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车行 1969 年11 月,我被关押了两年多后又被押送到河北望都农场劳动改造。 离开北京的那天,我们几位“牛鬼蛇神”被装在一辆大卡车上,看着街头贴满 一张张带有火药味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心头翻起阵阵苦涩。当年,我曾以胜利者的 姿态,率部最先进入北平,为古都的新生激动得一连几个晚上不能入眠,而今却被 当作劳改犯押送出京。 感慨之中,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大卡车驶向保定地区的望都县后, 到了离县城大约15 公里的柳陀村,那里是38 军的一个农场,我们便在农场开始 了劳改生活。我和同来的几个“牛鬼蛇神”住在一间平房里,没有炉子,晚上很冷, 冻得难以入睡。每月只有9 元钱标准的伙食。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少 不了没完没了的揭发批判,交代检查,仍进行着精神和肉体的轮番折磨。春去秋来, 掏厕所,起猪圈,运粪施肥,锄地拔草,种瓜种菜,农场的脏活重活让我们几个劳 改的“黑线人物”干遍了。过度的劳累,使我身体日衰,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劳作 一天,脉搏跳动加剧,血压升高,头晕目眩。盛夏酷暑,我和张弥同志被分配到几 公里外的地方拉马车运砖头,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天气炎热。酷日灼人, 我俩穿着短裤、汗衫背心,头戴草帽,肩上搭着被汗水浸透的毛巾,气喘吁吁地在 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拼命地拉。每趟下来,全身湿透,精疲力尽,重车重载,遇 到沟坎过不去,幸亏过路的老乡帮把手。当老乡知道我是60 多岁的老红军,不解 地问:老红军遭这份罪,这是咋的了?老翁做马匹,惩罚性的劳改,并没有磨掉我 的信心与希望。晚上,我写了一首《拉车行》小诗: 壮马今休息,我们代其力。 已是花甲人,啧啧称良匹。 酷日汗如雨,驱车何其疾。 道路长且曲,终须到目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养成了坚持读书和写日记的习惯,然而,在极左 的年月里,写日记,记笔记却无端生祸。我曾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有“书 中有真理”5 个字,被攻击成反毛泽东思想,因为按造反派的逻辑“有真理,还有 不是真理的了”;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毛主席给东北局的电报,批评不愿打锦州 而打长春。我旁注:“1948 年,举棋不定,实伤脑筋”几个字,成为反林彪的 “罪行”;我撰写的《回忆红七军》小册子,成为“吹捧邓小平的罪证”,打成 “邓小平黑干将”。写日记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矢志不悔,在失去自由的情况 下,仍坚持读书,学习英语,天夭写日记,被没收后又再写。 因为我相信,邪恶只能横行一时,阴霾终将过去,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重新为党工作。我公开向造反派说,你们有权,可以把我斗死、打死,但最后会有 人给我平反的。我相信这一天,等待这一天,精神不垮,希望不灭。处在被关押的 情况下,写日记并不容易,我是经过力争才坚持下来,有些话和诗是分散写在书刊、 笔记本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文革”8 年迫害,我写下了几万字的日记,留下了那个年月的难得的回忆。 在遭迫害的8 年中,我先后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13 卷)、重读《资 本论》(l —2 卷)、《反杜林论》、《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和《孟子》、《战 国策》、《资治通鉴》、《中国文学史略》、《魏晋六朝诗选》、《古诗源》等文 史书籍,以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康德的《宇宙发展概论》、朱可夫的《回忆 与思考》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等书籍,共读了120 多本,作读书笔记、摘记 5 万多字,成为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之一。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盼来了所希望的这一天。当时,他们给党中央打报告, 说我是坏人,开除军籍、党籍、送农场劳改。 1969 年10 月毛主席批示:“莫文骅似乎不是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 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悉此人底细,因此,请军委处理”。毛主席的批示,使我的问 题出现了转机,问题的性质变了,由敌我矛盾变为内部矛盾。因此,发还我解放军 领章帽徽,工资照发,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月15 元。但由于江青的纠缠,使我的 问题又拖了3 年。那还是在1956 年,我偶然看到电影新片《宋景诗》的广告,说 宋景诗是农民起义领袖,并大加赞扬。我认为:宋景诗领导农民起义后,曾率黑旗 军,转战山东十几个州县,影响较大,但后来他降清并按清廷的要求离开山东,率 部过黄河南下打捻军,最后失败了。影片把宋景诗当作农民起义的领袖来歌颂,是 不妥当的。 因此,我写信给当时的中宣部长周扬,周扬把信转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建议召 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在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影 片创作人也作了解释,说我的意见是自然主义的看法。第二天,继续开会,范文澜、 林默涵等同志发言都表示赞成我的意见。周扬坐在我的旁边,他用手在桌上给我写 “江青搞的”的几个字。 会议总结时,周扬建议影片作修改。后来周总理又召开一次修改影片《宋景诗 》的会议。该片作了一些修改。后据了解,这个影片确是江青搞的,她对我的批评 信很恼火。 这事已过了10 多年,想不到江青仍记恨在心,非要处分我不可。直到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我的问题才得到 彻底平反,不堪回首的8 年迫害终于结束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