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领袖,但是反对党…… 以色列的政治制度颇为奇特,议员不是分选区竞选,而是把全国合为一个选区, 由每个党按照本党候选人的地位列出一张名单,选民根据名单投某个党的票。换言 之,要进行大选,每个党要先行投票,选出党内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排 成名单参加选举。 工党是1977 年2 月23 日进行党内选举的,这也意味着拉宾和佩雷斯为争党 的领袖又有一番好斗。选举的结果,拉宾得了1445 张票,佩雷斯得了1404 张票, 佩雷斯仅以41 票——实际上是21 票之差再次屈居第二把交椅。 比起上次选举所得47.1%的票,这次的支持率已上升到49.3%,佩雷斯心中多 少有了一些满足感。 拉宾虽然再度当选工党领袖,但要使他的党在大选中取得继续执政的地位,前 景并不十分乐观。右翼势力结成的利库德集团人望已有所上升,前总参谋长伊加尔· 亚丁建立的民主变革运动也在迅速吸引支持者。然而,最使工党担心的事情是,担 任公职的工党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揭发存在受贿等腐败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工党在 群众中的威望。 1976 年秋,原以色列银行行长摩西·桑巴尔任满卸任,拉宾任命工党所属的 以色列总工会保健基金会负责人阿瑟·亚德林接任。谁知拉宾的任命宣布不久,报 纸上就揭发说,亚德林曾多次从基金会合同商那里接受回扣。于是亚德林被诉诸法 庭,最后判刑入狱5 年。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被判有罪的资深政府官员。祸不 单行,到了1976 年年底,报刊又揭发工党成员、当时担任住房部长的阿夫拉罕· 奥弗尔有腐败行为。尽管奥弗尔矢口否认有这类问题存在,但1977 年1 月4 日, 人们在特拉维夫以北的·提尔贝鲁克海滩上发现奥弗尔躺在自己的豪华沃尔沃轿车 边,手中拿着一支手枪,一颗子弹芽过他的头颅,身边还有一张解释自杀原因的遗 书。 奥弗尔自杀事件在以色列全国引起震惊,工党的人望也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拉宾和佩雷斯都希望事态能尽快平息下来,以便能在5 月份的大选中尽量为工党多 争一些议席,但新闻界穷迫不舍,不久又揭出影响更大的丑闻。 1977 年3 月15 日,记者丹·玛格丽特在《国土报》披露,拉宾总理的夫人 莉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银行开有美元帐户,这是违反当时的以色列通货法的。 不久,报界又揭露,在开立这一帐户时,拉宾也在上面签了名,因此帐户应被叫作 “拉宾一莉赫帐户”。在采访中,拉宾承认这一帐户的存在,但补充说,帐户内的 存款总额只有2000 美元。 一般说,此类罪过的严重程度是以所涉及的款额来衡量的。如果款额总数不超 过5000 美元,违法者通常不会受到严格的追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总检察长阿 哈隆·巴拉克在受理此事时安慰拉宾说:“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然而,当巴 拉克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求拉宾出示银行帐单时,问题发生了。拉宾显然没有说实 话:他们夫妇在美国银行所开的帐户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款额总数不是2000 美 元,而是23000 美元。巴拉克怀着失望的心情告诉拉宾,尽管拉宾本人可以不知详 情为由免予起诉,但他的夫人无论如何要接受法庭调查。 1977 年4 月7 日晚,整个以色列都在观看卫星转播的特拉维夫马卡比篮球队 在欧洲篮球杯比赛中同意大利队对阵的电视节目。佩雷斯看了一会儿,感到有些疲 乏,对妻子索妮亚道了一句别,先回卧室睡觉了。但他刚铺完床,索妮亚突然跑进 来。“决来,看电视!”她说。 “哪个队胜了?”佩雷斯慢腾腾地问。 “不,不,”索妮亚显然急得有点儿说不出话来了,“是拉宾……”电视屏幕 上出现了拉宾苍白和沮丧的镜头。他显然有些激动,但还是以平静的口气宣布:他 已决定辞去总理和工党领袖的职务。索妮亚看了看自己的丈夫,但佩雷斯脸上毫无 表情。没说一句话,两人回卧室休息了。 根据拉宾的提议,佩雷斯在大选前代行总理职责。4 月21 日,佩雷斯又在党 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党的领袖。经过近30 年的个人奋斗和几年来与拉宾不停 顿的“磕磕碰碰”,佩雷斯终于走上了人生理想的最高位置。然而,他所接受的 “遗产”是苦涩的,难道能设想出现奇迹吗? 