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直士抗横流”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也以南宁为重点,开始在广西 大举“清党”反共。一时,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邕城。 4 月13 日凌晨,大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包围了省立一中、省立三师、广西 军校、广西农讲所、市总工会、《革命之花》编辑部、南宁市印刷厂等单位,逮捕 了罗如川、何福谦、梁砥、梁六度、陈立亚、雷天壮、雷沛涛、周国杰、高孤雁、 李爱民、岑伯英等90 多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 有10 多人被通缉。这是南宁有史以来的一次最大规模的逮捕“政治犯”,是 最黑暗的一天。我校团组织几位领导人都被捕了,我们听到此消息后,心里很着急, 又得不到组织的指示,不知怎么办。 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校未被捕的共青团员区耀模、王文栻、雷浩云、陈锡 镇,还有进步青年杨赐璋等,来到亭子村我家碰头,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 的处境,感到白色恐怖下,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开展工作就更加困难了。有的主 张暂到乡下躲避一下;有的主张不能示弱,若一离开学校,反而暴露自己。最后商 定:第一、坚持斗争,设法找到党团组织,听取指示;第二、继续回校上学,装成 坦然的样子,保护自己,不露马脚;第三、尽力稳住同学情绪,抓住有利时机,揭 露反动派逮捕无辜学生的罪行;第四、若被捕,严守秘密,永不叛变。 大家商议后,又继续上学。 “五四”青年节临近了,南宁空气又突然紧张起来,到处是流言蜚语,说什么 “共产党要暴动了”!这是敌人进行新的“清党”反共行动的借口和信号!我母亲 听到了风声,很是担心。 5 月3 日下午,我们刚放学,母亲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她小声对我说: “外面传闻又要抓人了,你过去在学校出头露面多,赶快跟我回家躲一躲!” 我答应了母亲在校吃过晚饭就回去。 吃饭后,我正要离校回家,走到校门口遇到几位同学邀我去打篮球,便去玩了 一阵。打完球,很疲倦,看天色已黑,便没有回去。 5 月4 日凌晨,天色黑魆魆。我和同学们正在酣睡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 醒。原来是反动军警持枪闯进学校,按照名单抓人了! 我被押到校门口传达室,看到同时被捕的有:训育主任卢宝贤(28 岁)、共 青团员区耀模(18 岁)、王文栻(17 岁)、进步青年杨赐璋(15 岁)。 我们5 个人被五花大绑,押解出校门,沿着凸凹不平的街道,穿过仓西门大街, 来到设在东辕门镇台衙门内的国民党15 军军部拘留所。 阴森森的15 军军部拘留所,共有3 间牢房,呈品字形。我们被押进拘留所时, 见那里也刚押来十几个青年。相互见面后,都以惊奇的态度问长问短。 虽然素不相识,但共同处境使我们变得十分亲热。经了解,原来他们也是同天 凌晨被抓来的。大部分是广西军校的学员,其姓名是李仁及(中共党员, 23 岁)、 张铮(中共党员, 18 岁)、周飞宇(中共党员, 26 岁)、甘湛泽(中共党员, 22 岁)、陈可福(陈叔度, 23 岁)、陈可禄(陈可夫, 21 岁)、黄德普(中 共党员, 23 岁)、黄道生(25 岁)等。还有一部分是省立三师的学生,其姓名 是韦兆安(共青团员, 19 岁)、吴升鹏(共青团员,20 岁)、吴有良(吴西, 进步学生, 24 岁)。 我们省一中5 个人便被投进一问五尺见方的牢房。隔壁是关省三师的3 位同志, 对面一间是关军官学校的8 位同志。 同月下旬,拘留所又押进一个30 多岁的人,名叫李炽南,曾任邕宁县长,是 国民党左派,因拥护国共合作,不满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而被捕,被关到我们房 子里。我们被捕后,敌人大肆造谣说我们被苏联卢布收买,勾结土匪,图谋叛变。 父亲听后气愤地说:“我家亚万平时读书的钱,一分一文都经过我手给的,他怎样 用我都知道,他年纪这么小,怎么能勾结土匪?怎么会拿人家的卢布花?他连卢布 是啥样子都不知道呢!”