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 当世界上还没有“汽车旅馆,的时候,那时那家荷兰饭店是很不平常的。 它有一座用作餐厅和办公室的很宽敞的主体建筑,其次是一幢幢供一位旅客住 宿的平房,中间都隔着小花园和高大的树木。高高的树冠上栖息着无数鸟儿,有腋 膜的松鼠在枝头飞来飞去,虫子像在大森林里似地吱吱叫。布拉姆皮的任务是精心 照料那只獴,它在新的住处越来越不安了。 此地确实有智利领事馆,至少电话簿上有。次日,我睡足了,穿上最好的衣服, 到领事馆的办公处去。智利的领事徽高挂在一座大楼上。这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大楼。 那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领我到经理(一个面色红润、身材高大的荷兰人)办公室 去。他看上去毫无航运企业经理的气质,倒更像个码头搬运工。 “我是新任智利领事。”我自我介绍道。“首先让我感谢您的帮助,我要求您 让我了解领事馆的主要事务。我要立即就职视事。”“这里只有我是领事!”他怒 气冲冲地答道。 “怎么回事?”“先得把你们欠我的钱付还给我。”他大声说道。 这家伙可能懂点儿航运,可是,他不懂用任何语言说有礼貌的话。他一边急匆 匆地说话,一边忿忿地嚼着劣质的方头雪茄烟,把空气都给污染了。 这个怒气冲天的家伙不让我有一点儿插嘴的机会。他的怒气和方头雪茄烟引起 他一阵阵霄鸣般的咳嗽,这时却没有漱口剂供他清除痰液。我终于能说上一句自卫 的话了: “先生,我没欠您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付给您。我明白,您是名誉领事。 如果您觉得需要讨论,我认为用这种我不准备接受的大喊大叫的办法,是解决不了 问题的。”后来我证实,这个粗野的荷兰人倒是有理的一方。此人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骗局的受害者,这当然不是我的、也不是智利政府的过错。引起荷兰人愤怒的是 曼西利亚这个居心叵测的人物。我已得到证实,曼西利亚这个家伙从来就没有在巴 达维亚履行过领事职务;他住在巴黎已经很久了。他曾经同这个荷兰人达成协议, 由后者执掌他的领事职权,并按月把收到的文件和钱款给他寄去。他保证每月为后 者的工作付一笔酬金,可他从未付过。因此,这个幼稚的荷兰人把他的愤怒像倒塌 的飞檐般劈头盖脸地泄在我头上。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发高烧,感冒,孤独,出血。天气酷热,浑身 大汗淋漓。我的鼻子开始流血,如同童年时代在特木科的严寒天气里那样流血。 我挣扎着活下来,动身去政府大厦。政府大厦在布伊膝佐格,坐落在极其美丽 的植物园深处。官僚们困难万分地把他们的蓝眼睛离开白色文件。 他们拿出也在出汗的铅笔,写上我的名字时也出了几滴汗。 我出来了,比进去时更不舒服了。我沿着林荫道往前走,终于坐在一棵大树下。 这里一切都是健康、清新的;生活散发出宁静而强烈的气息。在我面前,巨人般的 大树的笔直而光滑的银色树干拔地而起,直插百米高空。我在搪瓷牌子上看到了这 些大树的分类说明。它们是我不认识的各种桉树。从寥廓的高空飘下一股幽香,直 送到我的鼻孔里。这树中之王对我怜悯有加,它的一阵幽香使我恢复了健康。 植物园内绿色的庄严气氛,各种各样的树叶,交织着的藤本植物,海星似地在 叶丛间迸发出来的兰花,大海般深沉的林地, 鷱的啼鸣,猴子的尖叫——也许就 是这一切,使我恢复了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和生活的乐趣。 我精神振作地回到饭店,坐在平房的走廊上,桌上放着稿纸和我的獴;我决定 给智利政府发一封电报。我没有墨水。于是我叫来饭店的侍者,用英语要他送一瓶 墨水来。他丝毫也没有听懂的表示,只是叫来跟他一样穿着白衣服和鞋子的另一个 侍者,以帮助翻译我的谜语般难懂的要求。毫无用处。 我一边用英语说墨水,一边将铅笔往一只想象的墨水瓶里蘸一下,早已聚拢来 为头一个侍者出主意的七八个侍者,从他们的腰包里掏出铅笔,一起重复我的动作, 而且激动地用英语喊“墨水,墨水”,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像是正在学习一种新的 仪式。我失望地奔往对面那幢平房,一队穿白衣服的侍者跟在背后。我从一张孤零 零的桌子上拿起一只奇迹般放在那里的墨水瓶,在他们吃惊的眼睛前面晃了晃,对 他们嚷道: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时他们全笑了,齐声说: “Tinta !Tinta !”我这才知道,马来语墨水就叫tinta 。 我恢复执掌领事职权的时刻到了。我争夺的遗产是:一枚磨损了的橡皮图章、 一个盖印用的印台、几个装有收益及其余额的帐目的文件夹。收益余额早已进了那 个从巴黎进行操纵的滑头领事的腰包。那个受骗的荷兰人嘴里不停地咀嚼方头雪茄, 脸上挂着一个失望的大笨汉所具有的冷笑,把那毫无重要意义的一包东西交给我。 我不时地签署领事签征收费单,并在收费单上加盖磨损了的公章。美元就这样 到了我手里,把美元换成盾,紧紧巴巴地够维持我的生活需要——付房租和伙食费, 付布拉姆皮的工钱,照料我那只叫做基里亚的獴的费用(它已明显长大,每日食用 三四个蛋)。