1977 年5 月19 日,以色列第9 次全国大选结果揭晓,工党联盟从上届取得 51 个议席猛跌为32 席,而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利库德集团取得了43 个议 席。以色列建国29 年来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的工党第一次退居次位,面对国家警 卫部队从工党总部移防应当产生内阁总理的利库德集团总部的场景,佩雷斯心中怀 有无限的酸楚。他总算走到了党的领袖的位置,但党却成了无权执政的反对党。 以色列议会共有120 个议席,利库德集团若想执政也需与其他党派进行组合。 贝京曾拜访过佩雷斯,讨论联合执政的可能性。但佩雷斯觉得双方分歧太大,没有 答应贝京的要求。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贝京釜底抽薪,打起工党某些资深政治家 的主意来。 5 月下旬的一天,摩西·达扬打来电话,以一种严肃而又确定性的语调告诉佩 雷斯,他已决定接受贝京的邀请,出任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达扬解释说:“我认为, 这是我为国效力的最佳途径……我并没有把这一决定首先告诉你,是因为我要防止 有些人把这一决定说成是我们两人密谋的结果。”佩雷斯对达扬的一番话几乎未作 任何回答。自从政以来,他在每一次关键的场合总是站在达扬方面,从未考虑过自 己的得失。然而,就在他处在最困难的时候,达扬却站在了对立面一方,这使他感 到十分沉痛。不过,5 月26 日会见美国新任驻以大使塞缨尔·刘易斯,当后者问 及达扬入阁贝京政府能否有助和平进程时,佩雷斯还是回答“会的,他是一个真诚 而又具有灵活性的思想家”,没说一句达扬的坏话。佩雷斯感到沉痛,但内心并不 仇恨达扬。 1977 年6 月20 日,贝京正式组成了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新政府。两天后, 佩雷斯向新任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交接工作。当他坐上离去的汽车,看到送行 的军人们向他敬礼时,忍不住潸然泪下…… 然而,大选的失败并没有使佩雷斯消沉下去。经过短暂的反思后,佩雷斯开始 集中精力料理工党内部事务。首先,他会同前财政部长雅胡沙·拉比诺维奇等人一 同整顿党的财务状况,清偿了债务,为活动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其次,他又通过 建立俱乐部等方式收拢已经人心涣散的党的基层活动分子,恢复了各地区组织的活 动。“无官一身轻”,闲暇之时,佩雷斯还阅读了不少书籍,在知识界也结交了一 些新朋友。 1977 年11 月,佩雷斯和夫人索妮亚应美国犹太人联合募捐会的邀请赴美访 问。18 日这一天,两人搭乘飞机从夏威夷前往洛杉矶。在洛杉矶机场,佩雷斯见 到了专程前来等候他的以驻洛杉矶总领事。总领事报告说,刚刚接到国内电报, 埃及总统萨达特将于次日开始他对以色列的访问,国会要他立即返回。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同埃及实现和平对于确保以色列的“生 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就是工党内阁为何同意与埃及签订“脱离接触协议” 和“过渡协议”的主要原因所在。贝京政府上台后,以色列先后通过罗马尼亚总统 齐奥塞斯库、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印度总理德赛得知,埃及总统萨达特希望与以 色列实现和平,以摆脱战争给埃及带来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先贝京政府几个月上台 的美国总统卡特,急切希望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也采取各种措施促使以色列和埃及 开始直接的和平谈判。1977 年11月9 日,萨达特总统在埃及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 为了使埃及的儿童一个也不在战争中死伤,他准备到以色列议会去,“向议员们解 释阿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萨达特的讲话在以色列引起震动,贝京在反复考虑后, 向埃及总统发出了访问以色列的邀请。 得知国会要求其立即返回的消息,佩雷斯并不感到吃惊,因他在登机前已获悉 萨达特将访以的情况。然而,由于得到通知太晚,他赶到纽约时已是次日凌晨,所 有飞越大西洋的班机都已离去。有幸的是,一架以色列的货机正待返航,佩雷斯夫 妇于是就登上了这架飞机。坐货机对佩雷斯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索妮亚来说 却是头一遭。 飞机返回以色列后,佩雷斯又得知,他不仅受邀在议会听取萨达特的演讲,还 需代表反对党在议会致辞。