口来。报社女同志、体弱者、不需要留下坚持工作的人员分 乘骡车而去。大家嘻嘻哈哈,毫无过去反“扫荡”时背着背包紧急疏散的紧张气氛, 足证有我上述看法的人不在少数。 大概因为我身体比较健壮,在编辑部门也算个突击力量,又被指定为坚守阵地 必要时最后撤离的少数人员之一。我认为这是一个美差,能看看敌人如何动作,少 跑许多来回路,还能改善生活。根据地的老规矩,反“扫荡”转移前夕,照例改善 伙食。这次杀了一口猪,大块炖肉,要转移的女同志、病员饭量小,给坚持工作的 同志剩下许多,我们美美地吃了几天。报纸照常出版,总分社照常发稿,工作量较 前成倍增加,可是精神十分愉快。稳坐“空城”之中,享受几分豪气,编着《我军 解放包头开封》《东北我军向沈阳急进》这样振奋人心的新闻,吃着不限量的土豆 炖肉——大树底下好乘凉,此言不虚。 我估计西柏坡的领导人,首先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轻松。解放战争已到争取全面 胜利的关键时刻,最高统帅更要殚精竭虑。平山的形势又是如此严峻,被迫唱“空 城计”。但是,就我这种军事知识不多的干部看来,毛主席胸有成竹,巍然不动, 这有充分理由:一、敌人早被打怕了,有严重的恐共惧歼心理;二、敌人可能判断: 按照常情最高统帅部不会无兵保卫;三、一支主力部队正向平山疾进增援,敌人不 难得到这个情报。有此三者,加上我方大声恫吓,敌人完全乱了阵脚。由此我得出 结论:毛主席是在用“奇招”,不是用“险招”。 敌人本想出我不意,实行偷袭。偷袭必须诡秘,谁知开始就卡壳了。蒋介石、 傅作义都不想多出兵,这个仗当然难以打成。他们商量来商量去,部队还未行动, 我秘密工作同志已经获得确切情报,飞报有关部门。其中二三同志,包括傅作义的 爱女立了大功,新中国建立后,她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敌人既已失掉先机之利, 以后又连续进行拙劣表演:在报上公开喧嚷要给我方严重打击(有的是我们同志利 用这种形式透露消息),派两三架飞机到平山一带侦察,有时也投一两枚小炸弹, 打几排机关枪,这无异告诉他的敌人:赶快作好准备,我要进攻。真不知道敌人是 怎么想的。 毛泽东同志利用敌人那些“符合”军事常识的又违反军事常识的心理,亲自写 新闻、写评论,吓唬敌人,“提醒”敌人,给敌人制造错觉,令敌人犹豫不决,几 天过去,战机全失,一场偷袭闹剧迅速打上句号。1948年10月15日,新华社先播发 毛泽东写的二百多字的新闻:《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新闻揭露了敌人的作 战意图,最后说:“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 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新华社10月27日又播发毛泽东写的新 闻《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五百多字,其中特别提出 警惕对我较有威胁的亡命徒骑12旅旅长鄂友三,“今春匪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 准备,受到部分损失,匪部也被其逃逸。”新闻继续说话给敌人听:“只要大家事 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即令敌人惧歼不 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毛泽东写的评论文章《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 家庄》于10月31日播发,我看是进一步坚定敌人别做偷袭梦,赶快向回跑的决心。 文章提出:“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 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 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忙中写新闻,吓退蒋傅军,我亲眼看到毛泽东确实是“神”。当然,这种“奇 招”并非天外飞来,一个屡战屡胜的深远影响,一个驰援大军的震人声威,二者是 缺一不可的。 报社刚刚迎接“跑反”的同志归来,马上安排另一批同志出发,不过这次不是 向南而是向北,是准备进北平办报。我又一次得到美差,参加先遣队进北平。 36 “近乡情更怯。”赴北平途中,我真正体会到古人一些诗句的深刻人微。北平 不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是徐水。昨天过徐水小城,卡车还在我家门前停下,我丝 毫没有游子回乡的心情,甚至没有向围观卡车的孩子问一声。我厌恶那个没落的腐 朽的地主一资本家家庭,进而冷落生活过十多年的故乡,到北平,才像回归理想的 “故乡”。 多年憧憬北平,是因为儿时读过不少介绍这个故都的书,十多年来又总是想着 进北平生活,办报。北平成了胜利、解放、工作甚至终老此乡的同义语。听说要我 参加先遣队就兴奋,一路上兴奋,到了北平郊区更兴奋。 越近北平越兴奋,也越踌躇,回故乡到新地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真的能进北平 么?在北平怎样生活、工作?能胜任在北平办报的任务么?从邯郸到平山,坐木炭 发动的日本卡车,经常“趴窝”;从平山来北平,坐蒋大队长(战士们戏称蒋介石 是运输大队长)送来的美国十辆卡车,一路顺风。在卡车上也说笑,也遐想,内容 丰富多彩,大体不出上述范围。最后我把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争口 气,别露怯。 我这个想法有道理。同行近二十人,电台的青年同志之外,编辑部门的袁勃、 张更生、何燕凌、李原等几位都有较高的学历,曾在大城市读书和工作。同他们比, 我实在是一个“土老冒”,事实逼着我谦虚谨慎,决心连滚带爬,尽力跟上队伍。 乘卡车来北平,沿平汉路东侧砂石路走走停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这片大平原属冀中根据地——解放区。冀中人民对两次革命战争的贡献,几本书是 写不完的。