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人的信 秘鲁作家(其中有许多人永远是我的朋友)很久以来一直在施加压力,要他们 的国家授予我一枚官方勋章。坦白地说,我始终觉得这类勋章是十分可笑的东西。 少数几枚这类勋章我不得不毫无好感地挂在胸前,是为了尽职,是为了当好领事, 也就是为了尽义务和例行公事。我有一欢途经利马,杰出的小说家、《饿狗》的作 者西罗·阿莱格里亚当时是秘鲁作家协会主席,坚持要他的国家给我授勋。我的诗 《马丘比丘之巅》已经成为秘鲁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我的诗句成功地表达了有如那 座大建筑的石块般长眠的某些感情。此外,当时的秘鲁总统、建筑师贝朗德是我的 朋友兼读者。后来,强行把他赶出祖国的革命,意想不到地给了秘鲁一个开辟历史 新途径的政府,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建筑师贝朗德是个无可非议的正直的人,执 著于有点空想的事业终于使他脱离可怕的现实,并使他与深深爱他的人民分开了。 我接受了授予的勋章,这次不是为了我的领事职务,而是为了我的一首诗。此 外,这也并非毫无意义,因为智利人民和秘鲁人民间还有未愈合的伤口。不仅运动 员们、外交家们和国务活动家们有义务尽力把过去流的血止住,诗人们更有理由也 应当这么做,因为诗人的心灵中更少些疆界。 就在那个时期,我去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去参加国际笔会的一次代表大会。 应邀的人中有我的朋友阿瑟·米勒、阿根廷人埃内斯托·萨瓦托和维多利亚·奥坎 波、乌拉圭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 斯。与会的还有来自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们。 到达时有人通知我,古巴作家也受到了邀请。但是卡彭铁尔没有来,因此国际 笔会里有人感到奇怪,要求我把这件事弄清楚。我去找拉丁通讯社驻纽约的代表, 他提议我发一封电报给卡彭铁尔。 经由拉丁通讯社转来的回电说,卡彭铁尔不能来是因为邀请到得太迟,赴美签 证还没有办好。此事看来是有人撒谎了,因为笠证3 个月前就已批准,古巴人也在 3 个月前知道得到邀请并且接受了邀请。我明白,一定是最高当局在最后一刻做出 了不出席的决定。 我一如既往,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我举办了我在纽约的第一次诗歌朗诵会,观 众如潮,只得在剧院外安上电视屏幕,让几千未能入场的观众聆听和观看。我那些 强烈反帝的诗在这些美园群众中引起的反响,使我激动不已。 在那里以及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当学生和普通群众表示赞同我谴责帝国主 义的词句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亲眼证实了,那些与我国人民为敌的美国佬, 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 我接受了几次新闻采访。由一些外来的拉丁美洲人主办的西班牙语版《生活》 画报,对我的意见加以歪曲和删节。我要求予以更正。他们却不加理睬。 不过,删改情况并不严重。他们删去的是我谴责越南战争的一段话,还删去我 谈及当时被杀害的一位黑人领袖的另一段话。数年之后,那位报道这次会晤的女记 者才证实,那篇文章是经新闻检查机构处置过的。 我在访美(此事要归功于我的同行美国作家们)期间得知,美国作家为了使我 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对有关当局施加了不懈的压力。我记得好像他们甚至威胁国 务院说,如果还要拒绝批准我进入美国,国际笔会就通过一项决议进行谴责。在一 次公众集会上,美国诗坛最受尊敬的人物、许多个月后去世的年迈的女诗人玛丽安· 穆尔获得一个荣誉称号,她发言为我由于诗人们团结一致的努力得以合法进入美国 而表示高兴。有人告诉我,她那颤抖的动人言词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然而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的是,我经过这次以最富战斗性的政治与诗歌活动 (其中大部分为了捍卫并支持古巴革命)为特征的旅行之后,刚刚回到智利,就收 到古巴作家们那封恶名昭著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们就差没指责我奴颜婢膝和背叛了。 我的检察官大人们的措词,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可以说,他们都自封为革命导 师,自封为理应指导左派作家的准则的教师爷。 他们傲慢、蛮横又花言巧语地力图“纠正”我在诗歌、社会和革命方面的活动。 