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特朗与中国 密特朗可算得是同中国关系比较深的法国政治家。早在1958 年3 月,他同前 总理埃德加·富尔等一起在法国国民议会建立了“发展法中关系委员会”。他先后 以参议员、社会党领导人和共和国总统三种不同的身份访华。 他说过:“这三次访华,我的地位虽然变了,但是我对中国的感情始终没有变。” 1961 年1 月,密特朗作为参议员单独访华,历时三周。由于他对华友好,并主张 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了他。毛主席在会见中指出了中法关 系正常化的前景。当密特朗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时,毛主席说:墙有各种 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 这是暂时现象,人民终究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 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那时,除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外,还没有一个法 国政界人士受到这样高的礼遇。当时,密特朗刚刚经历了倒霉的天文台公园事件, 几乎一蹶不振,连好多熟人、朋友都纷纷离他而去。中国最高当局非但没有冷落他, 反而给予优渥礼遇,密特朗深受感动。 回国后,他在巴黎《快报》周刊撰文谈到对毛主席的印象时写道:“毛泽东把 学说的严谨性同警觉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同联系实际、同具体经验相结合。他怀着 建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的社会的强烈愿望。他把这个愿望同学说的严谨性相结合,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又不破坏这个社会的宗旨。毛泽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后来他 又写了《中国面临挑战》一书,记述访华观感。 他对中国新政权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深刻改造社会、消灭饥荒表示钦佩, “中同共产党继承了一个软弱、腐败、四分五裂的帝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 国家”。他的结论是:“中国正接近于重新崛起。”与这个结论相适应,他在法国 参议院提出了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1981 年1 月24 日,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提名党的第一书记密特朗为总统候 选人。2 月9 —14 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邀请,密特朗率领法国社会党 政治代表团访华。密特朗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强调,中国和法国都是世界均衡的 因素,他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新长征”表示美好的祝愿。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会见密特朗后对随行的法国记者说,事隔20 年后,密 特朗再次访华,“对增进中国共产党同法国社会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有益处的”。 密特朗离开中国前对胡耀邦表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 维护世界和平和均衡方面”。“通过这次访问,我们更加认识到这一点”。 密特朗对中国持一种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不属于东西方关系的传统范 畴,通常人们把美国、大西洋联盟、苏联、华约包括在这个范畴内。 中国远远超出这个有点狭窄的概念。它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伙伴。中国也不属 于南北关系的范畴,也不符合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历史和政治事实就是 如此。”1981 年5 月当选总统后,他对如何同这样一个独特的国家发展关系,一 度举棋不定。执政初期,社会党政府把重振经济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对外政策方 面,新政府着重推行“第三世界主义”。从这些方面着眼,在亚洲,法国首先盯着 经济大国日本和作为“第三世界主义”三大支柱之一的印度。 在制订对华政策中,从战略上考虑不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社会党政府觉 察到中国在战略和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远非日本、印度所能比拟。用密特朗的话来 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因为它有着千百年文明史, 以及这一文明史在当今 政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像法国这个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遥远的西方国家一样, 正如法国保持其活力及其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一样,中国在我看来是一个决定性作 用(我重复这个词)的伙伴。”因而,希望两国关系“更生气勃勃、更活跃、更稳 定。”