这里,充分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信任和对谣言的驳斥。入 狱后不久,四兄文骧送物品给我。四嫂雷月娥,把她陪嫁的金戒子也卖了,买东西 给我。卢宝贤是一中训育主任,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扣上共产党的红帽子而被捕 的。他和李炽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有学问,尤其精通英语,在狱中每 天仍坚持学英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经常勉励我们说:“你们还年轻,要利 用时间,好好学习,出去更好地为革命工作。”在他们的勉励下,我们几个年轻人 也以牢房为课堂,请他俩当教员,每天安徘一段时间学英语。他们认真教,我们坚 持学习。 在阴暗、肮脏的囚牢里,每天早上6 时起床,接着放风。因一天只有一次放风, 故大家都抓紧时间洗脸、上厕所。接着,便站着吃早饭,饭后又立即被关起来。午 饭、晚饭也如此,晚上8 时熄灯,整天见不到太阳。 牢中的伙食卫生条件很恶劣,吃的是残羹剩饭,既冷又脏,常见到有死苍蝇, 令人作呕。蚊虫叮咬,夜不安眠,难友们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暑天到来了,牢 房里像蒸笼一样闷热。恰南宁流行霍乱,牢房如此不卫生,难友们的生命受到严重 威胁。在军校难友的倡议和秘密发动下,牢房举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当狱卒送饭时, 大家便围着苍蝇乱飞的饭菜,七嘴八舌地骂道: “这是猪狗食,人能吃吗?”“政治犯该杀就杀,为何这样折磨人?”“监狱 要讲人道主义!”“监狱要讲卫生!”大家敲着碗筷,叮当乱响,边敲边骂。由于 大家团结一致,他们不得不改善伙食卫生条件,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8 月初的一个早晨,牢房里新增加了一男一女,男的二十五六岁,女的二十二 三岁,是一对夫妻,斯斯文文的。原来,这一对夫妇,男的叫罗少彦,中共南宁地 委书记,其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关刊物《革命之花》编辑。 女的叫陈玉梅,《革命之花》杂志职员,共青团员。他们因为叛徒告密而同时 被捕,关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小房子里。由于罗少彦是南宁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敌 人对他多次审问,严刑拷打,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想从他嘴里捞到“大油水”, 但都动摇不了罗少彦坚贞不屈的意志。 由于罗少彦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故敌人始终没有弄到南宁党组织的情况。 正因为这样,狱中的党、团员由于没有被敌人发现而得到释放或判刑后释放,我就 是其中之一。 同年9 月1 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那天下午,南宁上空阴云沉沉,城郊北门 外刑场响起一阵枪声,有13 位无辜青年,未经过法律的审判程序,便被敌人杀害 了!他们的名字是:罗如川(中共党员,省立一中教员)、雷沛涛(中共党员,省 党部监察委员)、张胆(中共党员,省党部农民部秘书兼省农讲所教授)、莫大 (中共党员,省农讲所教员)、邓哲(中共党员,南宁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梁砥(中共党员,南宁学生联合会主席)、冯荫西(中共党员,南宁市党部常委兼 组织部长)、高孤雁(进步青年,《革命之花》编辑部成员)、梁六度(国民党左 派,省党部执行委员)、雷天壮(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秘书长)、陈立亚(国民党 左派,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梁西园(国民党左派,南宁店员工会执委)、 周仲武(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他们都是第一次被捕而同时被关押在15 军军部监狱里。