我因《马丘比丘之巅》一待所获得的勋章,我参加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我的宣言 和朗诵会,我在虎穴中反对美国制度的言行,上述作家们都竭力加以怀疑、歪曲和 污蔑,其实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刚刚来到革命阵营的,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得到了新 的古巴政府公正或不公正的酬劳。 这个伤人的大信封鼓鼓囊囊地装了许多签名,这些签名都是各个作家和艺术家 协会在会议讲坛上令人怀疑地自发要求签的。那些发起人跑遍哈瓦那,去征集音乐 家、舞蹈家、造型艺术家协会的全体成员的签名。同时还号召数不清的路过那里的 艺术家和作家签名,他们被慷慨地邀请到古巴,住满了豪华饭店。有几位名字被印 在那份不公正的文件末尾的作家,后来托人悄悄给我传递信息说:“我从来没有在 信上签过名;我是看到我从未签过的名字之后才知道内容的。”胡安·马里内略的 一位朋友暗示我,他就遇到了这种事,虽然我从来无法予以证实。我是从别的事情 得到旁证的。 这件事像一个线团、雪球或思想意识上的贪污事件,无论如何都一定会被张扬 得越来越大。马德里、巴黎和其他首都都设立了专门机构,用以大量散发那封满纸 谎言的信件的副本。这一信件成千封地发出去,尤其是从马德里发出,给每个收信 人都寄去二三十封。收到这种信封装饰着邮票大小的佛朗哥肖像,里面装着指控巴 勃罗·聂鲁达为反革命的信,既叫人好笑,又令人感到其用心险恶。 我根本下去打听那次为什么要冲我撒气,我知道政治上的虚伪、思想上的弱点、 文坛的恩怨和嫉妒以及许多别的因素,必然导致这场许多人对一个人的战斗。后来 有人告诉我,那封著名的签名信的热心的起草者、发起者和签名征集者,就是罗伯 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埃德蒙多·德斯诺埃斯和利桑德罗·奥特罗这几个作 家。我不记得看过德斯诺埃斯和奥特罗什么作品,也不认识他们本人。雷塔马尔倒 是认识的。在哈瓦那和巴黎两地,他经常媚态百出地缠住我。他曾对我说,他经常 为我的著作写序,写赞扬我的作品的文章。事实上我从没有看重过他,只把他看作 我们时代政治界和文学界的一名蝇营狗苟之徒。 他们也许以为能够伤害或搞垮我这个革命战士。但是,当我来到智利圣地亚哥 的特亚蒂诺斯街,第一次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及此事时,他们至少在政治方面已经有 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我说: “这是对我们智利党的第一次攻击。”那个时期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斗争。委内 瑞拉、墨西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与古巴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争论。后来, 玻利维亚人陷入悲剧的境地,也不声不响地分道扬镳了。 智利共产党决定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授予我一枚雷卡瓦伦奖章,这是当时新设立 并用以授予党的优秀战士的褒奖。这是一种有分寸的回答。智利共产党明智地应付 了那个出现分歧的时期,坚持用内部讨论的方法解决我们的意见分歧。随着岁月流 逝,对抗的阴影消失了,拉丁美洲两个最重要的共产党之间又有了透彻理解和兄弟 关系。 至于我,我仍然是写过《丰功伟绩颂歌》的那个人。这本诗集我依然喜爱。因 为有它,我不会忘记我是第一个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歌颂古巴革命的诗人。我当然明 白,革命尤其是参加革命的人,不时会犯错误,还会陷于不公正。从未见诸文字的 人类法则,同样影响着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谁也无法避免错误。在伟大的事业里, 某个进程中出现一个盲点,一个小小的盲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迄今依然歌唱、 依然热爱和崇敬古巴革命、古巴人民和那些品格高尚的革命主将。 但是,每个人都有其弱点。我就有许多弱点。例如,我不愿意放弃作为立场坚 定的革命战士的自豪感。也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或者为了我的其他微不足道的弱 点,我至今仍拒绝并将继续拒绝与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我仍然认为是诽谤我的那 封信上签过名的人握手言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