为此,他利用还剩下的几个小时亲自起草发言稿,还请 后来担任以总统、工党内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伊扎克·纳冯为他在《古兰经》中找了 几段可供引用的语录。 11 月19 日傍晚7 时58 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专机降落在本一古里安机场, 同一位以色列诗人的话说,“一个为了新一代人的时代开始了”。 佩雷斯作为重要人士参加了以色列方面接待萨达特的活动。 用达扬的话说,他在议会以反对党的名义所作的致辞“也很精彩”。但一想到 萨达特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与贝京拥抱的场景,佩雷斯的心情就不能安定下来。 他相信,只要贝京政府同埃及缔结和平条约,这个政府就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 持下去,而工党则无缘重新执掌政权,为了尽早重新成为“在朝党”,他决心介入 埃以间的和约谈判。 在萨达特结束对以色列的“历史性访问”后,埃以代表开始进行缔结和平条约 的谈判。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两方面:(1 )埃及要以军退回到1967 年以前的边界 去,以色列则只承认有一条“国际公认的边界”,换言之,双方在边界走向问题上 有不同的看法;(2 )埃及要求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 列拒绝这样做。 埃以会谈进行到1978 年1 月底陷入僵局。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向佩 雷斯发出邀请,打算安排佩与访美后途经奥的萨达特会一次面,了解一下谈判陷入 僵局的症结所在,这给了佩雷斯一个介入埃以和谈的机会。 1978 年2 月10 日,佩雷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见到了萨达特。谈话一开始, 萨达特就告诉佩雷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喜欢非正式的、朋友般的谈话。” 这使谈话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融洽。萨达特抱怨说,埃以谈判陷入僵局,这主要是 由于贝京不肯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定居点问题上作让步,而且还因为以方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设置了一道“避而不谈”的墙。说到最后,萨达特提到了本一古里安,说他 才是一个“敢做重大决定的政治家”。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称赞本一古里安,佩雷斯心中就会感到无限自豪, 因为他本人就是在本一古里安一手栽培下成长起来的。他原想从一个以色列政治家 的角度对萨达特所讲有些问题作一番解释,但考虑到初次见面,就只说了愿把埃及 方面的意见转达给贝京政府之类的话。 回到以色列后,佩雷斯面见贝京,如实地转达了萨达特的看法。贝京彬彬有礼 地对此表示感谢,还对佩雷斯此次奥地利之行说了一些恭维的话。这是第一次、也 是最后一次两人用如此平和的语言互相沟通情况。 为了更进一步参与埃以和平进程,佩雷斯3 、4 月间还出访了罗马尼亚、加拿 大和美国,结识了不少这些国家的政界人士。然而,在同时,萨达特同贝京之间的 谈判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在某些地方还出现倒退。埃及方面要求在和约中加入有关 西岸问题的原则声明,以色列代表则强调埃以间的和平与西岸问题无关。一怒之下, 萨达特宣布中止谈判,并拒绝接待贝京政府派来的代表。埃以和平进程出现了“危 机”。 贝京政府不仅在对外关系方面碰到“危机”,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通货膨胀 率直线上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有传言说,贝京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必须 靠吃药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报纸上已经出现了要求更换政府的言论,佩雷斯和他所 领导的工党自然也就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注意。 就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打电话给佩雷斯,表示对目前的埃以和 平进程非常关心,并认为此时佩雷斯与萨达特的会面将有助于这一进程的推进。