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疤” 在那极左的“文革”年代,一人遭难,株连全家,妻儿老小亦不放过, 1967 年9 月,我被造反派关押之后,过了几个月,杨枫被所在单位(科技大学)的造反 派关押起来。她是科技大学政治教研室的副主任,在学校里算不上什么当权派,她 是受我的问题株连的。 那时,政治学院为了动员杨枫揭发我的问题,曾把她押到政治学院审讯,关在 我住的一楼西边的房子里,但我们不能见面。有一天,我听到房门外一阵熟悉的快 促脚步声,我猜想是杨枫被揪来了,因房门紧锁着,我想从门缝里看,却看不见她, 心里很为她和家人挂念。 后来,有一天从门窗往外望,看到几个人跟着一个女的,从背影和走路看,是 杨枫,才知她被押回科技大学。直到1968 年7 月,学院在批斗我的大会上宣读了 中央军委4 月28 日关于把我和杨枫的问题列入肖华专案审查的批示,这使我感到, 杨枫受我株连,我的问题不解决,她也解脱不了。秋风落叶的季节,瑟瑟寒风,草 木凋零。我在一片枫叶上,写下了“红枫”两字,寄托对杨枫和子女们的挂念。 1938 年我和杨枫在延安结婚以后,在战争年代,部队转战南北,杨枫拖儿带 女辗转追随。出延安,进东北,入北平,下武汉,奔南宁,历尽艰辛,难得团圆, 是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的爱情也经受了党内斗争风雨的考验。1942 年康生在中央党校搞“抢救”运动时,年轻的杨枫被隔离关押,打成国民党特务。 有人动员我与她离婚,划清界限。在压力面前,我不相信她是特务,也不相信中央 党校会有那么多“特务”。而今“文革”动乱,我们横遭厄运。身隐囹圄。 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相信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在最险恶的日子里,杨 枫和孩子们记着我的话:不叛党,不叛国,不参加小组织,不自杀。 后来,我被遣送河北望都劳改,她也被送往安徽农场劳改,历尽磨难,天各一 方。直到1972 年我从农场回家,我们分别5 年后才得团聚。我被关押后,家中被 抄,子女们受株连也成了“黑帮子女”。 大儿安来被其单位作为“五·一六”分子关进“牛棚”;二儿安临被送到内蒙 插队;大女晓萍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二女晓峰在北京郊区当工人;14 岁的 小女晓都尚在中学读书。孩子们失去昔日温暖的家,失去父母的爱护,如同离群的 孤雁,顶着“黑帮子女”的帽子,风雨漂零。尤其尚未成年的小女一人在家,无依 无靠。我们每月给她挤出20 元的生活费,钱不够用,她只好把家里的旧书、怀表、 自行车等值点钱的东西拿去卖掉,才勉强维持下来。那年大女儿被送河南“五七” 干校劳动,二女儿晓峰去当工人。我正关在囚室里,是从学院的广播中听到消息的。 我不能为她们送行,只能从窗门缝向外偷看,见3 个女儿向外走去,小女儿都都是 去送行的。当时,我非常难过,百感交集,随即写下《送女行》一首小诗,分散抄 在书页缝里。 咫尺一窗隔,女别目送行。 如刀割肺腑,涕泪满胸襟! 崎岖踏远道,肝胆炼丹心。 遥祝幼苗长,葱葱吐红英。 难熬的严冬终于过去了,迎来了希望的春天。随着我的问题的解决,受牵连的 杨枫和孩子的问题也相继得到解决。杨枫被“解放”出来,从安徽农场返回了北京 ;大儿摘掉“五·一六”的帽子,重新安排了工作;二儿在内蒙插队,坚持自学, 考上了大学;大女儿从河南“五七”于校回京安排了工作,后被推荐上了大学;小 女儿参军后也上了大学;唯独二女儿“文革”初期,被作为“黑帮子女”分配去北 京郊区工程队从事体力劳动,我从农场回到北京后,正好有征兵指标,她要求参军, 已搞好了申请表和体检,而工程队却不肯让她走,她想不通,说爸妈都“解放”了, 自己还没解放。 一天,她到火车站送参军的小妹,由于精神受到刺激,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 经过多方救治,没有痊愈,这是“文革”给我家留下的一块难以医治的“创疤”。 在10 年浩劫中,我白白耗费了像10 年内战一样长的宝贵工作时间,落下了严重 的心脏病,有一年突发两次心肌梗塞,医院曾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是10 年来身心 备受折磨和摧残的结果。这也是留在我心灵和身体上的一块难以治愈的“创疤”。 我总算是幸运的,看到了祸国殃民的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覆没,而 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无辜迫害致死、致残,党、国家和各族 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损失,这更是一块无法估量的大“创疤”!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