密特朗执政头两年,中法关系不太顺当。除了法国没有把中国放在对外政策 的应有地位外,还由于社会党政府突出人权外交,在一些问题上小题大做,把意识 形态分歧带到两国关系中来,扰乱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1981 年11 月,法国外贸部长若贝尔访华。此人在蓬皮杜总统手下曾是个大 红大紫的人物,当过总统府秘书长和外交部长。1973 年蓬皮杜访华时,他是代表 团主要成员。社会党政府派这样一位政治经济交融而又同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的部 长来访,自然是投石问路的合适人选。若贝尔访华期间,我国公安部门扣留了与法 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白天祥姘居的中国女子李爽。这纯粹是巧合。若贝尔却怒气冲冲 地中断访问回国。他自以为忠实执行了社会党的人权外交,实际上做得太过分了, 给社会党政府同中国的初次接触蒙上了阴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冷 却下来了。谢松外长十分不满,埋怨若贝尔“为了一桩逢场作戏的恋情,搞坏了同 中国的关系”。 不过,谢松自己在对华关系上也捅了不少漏子,特别是在柬埔寨问题上。 他在1983 年先后在曼谷、河内以及其他场合大放厥词,说什么柬埔寨问题的 实质不是越南侵略和占领柬埔寨,而是“中国和苏联在那里对抗”,中苏对抗是柬 埔寨问题的“祸根”。说什么“如果没有越南对柬埔寨作出的重大贡献,柬埔寨民 族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法国不但不支持柬埔寨的抗越爱国力量,不同国际社会一 道对越南施加压力迫使其从柬埔寨撤军,反而一味讨好越南,发展对越关系,甚至 提供财政援助。谢松辩解说:“不同越南对话怎么能使它撤军。”他公然为越南开 脱侵略罪责,影射攻击中国,遭到中国报刊的批驳。《人民日报》于3 月30 日发 表题为《令人吃惊的论调》的短评,不点名地批评了谢松。顿时两国关系出现紧张 气氛。谢松不得不于周末在巴黎郊区寓所紧急约见中国驻法大使进行弥补,声称记 者报道失实,歪曲了他的本意。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多月后,1983 年5 月,密特朗以总统身分第三次访华。柬埔寨问题是中 法双方国际问题会谈的中心。密特朗作了多次表态,冲淡了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 歧,以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他在抵达北京当晚就公开表示,“法国对外国占领柬 埔寨的谴责没有改变,不会承认外国在金边扶植的政权,今天不会承认,明天也不 会承认。外国军队不全部撤出,柬埔寨问题就无法解决。”密特朗在同中共中央顾 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等领导人会谈中,强调中法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共同点。他 说:“关于越南的扩张倾向,我们的分析相同;关于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我们 意见一致;我们也认为,柬埔寨联合政府是抵抗力量的唯一代表。”“我们说,我 们永远不会承认金边政府;但我们没有说,我门永远不会承认联合政府。”他表示,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行动?“对越南施加压力?那是理所当然。施加军事压力?法国 不能这样做。 我们既无此手段,亦无此意图。”他还表白,“我们并不鼓励越南。同越南保 持外交关系不等于鼓励越南。”只要法国谴责越南侵占柬埔寨,“法国同越南保持 接触不是坏事”。 5 月5 日,密特朗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上着重指出:“法国和中国在解决柬 埔寨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上有分歧。”两国的唯一分歧是:“中国承 认民柬联合政府,而法国还没有承认。我们并不反对‘红色高棉’作为政治组织存 在。我们只是担心他们重新使用他们曾使用过的方法来对待本国人民”。他还强调, 承认不承认民柬联合政府并不是法中两国的本质分歧。 正如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梅尔马兹所说,密特朗总统中国之行是“活跃中法关系 的新的转折点”。从此,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法国把中国看作是它 在亚洲的特殊伙伴”。一方面,法国从反对两极格局、推动多极化和保持世界多种 力量均衡的战略出发,在政治上、战略上需借重中国;法国要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东 南亚地区发挥作用,也需同中国协调。另一方面,法国急欲打入中国的巨大市场, 谋求以良好的政治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关系。 80 年代中期,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贸易、文化、 科技和军工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高层政治往来频繁,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先后正式访问法国。 1984 年6 月2 日,我国总理为访问法国举行答谢招待会。按外交惯例,通常 由东道国总理出席。密特朗总统打破常规,亲临中国驻法使馆出席招待会,以示对 中法关系的重视。在这次招待会上,我与密特朗再次相逢。这位法国总统还像当年 那样同我随便聊了起来。他还清楚记得, 1961 年1 月第一次访华时,冷得他够呛。 从东北到深圳,一路上厚厚的皮大衣一直没有离身。当时宾馆设备比较简陋,南方 没有暖气设备,严冬腊月室内室外差不多一样冷。 