6 月30 日,克赖斯基再次打电话给佩雷斯,告诉他奥地利方面与埃及总统联系的情 况:萨达特愿意参加一个“四边会面”,不仅有他自己和佩雷斯,还有克赖斯基和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佩雷斯觉得,如果他拒绝克赖斯基的建议,他的工党将会失 去一个与利库德集团一较高低的机会。他答应奥方说,他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四边 会面”,但此事要先经贝京同意。 佩雷斯按约定时间赶到耶路撤冷贝京家中时,贝京正忙着做接待美国副总统的 准备工作。他告诉佩雷斯,他不反对佩雷斯去见萨达特,但建议佩先与达扬谈一谈, 以便协调朝野两党的立场。 佩雷斯与达扬约好了两天以后正式谈一谈,没想到之中出了麻烦。报界披露了 佩雷斯将与萨达特会面的消息,人们都怀疑这是埃及总统为向贝京施加压力而故意 透露出来的。达扬为此在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激烈抨击佩雷斯,说埃以外长已定 于7 月底在伦敦会谈,佩雷斯与萨达特的会面显然是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这是达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指责佩雷斯,佩雷斯感到既气愤,又有些困窘。 他没有直接回应达扬,而是找到了贝京,质问后者为何不反对自己同萨达特会面, 却又纵容阁员在议会发起“攻击”。贝京回答说,“不反对”并不意味着“欢迎”, 事实上他认为这次会面根本没有必要。 佩雷斯恼火透了。他召集工党政治委员会开会,下决心,倘若有一名成员有不 同意见,他就取消与萨达特的会面。历来的政争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包括梅厄夫人在内的政治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致赞同佩雷斯与萨达特会面。就这样, 佩雷斯于7 月8 日来到维也纳。 奥地利政府为“四边会面”提供了国宾式的礼遇,客人不论是不是在朝的领导 人,出入都由摩托车队开道。会面是在总理府大厅举行的,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 纳会议所使用的场所。克赖斯基和勃兰特仅仅是礼节性地参加了会面,除了记者招 待会和宴会上出场,他们把时间都留给了佩雷斯和萨达特。 萨达特告诉佩雷斯,尽管美国总统卡特多次要求他同贝京和达扬重开谈判,但 他还是拒绝了。他觉得贝京和达扬满脑子装的都是上一代人的思想,好像不同宗教 信仰的人无法真正实现和平共处。萨达特说,他自己的岳母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而 且长期与他们夫妇住在一起。从生活的经历中他相信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平等地生 活在一起,只可惜贝京和达扬不这样考虑巴勒斯坦人。 虽然内心中不是这样想,但佩雷斯还是决定为贝京和达扬说几句好话。 佩雷斯告诉萨达特,达扬过去在开通西岸前往约旦“通道”的问题上是持积极 态度的,贝京在被占领土自治问题上也作过让步。说着,佩雷斯掏出一份联合声明 草案供萨达特过目。这份草案是在克赖斯基和勃兰特参与下起草和修改的,也是这 次“四边会面”所要达成的主要文件。 萨达特叫副官拿来老花镜,仔细地揣摩文件用词的含义。佩雷斯临时请埃及总 统把“恢复接触”一句改为“诙复萨达特开创的进程”,此外两人未再作任何修改。 这一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维也纳文件”,除呼吁重开谈判外,还有两点比较引人 注目的地方:一是文件同意“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242 号和第338 号决议确定有关 边界”,也就是恢复1967 年以前的埃以边界状况;二是文件声明,“为了解决巴 勒斯坦人的问题,有关方面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有权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参加谈判 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尽管这一文件既无法律约束力也不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但它毕竟是埃以和平进程停顿数个月后又刮起的一场可能吹绽鲜花的春风,所以在 国际舆论界也产生了重大反响,克赖斯基和勃兰特也因此获得不少赞誉。 或许是英国首相卡拉汉和外交大臣欧文不愿落在德、奥领导人后面,他们把佩 雷斯从维也纳请到了伦敦。