此时继续为革命尽力,不过出动的已不是抬担架、如扛云梯的战勤队伍, 而是头尾衔接一望无际的运输长龙。车如流水,人喊马嘶,经常堵住汽车的路。北 平即将获得解放的二百万居民要吃饭,近百万围城大军要吃饭,几十万即将放下武 器或者起义的蒋军士兵要吃饭。冀中人民懂得,没有粮食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有粮 食就有解放后的新秩序,宁肯自己吃玉米、红薯,也把白面、小米送到北平。车把 式兴高采烈,叼着烟袋,打着响鞭,不时向我们招呼:“同志,北平见!”青年人 口直,半开玩笑地喊:““你们进城啦,可别忘了我们呀!”这句话使人心颤。从 5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决策者虽然没有忘记他们,可是由于制 定、执行的路线不对,好心肠办了大错事,狠狠整了供给我们吃饭的农民。 我们第一站到达进北平城的基地良乡,同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同志会合。他负 责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新闻系统,筹建我们自己的新闻事业。但他只带了章明、李 千峰等少数干部,具体工作主要靠我们这一伙人。 解放北平,中央有两种准备:立足打进去,力争开进去。打,比较干脆;谈, 麻烦得多。但是,为了北平居民免受损失,大量文物免遭破坏,敌我双方多少万士 兵免于伤亡,我们宁愿承担这种麻烦。往返谈判几达一月,准备进城的人们于是在 良乡暂时安顿下来。 打进城是基础,能打进城才有可能开进城,首要的准备还是前者。军事部署不 是我们的事,新闻宣传稍稍有些复杂,因为此事涉及两家。我们先在良乡作了安排, 范长江、李庄、李千峰接着又赶到驻在河北玉田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同第四野战军 政治部主任谭政、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社长杨赓商谈解放北平的新闻报道分工 合作事宜。决定攻城战斗和凯旋仪式由军分社组织,其他由新华社北平分社即我们 负责。回到良乡,由于随时准备抬腿进城,准备工作更加紧张:继续调查研究北平 情况,学习党的城市政策,研究进城办报方案,同时采访郊区恢复工作,并同准备 进城进行接管的各个单位建立联系……市委这时给我们分配三个干部:陈迹、陈泓、 王金凤,原是北平的大学生,因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过于暴露,暂时撤到解放区, 不久又被调回,市委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分社。他们对北平的情况相当熟悉,对分社 工作很有帮助,但是下马伊始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馊主意。 我们穿的棉军装,用上布制成。解放区缺染料,土布以杏树根榨汁浸染,呈杏 红色,原来就很难看。两三个月过后,颜色斑驳,更加难看。陈、王两位女同志看 不过,建议用肥皂水擦洗肩胸过脏之处。这下坏了,乳白、杏红、灰黑,单从颜色 看,不下于现在军人穿的迷彩服。谁知这身花里胡哨的军衣,配上崭新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北平管制委员会”胸章,却引来广大市民的尊重。看!解放区的老革命, 军管会的干部多朴素、多神气!听了这种议论,我们加倍自持,互相提醒谨言慎行, 绝不能给党和军队丢脸。当时干群关系之好,六七十岁的人经历过了,自然永世不 忘。 我在根据地——解放区生活、工作十多年,对农民、农村比较熟悉,对产业工 人、高级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高等院校师生可说一无所知。如果不能较快地改变 这种状况,城市新闻工作干不下去。我想快进城又有些怕进城,原因就在这里。看 看谈判一时不能结束,我建议在接管、办报等项研究大致就绪之后,请长江同志指 导大家就地采访,从长辛店开始,那里的机车车辆修理厂规模甚大,是“二七”革 命运动基地之一。长江同意我的建议,要我带三两同志先行,他们相机跟进,因为 军管会的基地还在良乡。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长期从事城市秘密革命工作,一再号召即将进城的 干部向老工人学习,“你不懂产业工人,就不懂现代城市。”我刚到长辛店不久, 1949年1月20日,彭真同志到长辛店邀请“二七”老工人座谈。他先介绍全国即将解 放的形势和依靠工人阶级改造、建设城市的方针政策,主要听取到会工人对现已执 行的、应该执行的各项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些产业工人,主要是几位在1923年 “二七惨案”前后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党员,他们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丰富实在的 社会经验和有什么说什么的坦率气度,给我这个后生晚辈、城市知识“启蒙生”留 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篇介绍产业工人的通讯,就是以这个座 谈会为基础,辅以会后采访写成的。 我在座谈会上交的第一个工人朋友杨宝嵩,是长辛店机车厂的翻砂工、“二七” 罢工参加者、老共产党员。他的大哥杨宝昆也是共产党员,曾任京(北京)奉(沈 阳)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二七”罢工后被捕牺牲。他的儿子杨树青也是共产党 员、长辛店机务段工人。解放后,杨宝嵩是长辛店铁路工会负责人之一、北平市总 工会筹备委员,他每次进城开会,必打电话给我,我只要能抽出时间必去看他。老 杨讲述平汉路特别是平汉北段工人运动历史,各路军阀在平汉北段混战带给人民的 苦难,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凶暴,国民党“劫收”时的骄狂和溃败时的狼狈,“老北 京”对改造这个古老城市的希望和意见……一次一堂课,多是我闻所未闻,或有概 念而无内容的。当然,不是每次谈话都能成文。