这以后,又有几次见到密特朗总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年团拜那一回。 每逢新年,法国总统照例要在爱丽舍宫节日大厅会见各国驻巴黎使节。古色古 香的巨大吊灯把金碧辉煌的节日大厅照得通明。使节们按到任次序排成马蹄形队形。 密特朗总统先站在中央向使节们致意。副官把装着讲话稿的文件夹递给他。他漫不 经心地拿在手上,并不打开。他不喜欢照本宣科,而习惯于在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的 基础上临场发挥,显得潇洒自如。讲话完毕, 总统挨个儿同使节一一握手致意。 驻巴黎使节有几十个之多,总统一般只握握手就过去了。对重要国家使节,密特朗 就说上几句。 那一次,我以临时代办身份出席。密特朗缓缓地走过来,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 他笑吟吟地问了我个人的情况,说了一些对中国热情友好的话,并要我转达对我国 领导人的问候。谈话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但时间之长却超过其他重要使节,全场为 之瞩目,还以为中法关系出现什么新动向。在紧接着举行的招待会上,不少使节主 动上来同我攀谈,意在探听消息。其实,这只是密特朗对中国的一个友好姿态。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法国对华采取了“制裁”措施,两国关 系进入中法建交以来最冷淡的时期。1990—1991 年,除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 的高层互访和军事合作外,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逐步恢复正常。 1990 年12 月21 日,密特朗在接受我国新任驻法大使国书时表示,他一直 重视发展法中关系,法中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长期以来,两国关系是好的。 尽管出现一些问题,但从历史观点看,这算不了什么。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两 国间加强对话是重要的。 1992 年1 月31 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出席安理会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 人举行的午宴上,李鹏总理和密特朗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密特 朗说,法中两国关系一向很好,只是在近两年来关系有些疏远了。 其实,法中两国之间的分歧并不很多。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发展起来 后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两国领导人认为,保持两国的高层来往,对推动两国 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中法关系刚刚恢复正常,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又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消极 因素。 继法国向台湾出售6 艘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船体后,法国达索等公司不顾中国 政府多次严正交涉,于1992 年8 月与台湾签订了出售60 架幻影2000—5 型战斗 机(装备空地中、短程导弹1000 枚)合同。法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坚持批准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合同。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要求法国限期关 闭驻广州总领事馆,搁置一些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中法关系再次进入一个困难时期。 1993 年12 月,法国总理特使访华,中法双方就解决法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 协议。1994 年1 月12 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确认两国关系所必需遵 循的基本原则: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联合 公报是对1964 年1 月中法建交公报的确认和发展,对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 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两国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如同密特朗所说:“前一 段时间两国关系放慢了。现在我高兴地看到法中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我们要从 现在这个起点出发,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第七章左右翼“共治”1986 年是第五共和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的一年。3 月国民议会改选结果,在全部577 个 议席中,社会党只获得216 席,丧失了议会多数。传统右翼(主要是“保卫共和联 盟”(戴高乐派)和“法国民主联盟”)获得291 席,超过半数三票,取得议会多 数。这就导致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分属相互对立的政治派别的微妙局面。