到了伦敦佩雷斯才知道,约旦国王侯赛因其时正在英国, 卡拉汉有意安排二人会面,以期在约以方面取得一些突破,“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侯赛因是佩雷斯的老相识,这次又愿意同佩雷斯谈谈在西岸实行约以行政共管 的问题,但佩雷斯却坚持要先取得贝京的同意。佩雷斯相信贝京不会让自己出这个 风头,后来得到的消息果然是这样。当佩雷斯最终告诉卡拉汉他无法会见侯赛因时, 这位英国首相显得颇有些疑惑不解。 其实,佩雷斯早就约定好要秘密会见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他离开伦敦后到了巴黎,7 月17 日和18 日两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记者 们被告之,由于旅途疲劳,佩雷斯要在某个僻静之处休息几天。事实上,他在法国 政府的安排下乘飞机前往北非的拉巴特,去会见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 佩雷斯与哈桑二世见面并不构成以色列外交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在阿拉伯世界 中,摩洛哥对境内的犹太人算得上是比较宽容的。拉宾担任总理时,曾于1976 年 秘密访问摩洛哥,其后双方也一直保持着接触。在拉巴特王宫中,哈桑二世与佩雷 斯探讨了埃以谈判危机、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大国间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两人对这次会面都感到颇为满意。 7 月18 日晚佩雷斯返回以色列,第二天就碰到议会辩论西岸问题。贝京在发 言中拿着一张登有维也纳联合声明的报纸,指斥为“拿领土作妥协”,然后愤怒地 将报纸一撕为二。 贝京的举动使佩雷斯感到十分气愤,站起来打断贝京的谈话,说,“在我没有 指出这一文件的要点前,你的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然而,贝京就好像没有听到 佩雷斯的讲话似的,继续他的发言。佩雷斯觉得尴尬,无形中也凭添了几分气恼。 中午休会时,贝京在走廊里碰到佩雷斯,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客客气 气地对他说:“我们在一块儿吃午饭好吗?”就这样,两人一同到议会餐厅就餐。 席间,佩雷斯平心静气地向贝京解释了“维也纳文件”得以达成的背景和基本思路, 还讲述了他秘密访问摩洛哥的详情。贝京在席间倒没有说什么,但下午就向新闻界 透露了佩雷斯访摩一事,并把它描述为一种“乞讨般的旅行”。佩雷斯觉得贝京的 举动完全是“小人的伎俩”,因此打消了他原来企图在埃以和平进程方面开展两党 合作的想法。 欧洲国家在埃以和平进程方面的主动行动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总统卡特,在国务 卿万斯1978 年8 月中东“穿梭”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他于9 月把萨达特和贝京 请到距华盛顿不远的美国总统休假地戴维营,力图使双方在谈判中取得全面突破。 经过12 天曲折跌宕的讨价还价,萨达特和贝京终于在卡特的劝说和压力下签 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埃以和平条约的纲要》,统称“戴 维营协议”。前一个纲要规定:在埃以缔结和约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军在二 到三年内从西奈半岛撤退到“国际边界”之后。后一个纲要规定:由埃及、以色列 和约旦商定在西岸和加沙建立自治机构的问题;经大家同意的巴勒斯坦人可在埃及 或约旦的代表团内参加谈判;以军将重新部署到指定的安全地点,而获得自治的巴 勒斯坦人将拥有“合法的权利”。 与萨达特同佩雷斯签署的“维也纳文件”不同,“戴维营协议”并没提“恢复 1967 年以前的埃以边界”,而代之以所谓“国际边界”,这主要因为贝京政府认 为埃以边界靠红海的塔巴地区依以往的“国际边界”属以色列所有,而在1948 年 后为埃及所占领(后经国际法院裁定,塔巴地区归埃及所有)。“戴维营协议”与 “维也纳文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答应未来赋予巴勒斯坦人以“合法 权利”,而后者则同意巴勒斯坦人有权通过谈判来决定他们的未来。两个文件相比, “戴维营协议”显然作了更有利于以色列的规定,因此贝京政府在国内的人望也有 所提高。工党原希望通过推进埃以和平进程加速重新执政的可能,但“戴维营协议” 破灭了他们的幻想。 出于政党斗争的需要,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要求本党议会党团在批准 “戴维营协议”问题上给贝京政府设置障碍。