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下的红星 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加速干部培养, 1937 年1 月,中央决定把红大从保 安迁至延安,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谈话,要我们到延安组建红大第二期。林 彪仍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处主任。罗荣桓随党中央机关迁往延安后, 就任红一方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他主管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 的政治工作,红大的政治工作也归他管。同年3 月,中央曾任命刘伯承兼红大副校 长(未到职)。在此同时,红大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调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部副 主任傅钟任主任,我任副主任;邓富连(邓飞)任党总支部书记。政治部下设组织 科、宣传科、保卫科和俱乐部。李志民曾任组织科长,谭冠三任俱乐部主任。 红大二期于1937 年1 月20 日开学,时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大体 停止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国内正处在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 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山西、甘肃、宁夏的国民党军阀,看到国共合 作抗日,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得不作出一番“抗日”的姿态,放松了对我 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尤其是三支红军主力会师陕北,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更加巩 固和扩大,给处在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为建立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革命青年参加抗战,培养大批青年干部,党中央曾 发出红军大学的招生章程。红大招生简章在各地传开后,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 纷纷奔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延安红大像一颗光芒四射的红星,影响和吸 引着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革命青年。1937 年春节前后,大批热血青年,满怀抗 日救亡的激情奔赴延安红大,有从甘肃陇东来的,有从太原过黄河来的,多数人是 从西安转道而来。这些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平津沦陷区的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也有 河南等地学生,还有从南洋来的侨胞。他们中有的身着翻领西服,有的穿旗袍、高 跟鞋,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拎着小包,日夜不停地奔向延安,在西安 至延安几百里的道路上,人流不断。 徒步八百里,这对于青年学生本身就是不小的考验,所以毛主席说过,步行八 百里就是考试合格。虽然学员名额已满,我们还是都收下了。除了青年学生外,还 有张学良和杨虎城部队的进步军官及抗日志士。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 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而董启文和董启强哥俩则是国民党 旅长的儿子,甚至还有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汉奸的儿子。有的已是几个孩子的妈 妈。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集于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同年4 月,红大改为“中 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领导成员除刘亚楼改任训练部长外,其余不变,教育 长暂缺。红大改称抗大后,期数接着红大的一期,一开始就是第二期,故有“红大 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由于全国各地的青年入校学习,使抗大的招生范围 由八路军干部学校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干部学校。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校的扩 大,中央军委为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军委主席毛 泽东同志兼任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各大队也相应建立了军政委 员会,以加强统一领导。在此同时,学校除成立政治部、训练部外,还成立校务部, 先后由杨立三、杨至诚、周文龙担任部长。学校在职干部由第一期的14 人增至87 人,教员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 政素质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为了照顾教员的生活,学校给教员每月额 外补助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对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几包“风车牌”纸烟。 后来,还给他们发一点津贴费。这时,学员名额已达1300 多人,边区以外的 青年占三分之一以上。全校共编成4 个大队及1 个女生区队。抗大的教育计划、课 程设置,毛主席都亲自审定。开学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都亲自到校讲课。 统一战线课,由毛主席亲自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除毛 主席外,还有其他中央负责同志讲授。毛主席还讲授《辩证唯物论》(主要讲了《 实践论》、《矛盾论》),每周二、四上午来讲课,每次4 小时,下午参加讨论, 从5 月份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后,历时3 个多月。党的建设课主要是在一、二队 由朱总司令讲。董必武同志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 题。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政治工作课,由罗荣桓和我讲。后来学生队 多了,罗瑞卿、刘亚楼都讲过,游击战争的战术课,由刘亚楼、谭家述讲授,材料 是毛主席组织部分同志写成的。同时,李富春、张皓、何凯丰等同志也常来兼课或 作报告。抗大是在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创办的。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 经形成,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为全国人民 所关注。红军能够在十年内战中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而不溃 散,胜利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靠的是政治优势,是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但红军 政治工作是什么?还不为人们所知,了解和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是人们的迫切要求。 那时国民党军队感到奇怪,红军枪械破破烂烂,蒋介石说红军是“乌合之众”,可 国民党军竟打不赢“乌合之众”。红军的政治工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个谜。当时有 个传闻,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一位将军在队前讲话说,我们要向红军学习,红军 有政治工作,国民党整不垮他们,说红军是“乌合之众”,我们就是要向“乌合之 众”学习,把部队训练成“乌合之众”。这近似笑话的传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 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和影响。同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红军政治工作的作法和 经验,尚缺乏系统的总结。而抗大的创办,第一次把红军各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 部汇集在一起学习,这就有可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总结和交流10 多年来各地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为此,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来抗大组织编写红军 政治工作经验,一方面是为抗大教学之用,另方面也提供给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参 考。我和李富春、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了这一工作。我们分工编写,李富春写总论, 我写战时政治工作部分。我这部分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 任务与内容,及战时对居民和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初步总结了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的 根本经验和基本做法。李富春同志组织我们编写的这些文章,后来上海的一家杂志 以《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为题发表。红大时,曾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由 张闻天讲授。后来抗大也设这门课,但还没有教材和教员授课。4 月初,张闻天受 中央委托,在抗大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史委员会”,进行学术研究和编 写教材工作。参加的人有刘亚楼、张爱萍、杨兰史、郭全和我。朱德总司令虽没参 加这个委员会,但参加研究活动和讲课。我们每人都参加编写工作,并担负讲课任 务。大家先找有关的书籍资料阅读,尔后编写,每人写一章,初稿由张闻天同志统 一修改。我负责写辛亥革命这一章。在编写过程中,又去听张闻天在第一队(军、 师级干部)讲课。听后再对自己的讲课提纲进行修改和加工。这样现炒现卖担负起 了这门课的教授任务。除朱总司令到第二队(也是高干队)讲课外. 我和其他同志 到团以下干部队或学生队去讲课。抗大讲课与红大不同,既要从纵的方面叙述历史 过程,又要总结出经验教训,寓叙述过程中解决理论问题,要求更有理论性和系统 性。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学习过程,从理论上提高了一步。我们讲完课后,把 讲稿再作修改、整理,交郭全编纂,或补充资料,或文字修饰、加工,使其上下连 贯,最后送张闻天同志审阅定稿。这就是1938 年出版、铅印成32 开本的《中国 现代革命运动史》。该书没有署名。其实,是张闻天同志主持编写的,主要是张闻 天同志的功绩,我们只不过是“跑龙套”而已。该书可以说是我党研究革命史、党 史的最早著作之一, 1987 年在北京再版。到1937 年下半年,许多进步理论家从 国统区来到延安,如范文澜、何干之、艾思奇、张庆孚、杨宪吾、王学文、王思华、 任白戈、徐懋庸等,他们对历史和政治理论有专门的研究。 此后,抗大的政治理论课就由他们讲了。红大时,我兼党总支书记,但主要任 务还是学习,可抗大的情况不同了,随着教学机构的日臻完善,教学工作步入正轨, 需要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还要兼两门课,既当领导,又当 教员,工作是紧张而忙碌的。那时没秘书,自己干,好在年轻,精力充沛,备课写 教案,看书学习,每天熬到很晚才休息,早晨爬起出早操。这是我工作最忙的时期 之一。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