新闻记者不能“急功近利”,“现 贩现卖”的材料要重视,暂时不用的材料、观点也要积累。我们应该作脑子灵、手 脚勤的“有心人”。 从1949年1月22日起,傅作义部队开始履行协议,陆续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 编。这时我们已从良乡进至青龙桥,离北平城更近了。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 作了进城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他勉励大家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虚心学习,作到 “一尘不染,四大皆空”。“一尘不染”——廉洁奉公,不取民间一草一木;四大 皆空——把国民党“劫收”北平时明抢暗夺的“车子、房子、金子、女子”一概视 为敝屣,“让北平人看看,共产党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同志们都把这次讲话看 作“战前鼓动”。长期经验证明,战斗发起之前的鼓动,人们记得特别牢靠,执行 特别坚决。 1月31日下午,时候到了。一群新闻兵,三部大卡车,从青龙桥直奔西直门。城 门洞开,但沙包、拒马还未完全拆除。岗兵有解放军战士望着我们微笑,这好理解, 自家人来了;还佩戴国民党帽徽的蒋傅军岗兵也望着我们微笑,这很自然,他们新 生之后,看我们也是亲人。在我们之前,解放军先开进一个师,其中包括第四野战 军通令嘉奖后的“塔山英雄团”、“秋毫无犯团”。成批进城的“地方干部”,我 们是第一批。车到新街口,赶上先头部队。这时万千市民站在街头,欢迎解放大军。 我们叨天之幸,也受到热烈欢迎,心里那个美劲儿简直无法形容。第二天出版的报 纸用了不少人城部队“英气逼人”,欢迎人群“如狂如痴”等词句。 北平最早接管的是两个新闻单位。2月1日,北平原有的报纸、通讯社,除国民 党党报《华北日报》和党办通讯社中央社外,照常出版、发稿。几家报纸刊出这样 的标题:《接管正式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接管从 新闻单位开始,当然不是说明新闻单位特别重要,但它作为传播信息、反映舆论的 工具,各派政治力量却是都注意掌握的。 我敢在中央社北平分社许多“新闻官”面前讲话,凭的是革命者的一腔正气。 我知道俯首听讲的人,有的新闻工龄比我长,有的新闻知识可能比我多。但是,在 真理、正义这些方面,他们不大可能同我比,怕什么!中央社北平分社社长丁履进 乘在东单简易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架小飞机逃离北平,编辑主任黄卓明负责丁某丢下 的社务。黄是民盟成员,在他主持下,几天前已经不发中央社稿,改发新华社稿。 我进城后接管非常顺利,全社人员名册,装备、物资清单都已作好,接过审查就是 了。长江和我先后讲话,宣布接管政策,指出中央社是蒋党、蒋政府的新闻机关, 干了许多坏事,希望大家跟它彻底划清界线,同蒋介石反动集团一刀两断,各司其 事,安心工作。大家可能已经研究过我们的有关政策,情绪非常稳定。会后一个姓 蒋的记者一定要同我谈五分钟,他说他是CC特务,但只搞过学生运动的情报,没有 干别的坏事,今后一定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今天先挂个号,随时准备向公安部门 详细交代。说完,交出一个崭新的左轮手枪。我稳定他,鼓励他,说过去当特务, 与人民为敌,是犯了罪的、现在愿意改恶向善,人民欢迎,坦白得好可以从宽处理, 如能立功还会受奖。他表示拥护政府的政策,一定不错过悔改的机会。 特务的手枪使我动心,比我现有的这支好多了,我实在想换过来。我想,我是 党的人,枪是党的财产,一不能吃,二不能喝,用它防身总不为过。继而想想,进 城纪律说得清楚,一草一木尚不能动,何况手枪?我是单位负责人,岂能带头破坏 纪律?“慎独”二字永远是响亮的警钟,错误、罪过常常出自一念之差。清醒过来, 想到不仅不能这么做,甚至不该这么想。此事作为教训,同两个老同志谈过,实在 后怕。 当晚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我直接处理,一件是我出去开会后高飞同志办的。我 们接管的中央社在石碑胡同,二层小楼,水泥地面。我警备司令部为安全计,给我 们配备一个警卫排,由一位副连长率领。城市找不到铺草,战士宿营成了问题。丁 履进原办公室有块大地毯,我提议移到战士住的会议室,可以代替铺草用。这在我 们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谁知引起一场争论。原中央社庶务主任说,原中央社没有 宿舍,接管的先生们有十多人,行李单薄,夜里恐怕主要靠它。再说主任(我当时 的名义是新华社北平分社编辑主任)的办公室没有一块地毯也说不过去,他坚决主 张不移动地毯。副连长说,“我们露营惯了,这地毯不能搬,首长白天办公,晚上 休息要用它。”我最后决定,地毯给战士,我们利用沙发、桌子休息。战士休息不 好,怎么执行任务?我绝对没有想到这样一件任何干部都会如此处理、我当时根本 没有多加考虑的小事,反应竟然这样强烈:“共产党跟国民党就是不一样!”“官 长这样对待士兵,士兵打仗能不拚命?”还有一件事,高飞同志处理非常得体。他 是我们的电务部门负责人,这时兼秘书工作。中央社原庶务主任考虑我们晚间进城, 准备了一顿夜宵:大锅面条。在刚刚解放、粮食紧张的北平,这已经不容易了。当 时我们带着干粮,是农民作好多日的玉米面饼,又干又冷又粗,比热面条自然差多 了。高飞同志没有接受这番好意,也没有严拒这番好意,他耐心解释,既没有吃面 条,又心领大家的好意。我在石碑胡同工作半月多,跟原中央社的一些人熟了,多 次同他们谈心。据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来接收,北平人原来也寄予很大希望。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看它眼前的表现吧!”谁知两件事情搞砸了,一是“五子登 科”,进来就抢房子、车子、女子、金子,搞得神鬼不安,鸡犬不宁。二是打内战。 日本糟害八年,老百姓原想喘口气,可它硬是大打特打。如此丧失人心,不垮台才 怪。“你们的所作所为,同他们比实在是天上地下。