阿隆等人就提出,鉴于协议规定要拆 除以色列设在西奈半岛的定居点,这将给以方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所以,工党议 会党团应要求把有关拆除定居点条款从总协议中分离出来单独表决。佩雷斯虽然因 利库德集团在埃以谈判中占了先手而感到气恼,但他不赞成为党派之争而拒绝批准 “戴维营协议”。他告诉党员:“我们不是在一个好协议还是一个坏协议之中进行 选择,而是选择和平的机会还是回到战争状态中去。”在他的努力下,工党中央委 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赞同批准协议,这使得“戴维营协议”得以在以色列议会顺利获 得批准。1979 年3 月27日,萨达特和贝京又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卡特的主持 下签订了埃以和平条约。在30 余年的战争风雨过后,以色列终于同它的一个阿拉 伯邻国实现了和平。 佩雷斯作为以色列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也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 仪式结束后,萨达特表示愿同他进行一次私下会晤,于是两人在次日见了面。在签 约的当天晚上,美国前国务卿也专门宴请了佩雷斯。虽说这两次会面都没谈什么实 质性问题,但经新闻界报知公众,多少也替佩雷斯和工党挽回了一些面子。 正当佩雷斯准备重整旗鼓、与利库德集团再决高低时,麻烦又从工党内部冒了 出来。早在几个月前,佩雷斯就得知拉宾所撰写的回忆录已付梓准备出版,也料到 其中必有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回国不久,拉宾的回忆录问世了。 出佩雷斯预料之外,拉宾在书中讲到担任总理后的情况时,几乎处处都夹杂着 对佩雷斯的攻击。拉宾指责佩雷斯觊觎他的总理职位,嘲笑佩雷斯连当国防部长都 不称职,更何况干总理了。拉宾还发誓说他今后决不再在佩雷斯当头儿的政府中任 职。这些指责与其说没有任何事实作证据,还不如说作者根本就没想举出证据来。 由于拉宾的自传成了利库德集团攻击工党的武器,工党联盟行政委员会于1979 年7 月12 日召开会议,讨论对拉宾著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对策。 与会者质问到场的拉宾:既然拉宾认为佩雷斯在德才方面都不足以充大任,为 什么因夫人外汇存款丑闻下台时还要提议佩雷斯代行总理职务?为什么在后来的大 选中又赞成佩雷斯做党的领衔人物?前司法部长哈伊姆·扎多克指出:拉宾的书损 害的不是佩雷斯的名誉,而是自己的威望和工党的人心。 按照会议上激发起来的情绪,佩雷斯完全有条件使工党行政委员会通过一个决 议,谴责拉宾破坏佩雷斯和工党名誉的行为。但佩雷斯却一时缺乏果断性,致使对 拉宾的“反击”并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 佩雷斯的做法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基层党员在没有看到党的决议的情况下, 误认为拉宾的自传纯粹是佩雷斯与拉宾意气之争的结果——拉宾固然不怎么样,但 佩雷斯也未见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工党的另一个著名人物阿隆站出来,宣布他 准备竞选工党领袖。 对佩雷斯来说,党内的斗争真可谓“一波未伏、一波又起”。面对阿隆的挑战, 他只得硬着头皮又进行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然而,斗争开始不久,阿隆就因心脏 病突发而于1980 年2 月2 日去世。佩雷斯总算躲过一场党内“恶战”,只是不少 过去阿隆的属下因派别之见投到了拉宾的门下,这使他感到颇为遗憾。为了使党内 纷争有所缓和,佩雷斯决定把矛头引向党外,因此他提出争取提前大选的口号,换 言之,就是要创造一种使贝京政府任期未满而不得不下台的形势。为此,他于1980 年4 月访问美国,希望从这个以色列最大的“施主”那里取得一些支持。1980 年 是美国的大选年,企图连任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也希望从盟友那里取得某种支持。 “戴维营协议”签署后,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中遭到激烈抨击,阿拉伯联盟总部也 从埃及迁到了突尼斯。除埃以之间关系发展尚属正常外,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下来。 卡特告诉佩雷斯,如果以色列工党能和利库德集团中的埃泽尔·魏茨曼等人结成联 盟,他相信“和平进程将会重新向前推进”。卡特这种故意不提贝京等人的话使佩 雷斯深受鼓舞,相信这位民主党人再度当选后定能为工党在以色列重新执政伸出援 助之手。