这是1958 年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新问题。 左翼总统密特朗该怎么办? 由于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试验以失败告终和社会党政权治理经济无方,法国经 济、社会形势日益恶化,左翼在大选中失利,右翼卷土重来,原是意料之中。早在 大选前,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内部,不少人认为,一旦左翼丧失议会多数,总统应 该以最体面的方式离开爱丽舍宫。总统最亲密的顾问阿塔利曾劝总统辞职:“右翼 会把您的成就一笔勾销。您留在爱丽舍宫会使人们以为您同意对手的所作所为。您 将失去灵魂,从而失去荣耀。”密特朗的挚友莫里斯·富尔给他出了个主意:“召 开新议会,您提出辞职,并就总统任期缩短到五年一事举行公民投票。然后,您出 场进行竞选活动。或者,你重新当选,你还是有机会当选的;或者,像当年戴高乐 那样,在给法国留下一部新宪法的同时下台。”密特朗主意已定:左翼政权不能只 是昙花一现,自己也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旦议会选举失利,决不辞职。1985 年10 月密特朗访问巴西时,巴西利亚的一些知识分子会见总统时提及此事,密特 朗明确表示:一旦历史的裁决不利于他,一旦这一天到来,谁也不能把他赶下台, 他将自己决定自己如何行动。他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吧,由他们去吧! 四座为之一惊。 议会选举结果揭晓,社会党败北,密特朗果然仍留在爱丽舍宫。在左翼总统与 右翼议会对立的情况下,第五共和国体制能否延续下去?或者如何继续运行?这是 第五共和国从未遇到过的尖锐而微妙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任命总理、组织政府。尽管宪法规定总统有权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 选择总理,政府也无需经议会授权,但在右翼拥有议会多数的情况下,总统如仍任 命社会党人组阁,则无法取得议会合作,寸步难行,且随时有受弹劾而被推翻的危 险。所以,总统只得从议会右翼多数派中选择总理。 在右翼多数派中任命谁当总理?密特朗曾考虑让戴派元老、前总理沙邦一戴尔 马任总理,两人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曾在孟戴斯一弗朗斯内阁和摩勒内阁共过事,关 系不错。这样,”共治”可能会平和些。沙邦一戴尔马也乐意重作冯妇。不过,他 发现希拉克不买他的帐,他不能凑够议会多数。密特朗对他说:“我不能冒险,挑 选一个得不到国民议会授权的总理。”沙邦一戴尔马也说:“我嘛,我也不能冒险, 去领导一个上台一星期就下台的政府。”密特朗一度考虑请“法国民主联盟”领袖、 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出山。 在法国,卸任总统担任总理是有历史先例可循的,而且尚有利用右翼内部矛盾 之利。不过,“法国民主联盟”在右翼两大党内处于少数地位,吉斯卡尔·德斯坦 也知难而退。 密特朗别无选择,只好召请“保卫共和联盟”领袖希拉克组织政府。他对助手 们说:只得吞下苦果,让右翼最强硬的人组阁。他估计同希拉克“共治”,“弦会 绷得很紧,但决不会断裂。”不过,密特朗这着棋还有其着眼于1988 年总统选举 的考虑:在“共治”过程中削弱这个右翼最强劲的对手,以利于蝉联总统。 希拉克意识到担任“共治”的总理有一定风险,曾私下建议让蓬皮杜时期的总 统府秘书长、戴高乐派要员巴拉迪尔当总理,因为他不是党魁,密特朗更容易安排 些。巴拉迪尔推辞道:“这个主意大谬不然,我不是当总理的材料。”他恳切地对 希拉克说:“要么您取得成功,然后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要么您遭到失败,当不上 总统。不过,在生活中,即使一无所有,那也不是永远一无所有。”希拉克指望在 总理职位上做出成绩,以便为两年后竞选总统积累政治资本。 3 月20 日,希拉克组成右翼新政府。这样,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和政府“共治”的局面。 其实,左右翼“共治”这个解决办法并非密特朗的新发明。早在1983年9 月16 日,有影响的《世界报》在头版发表过一篇题为《两种诱惑》的文章,为“共治” 未雨绸缪。此文出自爱德华·巴拉迪尔之手,并经希拉克审阅润色。文章问道:假 如1986 年议会选举结果右翼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将如何适应? 结论是:左翼总统可以同右翼多数派“共治”,而无需修改宪法和触动第五共和国 体制本身。“共治”的发明权属于右翼,密特朗不过是加以采纳,为己所用罢了。 左右翼“共治”是第五共和国特有的现象。法国历史上,实行典型的资产阶级 议会制的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未曾有过。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和实行责任内阁制 的英国亦未曾有过,也不会有。因为,在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政 治体制下,当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同属一党(或党派集团) 的通常情况下,总统集大权于一身,总理往往听命于总统,议会只是总统行使 权力的工具。而一旦总统丧失议会多数,国家权力就部分地从总统转移到以议会多 数派为后盾的总理和政府手中。这就导致“共治”。 尽管第五共和国体制本身潜伏着“共治”的可能性,但出现“共治”的决定性 因素是政治力量对比。1958 年—1981 年23 年间,总统—总理—议会多数均属 右翼; 1981 年起,右翼的一统天下为左翼所取代,因而都不发生左右翼“共治” 问题。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