就义前,大家非常英勇、坚强,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沿途和在刑 场上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 号,有的喉咙被敌人用布塞住,有的嘴巴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仍拼出全身力气,高 呼口号不止,充分表现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 1980 年,为悼念这13 位烈士,我向南宁市政府建议建碑纪念(此碑已耸立 在南宁人民公园内),并写了《悼十三烈士》一诗: 触目惊心作楚囚,惨如地狱逼人愁。 敢抗横流称直士,要翻逆势作耕牛。 对月吟哦诗泣血,号天反害布塞喉! 烈士刑场歌慷慨,同俦脱险灭敌仇。 桂子飘香的中秋节到来了,皓月当空,银光洒进铁窗。 一群身陷囹圄的革命者,手扶窗栏,望着溶溶月光,有的回忆过去峥嵘的斗争 岁月;有的吟起古人描绘明月的诗句。我也怀着月圆家不圆的心情,参加吟诵,真 是百感丛生!既想念家中父老,也非常想念外边坚持斗争的战友,不知他们在做什 么?处境是否安全?上级组织有什么指示?拘留所就像一个封闭的大铁桶,外边的 消息一点也不知道,真是憋死人! 这时,狱中军官学校的难友,提议举行中秋吟诗联对比赛,看谁对得好,这一 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聊与今人谈古月”。李炽南脱口而出,吟了一联,既洽贴,又突出主题。 大家便以此为上联,纷纷思考联对、唱和。 “就听新鬼泣旧坟!”这是共产党员、军校学员周飞宇吟的下联,以表示对9 月1 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13 位烈士的愤感之情。“愿为直士抗横流!”这是同牢 的卢宝贤老师吟的下联,表达一个革命者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抗拒反革命 “横流”的豪迈气概! 最后,大家进行评议,认为卢宝贤的下联,不仅思想内容好,意义深刻,而且 对得工整、和谐,是他的耿直性格的体现。大家称赞、议论一番,一致评此下联为 冠军。 夜深了,大家久久不能入眠。卢宝贤的佳句在难友们心里回荡。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拘留所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10 月7 日下午,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兵提前来换班,脸上露出凶狠而紧 张的神色。 见此状况,我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下午4 时,一个杀气腾腾的卫士队长, 带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兵窜进拘留所,他们手上还拿着捆人的绳子。他们首先打 开我们牢房对面军官学校难友住的牢门,点名提人。 我们从门缝看去,见李仁及、周飞宇、张铮3 人已被反手捆绑起来。 突然,我们的牢门也被打开了。 “卢宝贤!”卫士队长像鬼判官点人去见阎罗王一样叫喊着。 卢宝贤知道自己当烈士的时刻到了,他立即取下挂在墙壁上那件翻领的淡绿色 薄绒西服,习惯地掸去衣服上的灰尘,穿着好后,理了理微微有些杂乱的头发,便 逐一同我们握手告别说:“再见!以后的事由你们去完成了!”他从容地步出牢门。 这时,军校难友、共产党员周飞宇来到我们牢房门口,向其好友王文栻告别。 因周的手已被反绑,无法与王文栻握手,他提议说:“我们来一个俄国礼吧!”王 文栻明白他的意思,便趁房门未锁,冲出门与周抱头吻别,情景极为悲壮! 据了解,这批遇害的革命者是:李仁及(中共党员,南宁军校学员)、张铮 (中共党员,南宁军校学员)、周飞宇(中共党员,南宁军校学员)、秦霭云(进 步青年,南宁军校学员)、何福谦(中共党员,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广西革命青 年会会长)、周国杰(中共党员,省立一中教员)、卢宝贤(进步人士,省立一中 训育主任)、邓匡(共青团员,省农讲所学员)、阮锦(共青团员,南宁印刷工会 干部)、刘汉武(共青团员,南宁印刷工会干部)、林汉泉(南宁印刷工会干部)、 归醒南(国民党左派,越南归侨工人)、莫品佳(进步工人,南宁印刷工会执行委 员),还有两名工人(姓名不详),共15 人。 