然而,佩雷斯一回国,就发现工党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关系面临考验。右 翼的泰西亚党议员果拉·科恩在议会提出议案,要求从法律上确认耻路撒冷作为一 个统一的城市成为以色列的首都。 耶路撤冷旧城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1948 年战争结 束后,以色列占领了该城西区,约旦占领了包括旧城在内的东区。1950年,以色列 宣布迁都耶路撤冷,1967 年又占领了整个城市。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是反对以色列 将整个耶路撤冷城作为首都的。美国卡特政府在得知果拉·科恩提案后警告说,如 果该议案成为法律、和平进程将会中断。将大使馆设在西耶路撤冷的11 个国家中 的大多数表示,如果该议案生效,它们将把使馆迁到大多数国家设馆的特拉维夫去。 然而,贝京却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警告给了利库德集团一个机会。他宣布利 库德集团支持果拉·科恩的议案,实际上是把球踢给了工党——你们不是与卡特政 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吗,那就请决定是否接受美国的警告吧! 贝京踢来的球对佩雷斯来说确实是桩棘手的事。1967 年战争打响后,以色列 士兵冒死冲进耶路撒冷旧城,未等打扫战场,趴在犹太圣地“西墙”下放声痛哭— —经过逾千年的背井离乡,他们又回到民族的发祥地,心灵与土地交织,哪个以色 列领导人敢于把二者再分割开呢?佩雷斯和工党议员们最终对果拉·科恩的议案投 了赞成票,但也遭到事前可以预想到的惨痛后果: 世界各国几乎是一致严厉谴责,除洪都拉斯外,其他10 个原在耶路撒冷设馆 的国家都把大使馆迁到了特拉维夫。佩雷斯的美国之行不仅没有给工党执政带来希 望,而且成了利库德集团的笑柄…… “外伤未消,内忧又患。”工党定于1980 年12 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但距 会议不到两个月,拉宾写信给佩雷斯说:“我想通知你,我将参加工党大会并竞争 党的主席职务。”一位佩雷斯的助手看了来信后说:“这意味着战争!”的确,这 是一场“战争”,而且“战火”还在不断扩大。11 月22 日,距各地工党机构选 举代表还有三天时间,佩雷斯最得力的助手、年轻的政治学博士约西·贝林带来了 更令人气恼的消息:法国《快报》杂志登载一则报道,说臭名远扬的特拉维夫“地 下”建筑承包商贝特扎尔·米泽拉西在1977年贷给拉宾一笔款子,用以支付拉宾夫 人因在美国开设非法帐户所交的罚金,而佩雷斯手中握有一张米泽拉西出贷给拉宾 夫人的支票的复件。换言之,报道希望读者理解:佩雷斯手中握着拉宾的短处,他 会随时在竞选党的主席席位过程中把这张牌打出来。抓人家的小辫子,这是政治家 所应有的道德吗? 拉宾抓住时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在简短地否定了法国《快报》对他与米泽拉西 关系的报道后,一口气向记者们提出了好几点疑问:是谁把这样一种粗制滥造的谣 言告诉给《快报》的呢?其意图何在?……到了最后,拉宾说了这样一句话:“要 猜是谁,这并不难,当然不会是真正关心我的人了。”多亏约西·贝林提前得到消 息。就在拉宾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同时,佩雷斯也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指责法 国《快报》的歪曲性报道,并坚决否认自己存有一张贷给拉宾夫人款项的支票复件。 结果,佩雷斯与拉宾的“政治战争”变成了分别接受记者采访的“防御战”,还真 有一个人守不住“阵地”了。拉宾开始时告诉记者,为了替夫人支付罚金,他借了 两笔钱,但都不是从米泽拉西那里来的。一笔钱借自一位亲戚,金额为7 万以色列 镑,到采访时已经还了;另一笔钱借自一位叫诺曼·伯恩施坦的美国朋友,金额为 1 万美元,当时还没有还。拉宾还向记者出示了他的存款簿,从上面的情况看,这 位政治家存款几乎已到了“零位”。 然而,没过两天,报界就透露出一个新消息:拉宾在另外一家银行还有一笔存 款,其数额相当7.3 万美元,在一个老百姓看来,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人们不 免要问,拉宾既然有钱,为什么还要向诺曼·伯恩施坦去借? 反过来说,这个美国人为何又这么大方地把钱借给拉宾?记者没能向拉宾提出 这样的问题,因为他退却了…… 党的代表会议的选举结果这下子是可以预测的了,但谁也没想到佩雷斯能以得 到71.12 %的选票大获全胜。在热烈的掌声中,佩雷斯走到讲台边,说了几句客套 话后,就宣布他愿和拉宾言归于好。坐在一边的拉宾似乎是坐不住了,他走过来, 伸出了自己的手…… -------- 泉石书库