就说我们这个小单位,抗战胜 利了,丁履进飞了来,第一件事是抓器材。北平的同盟社总分社掌管华北、东北同 盟社所用照相器材,全让了履进私吞了,据说值十万银元,北平临解放,他又坐飞 机跑了,能不丧尽人心?”我由于人民日报(北平版)工作需要,新华总社编辑人 员又已到来,先离开新华社北平分社。据比我离开稍晚的张连德同志说,原中央社 职工那天在门口送我,看我一肩行李来,一肩行车去,认为“简直不可思议”。 接管中央社以后,我立即随长江同志到彭真同志处商讨出版《人民日报》(北 平版)的事,在座的还有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市委出版《人民日报》(北平 版)是中共中央定了的,《人民日报》继续在平山出版,仍为华北局机关报。彭真 同志原来倾向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是考虑干部刚刚进城,情况不熟,事情太多, 人手很少,害怕报纸版面出纰漏。长江看法不同,他认为正是因为事情多,所以报 纸至少要出四版,否则稿件无法安排。干部确实少,可以一个顶两个用。他说,一 天有二十四小时,他可以每天只睡六小时,其余都放在报纸上。我同意长江的意见, 只补充说,我比长江小几岁,他每天睡六小时,我可以只睡四小时。北平分社就是 《人民日报》(北平版)的采通部,要向总社发稿,又向报纸供稿,《人民日报》 如果发生稿荒,先打我的屁股。彭真同志从善如流,看我们说得在理,又有一股 “虎劲”,当即同意我们的意见,最后说:还是毛主席那句话,凡事多动脑筋,谦 虚谨慎。大事同市委商量,小事你们大胆处理,力争不犯大错误,犯点小错误不要 紧,及时改正就是了。 报纸出多少版合适,我心里其实没有数,可有一股劲。国民党那么腐败,北平 已经陷入我方重围,它的《华北日报》还出四版。我们是胜利者,党报只出两版, 我咽不下这口气。当然,我也想过,我们报社先遣队人数不多,多数人对北平情况 也不熟悉,但是大家都有争强之心,又没有家务牵累,能把少量睡眠以外的全部时 间用于工作;进城的各个机关、团体都有话要向社会发表、公布,想办法把它们收 集起来,稿件来源不成问题。只要处置得宜,报纸可以满足领导和人民的要求。凭 着这些符合实际的考虑,《人民日报》(北平版)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紧张地运转起 来。大家尽管废寝忘食,2月2日的创刊号还是迟至下午出版。王府井大街人山人海, 挤满报贩和由于各种原因急于早些看到报纸的市民。事后得知,时间迟误主要出在 当天非登不可的几个机关的“安民布告”上。居住分散,情况不熟,电话不畅,汽 车很少,准备不足,层层斟酌审查,都是迟误原因。几个编辑只好趴在办公桌上睡 觉等稿。不管怎么说,《人民日报》(北平版)是创刊了,虽然头绪很多,幸未发 生差错。时间是耽误了,质量却保证了。这里说的质量,是我们在被包围、很封闭 的根据地形成的一种看法,似乎出版时间早晚快慢不是新闻工作质量的重要内涵。 独此一家惯了,不怕你不看的傲气害苦了我们。 37 1949年2月4日,我从范长江处开会回来,高飞同志对我说,你的弟弟来找你, 我接待的,他留下一个条子,说你的一家人都在北平。我的头一下大了。他们怎么 会在北平?他们是什么颜色?他们靠什么生活?看条子确是我二弟的笔迹,字写得 比我好多了。原来我自幼缺少写字这根“弦”,练字功夫肯定比两个亲弟弟下得多, 字写得却没有他们两人好,经常受到父亲的申斥。我急切地询问谈话的情况,高飞 对我详细介绍以后说,十有八九是自己人。我略略放下心来。 过了两天,我借了辆自行车,回位于西酒醋局的“家”看看。北平分社有辆汽 车,在当时说,很豪华,原为了履进专用,我现在出去开会也坐一坐,回“家”坐 这种车很招摇,还是骑自行车好。我最关心两个弟弟的政治面貌,得知两人都是我 冀东情报站的成员,一块石头落了地,话就好说了。冀东情报站负责人姓刘,同王 姓妻子都精通俄文,解放后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至今年逾七十,双双健在。说到 生活状况,这个家庭已成没有任何收入的城市贫民,偶尔往来可无挂碍。从我弟弟 口中得知,这个家庭在抗战期间曾经“中兴”,田地是不能种了,长工大都辞退, 经营商业的利润却较前大增。所用办法并不光彩:花大钱“维持”伪官府人员和汉 奸特务,换取向根据地“走私”纸张文具、日用百货的便利。只有一条还好,家人 绝对不就伪职,先后到北平租房而住,我的亲弟、堂弟还都成为走读大学生。解放 战争期间分家,我这一房股小人多,最为困窘。衣物卖尽,到解放时家里已四壁皆 空。如果北平晚解放几月,谁都不知道怎样生活。但他们坚守一条,沾“伪”字的 职业绝对不干,也没有这种门路,唯一的心思是把情报站分配的任务搞好,多为革 命出点力,“北平一旦解放就有办法”。谈到我的父亲,更能显示中国社会的复杂 性,他是一个中等程度的知识分子,抗战前生活相当荒唐。在日本法西斯占领期间, 他当县商会会长,全力经营商业,坚决不当伪县长。他和徐水邻县容城县伪县长是 结盟兄弟,他知道这位王姓盟兄是共产党员,受晋察冀敌工部派遣从事秘密工作。 这位盟兄为他“维持”徐水伪政府官员和警特人员以经营商业,还帮他营救过被捕 但未暴露身份的八路军工作人员;他为这位盟兄出过一些保护人民利益、应付日寇、 收集情报的主意。解放战争后期,他经营商业失败,经同乡荐引,到四州广元教书 糊口,北平解放后才回来。我怕他有连我弟弟都不知道的恶行,动员他回徐水向政 府交代应该坦白的一切事情,没有恶行可以剖白清楚,如有恶行正好归案处理。我 不敢也不能给徐水写信请求对他严格审查,即请人民日报党组织写公函提出此项申 请。经过严格审查,他获得历史上没有犯法的结论,回北平进行街道失业知识分子 登记,区教育局分配他到一个工厂的职工学校教书。我的两个弟弟因为参加冀东情 报站工作,我写了说明信,并请人民日报党组织写了证明信,连同情报站的证明上 报北京市委,分配到北平市公安局工作。我父亲要我也照此办理,我坚决没有同意。 进北平之前,我们曾经反复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得益最大的是要牢牢 站稳党的立场,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纯洁性,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的袭击。我理解“糖衣炮弹”主要是指贪污、腐化,有这两种恶行,检讨都难启齿。 