在刑场上,法官为“验明正身”,问到烈士的年龄时,归醒南和周飞宇等烈士 回答道:“老子两百岁!”“老子万万岁!”弄得敌人出布告时,写不上烈士的年 龄。 眼看一批批难友无辜被杀害,我们心里燃起万丈怒火。当天开晚饭时,难友见 面都默不作声,心里像铅一样沉重。 第二天,我母亲听到南宁第二次杀人的消息,又听说杀人布告中有一个姓莫的, 她的心情非常紧张,泪流满面,全家人也都落了泪。母亲先找附近淡村的巫婆问卜, 然后带着我一套较新的衣服,自己一个人赶到刑场,准备给我收尸。到了刑场,烈 士的尸体尚未收殓,但个个血污满脸,很难辨认。 母亲既急于找到我的尸体,又怕真的见到我的尸体。她细心地挨个查看后,才 透出一口大气,回家了。 10 月下旬,我们在拘留所剩下的难友,被转押到军部监狱里。这座阴森的监 狱,高10 多米,宽10 多米,长30 米左右,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从大门到各牢 房,层层加锁,戒备比拘留所森严。里面没有厕所,难友们的大小便和吃饭都在室 内,这比拘留所更肮脏。 一进狱门,一股腥臭气味扑来,令人作呕。里面暗无天日,屋顶只有一个小洞。 站了一会,才看清里面的东西。中间是一个大厅,铺着一张大木床,可以睡30 至 40 人;两边像笼子一样,用木桩隔着,分成许多小间。我们一中和省立三师的难 友,被安排散住在大厅两旁的小间笼子里。狱内还关有其他犯人,其中有几个女犯, 她们蓬头垢面,衣服破烂、发臭。有的蜷缩坐着;有的在地铺上滚来滚去;有的在 大小便。我受到这股腥臭气味的强烈刺激,恶心头昏,开晚饭时,一粒饭也咽不下 去。晚上,躺在地铺上,昏昏沉沉好象患了一场病。 奇怪的是,次日晨醒来,却闻不到了臭味,原来我们的鼻腔麻痹,嗅觉失灵了, 久而不闻其臭。后来当我们吃饭时,别人在旁边大小便,也照样吃。 由于没有晒太阳,地下潮湿,又没有放风,狱中所有的人都生了疥疮,全身长 出小脓包,一个疥疮一包脓。不管是小脓包或是湿疥,都很痒,越痒越抓,抓得伤 口出血。狱中供水,每天一次,每人只分到半盆,早上洗过脸的水,要留到下午、 晚间再用。 吃的仍是残羹剩饭,一般要到中午才开早饭。 肮脏、饥饿,使同志们受尽了折磨。难友们患病,敌人是不管的,也不准从外 边请医生看病,就是要让这些难友被疾病折磨而死。共青团员区耀模因患了传染病, 未得到及时治疗,至奄奄一息时,才同意家属保出狱治疗,一出狱就离开了人世。 不久,敌人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处理狱中政治犯。我想,我们第二批被捕的难友, 除罗少彦夫妇外,都是参加公开活动而被捕的,敌人抓不到什么证据。 大约是12 月中旬,狱吏通知我到军事特别法庭候审。临近春节时,拘留所允 许家人探监了。我母亲闻讯,便带着弟弟文骐拿着食物来看我。我们隔着栏杆,相 距一米多远,总算母子、兄弟见面了。母亲见我的身体瘦弱,脸色苍白,涕泪交流, 非常难过。我反复安慰她,并询问家里情况,她都一一回答。并多次问我还要什么 东西,我便随口说道: “快到春节了,拿一点粽粑来吧!”“粽粑是用绳子捆的,不能再让你吃这种 东西了!”母亲解释说。 我听后笑了,说:“粽子的绳终究要解下来,它捆不死人的!”又过了几天, 我才被押到法庭“审讯”。只见那里坐着3 个戴方帽,穿黑长袍的审判官,似阎罗 王一样,旁边还坐着一个记录员,坐在中间那个审判官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 读书学校等问题后,问: “你是共青团员吗?”“我不知道!”我装着很天真,毫无惧色。 “你在一中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调皮捣蛋?”那法官又问。 “没有这回事,我的操行甲等,不信,你们看看我的成绩单!”我反驳后,便 把事前家人送来给我的成绩单递给法官。 法官看后,不再问我,叫警兵押我回拘留所。同房难友认为法官问我的问题较 简单,估计他们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几天后,我又被押到法庭“审讯”。 开始,仍由那个坐在中间的法官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读书学校等问题。 接着,他有气无力地宣布我“无罪释放”,并说:“回去要好好读书,不要再 参加闹事!”1928 年2 月初我被“无罪释放”。 后据了解,当时南宁“政治犯”获释的有20 多人,被判刑的有46 人。 到1929 年夏,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时,通过中共的统战工作,他们才获 释放。 出狱后,我在家养病,恢复身体。