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婚恋 1935 年11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走完了千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征 途,结束了整整一年的颠沛流离。红军到了陕北有了落脚点,从此有了革命的根据 地,有了自己的家。队伍到了陕北安顿下来,形势的发展也暂时出现了相对平静的 局面。红军到了家,干部们何尝不想有个家呢!在中央苏区时,由于战事频仍,无 暇顾及个人的婚事,如今不少干部已到了30 岁左右的年龄了,尚未成家,一些同 志便开始考虑解决个人的婚事了。一段时间内瓦窑堡出现了结婚热。刘少奇、董必 武、周昆、宋任穷、刘道生、王智涛等同志都是在瓦窑堡成的家。我们红军学校的 教员和干事也有在瓦窑堡结婚的。红军干部主要找红军女干部或地方机关的女同志。 那时,部队都在前方,瓦窑堡主要是驻中央机关和红军学校,人口少,女同志更少。 这对红军婚恋客观上是个限制,因此,有的人找到了,而多数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 还没能解决。过去在中央苏区时,苏维埃政府的法定婚龄是男18 岁女16 岁,到 了陕北,也是沿用这个规定。有位干部违反规定,与一位15 岁的少女结婚,受到 了处分。当时我25 岁,也有人给我介绍,因地方女同志不多,部队女同志年龄较 大,不大合适,加之工作紧张,想多学些知识,所以,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更多 的考虑。1936 年底,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都搬到了延安,罗荣桓、谭政等同志先 后在延安结了婚,当时也主要是红军找红军。解决红军干部的婚姻问题也为领导上 所关心,罗荣桓同志曾找女同志谈话,为部属牵线搭桥做工作。那时,延安找对象 也很困难,就与延安河防警备司令杨至诚联系,因为他那里有个女生队(四方面军 女干部),杨司令也是热心肠,他用汽车送来了10 多名女同志来延安见面,后来, 都与老干部结婚了。1937 年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大批男女青年涌入延安,给延安古城带来了生气,延安一下子活跃起来、年轻起来。 女同志多了,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了,不少同志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终生大事”。不 过,这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办起自己的“终生大事”并不浪漫,有的仍然是军 人的性格和作风。战场上林彪作为一名战将肯动脑子打仗还是很有办法的,可在 “情场”上却显得有点“木”。别人给林彪介绍了一名抗大女学员,见面前介绍人 没跟女方讲明,只是将女孩子带到林彪处就离开了。女孩子尚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儿,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事,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校长说些什么。可等了一会儿, 林也没说话,两个人尴尬地坐着,林彪突然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 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 “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嚷:“我不干!我不干!”跑掉了。事后, 我们开林彪的玩笑,埋怨他太直太急:“情场不比战场,哪能直来直去,猛打猛冲, 也要讲点战略战术呀,结婚的话可以以后再说嘛”。可林彪有他的道理:“这话反 正早晚都得说,晚说不如早说”。当时抗大学员每期基本上是6 个月左右毕业,学 习操课还是比较紧张的,学员学习期间谈恋爱,势必影响学习。一次,我去毛主席 处汇报工作,顺便提出了这个情况,我说:“主席呀,女学生一来,谈对象的情况 多了,学习期间谈恋爱影响学习呀。”主席问:“怎么办呀?”我说: “学习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过半年毕业再谈”。主席马上同意:“好, 你回去下个通知,规定一下,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之后,抗大 政治部下了通知,规定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不久,一名抗大校领导干 部没有报告,与女学员结婚了。这事主席知道了,一纸手令下来,这位领导干部被 撤了职,降一级使用。我接到手令后,考虑事情已经发生了,批评一下就行了。于 是我与林彪商量后,给主席写了一个说情报告,请主席“收回成命”。毛主席住处 离我很近,他接到报告后,把我叫去了。一进屋,主席迎面就是一通批:“你这个 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 怎么搞的嘛?”我一听,自知理亏,赶紧作了检讨,表示回去按主席手令执行。后 来抗大发生了黄克功事件,我就不敢再保了。黄克功是抗大三期六队队长,他很小 就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立过大功,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 职。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他与山西大同来陕北公学学习的女学 员刘茜谈恋爱,关系也明确了,可后来刘茜又不同意了。1937 年9 月底的一天傍 晚,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上谈话,谈来谈去谈不拢,黄竟残忍地开枪把刘茜打死。 “这是苏区中从未曾见过”的事件,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映强烈, 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 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纪纲”。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同 志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黄克功自知有罪,写报 告给毛主席,请求减刑,让他到前线杀日本鬼子,立功赎罪。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念 及黄克功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又年轻,曾去找主席说情,被批驳而 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同志,也写了报告给毛主席,提出减刑 意见。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对雷经天还比较客气,亲自给他写了信,指出:“当 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到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 行为决定的”。10 月11 日边区高等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审判长雷经天宣读了毛 主席的信,并宣判将黄克功执行枪决。宣判时,全场鸦雀无声,当宣判结果时,会 场上出现了唏嘘之声,一些女学生反而伤心落泪了,有的竟失声痛哭。此时,人们 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对黄克功的罪行,非常气愤,对共产党执法严明的公正判决感 到满意,但又为处决这样一位有着艰苦斗争光荣历史的红军干部而感到惋惜。黄克 功事件后,毛主席还特地到抗大作了一次“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婚恋 要遵守的三条原则,即“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和自愿的原则”。随 着女青年学生来延安日渐增多,恋爱结婚的情况也多起来了,陕北公学等单位对此 并不限制,我们抗大也挡不住了。 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婚恋问题的三条原则,引导青年学员严肃地、正确地对待 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培养和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与情操。抗大三期临毕业前, 我和女生队学员杨枫同志认识了。杨枫是河南郾师人,来抗大前在北平上学, 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 年底转党,政治可靠,年轻活泼,是女生队党 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俩经过两个多月的相互了解,于1938 年1 月16 日在延安结 婚。结婚那天,我借了17 块大洋,请抗大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双方的好友,热热闹 闹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时正严冬,我们没有棉被,我的一床旧毛毯是我们新 家的唯一家当。在那个战争年代,红军结婚差不多都是这么简单。记得毛主席结婚 也是请人吃顿便饭而已。那是1939 年夏的一天,主席秘书叶子龙同志打电话给我 说,主席请你中午12 点来吃饭,我问吃什么饭呀?他说,你来吧,来就知道了。 主席请客还能不去。 我到了凤凰山脚下主席的住处,窑洞外面摆了三桌,桌上放着很普通的几个菜, 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请来的客人主要是延安文化 界的人士,我很纳闷,便问身边的同志:“今天吃的是什么饭呀?”旁边的人笑了 :“你真傻,今天是主席和江青结婚呀!你还不知道?!”“啊! 是婚宴,没人告诉我呀。”窑洞里边还有一桌,主席始终没有出来,只看见江 青到外面转了转。婚宴没什么仪式,大家自己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那时, 不少新婚的年轻人没有房子住,延安腾出了十几孔窑洞作“青年宿舍”,有点像现 在的公寓吧,不过,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 毛钱。 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延安结伴,风雨同行。1989 年,全国妇联组织了全国50 对金婚佳侣评选活动, 我和杨枫入选,并获双鹤纪念杯。我写诗一首,赠杨枫: 战火纷飞万事艰,狂飚险恶互相关。 隔地各尝千辛苦,同居共御五更寒。 儿女强随军长大,孙辈共享国昌繁。 抚摩古铜交颈鹤,功业家务两求全。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