我认为贪污、腐化我并不怕,完全有把握防止这类错误。但父亲、兄弟如果有事, 特别是涉及敌我矛盾性质的事,虽然我无任何责任,总是腻歪、麻烦。事实证明他 们有的清白,有的无事,对我可说是一大解脱。 现在看来,我对涉及那个剥削阶级家庭的某些问题的处理,有点矫枉过正。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怕犯错误的心理,使得我该作、可作的一些事宁可不作。 我的堂祖父(我离家时他还是家长)这时的住处离我宿舍不远,我却从来没有看过 他。当然,工作、学习(主要是向北平的各个方面作调查研究,读书并不很多)确 实忙得没日没夜,但主要还是怕“沾包”。此人生活荒唐,却喜欢办些公益事业, 是我县头名士绅,很可能是日寇、汉奸心目的首选维持会长。他在“七七”事变后 逃到乡下,徐水沦陷后不回家即径来北平,租房蜗居,粗茶淡饭,老死不还乡降敌, 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站在党的立场上,对他作些人情世故其表、方针政策 其里的宣传,通过他影响一些思想倾向相仿的上年纪的人,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共产 党员应有的作为。我却宁可放弃这种不是党统一布置的工作,保持我那划清界线的 纯洁,这种精神状态并不足取。 这种怕“沾包”的心理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请托”,在老北平可说无孔不 入,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对此保有也许过多的警惕,深怕在这方面犯错误。 这年三四月间,我弟弟写信告我,有位姓鲍的大婶想见我,要我一定回家一趟。客 人是一位中年女士,他的先生原是河北银行徐水支行的中级职员,同我父亲有金兰 之谊,论行辈,我叫她大婶。现在她知道我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所以托我“帮 个大忙”。原来她的孩子即将大学毕业,瞒着父母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 听说即将南下,全家吓了一跳。她对我说,十多年没有见面,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 字,所以“冒昧造访”。她先恭维我“舍家革命,功在国家”,当了大干部,逻辑 结论是必能为她想想办法,所以“特来求助”,让她的孩子脱离军政大学,回清华 念书,毕业后再报效国家。此事我不能办,也不该办。我耐心听完她的话,赶忙道 贺,说这可是大喜事,军政大学很好,并不是每个报考者都能被录取。谁知这几句 话触到客人痛处,满腹牢骚委婉倒出;毕竟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周到得体。她先称 赞军政大学的“高尚性质”,支持青年人对国家尽神圣义务,然后讲到正题:孩子 年甫弱冠,从未离开父母,且“学业未成,尚需深造”,以便将来报效国家,等等。 我继续道贺,并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多少青年冒着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 从蒋管区、敌占区赴延安,奔根据地找革命,百折不回,那精神、那气魄什么时候 想起来都热血沸腾。现在革命到了家门口,孩子又争气,考上军政大学,实在不容 易。孩子参加革命,父母也有光彩。可能这些老实话封住了嘴,她再不提请托的事, 转而询问孩子人学前应该准备什么,人学后应该注意什么……我参考过去“抗大” 的情况,结合全国胜利的新形势说了些意见。从表情看,客人还算满意。 这件事以及其他几件性质相似的事,使我想到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干部进城后还得清醒地过好“请托关”,此事的危险性决不可小看。华北新华日报 社采访科我的同事吴某,是个很有希望的记者,哈尔滨人,资本家家庭出身。东北 解放回到家乡,不知为什么改行了,先当工会主席,后当副市长,头脑发胀,介绍、 荐引几十个亲友参加工作,其中不少人政治上不干不净,给全市工作造成重大损失; 他还有相当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两事并处,被开除党籍,判几年徒刑,因体弱多 病,监外执行,在公园打扫卫生。他生活潦倒困窘,写信向老同事华山、李庄求助。 我两人几次商量,又怕犯错误,又想给帮助,最后认为给些支助谅无大错,凑了一 笔钱悄悄寄给他。“三反”运动中,据我得知,很有一些家庭不好、相当负责的干 部在“请托关”上栽了跟头。看来麻痹大意、满不在乎在什么问题上都可能误大事。 38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从河北平山县移至北平出版。《人民日报》北平 版同日终刊,全体人员到钱粮胡同办《北平解放报》,还是中共北平市委的机关报。 在此之前,北平市委支援《人民日报》北平版一批干部,包括新闻工作者、文化工 作者、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多数是共产党员,也有党外积极分子。这批同志熟悉北 平情况,有的还有多年新闻工作经历,多数被分配到报社采访部门。我请他们采访 北平各方面的恢复工作,相当得力。平山来的同志,久在根据地工作,我请他们继 续采访农村和小城市的恢复工作,发挥他们熟悉农村的长处。 进城两三个月,接管中央社和北平日报后,我即回人民日报组织记者工作,个 人有时也外出采访,经常处于突击状况,头脑乱哄哄,遇事“补窟窿”,心总静不 下来。这时工作有了点头绪,可以安心想一想了:1、最忙乱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 依靠全体同志一个人顶两个人的日夜拚搏和各兄弟单位的“有求必应”,宣传报道 任务基本完成,幸无大的阙失;2、长期这样工作不行,本来底子就薄,“光出不进” 难以为继,必须针对自己的弱点,工作之余加紧学习,结合工作随时学习。现在回 想,进北平近五十年,没有学会划船、溜冰、跳舞,甚至不愿前往一顾。