10 个月的非人生活使我的健康受到摧残, 可我感到铁窗又可磨练人的意志,在生死面前考验着革命者的忠诚和坚贞,我觉得 自己更成熟了。 夜深了,我听到屋外的阵阵蛙声,写下了《蛙鼓》一诗: 黑沉沉的长夜,阵阵急鼓蛙声,催着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哟! 为何还酣睡未醒? 到了6 月,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恢复,父亲筹措了几十元旅费和学费,我便 到广州廉伯中学夏令班补习高中课程,准备报考大学。出发前,大哥文驹、三哥文 骥给我改名为“文骅”。后因旧病复发,家里又没钱接济,遂又返邕养病。回到家 里,一边养病,一边复习功课。我设法找组织联系,但没有找到。共青团员韦佩珠、 孙醒侬等人常来我家看望我,但她们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这使我感到很苦闷。 12 月的一天,母亲回家告诉我:韦佩珠等同学被捕了。我很担心韦佩珠等同 志的安全。后来知道她是被伪装进步的一个女同学告密而被捕的。被捕前,她父亲 劝她到外地躲一躲,她却坚持留在南宁,从事地下活动,如联络情况、印发传单、 到监狱探望被捕同志等。她被捕后,敌人用枪毙、上刑、金钱等威胁利诱手段,要 她供出南宁党团组织名单,并逮捕她的父亲来劝说,妄想用父女之情来软化她的信 念,但韦佩珠毫不屈服妥协,她坚定地说:“我头可断,志不能移!”在敌人法庭 上,她理直气壮地揭露敌人屠杀学生的罪行。敌人阴谋失败后,判她12 年徒刑。 由于她在狱中备受折磨,患病不得医治,至病危时,被推出狱治疗,第二天便离开 人世,年仅18 岁!解放后,市政府为她建立了纪念碑,并让我题写了“共产主义 青年团员韦佩珠同志之墓”几个大字,以表示轸悼。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回顾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历程,思索过去斗争的成败 和得失,使我痛切感受到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时期南宁共青团的历 史,是一页英勇奋斗,以鲜血染红的光荣史。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右倾路线在广西 并没有多大影响,南宁的工农和学生革命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在斗争中广大共 青团员和革命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没有一人 叛变投敌。但南宁的党团组织尚属幼年时期,对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认识不 清。只注意发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却没有争取对军队的领导权,不 懂得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军阀割据下,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故当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不少党团员便倒在血泊中,这是血的教训! 同时,当反动派举起屠刀时,南宁的党团组织毫无思想准备,在敌人进行第一次大 逮捕后,仍没有采取应急措施,安排露面多的人员暂时转移、隐蔽,故敌人又接连 进行逮捕,使南宁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其主要领导人均被捕入狱或牺牲,这 也是血的教训之一。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逐步清醒起来。入 狱之后,大家思考:为什么斗争失败,为什么被抓?主要是我们没有武装。因此, 大家下决心搞武装,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难友相约,只要活着出去,一定 搞武装,要报仇。后来,这些革命者大都从事了武装斗争。 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来临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