此外,我还须买一件白色无尾常礼眼和一件燕尾服,这使我不得不花 去几个月的收入。我几乎总是独自坐在紧挨着宽宽河渠的、顾客盈门的露天咖啡馆 里喝啤酒,或者喝本地产的杜松子酒。 这就是说,我继续过我那绝望而平静的生活。 饭店餐厅的大米餐很豪华。10~15 个侍者排成一长列鱼贯进入餐厅,每个侍 者面前都高高端着一个大盘子。每个大盘子都分成几格,每格都醒目地装着不可思 议的食品。那些花色繁多的食品都以大米饭垫底。我向来是个贪吃的人,且长久以 来吃得很差,就在十七八个侍者端的每个大盘里都挑了一点儿,直挑到我的盘子里 堆得像座小山,奇特的鱼、难以描绘的蛋、意想不到的蔬菜、说不明白的童子鸡、 罕见的肉,像一面旗帜似地盖在我午餐山峰的顶上。中国人说,饮食须色、香、味 三者俱佳。我们饭店的大米餐兼具色、香、味三个优点,而且还多一个优点,即量 多。 就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獴基里亚丢了。它有我到哪里就跟到那里的危险习惯, 步子又快又轻。跟在我后面走,就是要一下子蹿到小汽车、大卡车、人力车和荷兰 人、中国人、马来人来来往往的街上去。对一只在世上只认识两个人的单纯的獴来 说,世界太乱了。 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我回到饭店,一见布拉姆皮的脸,就知道发生了悲剧。 我什么也没问他。不过,当我坐到走廊上的时候,獴没有跳到我膝上,它那毛绒绒 的尾巴也没有伸到我头上。 我在报上登了一则寻獴启事:“丢失獴一只,它名叫基里亚。”没有任何消息。 邻居都没有看见它。它也许已经死了。它永远消失了。 负责照看獴的布拉姆皮感到没脸见人,很久不在我跟前露面。我的衣服,我的 鞋子,都由一个幽灵照料着。有几次,我觉得我听见了基里亚的尖叫声,像是它夜 间从一棵树上叫我。我开了灯,打开窗和门,仔细查看了椰子树。 那不是它。基里亚所认识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大骗局;它的信任在城市这个危 险四伏的森林里被摧毁了。我在愁郁中度过了很长的痛苦时光。 布拉姆皮羞惭万分,决定回国去。对此我很遗憾,不过,事实上那只獴是使我 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一天下午,他来让我看看他新买的衣服,这样他就可以 穿上好衣服返回锡兰他的家乡去。他穿着扣子直扣到脖子的白衣服,突然出现了。 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他乌黑的头上端端正正戴着一顶很大的厨师帽。我忍不住哈哈 大笑起来。布拉姆皮没有生气,反而对我很甜蜜地微笑着——一种原谅我的无知的 微笑。 我在巴达维亚的新住宅,就在一条叫做普罗博林戈的街上。这幢房子有一个客 厅,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我从来没有小汽车,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永远 空着的汽车间。在那幢小房子里,我有多余的空间。我雇了一个爪哇厨娘,她是一 个迷人而且平和的老农妇。我还雇了一个仆人,也是爪哇人,他的工作是侍候我进 餐并替我洗衣服。我在这幢房子里完成了《大地上的住所》那部诗集。 我的孤独感大大加深了。我想结婚。我早已认识一位土生白人姑娘——也可以 说是一位有点儿马来血统的荷兰姑娘,我很喜欢她。她身材苗条,性情温柔,对文 学艺术界毫无所知。[几年之后,我的朋友、传记女作家玛加丽塔·阿吉雷曾就我 的这次婚姻,写过如下的一段文字:“聂鲁达于1932年返回智利。两年前他在巴达 维亚曾与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结婚。她以成为领事夫 人而十分自豪,而且认为美洲是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她不懂西班牙语,但她开始 学了。不过,她没有学会的无疑不仅是语言。尽管如此,她对聂鲁达的依恋之情却 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俩总是在一起。玛鲁卡(聂鲁达这么叫她)身材很高,动作迟 缓,表情严肃。”]我的生活相当单调。我很快就认识了另外一些很可爱的人。古 巴领事及其夫人由于与我语言相同,必然成为我的朋友。这位卡帕布兰卡的同胞不 停地说话,像一台自动机器。他是马查多这个古巴独裁者的正式代表。不过他告诉 我说,政治犯们的衣物——表、戒指、有时甚至金牙——会在哈瓦那湾捕获的鲨鱼 腹中找到。 德国领事赫兹很喜欢现代造型艺术——弗兰兹·马尔克的《蓝马》、威廉·莱 姆布鲁克的瘦长人像。他是个敏感而且浪漫的人,是个拥有几百年文化遗产的犹太 人。我有一次问他: “名字不时出现在报上的那个希特勒,那个排犹和反共的头目,您认为他会上 台吗?”“不可能。”他说。 “怎么不可能呢?历史上连最荒唐的事都应有尽有。”“您真是不了解德国。” 他断然地说。“像那个那么疯狂的煽动者,就是在一个村子里掌权也完全不可能。” 我可怜的朋友,可怜的赫兹领事!那个疯狂的煽动者差点儿统治了全世界。天真的 赫兹连同他的全部文化和高尚的浪漫主义,准已在一个不知名的、恐怖的毒气室里 完结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