我绝不反 对业余时间进行这些运动,我认为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在这个方面尽可以自由选择, 互不干涉。但我坚决认为:八小时难有大作为,成大事。作大学问者必有超过常人 的努力。我天资平平;由于历史原因,知识出现“断层”;参加革命后有两年时间, 由于认识错误,学习没有抓紧。现在面对丰富瑰丽的大千世界,我确确实实生长了 一种危机感:如不加倍努力学习,绝对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党一贯号召我们学习, 我的危机感既是响应号召,又是发自内心,所以十分强烈。这种决心还受了邓拓的 影响。我和邓拓很长时间同住一个宿舍,我曾悄悄问为邓拓服务的小师同志:“老 邓业余时间怎么过?休息干什么?”“读书,”小师随口回答:“业余时间都读书, 他的休息就是读书。”他说,邓拓读书范围广泛,精神充沛的时候读理论,然后读 文史,疲倦了看小说。我想,邓拓工作比我重,年纪比我大,知识比我多,他学习 这么勤奋,我能稍有懈怠么?如果说我有一点看法不错,就是承认自己学识不足比 较早,认识学习重要不很迟,看到光凭“政治”不行,单靠资历更不行,何况我们 这一代人并没有多少“政治”,更谈不到什么资历!有了这么一点认识,几十年坚 持下来,使我能够勉强跟上队伍。 学习,当然只能急用先学。我曾用很大精力调查研究,认识北平的历史和现状。 这样作很能引发学习兴趣。用力最多的是经济领域,同仁堂、瑞蚨样、内连升、全 聚德、稻香村等著名店铺都曾往访。他们那种放长线、创名牌的远大眼光,货真价 实、童叟无欺的职业品德,宁肯让某些拳头产品暂时断档也不滥竿充数的惊人魄力, 同旧官府、“大宅门”的超过商业往来的复杂关系,令我增长许多书本上不可得到 的活知识。但是,应该说,这些访问并不都很理想。接待我的高级职员太拘谨、太 客气,拘谨到只说解放前生意如何难作等等,不说解放后对人民政府施政措施的任 何意见,客气到使人难以再去访问、请教。全聚德掌柜就曾热情招待我品尝他们的 拿手好菜,我身上一文不名,一次还能婉言谢绝,下次谁还敢再去?我自认我的态 度绝不倨傲,气势更不凌人,怎么会遇到这种很有礼貌的冷遇呢?可能是我这身披 挂起了作用。你是军管会的“公家人”,如此问这问那,谁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我 当时并不懂得能够不引人警惕的工作方法,也没有身上穿的旧军装以外的任何衣服。 老实说,我对他们这些习气、作派也看不大惯,不愿意再想办法多作接触。我当时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阶级意识”,它限制我在上述范围内多作探索,也限制我同一 些上层民主人士主动接触,以致对工作造成不少损失,实在愚昧之至。 城市贫民跟著名商店的高级职员不同,他们较少顾忌,愿说今溯古,我在谈笑 间学到不少知识。报社附近卖馄饨的个体劳动者焦大水,河北涿县人,来北平落户 谋生三十多年,北平解放时年近花甲,身体极好,每天晚上十点钟出摊,早晨三点 半收摊,回家打个盹,又上早市采买晚间出摊用的肉、面,非常辛苦。儿子小水二 十岁,子承父业,给老子“打下手”。问父子两个年纪为何差这么多,老焦说: “穷啊!成年晚上出摊,谁家闺女愿意嫁给卖馄饨的?四十才成家,混饭吃吧!”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社总编室负责,白天晚上“连轴转”,夜里十二时到凌晨一时之 间有点空隙,必同王揖来老焦摊上,一者吃夜宵,二者作调查。这时前半夜外出的 人已经回家,后半夜办事的人还未出来,老焦比较空闲,有功夫同我们“拉狐”。 当时食品便宜,吃烧饼、馄饨,喝少许白酒,几角钱够了。我们是有为而来,说话 总围绕某个主题。老焦过去处于社会最底层,在北平三十多年,社会知识甚广,对 普通市民的生活、情绪、要求清清楚楚。他有个犟脾气,熟人什么都说,生人什么 都不说。政府一个政策、措施出来,我们总以拉家常的方式问老焦以及他的亲友、 邻居有什么评价、意见。他像家人、朋友一样,有时冲口而出,没有把握的就说帮 你打问打问,过一两天必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摊点上认识过去的北平,采集时下 的“民情”,对组织报道大有好处。时间长了,他好像看出我们是有意问这问那, 可仍然有什么说什么,当时干部群众的关系实在令人怀念。六十年代初,即三年困 难时期,老焦年逾古稀,在集体化的合作小组里工作,没有肉不能卖馄钝,改卖三 张粮票一碗的清水面,他本人严重浮肿,见了我勉强笑笑,再不说什么心里话了。 我同老焦的友谊保持逾十年,至此可说被迫中断。 交往更长的是老瞿。头两次见面没有问名字,以后反而不好问了,知道他姓瞿, 就叫他“老瞿”,他叫我“老李”。他是个修鞋匠,河北新城人,北平解放前就在 东城设摊修鞋,后来组成“服务合作社”,他当修鞋组长,有了一间门面,1990年 退休,儿子接班。他手艺精湛,服务周到,粗识文字,熟谙世情又直率敢言。我的 宿舍离他的营业点很近,但凡修鞋必定找他,隔一段时间,不修鞋也找他聊聊。每 次大体有个“小计划”,围绕经济地位、生活方式、思想认识等等,比较市民和农 民的异同,了解市民对当前各项政策、工作的意见,对我在报社组织经济宣传大有 稗益。三年困难时期,供应十分困难,要踏踏实实重视农业了,我奉命起草一篇社 论,再次阐述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道理,其中有“人是要吃饭的”之类字句。这 次老翟不客气,主动发话了:“你们报纸真高明,还懂得人是要吃饭的,早几年干 什么去了?”我知道他憋着一肚子火,但说这话并无恶意,只是我脸上火辣辣的。 他批评得对。当时形势确实令人心焦,只就宣传报道来说,我们确有不能推卸的责 任。这个问题牵涉甚广,后面专门讨论。 学习活知识很重要,学习书本知识也很重要。理论应该占书本知识的重要部分。 我们这批人在北平解放时三十岁左右,刚参加工作时二十上下,很长时间对学习马 列主义基础理论抓得不紧。口头说重要,实际上把这个重要部分挤到后边,有几年 还实际上挤掉了。其原因,一是战事紧张,环境动荡;二是书籍很少,又无人辅导; 但主要是本人没有真正重视起来。这也难怪,在当时新闻界人才奇缺的情况下,一 个政策不熟、文字不很通顺的刚进报社的青年,要他集中主要精力学理论,是不大 现实的。进城以后,由于政策逐渐熟悉,文字逐渐清通,但面对许多新问题,却缺 少必有的功力进行分析,写文章基本就事论事,难以说出所以然,理论准备不足的 后果日益明显。“学然后知不足”,是很对的;“用然后更知不足”,我确实感到 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如火烧眉毛。形势逼人补学理论。当时报社有两个学习高潮, 一是学俄文,成立了辅导班,聘请专人教授。范长江这时已从上海回到北京,担任 人民日报社长,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你在编辑部带个头,攻攻俄文这一关!”我 说:“时间不够呀!得先学马列主义。”他说:“学马列主义是一辈子的事,攻俄 文只要几年。”我说:“已经过了小半辈子,再不抓紧理论学习,这碗饭不好吃。” 当时时兴“一边倒”,不学俄文似乎就跟不上形势,对此我也顾不得了。长江对我 很了解,并未因此进行责备。不久,党组织发了“干部必读”十二本书,书面精装, 当时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其中《共产党宣言》学过多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 程》被誉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是第三次精读,但还不懂得读书应持分析态度, 结果全收并蓄,好的、坏的影响都在我身上作用了近二十年。 接着啃《资本论》,王(亚南)郭(大力)的初译本,真是看天书。不熟悉资 本主义发展史,不了解英、法等国的社会情况,不习惯上个世纪欧洲人的语言表达 习惯,比读中国书难多了。但是硬着头皮一行行、一页页缓慢蜗行。同辈三人相约, 每天读两小时,风雨无阻,读不够时间不睡觉。三人都搞夜班,当时开会还少,业 余时间一般可以自行支配。下班晚了时间顺延。客观条件是中央提倡学习理论,还 没有政治运动干扰;主观条件是三个人精力相当旺盛,也真正认识到不在提高理论 方面发愤不行。就这样坚持到“三反”运动,还是被这次运动打乱了。 做任何革命工作,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我觉得我一直从事的新闻 工作更是这样。成天写东西编东西逼着你公开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学习理论, 不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就没有分析、判断是非的能力,就没有坚持真理的 勇气,就难以脱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窠臼。但从我自身的教训看,认识归认识, 行动归行动,真正把学的马列主义理论落实到行动上,并持之以恒实在不易。新闻 工作者要学的东西又多,理论、政策、历史、语文、逻辑、美学……排排次序,往 往把理论实际上挤到后边。“学马列主义是一辈子的事。”看到了来日还长,忘记 了岁月易逝,知行不统一的教训太深重了。记者更有职业的局限,工作经常处于流 动状态,来去匆匆,居无定所,完整的时间很少,正襟危坐读理论不大容易,因此 更要随遇而安,沉下心来,抓紧时间坚持不懈,有半小时读半小时,有二十分钟读 二十分钟,积几年之功,总会有显著的效果。 39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 报。没有举行庆祝会、招待会,没有宴请宾客,发纪念品。当时不讲排场、不搞形 式的社会风气,比现在是好多了。 对于报纸“升格”,我个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党中央又有了大型机 关报,标志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在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实 行革命割据,建立了几块当时叫“苏区”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围剿”,我们反 “围剿”,战斗十分激烈,根据地经常流动,没有条件长期出版大型的铅印党中央 机关报。抗日战争开始,《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出版,言论、发行受到许多限制。 《解放日报》于抗战中期在延安出版,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各敌后根据地军民更把 它的社论看作党中央的指示。解放战争中期,蒋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于 1947年3月19日撤离延安,《解放日报》被迫停刊。两年多时间,党中央只能通过新 华社社论、评论的形式发表意见。现在,在北平、未来的首都、中共中央身边,有 一份得心应手、能够战斗的机关报,对党中央指挥全国各项工作,确有极大作用。 对我个人来说,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多少有了一种革命成功的味道。但是,我 们这个长期办地方报的队伍能否挑起这个光荣、艰巨的担子?我心里没底,多数同 仁也没底。几个月来,经过从解放区来的和北平市委分配来的同志的共同努力, 《人民日报》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出现大的错误。但是,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有极 大的不同,中共中央的报纸,准确反映中央的思想,有时要代表中央向全国、世界 讲话,我们有这种水平么?谁都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几次同我 谈过这类话,表示压力相当重。 怎么办?学习,舍此再无他法。我进城时自定的信条是“争口气,不露怯”, 这时像电话铃一样地响起来了:用争气的精神学习。 正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号召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纲领性文 章提出“一边倒”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之下,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一边倒” 倒向苏联,就是全面地学习苏联的一切。看来作这种理解的不是我一人,肯定有不 少人;不是学一年半载,而是学很长时间,学来学去,在受益的同时,也交了不少 学费。 我们在根据地——解放区,是从战斗频繁、十分封闭、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等 条件出发,按照革命需要,从无到有逐步创建党领导的新闻工作,积十多年之功, 摸索出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做法。进城以后,我模模糊糊感到有些做法不一定适合 解放后城市领导农村的形势。但人少事多,工作忙乱,无人提出也没有可能坐下来 把这类问题梳理一番,作出必要的结论。现在正好,苏联老大哥已有三十多年的经 验,毛泽东号召“一边倒”,苏联也表示“无私地”援助我们(至少我们和苏联一 度都这么说)。一个愿学,一个愿帮,在我们这一级干部眼中,中苏关系形成“老 大哥”、小弟弟或师傅、徒弟的亲密关系。 但高层领导和广大干部的作法不一样。据我多年以后看到的一些材料,许多高 级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对苏联的经验是有分析地学、有批判地学,是保持清醒头 脑的。可以这样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有清醒头脑的高层领导人听了共产国际、 苏联的好建议,拒绝了共产国际、苏联的歪主意的结果,否则,1949年建立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蒋介石即将在大陆彻底垮台之际,解放军如果不是及时打过长江 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想起来实在后怕,幸亏当时英明的毛泽东没有听朋友的话, 没有“一边倒”。 从政治上说,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一边倒”是不可少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想 吃掉我们,而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希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同我们站在一起,当然 应该“一边倒”。但是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不能通过某种方式,把应该有分析地、 有选择地学习这个绝不可少的思想告诉大家,免得走许多弯路,受巨大损失。形而 上学在我国相当泛滥,领导不是不知道。毛泽东一言九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 将成立之前提倡“一边倒”,又不打个招呼,人们当然理解为苏联什么都好,必须 无条件学习,不能对它说一个“不”字。我听有的同志说,在反右派运动中,东北 有的人只是由于谈论苏军进军东北后搬机器,苏军有的士兵军纪不好,这虽然是人 们亲眼看到了的,说说也被目为反苏,有人被划成右派分子。这话如果属实,我看 属于冤假错案。这类教训实在太深重了。 新闻界“一边倒”,真够坚决、彻底。派庞大的代表团去苏联“取经”,请庞 大的苏联代表团来中国“传道”。我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几大本布面精装的苏共中央 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当时许多人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当然有的明眼人心中可 能暗暗发笑。 正确的态度是清醒地有分析地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地学习外国的 一切东西,因为国情不同,有好、坏和适用、不适用的区别。就新闻界来说,当时 “一边倒”学老大哥,极少数人可能清醒,绝大多数人肯定是兼收并蓄。盲目学习 的结果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丢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写文章是要给人看的, 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但是出现了一股风,不是面对现实,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而是选革命导师一个观点甚至一句话,前后左右反反复复解释它的深邃、正确,文 字又呆板、沉闷,令读者昏昏欲睡,看不下去。“在列宁旗帜下”作为评论的标题, 可以重复使用几年。用一句话作为新闻标题可以不管文字精粗长短,更不要说平厌 音韵,这也许是由于美学标准和文字表达方式不同。50年代有那么几年,我很少记 得我国报纸有过精彩标题(当然有例外,如《别了,司徒雷登》,那是毛泽东文章 的标题)。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12月13日有家报纸报道此事,作了十分 精彩的标题:《张学良率军突变(肩题),蒋委员长坐困西安(主题)》(这家报 纸可能是《大公报》,手头无资料,待查)。当时情况尚不明朗,报纸表面上持中 间态度,但倾向很明显,肩题用了“变”字,主题“坐”字用神了,蒋介石被扣, 要维护他的“尊严”,又不显山露水,于是用个“坐”字。这个标题用心之妙,用 字之巧,使我六十年后记忆犹新。 盲目学习引起不良后果,首先该怨我们这些学生,“你为什么要学习那些并不 适用甚至可能发生负作用的东西呢?”我觉得学生的高层领导也有责任,你为什么 只发号召不说应该注意些呢?说得重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职,虽然当时也可以 举出一些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